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学的身份建构研究
(1)历史理解方法:意大利思想家G. B.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谈到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问题时特别强调了历史理解问题。他指出历史理解的可靠手段是理解语言,因为语言及其相关资料可以充分显示人们的心理过程和思想认识,是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理解方法的最高层次和最终目的是理解作者的精神思想状态,其过程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语法解释,一个是心理解释。语言理解和心理理解是一种矛盾关系,这种矛盾的关系是由语言本身的两重性——公共性和思想个性所决定的。语言的公共性是指社会全体成员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法规则和词汇,用来表达个人思想,与他人顺利沟通的属性。语言的思想个性是指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不是僵化不变的,都具有丰富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使得人们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个性地表达思想的属性。语言理解就是理解语言的公共性,心理理解就是理解语言的个性或独特性。
(2)民俗方法学:民俗方法学对语言的研究具体地体现在它的一个分支——谈话分析上。民俗方法学的创始人加芬克尔在研究中发现,谈话中的很多东西之所以被理解,不仅基于当事人实际说出来的东西,而且根据大量谈话中未提到的因素,即言外之意。这些言外之意的理解依赖于谈话所涉及的当事人最近的互动发展过程及前景预期,依赖于对话发展的文献证据即一系列时间上连贯的表达,依赖于谈话过程等等。这些言外之意是无穷无尽的,正是这些言外之意使得任何实践活动中的人和规则都不足以应付当前或者未来实践行动中所有可能的情况。谈话分析集中于研究方法和程序,即研究谈话者形成谈话活动的方法与程序,目标在于详尽理解谈话互动的基本结构,即通过对谈话本身结构与组织过程的分析揭示“互动得以产生与理解的程序与预期。”
(3)符号互动论:社会学家布鲁默主张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派别,又称象征相互作用论或符号互动主义。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内容包括:(1)人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基础的;(2)这些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个体与其同伴的互动,而不存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3)当个体在应付其所遇到的事物时,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布鲁默曾声称,这种研究需要或至少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考察”,调查者着重了解他想要研究的社会情境的第一手资料。目的是把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所理解、所适应的世界照样描绘出来,主要用参加者的语言来表达。第二阶段,即“检验”阶段。研究者集中注意环境中的“分析因素”,这些因素要在理论指导下进行观察才可能获得。
(4)知识社会学: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福柯在《知识社会学》中对语言和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话语是可以得到调控的。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话语影响并创造着知识客体,它规定着什么是真理。因此在现实社会,符号的含义并非无休止地繁衍,而是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受到控制和操纵。权力规定着在一定的社会及文化环境下,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谁可以说、什么时候说以及在什么地方说。权力关系作用下的话语帮助建构和维持着一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通常被认为是最符合权力支配者利益的秩序。因此,话语和社会权力之间具有互构关系。
(5)反思社会学:反思社会学的创始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中的语言交换活动和过程,并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观念沟通或信息交流,而是权力斗争脉络的实施信道,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进行力量较量、竞争和协调的中间环节。在人们的语言交往中,人们所完成的并不只是语言文字符号及其意义方面的交换,而是不同的个人、团体、阶级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势力的交流、调整、比较和竞争,也是他们所握有的权利、资源、能力及社会影响的权衡过程。语言论述、说话方式以及各种语言运用的策略,在现代社会中,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并在当代社会的权力斗争、正当化程序、区分化以及社会结构重构中,发挥特殊的社会功能。
(6)沟通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在“沟通行为”理论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的会话情景即“话语伦理”,认为参与沟通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沟通的各参与方应该彼此承认和尊重,做到相互平等,各方所有的需要或要求都应该通过语言形式进行表述和诠释;第二,沟通的各参与方必须有平等的话语权,即任何对话参与者在话语面前都是平等和开放的,解决争议的途径只能是基于理性的彼此理解;第三,参与对话者能够在必要时改变立场,从讲话者的身份转变为倾听或观察者的身份,而且能够接受不同观点,甚至对立的观点。
(7)批判的建构主义:奥纳夫从批判的观点出发,对语言应用及其规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观察,还讨论了它们对社会现实的影响。奥那夫认为:一定的言语行为,在经过人们不断地重复之后,就会变成制度化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分享规则。这种分享规则在被分享的过程中,为人们的未来行为提供了充满意义的环境和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奥纳夫对规则的理解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动理论的明确主张是,语言既是再现性的,也是实施性的。人们使用语言代表行动,还使用语言实施行动。”很显然,奥纳夫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进行研究的核心工具是语言,因为他认为语言不仅可以描述和再现社会现实,还可以建构社会现实。确切地说,语言在创造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