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创教宣立
信行创立三阶教，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发展演进。但无论僧传、经录、塔铭，均无明确划分之说。开皇九年（589）信行入京，不但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三阶教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如果信行没有这个入京，三阶教可能不成功。当然在信行的顽强努力之下，会有一定的影响，聚起一些门徒，但是其范围与程度可能极为有限。32年中追随者仅有四人，未必完全属实，不过其产生不了全国性的大影响，也难以逃脱自生自灭，湮没无闻的命运。高炯召其入京后，信行居于真寂院中，三阶门徒骤增，居寺多达五所，教典也流行，其宗派倏成气候。所以，开皇九年入京事可以作为信行创教成功、立宗甫成的标志。至于开皇末年即遭禁令，那已是信行身后的事，又可说明宗派已成，否则不必朝廷出面而禁停其典，不听流行。
但是就信行初萌草创时的情况，各种描述说明都语焉不详，颇为简略。从信行自述之中，我们可知其从16岁就开始求善知识，开皇三年至七年（583—587）携四徒特别实行了常乐我净无尽藏行。这都是对他创教情况特别珍贵的说明，况出己口，自可依重。不过，就他创教整体过程来看，参考作用还是单薄了一些。所以其余数种材料也要细细查看。比较而言，《塔铭碑》之行文与内容，于文采斐然、骈句纷呈之中，却勾勒出信行思想发展、教行进演的大体轨迹，尤其是对他的立志发心情况有所述说。虽然其中几不具体言及年代，但是我们据其主体关照，可以尽力廓清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其创立过程，的确并非一蹴而就。我们将信行入京之前的创教，至少可以分为初萌与草创、践行与上书来析解，其入京后思想成熟与宣教的情况，又可再析。
一 初萌草创
1．立志幼冲
相对于信行长期寻找善知识的过程，他的基本思想理路应形成更早。《塔铭碑》有极为精简的概括：“慈悲被物、解行超群”。其慈悲被物及于牲畜从四岁之事已可见出，而解行超群也不是中老年才作为，而是青少年时期就有所体现。其“解行超群”是个关键词，《历代三宝纪》则称“解行弗同”，就是说他在对佛教理论的理解悟知、修行实践方面，有着不同常人、自立独成之处。这些记载都是对他解行两方面“超过众人”的褒扬。对于信行会通诸经、发心创教的情况，评价很高。“斯则鹏翼未成，已有冲天之势；龙潜匀风，不无飞汉之能”。这里甚至使用了譬喻登基之前的帝王之词句——“龙潜”，使人叹服！加上“鹏冀”与“冲天”，也是出自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典故
。这种“冲天龙潜”之势，是从什么征象得出的呢？“誓欲洞达十二之文，和会百家之说”。这是很了不起的志向。“十二之文”是“十二部经”的代言，因为大乘佛经依文体等类别分为十二种；十二部或十二文当指全部佛经、一切经、大藏经而言。百家之说当然也是同意，因为佛典构成为三藏，有经律论。其经藏当为佛说，而论藏可出诸高僧菩萨。北朝时期佛经译出虽然未臻大成，但也有两三千卷之数，更何况佛经内涵深奥不易索解。更重要的是立誓贯通和会佛教诸说的信行，还只是稚子，至多不过是少年！信行“于是拔杂华之文，起菩提之行。感波仑之志气，概童子之精诚”，他要学习的榜样是“萨陀波仑”与“雪山童子”，为求法不惜粉身碎骨，且闻偈雪山也是儿童。但文中一再申说，从信行“生始沖季，志逾成德”，“大人见曰之奇，富填璋之本质”，及“鸿鹄远志，则自抱胸襟，菩萨大名，则生怀懿德”。这是从信行出生后说起，与佛有缘，父如来以入道，母智慧以归真，即应涉其出家之事，否则也不可能有通经和合的发心誓愿，童年事迹（四岁泣牛慈悲被物）。这种描说当不只是塔铭。《续传》中“乃履道弘庶，识悟通伦。博涉经论，情理遐举”即应指其出家后努力博学于佛典，其下就讲他独到的见识与行为了。《冥报记》一句“幼而聪慧，博学经论，识达过人”，其下直接叙其见解，“以为佛所说经。务于济度……”云云。总之信行后来的识见行为必有基础积累，这个过程应该就是他出家以后即博涉经论、立志和会、誓欲通达。当然，以佛经的浩瀚，至少需要几年苦读习学。
2．寻师访贤
上文已推信行出家应在十岁前后，所以我们认为信行读经立志通会，必应在此后到17岁之前的少年阶段，特别是在这一时段的前几年。因为信行对从他已有的学习中仍感不满足，所以又有求师访道之举。《塔铭碑》说：
体事道真，心亡情习。既非自善，方慕师门。遂能独拔恩爱之缠，孤游信谤之域，追未闻于慧莞，访奇行于禅林。
他的这种投师访求并不简单。因为信行的心志早发，所以形成独到见解，“与先前大德解行不同”，因而在他的求访过程中，已经在实践着自己的解行、自己的路径，所以必会在这个过程中遇毁遭谤。
身处檀那之门。践有为而成业；志居波若之宅，履无相以安心。苦行苦而不疲，恶名恶而不畏。思贤翼翼，慕道虔虔。不以誉毁易心，岂以存亡改节。
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信行都能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道路。“以时勘教，以病验人……先旧解义翻对不同，未全声兼扬菩萨”（《续传》）。总之塔铭之叙反映出信行既不疲苦行，也不畏恶名。特别是后者，反映出佛教界对信行的行事与见解，存有不同看法，对他冠以恶名或不在少数。似信行这样能做到不疲苦行、不畏恶名实属不易。
“舍戒”是信行宗教生活中的大事。《续传》言及他亲执劳役，供诸悲敬等等，因而僧俗不解，四门造诘，必为常事。但是塔铭等中未明确提及此事，所以其时段还难以定论。据《续传·慧瓒》载，信行曾求师于他，虽未遂愿，但结果是慧瓒弟子明胤为其师。而且慧瓒与明胤未必为信行唯一师承法脉，他幼年出家，20岁左右应受具戒，再及舍戒等事，僧传未必都有反映。如果仅仅师从明胤，设使受具再舍，那么其时间与过程就不会有那么多难符未合之处。诚如塔铭“孤游信谤之域”之言，信行的追求，有人信从有人恶谤，其情况肯定较为复杂。
再如信行自言，从17岁开始求善知识，32年唯得四人，其惨淡经营，艰苦创教的情形“昭然若揭”。实际上他已形成了独特的观念思想框架，将佛经中诸多教理植入了。《冥报记》中“幼而聪慧，博学经论，识达过人”后即为：
以为佛所说经，务于济度。或随根性，指人示道。或逐时宜，因事判法。
这是说信行对佛经有一个总体判断。即佛所说经，并非宣言布说公理恒式，而是为了济救世间度脱有情。因而有不同性质，其出发点各异，或根据人的根性来指示道路，或随从时代变异来判定佛法理由原则，如此等等。
今去圣久远。根时久异。若以下人修行上法。法不当根。容能错倒。
此说即从佛教的末法观出发而引申。就释迦逝去已久而根机时代不同来说，符合于诸经论中末法观念。而关于下人修行上法、上法不对当下根机，不容相错之说，就是信行自身的创说所在了。以独到而较为成熟的思想，来寻求“师门、善知识”等，现知至于隋初，应有寻师于慧瓒、明胤，僧俗四人，还有找门徒僧邕之举。可以说信行草创其教的活动已经开始。所以，信行17岁可为一个标志点。他的独特观念已经建立，宣教草创活动已经开始。这些宣教活动的具体内容蕴涵是什么呢？《六学僧传》简练概括为：
每以恭敬精苦，为轻慢懈怠诸病之药。
这就是说，轻慢懈怠就是诸病，代表了末法阶段根机低下之众生思想行为的方方面面，这必须以恭敬精苦的药方来对症下药。恭敬精苦是实行三阶佛法的特点。所以后世或佛教界总结说：三阶佛法甚苦。但三阶佛法仅以执行甚苦来表达，还不足以表达其特色。头陀苦行本是印度佛教基本特征之一。三阶佛法中含有头陀苦行，如若从多方加以概括，则如学者归纳所言，是“普敬认恶”。
二 创施无尽
“恭敬精苦”的三阶佛法的义理内容或可谓“普敬认恶”。普敬有两个方面，所敬对象与礼敬方式。就所敬对象而言，三阶教强调不专注不偏执于某一佛、某一经典，而是要普遍敬重，并创出普佛普法等概念。就礼敬方式而言，有多种具体操作方法，有六时礼忏、念诵七阶佛名、有修行拜佛、有行无尽藏法、有绕塔礼拜，还有礼拜普通人，将他们看成是未来之佛。还有观佛，如信行临终所为，如此等等。认恶是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规范，认为自己思想观念存有低劣根机，导致粗行下为。所以要尽力规范，依按头陀苦行，乞食、日止（只）一餐、甚至死施血肉等等。当然普敬认恶是三阶教思想的基本构成，很多实践行为是从这个原则出发的，并不一定划分为普敬或认恶具体方面来对应于普敬认恶的内涵。创建无尽藏院也是其教的重要法门。
1．光岩寺践行
开皇三年至七年，信行率寻得之四位善知识，行常乐我净无尽藏行，这在前文述及的《大乘无尽藏法》中已表明。其中最后这段话也是上相州知事书所说的，而且其文上下有密切联系。确实如此，信行上相州知事书虽然常常被作为《信行遗文》引用，此段原来必是“告白、上书”式的公文，但是在《大乘无尽藏法》中，从信行追述开皇三年修行事到开皇七年告白之文，四位善知识之名称两度出现，可知其间浑然一体，相互联结相当紧密，均为《大乘无尽藏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析知信行与徒弟在相州光岩寺的实践之行，应从《大乘无尽藏法》的全文出发，可以了知四位忠实信徒追随信行的践行情况。由信行告白自叙可知，由于病体不堪坐禅，也不能讲经，执行这种无尽藏，实际是其具有教派特征的实践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相当于净土宗的念佛法门，也就是说，这是信行创教的重要体现。
此节文中内容仍为丰富，小标题“无尽藏法略说尽”前有十一段文义。之后为“开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信行普为过去、现在、未来皇帝陛下、臣僚百官等乃至一切众生，顿舍身命财十六种”。这段句式很有特点，因为过去、现在、未来佛的说法大家耳熟能详，是为三世佛，但是三世皇帝陛下之说却闻所未闻，而且加上了百官，还有诸师、父母，显然是将佛教说法移用于世俗世界。而下阐述对“常乐我净行”“礼佛法”及对“呼修营功德”的回答。其“常乐我净行”中有五段含义，又都是围绕着“十六种”而展开，其具体内容名目为：
一者愿施礼佛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二者愿施转经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三者愿施众僧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四者愿施众生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五者愿施坐禅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六者愿施十二头陀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七者愿施饮食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八者愿施食器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九者愿施衣服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者愿施房舍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一者愿施床坐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二者愿施灯烛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三者愿施香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四者愿施钟铃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五者愿施柴炭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十六者愿施洗浴无尽，日日不断，乃至成佛。
常乐我净行有多少义（行为）呢？即此十六种。能行这十六种行为者有谁呢？即僧慧定、僧道进、魏州王善性、赵州王善行这四人。此外还有施十六种财物之间的关系及感众生深浅程度即得果报等等。以文意相较，此十六种“愿施”即前文中“顿舍”的十六种“身命财”。
这十六种身命财或常乐我净法，是无尽藏法的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汤用彤先生早已指出，无尽藏法其实并不是信行的创造，早有来源，“建无尽藏实始于梁武帝。《祐录》十二谓皇帝造《十无尽藏记》，是也。”又十无尽似可与固有的经说对应。如《华严经》本有十无尽藏品第十八，具说十无尽藏。即功德林菩萨，于华严会上为诸菩萨说十无尽藏：一信藏，二戒藏，三惭藏，四愧藏，五闻藏，六施藏，七慧藏，八念藏，九持藏，十辩藏。但这种华严无尽藏应属抽象义理层面，不同于上述诸无尽藏。汤用彤还指明了嘉祥大师、唐玄琬、善遇都营无尽藏、均非三阶教徒，如三论宗主吉藏尝用财施充十无尽藏，委付昙酞，供诸悲敬。玄曾财施云云。“可见无尽藏固为一时之风尚也”。但三阶教所行无尽藏法仍具鲜明特点。
从上述十六种的内容明显表达为两类：前六种所含为礼佛、转经、施众僧、施众生、施坐禅与施十二头陀行。这里没有讲经只有转经，因为转经只是念经或以器用代替念经。不过却有坐禅，这却是信行自己实行不了的，但要求弟子们要做到，而不是门徒们都不用坐禅了。后十种则都是具体的财施义项，从衣食住行到器用。不过这些物品器具似也是围绕着僧人们礼敬拜佛所用的。结合其文后面的拜佛方法，就更清楚了。
此中所记礼佛方法具体细微，需要的用品事项一一列出。首要之事是吃饭，如果官府允许乞食，化缘即可，如果官府不许，那么先要解决食物来源——“得食”。再有衣服、柴炭，还有洗澡所用物等。更需要三间屋，原来礼佛与坐禅并行，一间礼佛、一间坐禅、一间休息。礼佛与坐禅者则分开行事，坐者专坐，礼者专礼，不分昼夜，专心为之。日仅一食，夜仅睡一时。礼佛者一日夜洗澡三次，所以还要两人烧水、两人做饭。如此烦苛的要求所以称“用功至大”。
其常乐我净行还有所用财物、行之先后、度众生浅深义等项内容，又有四乞、四无尽行等。四乞内有随喜助施、依十二头陀常乞食、听依《法华经》学行不轻（常不轻菩萨）行。其四无尽行与十六种无尽藏的前四者一致，唯在施众僧与施众生下加“此唯少分，不绝如已”。礼佛部分也说莫问（不分）道俗，还要求能参加者尽力而为，“取法乎上”。
从《三宝纪》到《续传·信行》等，谈到三阶教的“以时勘教、以病验人”的具体行事方式为：
门徒悉行方等结净。头陀乞食，日止一餐。在道路行。无问男女率皆礼拜。欲似法华常不轻行。
这些内容从《大乘无尽藏法》所要求的行事法门中俱可了知，而且更为具体。信行自叙即上相州知事书。强调顿舍身命财、直到成佛，施行上法云去。主要也即上列内容，其顿舍身命财十六种与常乐我净法是合二而一的，结合礼佛法等更为完备，此外还提到造像、造经、诵经、讲经亦应有。总之，信行申明这些行事有助于国家、饶益于众生。结果也得到了王朝理解，召其入京，创教成功。
2．述作典说
信行创教由解、行两个方面，“蕴独见之明，显高蹈之迹”，其行迹要以见解为基底，见解要以“博综群经”为基础。而博览或博颂经典再加以综合的思考，是信行的“童子功”，从幼少出家、很早就誓欲通达和会诸经为起点。这种情形再经发展，成为信行著经，就是他再以撰述经典的方式，写成三阶教典。由此申发其三阶教理，扩大影响。而信行撰著也成为传播三阶教的有力工具。当然，信行的撰述也不是书斋之作，他是传教实践与撰述相结合、相交替而完成的。《塔铭碑》中就此而说：
斯实体和至德，性符玄道，优游经纬之苑，历奉贤智之延。遂能披奥入微，出异端于人情之外，寻诠悟旨，洞奇理于圣典之中。……于是以法验人，以时言教，邪正既别，善恶区分。信知学不当根，甘露以之成毒……遂于十二部经之中，撰对根起行之法三十余卷，又出三阶佛法四卷。
关于信行所著的数量，几种说法微有差别。《塔铭碑》说信行撰《对根起行法》30余卷，《三阶佛法》4卷。《三宝纪》说《对根起行杂录》32卷，《三阶位别集录》三卷，所以合为两部35卷。而《大唐内典录》就有两说，其卷五《隋朝传译佛经录》说前者36卷，后者4卷，合为两部40卷；其卷十《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却说，信行撰《三阶集录》40卷，下列《对根起行杂录集》35卷，《三阶位别录集》4卷，由此合计数为39卷。到《续传·信行》里则言为《对根起行》、《三阶集录》及山东所制《众事诸法》，合40卷。似多出一种《众事诸法》，数量却同于《内典录》卷五，不知其中差别是否关乎于《众事诸法》?《冥报记》内分两处，先说“乃钞集经录，参验人法所当学者，为三十六卷，名曰人集录”；《冥报记》言“信行又据经律，录出三阶法四卷”。其数合为40卷。总之，隋与初唐所计从35至40卷均有，数量不知孰是，但以40卷说为多。但这都是简目非详录，后来智升《开元录》有一详细统计，指出此数家包括《大周录》的详目都不全，应为35部44卷。智升的分类法与其前贤诸家不同，从其详目来看，特别是与敦煌文书之三阶目录P.2417与S.2849《制法》结合看来，所谓《诸事众法》也包括在《对根起行杂集》中，其著述可分两部，一为总述性的《三阶佛法》或称《三阶集录》；一为诸种撰述的《杂集》。
三阶教的教说，除了略有补充之释注以及新造伪典如《示所犯瑜伽法镜经》之外，可以说几乎完全体现在信行编撰的经典之中。因而信行撰述的三阶教典，可以说是其创教的根本举措。他博综丛经，将四十多种佛典，纳入其自创的构架之中，撰成多部经卷，并汇集成《对根起行》与《三阶佛法（集录）》，合成或可称为《人集录》。不过，重要的一点，即信行完成这些撰述的时间以及地点，却不太清楚。这里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没有提及，而是史料相互矛盾，说法不一。同为道宣所说，依《续传·本济》里之意，这些所说所著在相州已完成，至少相州有《集录》；但据《续传·信行》之文，却说均赖真寂寺中裴玄证助撰而成，“凡所著述，皆委证笔”。唯有《冥报记》之说，从其行文次序而言，似说36卷《人集录》撰于相州，而4卷本《三阶法》撰于长安真寂寺。从有证据的个别卷案来说，开皇六年（586）《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撰于相州法藏寺）；开皇七年（587）《大乘无尽藏法》（撰于相州或在光岩寺），都是年代明确的相州阶段所为，因而它们不但是我们探讨信行创教与宣教思想的重要参照，也可以证明信行撰述经典不可能是入京以后全赖裴玄证帮助而作。总括而说，应该相信教主信行于相州、大兴城中都有撰说。我们认为，《冥报记》行文次序所反映的入京前撰录《对根起行杂集》（《人集》），入京后撰述《三阶佛法》（《三阶集录》），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如果不绝对化，即认可杂集中也有部分是入京后所撰，则更为合理可信。
三 扩说教典
从信行开始传教，其鲜明特点之一就是毁誉交参。就其出典内容中，也有对佛教内部僧侣等持严厉批判之观点，攻难上层僧侣，斥责为“狗菩萨、驴上师”。信行著作与其行事，同样激石出浪，引起争议。不过，无论是宣扬自己观点，还是批驳痛骂，信行都是费尽心血，竭力而为的。《塔铭碑》描述说：
（信行撰著）并行之于世。斯则理出情外，义超文表。附骨间而起虑，并血字而成章。雨甘露于俭法之辰，拔狗贼于断常之世。
信行所撰成的教典，于其创教宣说，当起巨大作用。上举数文皆记，如：
其大旨，劝人普敬认恶，本观佛性，当病授药，顿教一乘。自天下勇猛精进之士，皆宗之。（《冥报记》）
援引文奥，类叙显然，前后望风，翕成其聚。（《续传·信行》）
但是对其论述多而详，较准确的仍属《塔铭碑》：
然（燃）智灯于长昏之夜，导盲瞽于斗争之邦。不说而说，则闻其未闻。不言面言，则到其未到。超一乘之体法，出三阶之相文，救邪错之迷情，息谗訷之谤口。可谓智慧方便，言辞广机，优昙可逢，斯实难遇也。
此中既热情讴歌赞颂了信行宣教弘法，以其所撰之典为据，如暗夜燃灯、导盲引瞽、譬之优昙。优昙即优昙钵罗树花，传说此花三千年绽开一回，唯有佛陀出世，或转轮圣王应世，始见花开端严。由是被视为无上稀有、难逢难觅之花，故譬之佛经。但《塔铭碑》也写出了信行传教中充满了斗争与争议。所谓救邪错、息谗訷在斗争之邦。
这种情形在年代相近的《三宝纪》言为“时复致讥”，其中虽也有一些时代批议，更多却集中于批评此录如何，即对信行撰集文体形态的评判意见。无论如何，信行撰录的三阶教典，无论《三阶佛法》，还是《对根起行杂录》，于传教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更多体现在他入京受重视后以京城为中心的宣教之中。
然禅师解有比圣之能，智有如愚之异。故能辩四乘之性智，验三世之根机。断恶于无始之源，集善于有生之际。于是不识二果，弃而俱甘。于已莫知双宝，珍而并为。坐如如之宅，外浩浩之季。超违顺之林，越怨亲之境。可谓一乘取决，声闻慧而是盲，四依验人，菩萨凡而有眼。名超九地，响振三邦。地德即分，是非斯及。
解、智、辩、验、断恶、集善，信行被奉为“四依菩萨”，凡俗而有法眼，可验人三世根机。名超九地，响振三邦。
从初始萌芽到形成独特教观，结合本人的实践行为，上升为创立宗派宣传教说，再达成功布教、蔚成规模，结合僧传等以及塔铭，依据材料虽不充殷，但仍然可大略划分信行创教宣立为两三个阶段。从立教践行的角度，至少可从开皇三年（至七年）开始；从信行人生的实际轨迹可以由开皇九年入京划为前后两段。如果将两种划分交叠起来，那么，从开皇三年至九年入京，就是信行创立宗派阶段，也就是他从开创到成立、而且是成功立教的阶段。这个划分虽然粗略些，但囿于材料限制，参考基本状况，应该可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