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科学发展观研究中的误区

本节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应用，对科学发展观理论中不恰当、不正确的研究试作如下辨析。

阐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不能离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以人为本”（包括“以人民的福利为本”和“以劳动者为本”）还是“以物为本”（包括“以GDP为本”和“以资本为本”）这两种“为本”的对立后面，涉及一系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离开这些根本性问题，把贯彻科学发展观视为生产力意义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视为“宏观经济调控”等，都只能在皮毛问题上转圈子，不可能触及实质。有些对策反而可能加剧非科学发展倾向。以下是科学发展观研究中的部分理论误区。

一 误区一：从生产主导型的发展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的发展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前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拉动因素中，投资与出口所占比重过大，消费所占比重过小，经济呈现生产主导型发展的格局。为此，要转到消费主导型的发展格局上来，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拉动因素中所占比重。一些学者认为，消费地位的上升伴随着社会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如生活消费品让位于耐用消费品、私人消费品让位于公共产品、物质性消费品让位于服务性和文化性消费品。诚然，探讨科学发展观必定涉及生产与消费关系问题，但这仅仅是现象表层之一。围绕这个表层现象来探讨，不能解说消费本身包含的不平等、不合理，不能揭示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的本质对立。解决生产与消费关系问题，不是靠财力分配的更改所能解决的，而要涉及经济发展方式。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代表市场力量的消费其实对经济增长已经起到巨大的作用。之所以投资与出口所占比重过大，原因不在于不重视消费。扩大出口规模是解决我国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投资比重大，是地方政府急于取得经济发展的政绩，等不到通过消费来扩大需求进而促进生产规模，于是利用政府集中的巨大财力，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新产业发展上大规模投资。无论是出口与投资，其具体项目中多有急于求成、追求数量、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倾向，包含许多非科学发展因素。这些非科学发展因素都挤掉了人民群众正常的消费。因此，从扩大消费入手，解决盲目扩大出口与投资，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弊病是必要的，但是，以“从生产主导型的发展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的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路，则是不正确的。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者，消费有不同的人群针对性，对于广大消费不足的贫困群体，扩大消费可以产生一系列良好的经济、社会、政治效应。而对于富裕阶层，从我国现状来看，扩大消费完全没有必要。一些人骄腴奢侈的消费已经败坏了社会风气，过多地占用了稀缺的自然资源。即使针对一般收入水平的人群，消费行为也有一个生态承受力的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鼓励消费”必有后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解决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不解决两极分化而鼓励消费，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南辕北辙。

二者，“消费主导型的发展”早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的诉求。在消费主导型之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家的努力积累与不辞开拓市场的辛劳，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而在此之后，由消费本身对市场的扩展，才被认为是发展的关键。西方社会公认的由生产主导型发展转到消费主导型发展的拐点，是美国1913～1914年福特汽车装配线问世之际。西欧与日本，则是在“二战”后的50年代相继实现了这一转变。由此，社会的注意力由供给转向需求，生产问题转向消费问题。社会福利成为资源配置的考虑中心。而西方成为“消费社会”实际上是“异化消费社会”，正是造成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祸根，虽然在西方国家减轻了底层社会的绝对贫困程度，但不能解决相对贫困程度，而且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贫困。如果我们重走西方“消费主导型”的发展之路，收获的将只能是祸害而没有条件得到人家的利益。

二 误区二：从“官本经济”转向“民本经济”

这类观点首先把贯彻科学发展观解说成为转向“民本经济”，虚构出“以民为本”与“以国为本”的对立、“民本经济”与“官本经济”的对立。相类似的观点还有：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民本经济”从概念提出之日起就是欺骗性的，是在科学确定上不诚实的范例。据概念提出者下的定义，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是人民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经济。与此相对立的就是“官本经济”，也就是政府投资、政府经营、政府管理的经济。这两个定义以及所谓从“官本经济”走向“民本经济”的转折，在美丽词语的外衣下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有悖于对社会经济历史与我国的经济改革的普通共识。按照这个定义，无论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不搞国有制经济，都是“民本经济”，这种历来就存在的概念，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什么新的意义呢？按照这个定义，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都符合“民本经济”，这两种经济早已存在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其中私人经济，更是发展势头极强，有什么必要与科学发展联系起来呢？按照这个定义，只有创业者、投资者才是“民”，受雇的劳动者就不是“民”，他们是什么，是“要素”还是“工具”？再说“官本经济”，一看定义，就知道这不过是改革之前国营经济的另一种说法。经济改革之后，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官本经济”了，有的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资本是国有资本，但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是国有企业而不是政府承担投资者、经营者与企业事务的管理者，何来“官本经济”？今天国有经济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政府机构违规干预企业），正是我们在改革中要解决的，同时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或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实，鼓吹用“民本经济”取代“官本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科学发展都无关，不过是一种绕着弯子提倡私有化的说法罢了。只不过这类说法，与公开主张私有化的主张对比，在诚实方面差远了。

至于“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早已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跟当前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是一回事。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类型，法国的国家计划作用较大，日本的政府产业政策作用较大，这算不算“政府主导型”呢？美国尽管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力度较大，德国尽管国家实施社会福利程度较高，国际理论界公认是自由市场经济，这算不算“市场主导型”呢？中国根据自己本国国情，是多吸取法国、日本的经验还是多吸取美国、德国的经验，这对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都可以探讨，但都不属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反倒是要求中国加强计划调节机制。不加强计划调节，如何做到“五个统筹”？提议“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似是而非的，还有可能是误导的。实际上，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是什么放弃“政府主导型”，而是放弃政府管理经济当中盲目追求GDP政绩、违背人民意愿与经济规律的行为，要由长官意志转变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调节才能有效。

三 误区三：由国富转为民富

这类观点必然附带主张国有经济由“营利性”向“公益性”转变。脱离具体分析，抽象地谈国富或民富概念，无助于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国富”的量，反映国家掌握的财力，财力的使用是否得当才是关键。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财力使用在什么领域、如何分期安排与使用的效率，决定国家需要掌握多大的财力。国家在厉行节约与合理的前提下，将财力用于转移支付、生态文明建设、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创新体系建设、新产业的合理发展等等，应当得到保证。将减少国家掌握的财力数量或比例作为目标，脱离客观发展需要人为地限定这个量，是没有道理的。科学发展，不是以减少“国富”的量为目标，而是要加强国家财力使用的科学决策与监督机制，提高国家财力使用安排的合理性与效率。

“民富”概念也不能含混，要有科学的分析界定。它至少包含三层内容，一是民众的收入，二是私人经济的发展，三是民间的个人投资。所谓“民富”就是增加三个层次的数量和比例，这一要求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具体分析。

其一，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正如前述对“消费主导型”的分析一样，要有针对性。对于广大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水平可以产生一系列良好的经济、社会、政治效应，是完全应当提倡的。而对于高收入阶层，从我国现状来看，提高收入水平根本没有必要提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处于世界各国的前茅，已经不可容忍了，其中既有相当多数的群体收入水平过低的问题，也有极少数人的收入水平过高的问题。从我国社会现状来看，真正依靠科技致富的比例并不占多数，多数富裕者的收入来源是对国家资源的占用与对劳动者的剥削。比如相当一批暴富起来的“山西、内蒙古煤老板”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的富裕往往是建立在国家的资源、煤矿工人的生命与血汗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剥削存在，但必须限制。非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恰恰是对剥削限制不力，损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即使针对一般收入水平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主要应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而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解决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不解决两极分化而含混地以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为目标，则完全没有讲到点子上。在这个层次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民富”，不能实际解决问题。

其二，私人经济的发展，在一些人心目中可谓“民富”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之下，什么国有经济统统退出竞争性领域、什么国退民进、什么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等等主张，本来属于“补资本主义的课”的建议，或曰“走世界社会发展共同大道”的建议，却都被说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措施，真不诚实。本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明确了所有制方面的规定性，就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损害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正是损害发展合理性的重要祸根。当初为了搞活经济，提出发展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作为国营经济的对称概念，不仅包含着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还包含着国有资产承包、租赁给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形式。但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思潮的危害，民营经济已经蜕变为私人经济的代名词。至此，民营经济已经失去了原来搞活经济的初衷，发展民营经济与发展私人经济在实际中画了等号。而我国私人经济发展的比重超过公有经济，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变局，没有任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毋宁说起到相反的效果。

其三，增加民间的个人投资。民间的个人投资包括私人企业主的个人投资，如果把这个内容排除，剩下的民间个人投资还有各类从业者的个人投资，包括个体劳动者的个人投资。后者的结果是增加了民众的财产收入。从原则上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有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两类收入，但社会总体应当使劳动收入的比例大于财产收入。因此，增加民众的个人投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直接的关联，它基本属于搞活经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多种投资形式的体制性问题。从现实上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育不全，通货膨胀持续发生，多数社会成员对个人的经济前景心存疑惧，急盼在劳动收入之外还有自己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满足民众的这个愿望，也可以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联系。但这跟提高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相类似，它主要应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而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

相关的问题是，国有经济由“赢利性”向“公益性”，跟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实际上是同质的提议，后者早就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指出，是一种违宪的主张。市场经济本身是竞争经济，不参与竞争、不能盈利的经济，配做宪法规定的国民经济“主导”吗？当前部分行业国有经济中的问题，不在于其“赢利性”，而是由于内部治理结构失调、私有化关系滋长，国有企业的收益未能造福于国家和人民。推进改革的重要努力方向，就是要改变国有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与经营机制，而绝不是抽调企业的“赢利性”这块基石，将其变为某种准政府部门一样的服务机构。

综上所述，笼统地把“发展成效由国富转为民富”当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实在是一个误区。

四 误区四：非科学发展中产生的矛盾来自“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指“由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或有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这样的社会转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深刻变革。伴随着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社会冲突、社会代价，涉及面广。由此引出的问题，就不完全是科学发展观所针对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社会主义价值观理论、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理论，都分别覆盖我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探讨。这样，完全分散了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对象，也就意味着面对社会转型这个过于广泛的话题，不能有效地用科学发展观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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