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弥合:社会群体冲突及调节机制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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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个事实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正视:中国社会正处在加速转型期,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由此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有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由利益的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正在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社会还正面临由社会结构内部不协调而产生矛盾、冲突或社会成员的无序互动导致的紧张状态而产生的社会张力。当社会张力的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会对社会结构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并往往在社会结构最薄弱的环节释放出来。而这种无序的社会力量暴发就是社会危机或社会风险。

因此,当下的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风险社会”时期。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张义祯:《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学习时报》2005年8月25日。再加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平衡状态,如经济增长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失衡,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发展失衡,效率优先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失衡,随着经济发展,整个社会撕裂的风险却在不断加大。使转型中出现的结构冲突、机制冲突、群体冲突、利益冲突、角色冲突和观念冲突更加复杂多变。而与社会处于转型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一样,这个时期的社会冲突也具有目标的变动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这样一些特征。

冲突,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在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中都存在,是不同信仰、观点、价值观念、需求、设想或目标之间的不协调冲撞。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说:“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前言。而“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秩序与变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成分,冲突引起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排除冲突的消极影响”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321~322页。。达伦多夫曾将社会冲突区分为低烈度、低强度和中烈度、中强度以及高烈度、高强度几种类型。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弥合不同社会群体的矛盾与冲突,将不同群体利益的表达和诉求做出制度化的安排,如何将利益矛盾和冲突规范在一个有序框架和可控程度之中,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将社会冲突去除敏感化,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从而真正认识社会冲突的特点和规律,以设立有效的机制和制度来容纳、规范和弥合社会冲突。

这就需要我们切实加强对社会冲突与弥合有关问题的实证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群体与社会冲突、稳定的关系及发展趋势,深入认识和分析社会群体及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分析社会群体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此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更好地制定政策、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同时通过强化源头预防,着力从制度与机制上解决社会群体间矛盾纠纷产生的问题,确保社会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

社会学的理论大多是从经验事实里总结出来的,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到验证的。我们不能单纯把理论看成是一种与社会经验事实相脱离的纯粹逻辑推演的东西,社会学的宗旨就在于发现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因此,这就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实证研究,获取翔实丰富的田野材料,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鉴于此,我们提出“社会群体冲突及调节机制的实证研究”,选择以浙江为实证研究个案。这是由于浙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一个省份,浙江2008年人均GDP达到6078美元,是中国内地第一个跨越人均GDP 6000美元的省区,2011年人均GDP达到7460美元。目前浙江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新阶段:社会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和集约型增长期,实现新一轮长期增长的难度加大;改革从经济改革为主过渡到全面改革的深水期,攻坚任务艰巨;社会结构变迁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社会流动的快速转型期;社会生活进入公共产品均等化与大众消费期;社会利益进入快速分化与重组期;社会管理进入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社会建构期。在这个阶段,浙江社会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也都在发生空前变革,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这些问题有的在潜在的发展,有的则以突发性事件表现出来,其中涉及社会群体而引发社会冲突事件已经屡见不鲜。例如,2003年丽水青田滩坑水电站事件、2004年温州鹿城老板欠薪逃逸事件、2005年金华东阳画水镇环境污染事件、2005年绍兴新昌药品污染事件、2006年温州瑞安女教师死亡事件、2011年湖州织里因税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等。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负面影响也扩大蔓延,这不仅使浙江经济运行中突发性、偶发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嵌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原有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和谐都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浙江遇到的社会问题与冲突,也不仅是浙江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冲突。

因此,将浙江作为社会冲突与调节机制实证研究的个案有着一定的典型性,在此我们将对不同群体生存发展状况及相互关系,对社会群体可能性的冲突及弥合机制进行实证与学理相结合的深入研究,以期把握社会群体发展及群体间利益关系和社会冲突的全面情况,认清社会群体间冲突发生原因、路径及对当前社会发展的影响,寻求弥合社会冲突的相应机制,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些理性关照,同时也为学界深入对社会冲突及调节机制研究提供丰富的基础性实证材料与我们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