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粤商创业精神：传统与现代

一 国际化的粤商创业与市场精神

历史上，商人的作用备受争议。重农主义一直主宰着中国的小农经济意识形态，商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往往被低估或被人为地贬低。粤商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处于帝国政治和地理的边缘，而获得了或多或少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尤其自明清以来，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少有的（有时是唯一的）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数百年来，广东因此确立了良好的商业文化和产业传统。这段不算太漫长但异常曲折的历史也是中国近代商业文明发轫的开端。

广东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除了近代西风东渐以来，广东较多地受到西方商业文化的熏陶之外，广东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短缺也使得其难以依靠传统农业来生存，而必须依靠经商来寻求出路。远离内地政治文化中心，广东历来是帝国的边远省份，近代的“一口通商”政策也给广东奠定了雄厚的商业传统和文化。历史上，粤商是一支重要力量。相对于晋商、徽商、浙商等，粤商的传统几乎不曾中断。过分依赖政府的晋商和徽商在近代清王朝覆灭的历史命运中也彻底消失了，而粤商则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向世界，在东南亚、欧美乃至全球经济中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而正是这股力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重新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发展。粤商上千年的历史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发展历程表明，粤商相对超脱于历代王朝的重农主义意识形态，很早就走向了重商主义的道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其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以及欧洲、美洲的国际贸易，商业传统和商业精神一脉相承，尽管政府的垄断力量也在发挥作用（如十三行），但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尤其是明清之际“一口通商”政策实施以来，广东成为帝国唯一的国际贸易场所。

实际上，广东独特的经济地理位置塑造了一种国际化的商业精神，使粤商们的视野远远超越了帝国的边界，很早就在东南亚诸国、中东、非洲等地进行海上贸易。尽管受集权的中央政府的限制，商人经常遭受打压、海禁，以及战争的影响，但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商业精神几乎不曾中断。有意思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对于法家传统的经常性压制，导致直到近代都还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缺乏市场经济基础性的合同法，同时官员控制了律法，从而使得市场契约原则很少能在法制的基础上得以扩展，但历史上各种商业中介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明清之际众多以地缘、血缘、族源组建的会馆公所就对商业信用合法经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众多的牙行作为交易中介可以说是法律的一个重要替代。此外，更有价值的是，牙行一方面使得交易在事前即消除投机和法律制裁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尤其是国际贸易在专业化的原则下得以大范围地展开，如果没有十三行的专业化服务，当时粤商与西方的贸易很难达到如此大的规模。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制度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在法律方面的不足。

广东从古至今的商业精神是基于市场化的，广东远离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商人所能依据的优势不是别的，正是市场竞争的力量。尽管这种竞争并非是自由主义者所理想化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但因为有国际竞争力量的制衡，除极少数由政府控制的行业（如十三行代办、盐铁业）外，广东发展的绝大多数贸易产业都是处于市场竞争原则之下的，如糖业、典当业、米业、陶瓷、丝绸业、制茶业等。而即便是十三行，也是私人资本积聚加上良好的信誉才可能得到官府的认可，佛山的冶铁业更是市场化组织的结果。十三行首先需要取得政府的特许权，这需要一定的担保和与官府的关系，同时，也需要强大社会资本和能力作为信誉保证，官府通过发放特许权而收取正式或私下的回报，但这也仅仅是入门而已。作为十三行行商最为重要的是市场的检验，得到外商的认可并使其将具保、采办等事务托付给他们，是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服务的价格和质量以及长期的信用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具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在大的国际商人如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府以及众多的商品小生产者（作为供应者）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沟通和整合。官府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这也使得十三行商人既是官商（与官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寻求与之结交），同时，又得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这一点可以与徽商、晋商比较，后者基本上是依靠官府的力量进入具有暴利的垄断行业，并取得成功，如作为官盐贩运的盐商（徽商）以及与官府有着密切关联的钱庄（晋商）。它们的特征在于，一是对于官府的依赖，二是基本上没有与国际的联系，这两点导致其经营缺乏市场原则，在权钱交易中生存发展，同时，也严重依赖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缺乏国际化的拓展，不仅不能将业务的规模和范围做大，同时，也失去在国际竞争中学习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只能随着国内政治的波动而沉浮。广东商人尽管也经历了国内的政治波动，但他们能以全国乃至全球的眼光谋划和运作，走向国内一些新兴地区（如上海）与海外（如东南亚、欧美），广东企业家是我国少有的较早具有全球意识和战略的商人。

即便如此，历史上的粤商也同样逃脱不了权钱交易的政治关联，由此追求的垄断力量一方面使得这些企业迅速做大规模，并获取暴利，十三行中不少商人富可敌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富商；另一方面作为红顶商人的必然结果是与政治的沉浮密切相关，企业难以逃脱政治关系的约束。十三行的覆灭与通商政策的改变有关，一旦失去官府的保护，大多就必然走向消亡。但粤商并不因此走向衰落，这是因为他们实时转向其他行业和国外。但粤商的主体不是十三行这种具有一定垄断性的行业，而是与市场竞争紧密的制糖、冶铁、纺织、陶瓷、典当等行业，他们不仅在国内市场上经营，而且在海外进行贸易，他们是中国早期的跨国投资者，是东南亚诸国以及中东、非洲、欧美的唐人街的主要投资者和创业者。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粤商是中国近代海外拓展的市场化力量，尽管中国基本上没有海外殖民，但中国是靠民间的力量实现了海外贸易和投资政策。明清以来，中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大米、香料以及各种西洋器械（如钟表）等，同时海外移民在当地的投资也将中国的商品和生活文化带到了国外。

二 传统与现代

粤商再创辉煌是在最近3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商人或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和地位逐渐得到认可并通过法律确定其合法性，作为最先对外开放的地区，广东实现了“先行一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基本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战略，民营经济被确认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朝向市场经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粤商再创业基本上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而在1992年之后得到迅速发展，这首先是与我国地区差异化的改革政策有关，除福建厦门之外，广东的三个城市（深圳、珠海和汕头）被确定为第一批经济改革发展特区，随后不断开放的沿海城市群，使得广东优先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一些特殊政策。粤商创业是在这一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展开的。

广东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超过两位数的增长），由于临近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的投资，使得广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迅速起飞，广东制造已有了国际影响力，深圳、广州、顺德、东莞、中山、南海等城市迅速跃升为国际标准的中等富裕水平地区，成为中国制造的中心，影响着众多产业的国际供应和采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东的电子、服装、玩具、陶瓷、铝型材、家具、食品加工等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广东的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获得国际影响的首个成功案例，而支撑这个奇迹的，正是改革开放和制度变革中释放出来的企业家精神的巨大能量。其主要的标志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迅速发展，也包括外资和合资合作（三资）企业的巨大贡献。在内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相对滞后的背景下，广东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业热土，不仅释放出本地粤商的创业热情，同时，也吸引了全国乃至国外的企业家来这片土地创业的高潮。现代粤商的发展基本上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新的征程的。

令人感到十分困惑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几乎被边缘化的广东如何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较短时期内迅速发展成为国内的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重地的？后来因为其在国际代工贸易中的重要性而被加冕为中国制造的基地，进而影响国际分工格局。人们给出的一个解释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因为获得特殊的如经济特区等政策以及毗邻港澳而获得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尤其是香港的投资），这不无道理。但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来看，尽管“三来一补”和对外加工贸易确实贡献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但“内源化”成长起来的集体和民营企业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顺德、南海、中山乃至深圳和广州，民营和个体户经济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顺德的家电行业、中山的五金灯饰、南海的陶瓷纺织等已成为全国的龙头，而且这其中主要的不是外资企业，而是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创业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如顺德的科龙、美的、格兰仕，中山的华帝、步步高、爱多VCD，三水的健力宝、李宁公司等。这些企业大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90年代迅速成长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品牌。

因此，从历史的大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先行一步”既有改革开放赋予广东差异化优先发展的政策效应，同时，也有广东历史上形成的商业传统和市场化商业精神的基础，而且，这一商业化基础传统上就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是超越内地较为狭隘的中原帝国和小农意识的。也可以说，广东的经济起飞是在适当条件下的历史传统的复兴和延续。他们在稍纵即逝的历史进程中抓住机遇，以国际化的视野整合资源，将海外的粤商力量重新引入，通过模仿、学习和创新，在政策的边缘甚至漏洞（制度洞）中创造机会和整合资源，从而获得迅速的发展。美的、格兰仕、科龙、健力宝、白云电器、碧桂园、国美、志高、腾讯等，这些企业是粤商精神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粤商是中国经济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是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先行一步”的探索中，他们也成为市场的创造者。纵观历史和未来，粤商承载着我国悠久的商业文明和厚重的历史，同时，他们在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经历将中国带向全球经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