初入阶段：志愿者

非政府组织其实是社区外部的优势群体，他们意识到目标群体的困境，带着资金来做援助和发展项目。SEE执行团队的目标是，通过项目促使当地农牧民自己行动，改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使阿拉善的生态改善。来做志愿者的成员，在学校里长长短短地参加过不同的公益活动。加入SEE的执行团队，要先做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的志愿者，或者项目干事。

我与NGO

他们告诉我，在大学当志愿者时，对环境保护、扶贫行动、农村发展、赈灾行动等词汇都有耳闻并参加了一些活动。特别是近些年，NGO在大学中招募假期志愿者，还有专家和教授有社区发展评估项目，他们就跟了去。有个研究生志愿者在做的中间“发觉很多东西很新鲜，是做学生时从来没有学过的……而学科里能实践的东西特少。因为感兴趣，就会想那些（实际的）东西……去看专家做分析”。

他们大都这样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思考那些新词汇和行动的意义。例如，贫困的原因和“参与”的意义。

这些志愿者大部分做过学生领袖，发起大学的环保社团，做环境保育，例如中华虎凤蝶、白暨豚的保护，有的夏天参加国际计划的水域环境项目、孤儿院和艾滋关怀行动。一个志愿者来团队之前：

[我]在大学参加了保护中华虎凤蝶的活动……它们要小灌木提供食物和栖息地。城市发展，[虎凤蝶]生活的环境被破坏，数量急剧下降……后来发现光懂知识和做宣传很没有效果。一个做环保的老师终于发现虎凤蝶喜欢一种植物叫杜蘅，租了半亩地做了一小片保护地。蝴蝶冬天需要阳光，我们把周围的竹子砍掉。做那些事，要冬天夏天跑来跑去。第一年杜蘅长出来后再去观察，发现叶子上有很多幼虫。我们技术组的吴琪老师说了：第一次在一个区域里面发现如此多的虫卵，而且没有花多少钱就开辟了实验地。但要跟社区合作才能扩大保护地，去跟政府要10亩地吧，老师和学生做不到了！

他们“也深入实地做社区项目，但大多失败了，大学生有很多限制”，缺乏经验和能力、资金、指导，“我们主要是参加宣传性活动，没有办法深入，达不到参与式”。

团队成员多半来自农村，公益活动触发思考。一个成员的父亲当过兵做过农民工，后来把妈妈和他们兄弟俩接到城边住。在家人的鼎力支持下，他读完了大学。

大学时，他就做志愿者，重新回到那个一家人已经离开的环境。当自己站在那些和自己父母兄弟一样的村民前面，“公平”“权力”“平等”等词汇触动他重新解读：现实里不合理的东西就嵌在“现代化的”体制内。还有不合理的，例如整个人群“疾病时没有钱的无奈，[我]看到那些陷入不利状况的人群，那些孤儿、艾滋病病人，有过类似[无可奈何]的经历，[我]可以做一些事，改善那种状态”。

这个小伙子毕业后参加了一个NGO，越过种种障碍，去为艾滋病病人送药，去照顾孤儿，去教孩子照顾自己生病的父母。

从心底里涌出来情感，其意义越过了“工作”。一个女成员觉得，“那些办公室里堆在面前几百页的文件、责任，把整个人捆死了，就这么年轻，你就没有什么创造力，没什么自己的思想的话，那太可怕了……去认识这个[实际的]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他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偏离了老师、父母、权威书本教诲。毕业时要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当时觉得自己的选择很迷茫嘛，要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体制内、企业内、城市办公室内的工作，“不是我想做的事”“不太想去重复那些限制性太大的”“听从的、不合理”的工作。“NGO提供一个做事的空间，就试试。”

“那些参与式、内生式、社区的自动起来做事，是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那是一种新的社会活动”，“我来是为多听听、多看看的，看看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回事，也研究研究[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尝试下去观察，就是这么个心态”。

在实际中思考自己还不确定的东西，思维、道德突破了以书本、政府政策和家长为依归的文化。“毕业了，终于可以选择了！”他们知道自己“有些另类”，与“其他升学和找工作的同学”不同。“周边的同学嘛，考研、当公务员、进入公司企业、当流行的村官的都有。”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容忍自己不确定的意识，给自己的思维一个空间：“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嘛……NGO的存在肯定有它合理的一方面，我的个性是去‘珍惜’, NGO应该是我要珍惜的一个机会吧！”

为了逃避人们不解的询问，有的甚至长期瞒住家里的亲人做NGO。有个小伙子是自己做的组织被报道了，家里人才知道。

将来自己是什么，他们不清楚，身份不确定，前景不明朗，就像在迷茫大雾的山里行走。“在阿拉善做个志愿者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看自己想做什么。”确定的是，他们要给自己机会和时间，自己去确定。他们做福特、宣明会、乐施会、爱德基金会、国际保护、艾滋病孤儿等项目，现在选了SEE协会团队，是因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环保任务，是因为邓仪的“内生式经验是好像与其他参与式有点不同”，是因为“它有空间给我，相对其他NGO容忍度高”。

进入实地的感触

最初的志愿者工作大约有两种情况，协助老师和专家做项目；做会议准备、行政杂务，实地评估背器材，或者参与式讨论做纪录。他们多是项目官员的现场跟随，不断接触到新鲜的词汇，像PRA、基层民主等和新的经历。

大家坐在一块，不管是官员也好，村民也好，大家拿个大白纸来画，做很多卡片，是我们那种学习里面没有的。那次之后我就觉得，哎！那个东西挺好的，因为它非常快啊，但是也有很多毛病，但是它有它的优势，要是跟我们人类学的这种详细的长时间的调查访谈结合起来，是挺不错的东西。我最后写的论文好像涉及一点点这个东西呢。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觉得有东西可学。

他们接触的范围很广，有村民、政府官员、学校老师、大学教授和国际各种专家、企业家。“了解一群人在一起做什么，一接触就觉得，哎，那个东西挺好的，才知道这个就是研究啊，知道好多东西吧！”

志愿者没有接受正式培训就直接进入场景中。一个成员曾经到陕西农村一个国际“水与环境卫生”的项目。项目领袖“大概讲解后，就提供各种资料，照着做……项目已经设计好的”。志愿者进入村子和学校，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法做宣传和组织活动，给孩子讲刷牙、洗脸、便后洗手的卫生习惯，改善农村儿童的生活环境。这个组织还为农户从窑洞里搬迁出来提供一些卫生和用水的条件，例如建水窖和干湿卫生厕所等等。志愿者的任务很简单：做宣传并观察孩子没有使用卫生用水的方法。对没有使用的人，继续跟进做宣讲，根据资料向他们讲解使用的好处。在村子待了一个多月后，他们对行动目的的了解还是十分模糊。

开始做活动“发现一个个孩子失学的时候，能让他重新去上学，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事情，自己得到满足。就像把海边搁浅的小鱼扔回到大海里了，是件高兴的事情。后来高兴不了，开始思考这种想法是不是对呢”。

“那个节水的项目执行期短，老百姓缺乏环保和科技知识的，国际项目采取了在村子里自上而下去推行的，操作手法就是动员村领导、村长、村书记跟老百姓接触，靠他们去领导操作。”那种方法“肯定不可能推广……也不是被扶贫的人想要的结果，很多项目不自然地走到这样一种困境。开会（村民们）头天的时候说得很好，几个人的名字都写上准备开始干，第二天全退了，第三天再回复到原来：不干了！不干了！我们还是种我们的庄稼去！”

开始志愿者“非常乐观的，后来就觉得乐观不起来。因为看到现实有好多困难，都是我没有能力去解决的，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他们“想了解和研究这个现象，就思考扶贫项目的设计，也发觉他们与村民互动能力很低。调查访谈、项目评估、与农民的沟通啊，都是没有认真想过的东西，学校里没有教过。有项目啦，你感觉要很多能力去应付实际环境，能应付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例如，“村民不做财务管理，不计算节水成本，自己与村民交流也讲不清楚。光靠宣传难改变村民的行为！”这个志愿者开始反思自己的能力有什么问题！

一个志愿者回忆：“当初进去的时候，认为这个毕竟算是一件比较高尚的事……比较激进，做着做着心态开始平和了，发现如果想去做事的话，你必须以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激情不可少，但必须自己职业化，否则你做不长的。我每天面对艾滋病人，要定期访问、送药检查，调查村子里艾滋病人遇到的阻挠。后来告诉自己，不要把这看做一份高尚职业，只能说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我喜欢这份职业，我的兴趣在这里，不再自认为很高尚了……是我选择了的，后来心态平和了。”

“这份工作不仅仅是救济，不仅仅是使自己得到满足。”对病人的保障、孤儿保育，“有民间在做，有国际NGO倡导，也有政府的责任和意识……通过社会的力量、民间的媒体、国际的压力，也触动了政府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要让政府从没有作为到有作为。后来，2004年始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病人握手、温家宝总理过年时到了感染者最多的村。……是一个整体社会的认识的过程，要整个社会、政府学习，否则很难改变病人的状况，也要其他机构的配合。”

“NGO的行动往往引起媒体的注意，激情冲动的呼声大，而缺少在基层做的人。你可以统计，国内的办公室在北京、昆明、成都城市里很多，下面做事的人不够，除了几个本土的。我们在艾滋病村来回跑，我们缺乏人和支援。资源还在上面，我希望资源下沉，人力、物力、财力。什么做项目的人员流失？他们2005年非要在北京设办公室，说好筹款。开封办公室才400块钱，但那边一套房子就3000块钱……包括人员之间的问题、项目之间的问题、管理团队和项目团队的问题。管理团队不懂！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走，只有平行线没有交叉点，冲突很大，根本没共同语言。我们提出北京办公室的人必须得在项目地选拔，先在这个地方实习。招聘的条件是：工作地方不是上海和北京办公室，而是项目地，然后在项目这中间选拔人才，提拔管理人员。因为这种是很优秀的人才。刚开始我可以靠激情来做；但你发现人多了之后，资源上浮。一个组织出事：一个是资金问题，一个是人的问题。资金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嘛！人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做项目？管理团队怎么做？我们看团队发展得不是特别好。我喜欢做事落到实处：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更多地偏向在社区怎么做，希望把脚扎在泥土里面。你可以做一些高喊口号的，但我希望在下面，不希望浮在上面，那是没有用的。那和我的东西正好相反了。我们（NGO）原来是自下而上，现在（趋势）慢慢地偏向那么所谓的主流的NGO去做呢！我疑惑了，在寻找一些组织不这么做的，所以就来了阿拉善！”

最初的任务

NGO“促进、转变啊，不知道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但有人做它就有一定的理由吧！”有些成员参加过培训，“如果参加过主流培训的话，会发现培训的套路是大同小异，一开始很感兴趣，听多了之后思考一下觉得都一样。比如先来个互动，先介绍人员，只是方式不一样，之后再来个什么别的活动，你会感觉没有多大的区别。这里（阿拉善团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里空间给得大，在一种环境氛围里面……给了各种的讲座，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SEE团队的吸引力是，“邓仪对从他的草海项目一直到现在，他对SEE的专注。他对项目的不断的追求，特别是在中国现实环境下，他一步步往上走的追求，不仅是收益上还包括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上……这种实际行动已经超出了现在一般项目能达到的效果了。所以，我们听到师姐师哥说，就来学习”。

一个初来的志愿者到腰坝贺兰队住下来，邓老师只是说：“这个平台，你有多大才能你就发挥多大能力。”工作是：“你就去听，多听了就明白了。去认识这个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正好村民在准备建一个自动化挤奶的奶台方便集中挤奶。从2006年春村民开始提议，村民自己慢慢地要沟通，说要建个奶台。他们非常着急了，一直进行了两个月，就是怎么集资啊，怎么建，建在哪啊，我去那会刚好就是经历了这么个阶段。我住在那，村民没事就说这些嘛，我很容易就接触他们。我就待在那里听，前期听不明白，就找他们了解啊，找他谈啊，然后有的人就很乐意跟你说嘛。听多了就明白了。”

团队管理者让志愿者“试一试，给他们空间，找到自我感觉”。这与志愿者的目的吻合了，他们就是来寻找选择的。

随着实际问题的出现，他们遇到冲突：自己的满足感与目标人群的需求，与自己的能力。他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NGO，他们常常私下交流，发现大家的经验有差异，能学到的东西不同，就互相介绍经验。

在初入NGO时，他们的状态非常不稳定。大部分的NGO缺乏人力资源的支持和辅导，包括SEE这个执行团队。志愿者在大学同学和公益事业同伴中建立起了一个网络，心理上有了“危机”和困惑，就找NGO师哥师姐，天天用手机和电邮交流。师哥师姐们要照顾师弟师妹，帮他们解读受到的冲击，提供心理上的安慰，互相分析情景，议论各自NGO的利弊，讨论着全国每个NGO的领袖的作为。一个冲动或一个好心介绍，一个团队成员就可能跳槽，这常常使团队措手不及，导致项目执行受影响。

例如，一个志愿者看了SEE的网页：“网页上挂的东西吸引我的没有啥，SEE也不太受社会欢迎……最吸引我的是师兄跟我谈的邓仪。我就到会计事务所跟师姐说我要提前终止合同，就来了SEE。”同样的情况有几个，听到朋友讲内生式的故事就来了。他们“确实没想过远大理想之类东西，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朋友也说到我们这里来，可以的话就在协会一直待着，不行的话再去别的地方”。

正所谓：NGO聚集了有理想有热情的志愿者。他们长期在社会基层，资金和社会环境的压力、个人成长转折、团队管理、项目前景等等，都使组织和他们自己常常陷入危机，至今成百上千的NGO就三五人的规模。许多组织多次裂变，团队人员来来去去，项目实施不连贯。他们走时又介绍新的志愿者来，来去时也交代去留的利弊。

但在这一阶段，他们倔强而坚持。所以，企业家来了，他们也要把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亮一亮。企业家对团队对他们是又爱又气。有些价值理念这代企业家甚至30年前就在讨论和考虑，如今碰到比自己当年还要牛的小青年，尽拿些词汇来糊弄卖关子。但他们毕竟刚刚迈出人生第一步。他们也常常被误解为主流工作市场外的另类，有人甚至十年都走不出第一程路。师姐、师妹、师哥、师弟聚会时，甚至抱头大哭，相互宽慰各自的苦楚和迷惑。但对他们来说，“要没有这个经历，就不可能了解之前不可能接触到的，想先要这个经历，然后再追求我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