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域社会

（一）移民村庄

江镇地处江汉平原西北端，属于鄂中丘陵地带，海拔100—200米。江镇行政上隶属于楚市白云区，在历史上属于楚县。这一地区古时属于权国、郸国，汉时置当阳县，晋设长林县，唐立楚县，宋建楚军，清为直隶州（领当阳、远安二县）。民国时，降州为县。新中国成立后，沿袭了县的建制。1983年，楚县撤县设市，并设立白云区。该地区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楚国曾在此区域内建都达400多年，王公贵族死后均葬于这一带，迄今的考古发现已经发掘出大量的楚国贵族墓葬群。

全境地处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带，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无霜期长，具有春湿、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日平均气温15.6℃—16.3℃，年平均气温13.3℃—16.9℃。最冷月是1月，平均气温在1.4℃—3.8℃；最热月是7月，平均气温在25.2℃—28.4℃。近年平均降水量为977.4毫米，主要集中在夏季，占全年总雨量的46.1%，春、秋季分别占26.5%和21.7%。无霜期为246—255天，年日照时间为1997—2100小时。

该地区的地形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山区、丘陵、库区多种地形兼备，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区国土资源管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全区总面积164504.63公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3.3%。其中耕地26658.71公顷，园地2665.26公顷，林地90796.97公顷，城镇工矿占地7648.46公顷，交通用地2911.43公顷，水域22008.42公顷，未利用地11815.38公顷。目前，全区辖9个乡镇及街道办事处，239个行政村，共有230223人，全区人均耕地在1.45亩左右。

这一地区的村庄大多形成于明朝所谓“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至今，老一代村民仍然口口相传着祖先来自江西的记忆。相关的历史研究表明，在元末明初之时，两湖地区基本上都是地旷人稀、耕作粗放的地区。明朝洪武年间，政府有组织地将长江下游的农户迁入两湖地区，之后随着两湖平原土地的开发，巨大的土地资源优势吸引了江南地区的农户迁入，导致人口密度不断增大，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相对于华南、江西等地的宗族世代聚居村落，当地的村落历史较为短暂，由于移民的不断进入，村落也呈现杂姓混居的特征。在该地区的村庄中，祖先崇拜、宗教信仰等传统观念较为淡薄，当地的村民大都表现出务实、理性的生活态度。

由于两湖地区具有复杂多样、零碎分割的地形地貌特征，加之受到移民迁居方式、经济生产活动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散居成为村里的主要形式（杨国安，2004: 32）。从江镇村民的居住格局上看，当地村民分布在大小不等的“湾子”（自然村）里，这些“湾子”大的有一二十户，小的只有两三家。一般情况下，一个村民小组由数个邻近的“湾子”组成，而一个行政村范围内的“湾子”数量往往在几十个以上。即使是在现代交通、通信设施已经基本进入当地村庄的条件下，由于居住十分分散，村子里的许多事情处理起来还是很不方便。以普村为例，全村方圆20公里，从最东端的“湾子”步行到最西端的“湾子”，至少要花费1.5小时。

由于村内地域大、居住散，一个“湾子”内的村民才是名副其实的邻里。村民之间的走动往往限于“湾子”内部，红白事少不了要邻里来帮忙烧饭招待、抬棺下葬，“湾子”成为人情往来的基本单位。除此之外，一个“湾子”内的田地基本上都在一起，灌溉亦属于同一个水系，农业生产就常常需要村民之间的相互协作。如果说“湾子”是一个紧密的生活圈，那么作为行政建制的村民小组则因为直接嫁接在一个或数个“湾子”的生活单元之上，而成为与当地村民关系最密切的一级组织。为了更好地维系农业生产秩序，村民小组的制度设置在当地的乡村治理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前，村民小组一直是进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纠纷调解和税费征收等乡村治理内容的基本单位。

除了“湾子”之外，村民关于当地地理特征的另一种说法有“冲”和“坪”。在高低起伏的地势中，村民把相对开阔之地叫“坪”，而丘陵地带以及山坳则叫“冲”。相应地，冲内和坪内的耕地则被分别称为“冲田”和“坪田”。“坪”地势平坦，居住其中，村民生活和生产都较为方便；而在“冲”内，村民则面临地势高低不平所造成的诸多不便。“坪”和“冲”的地理范围要远大于湾子，有时甚至能覆盖数个村民小组，因此，很多行政村庄的名字都是以主要姓氏和所在的地势来命名，如栗冲村、马坪村等。与“湾子”和村民小组相比，行政村则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3: 1-4），本村的村民之间虽然认识，但还谈不上熟悉。

关于这一地区农村当下的治理状况，已经有学者做出了研究，如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陈涛的《村将不村——鄂中村治模式研究》等。从区域文化特征比较上看，这一地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较弱，呈现行动“原子化”特征，即村民缺少对更高一级家族单位的认同，他们的日常行动一般以核心家庭为单位。在江西、福建等地区至今仍然有着重要影响的家族力量，在这一地区几乎难见踪迹，这一方面使得当地村民具有极强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村民在行动中缺少了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因此，无论是在村庄内公益事业的组织上，还是在应对外来力量以保卫村庄利益的行动中，村民之间都很难形成一定规模的集体的行动，人际关系具有离散化的特征。

（二）经济与生活

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江镇村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由于就业方式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农民群体本身已经发生了分化。在我完成对江镇的田野工作之后，2011年底，我所在的研究团队又专门对楚市农民收入状况进行了专门的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共涉及4000个农民家庭，并依据农民生产方式和收入的不同将之划分为8种类型，表1-1是不同类型农民的家庭年收入情况。

从收入结构上看，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民而言，尽管所占比例不同，但大部分家庭的收入来源事实上表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并存。事实上，除去后三种数量较少的农民类型，不同农民之所以处在不同的经济地位主要是由务工收入的不同所导致。一般情况下，务工收入越高，家庭的经济条件也就越好。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江镇的农民就开始到沿海地区的城市打工，持续至今，打工的人群和规模越来越大。据估算，在全镇3万多总人口中，目前外出务工的约有1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年龄在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虽然也有部分打工者成功转型，跻身于管理者阶层，但大部分人从事的都是体力活和简单的技术工种。

相对于临近的农业型乡镇，江镇拥有一定的工业资源，这为当地农民在本地非农就业提供了机会。在叶村，坐落着一家大型的化工股份公司——大江集团。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公司只是一家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后来经过企业改制，规模不断壮大，现有固定资产总额20亿元，员工4000余名。除了中高级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之外，大约有3000名正式与临时职工来自江镇的村庄。在大江集团上班的村民平时在工厂上班，家中年迈的父母负责农业生产的日常管理；在农忙时，工厂会专门放几天假，他们便得以再次投入农业生产。尽管要忍受生产化工产品的不良工作环境，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农民想进入该工厂上班，因为在该公司就业不仅能极大地增加家庭的收入，而且能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

然而，由于辐射能力毕竟有限，大江集团不可能满足当地所有村民在本地就业的愿望。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而又不离开家乡，江镇还有相当部分的村民选择在本地打工。这部分人一般以40岁以上的中年人为主，活动范围主要在本市内，从事的大都是建筑工地上的体力活。由于没有远离家乡，他们一边继续耕种土地，一边在本地打工（即表1-1中的第二种和第三种农民类型），打工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和沿海及城郊发达地区的农民相比，他们基本上处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阶段。

外出务工、本地就业以及本地打工构成江镇农民务工收入的主要方式，与之相比，农民来自土地的家庭收入相对较低。就目前来看，江镇务农人群的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表现为“老人农业”的特征。李荣生是普村的一位朴实农民，58岁，共有耕地3.2亩，他计算了2008年时一亩土地的收支情况。

油菜的经济效益略高，即使种植两季作物，一亩田的总收益也只能在600元左右，远不如打工或者在本地做小工收益高。这意味着，对农民来说，耕种土地所能得到的基本口粮和微薄收入只能维持生存，他们之所以仍有人完全从事农业大都是由于自身年龄、身体状况等客观原因导致。如果存在其他的就业机会和条件，农民一般都会从事非农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在当前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中所发挥的功能已经下降。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农业产出的效益低，土地还承担着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等各种税费任务，农民更是普遍不愿意种田。如今，在国家的各种惠农政策下，农民耕种土地的愿望才得以好转，即使如此，真正完全从事土地耕种的农民仍然是少数。

在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的背景下，平日的村庄显得格外宁静，能见到的人群和听到的嘈杂声更多的是来自麻将桌旁。由于最近几年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基本不再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劳动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原来要耗费几天的农活可能一个上午就可以干完，留守的村民便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在村庄中，他们支配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是打麻将。村庄中的小店和茶馆是村民打麻将的主要场所，几乎每个小店和茶馆都至少有2桌以上的麻将同时“开战”，而在整个江镇街道上，提供活动场所的茶馆和麻将馆达40多家。

村民们不仅通过打麻将来休闲娱乐、消磨时间，相互之间的人情往来亦呈现迅猛的发展势头。现在的村民有着各种办人情的“新风俗”，红白喜事自不必说，从30岁开始，村民的生日也是逢十必办。此外，建房、考上大学、参军等都是人情往来的重要内容。一次人情支出一般在100元左右，如果亲戚朋友多的话，村民一年的人情支出累计达四五千元，甚至接近万元。由于人情需要相互往来，村民一旦参与进去，就必须在下一个时间点进行偿还或收回人情。依靠来来往往的人情链条，村民乐此不疲地为村庄平日的平淡生活增添色彩。

打麻将和人情往来不仅仅是村民的娱乐方式，也是一种村庄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在生产之余，由于缺少公共性的活动，打麻将和人情往来反而成为村民在生活中聚集的主要缘由，在“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言碎语中，村民也在交流着村庄中的各种信息，编织着村庄生活的新秩序。于是，在大批人员远离村庄的条件下，村庄的共同体生活仍然得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