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

列宁曾经论述过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是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是以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我们根据列宁的启发来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不能简单类比。列宁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作为起点的科学体系，因此它只能有外部理论来源。而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新成果，它就会有两种理论来源：内部理论来源与外部理论来源。内部理论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外部理论来源则是20世纪人类发展观的理论成果。

一 科学发展观的内部理论来源

1．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全面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观点，都是围绕这一价值取向展开的。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正是这一价值取向的鲜明体现。

2．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有关哲学理论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应用。

（1）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联系是指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发展是指事物前进性、上升性的运动和变化，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发展同样是客观的、普遍的。科学发展观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这一基本观点的应用。

（2）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推动力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应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繁荣，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各方面的进步，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观点的应用。

（3）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他们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正是在正确把握这些观点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人民作为发展目的载体、发展依靠与成果共享的主体，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观点的应用。

（4）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同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和自然息息相关，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思想。

总之，科学发展观既贯穿着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看待发展问题；又贯穿着唯物史观，立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实践过程、特别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过程，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关系系统进行了科学归纳，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深化了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趋势的认识。

二 科学发展观的外部理论来源

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除了总结本国的发展经验教训之外，还有必要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辨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或非主流，顺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反映当代发展的最新理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人类的发展观是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演进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60年代，人们认识到发展包含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如生产技术结构、城乡经济结构、社会阶层收入结构。70年代，人们强调贫困、失业和分配不公等社会性问题的纠正或改善。80年代，人们的认识引入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开始重新思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90年代，人们的认识中以不同形式涉及以人为本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继承与创新前人的发展思想，体现并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是人类发展观念演进的新阶段。它的两个外部来源包括两个思想观念，一是“以发展代替增长观”，二是可持续发展观。它们是先后继起的思想运动。

1. “以发展代替增长观”

发展中国家最早的“发展模式”，是没有“发展”的单纯增长模式。

20世纪50～60年代，大批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之后，正值西方发达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二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成就。西方经济繁荣的现实，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理论模式和现实的样板。西方经济理论将其发展经验在世界范围内普世化。

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的发展，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致使世界发展遇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有的国家走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为解决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质量低、后劲不足；有的国家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失调等问题。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是经济结构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到8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模式并没有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引向类似西方的那种现代化境地，反而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等发展异化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发展观传统范式和传统发展战略的普遍怀疑。

典型例子是巴西。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巴西实施高增长战略取得极大成功，1968年至1974年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10.1%。然而从社会效果看，社会分配不公、低收入阶层恶化等问题出现。两极分化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基尼系数持续攀升。城镇的畸形繁荣与农村的停滞落后形成鲜明反差。这样的双重效果是发展中国家不愿接受的。

美国学者雷蒙德·鲍尔在1966年出版的《社会指标》一书中指出，衡量社会发展不是由GDP作为唯一合理的指标，而是由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多项社会性因素组成的社会指标体系。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政治学家塞缪耳·亨廷顿、阿尔蒙德等人把多元化、社会性因素“注入”发展内涵中，突出发展的综合特征。迈克尔·托达罗认为，发展就是整个社会和社会制度持续地走向更美好、更人道的生活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有三个核心价值至关重要：（1）生存，经济发展就是要有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能满足他们的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等基本需要的能力，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2）自尊，在发展中每个人要被当作“人”来看待，而不是作为被他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的工具。（3）自由，就是通过发展使人们不受奴役，享有选择的自由，包括获得更多商品和服务、更多闲暇的自由，也包括政治参与的自由。塞缪耳·亨廷顿把发展目标归纳为五个方面：增长、公平、民主、稳定和自主。阿尔蒙德提出体现发展的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政府能力与人民参政情况；两个经济变量：财富和福利。

1969年11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达德利·西尔斯在新德里召开的国际开发协会第11届世界大会上，做了题为《发展的意义》的演讲，批评了把发展与经济发展以及与经济增长混淆起来的认识。他主张发展的含义必须予以重新规范。他提出发展至少应当包含三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或目标：足够的食物、工作和平等，三者缺一不可。他认为这三个方面可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标志。如果这三个方面都恶化，“那么把这种结局称作‘发展’就是一件怪事，即使人均收入业已大幅度提高”。

2．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1）认真检视现象、初步分析原因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标志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2）全面质疑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传统发展观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标志是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3）弃旧图新、可持续发展观正式形成时期，1987年以后，标志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探讨进入实践领域，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于1981年出版的《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较早地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做了界定和分析，对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必要性、路径选择做了全面阐述。在书中，布朗着重探讨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变革、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与价值观念的变革，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向可持续发展社会过渡的方式等。其中关键的观点有：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经济将主要依赖可再生能源来维持；新技术与新的就业岗位将要取代旧的技术与工作岗位；价值观念不仅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且能够决定社会发展的重点；节俭、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愿望以及适应持续发展社会的其他价值观念将取代旧观念。布朗提出从空间与时间上的两种公平，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公平，二是代与代之间的公平。

法国学者弗郎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于1983年出版《新发展观》一书，系统阐述对发展的新理解。他认为：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意味着对经济学及其所应用的分析工具的根本变革，因而批判传统经济学成为探讨发展问题的内在要求。佩鲁在重新界定发展内涵中重点突出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佩鲁认为，实践新的发展观念，必须改变现存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挪威前首相G. H．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适度的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控制人口增长和开发人力资源；科学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要求；推进科技进步和对其潜在危险能有效控制。与传统的发展方式相比，可持续发展扭转了过去片面、盲目的发展，使增长、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戴利认为，当今现实世界系统已经完成了从“空的世界”到“满的世界”的转变，即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演变已经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戴利指出：“经济学系统相对于外部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庞大，某种程度上，剩下的自然资本相对于人造资本变得越来越稀缺，这就颠倒了以前的稀缺性模式。”因此，“我们已经从一个相对充满自然资本而短缺人造资本（以及人）的世界来到了一个相对充满人造资本（以及人）而短缺自然资本的世界了。”

直至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一系列有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学术专著，使可持续发展观迅速地普及于世界。由此催生了中国20世纪中期之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问世。

三 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该理论的主题，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它阐明了：人类的延续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本要求，每一代人的发展都应该为下一代人的更好生存和发展留下空间和条件。因此，我们推进发展，必须兼顾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既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又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而“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的现实做法，就是在经济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

“可持续发展”是对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后果及前景进行反思后而提出的一种发展观念。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可以概括为：经济必须不断增长，这是发展的最基本任务；以保护自然环境使生态持续发展为基础，发展要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这是发展的基本条件；以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总括起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满足当代人对生活环境质量和福利的需求，但这是在不危害后代人或其他区域人的前提条件下，并使其在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各方面相互均衡、和谐的关系中取得。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能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求，求得发展的权利。

可持续发展观的观点，在科学发展观理论中都有包含。所不同的是：可持续发展观通过对工业化以来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长期、宏观的总结而来，具有广度；科学发展观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最大的、最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的总结而来，具有深度。可持续发展观基本成为人类的共识，即使经常拒绝承担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义务的超级大国，也只是以具体理由作出申辩，并没有在思想上挑战可持续发展观。反过来看，可持续发展观不涉及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级利益的问题，而科学发展观立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必然注视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与矛盾的承担者。

由于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指导，因而现实性更强。为此，科学发展观将全面、协调与可持续三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对实际工作能够起到统一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包含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提出“五个统筹”，与实际直接贯通。科学发展观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多种实际矛盾，比可持续发展观更多地跨越到社会系统当中。从跨越着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问题而言，可持续发展观的视野宽于科学发展观，但科学发展观涉及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联系，进入可持续发展观未曾涉及的领域。

最后，从科学发展观的内部理论来源来看，其理论层次更高，学科综合度更高，尤其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立场、方法，思想引领性就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