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人们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时期有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有人认为，应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有人认为，具体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中国人都在苦苦寻求社会转型的发展道路。从科技兴国到社会制度变革，再到社会结构体制的全方位改革，都表现了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历程与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首先夺取政权，然后经过1953～1956年对农业（包括畜牧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某些不完善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经过近30年的发展，很快暴露了出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其社会结构转型的特点也明显呈现出来。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中国传统的经济活动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做出的选择。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当时的形势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确实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国家权力过于集中、计划控制过死、经济缺乏活力等非常严重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社会重新做出了经济体制的选择。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使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要素导入社会经济结构，并有机地融入公有制经济结构之中，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所共有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效形式，使资源配置通过市场优化组合，相继建立了生产资料、金融、人才、劳务、技术、信息、房地产等一系列市场体系；使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等特征明显呈现出来。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加快了中国社会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从而推动了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及工业社会转型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主要标志。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分化的速度极其缓慢，占总人口的80%的农民滞留在农村，农业同人民的需要及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纵观发达国家的历史，尽管社会现代化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按照不同的社会转型模式而经历不同的过程，但是各个国家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农民分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在农民分化过程中，包含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流动频繁化等特征。

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分离管理结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流动，在一定意义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突出地体现了政府计划手段的作用。它的消极作用在于：强化了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农村“以粮为纲”的政策，限制了非农产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这种封闭性使乡村社会地缘和血缘关系紧密相连。市场经济与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必须打破城乡分离的社会结构。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部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他们有的外出打工、做生意；有的直接流入各大、中、小城市，从事个体经营、服务加工业等；还有的兴办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农民开始了分化与流动。农民的分化与流动，使农村社会结构由封闭型走向开放型，血缘关系逐步让位于财产、权利关系；农村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的分化与流动也加速了乡村社会城市化的步伐。由于中国社会人口众多，大城市的容纳量又非常有限，城市化道路的特点不仅在于发展大城市，而且要发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因为中小城市或小城镇是连接大城市和乡村的中间环节、桥梁和纽带。大城市提供的科技信息、工业产品、生产资料、各种生活用品等都需要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中转，才能辐射到偏僻、边远的乡村。而乡村农民去中小城市或小城镇要比去大城市方便得多。同时，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也可以吸纳更多农民进城工作，加快了农民向产业工人或其他行业人员的分化。中小城市或小城镇的发展，也可以带动或促进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乡村社会农民分化的程度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就相对减少，农民种地就越要求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以较少的人力去支配较多的土地，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而非农产业又可以积累资金，部分用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步伐。

由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人治”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转型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必然带来政治体制的转型，从而引发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变革和发展。这种变革和发展的突出标志和本质内容，是从传统的伦理道德型社会向现代民主法制社会转变。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伦理道德社会，联结社会成员关系的主线是私人感情，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要依据是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伦理道德。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中，“权力经济”“以权谋私”“以权代法”等现象也随处可见。这种“官本位”的旧传统，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严重阻碍我国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高度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任务已提到现代化进程上来，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社会政治结构也在发生一系列转变，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民主选举，制定法律，完善立法、司法、执法等一系列制度入手，逐步由“人治”社会向民主法制的社会过渡；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及人事干部制度等。

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 封闭还是开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性。新中国成立以后，闭关锁国的局面没有彻底打破，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人类的科学技术是全人类创造的，应供全人类共享，自己关起门来，就意味着拒绝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基本上仍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这是制约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选择改革道路的同时，把对外开放列为基本国策，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跨越的历史性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体现在：一是对外开放的领域，面向全世界实行全方位、立体交叉的对外开放。二是对外开放的内容，不仅实行经济技术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增强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含量，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推进思想文化的对外开放，积极吸纳世界各国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

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是不平衡和无序的过程，它为某些地方和群体提供了优势，促进了这些优势结构上的巩固和它们的率先起跑。与此同时也使某些地方和群体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这一经验也不幸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验证。全球化总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当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经济迅速推向全球化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中国萌生和建立。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效益经济，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于是，在中国既有的经济格局中，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域和人文环境首先获得市场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初期的梯次推进战略也将突破点放在了这里。东南沿海地区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做出了示范，也带动了全国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的步幅是不平衡的，其基本格局就是由东向西，发展状态由高向低，逐次形成落差。其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成为这个梯状结构的最低点。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进程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构性因素。本来东部富裕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但是，由于国家政策过分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能源、矿产等资源开发滞后，而地方政府也把关注重心投向中心城市。在资本追逐利润等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一股东部对内地、城市对农村的资金、人才以及资源等的强大的拉力和推力，出现了从人才、资金到资源等各种要素的“南飞”与“东南飞”的现象。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一改20世纪80年代的运动方向，民族地区的各种资源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双重作用之下，几乎全部向回报率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和社会的中心富裕地带积聚，出现了越是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越多、越富裕，越是不发达地区，发展的机会越少、越贫穷，这样一种事与愿违的“马太效应”。这种资源的重新积聚进一步抽空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的发展基础，把农牧区排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之外。

从社会转型的五个方面来看，新疆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社会转型速度较为缓慢。从社会转型广度来看，转型所涉及的社会领域的范围相对狭窄，例如思想文化领域的转型远远落后于经济层面的转型，表现在思想解放不到位、缺乏创新、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与转型广度狭窄相似，社会转型的深度也比较浅，转型往往只涉及经济、政治、价值系统、社会生活领域的表层；从转型难度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难度更大，表现在转型的阻碍因素多而复杂，以及各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等方面；就转型向度而言，由于只有选择符合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转型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必然会更为复杂化和多元化。社会转型滞后，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现实原因。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社会转型度的差异，主要是转型势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平衡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复杂的客观结果。社会转型势是针对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而言的。可以用“社会转型域”这一概念分析这种不平衡性。社会转型域是指社会转型的空间范围。转型域可以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不同程度的转型，在不同的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体现为不同的社会转型域。同时，它又是对人类生产及活动领域的一种划分，如经济领域里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领域里有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等，我们就此可分为不同水平的经济转型域或政治转型域及其他诸多文化、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等不同水平的转型域。各转型域之间的差异性即不平衡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由转型域内部的转型能力的不断运作而随时改变，我们称这种具有塑造和改变转型域之间不平衡性的能力为社会转型势。转型势是社会转型度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源，转型势本身的增减变化，直接影响转型度的变化。转型势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可以将转型势区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这种能力运作所产生的转型域之间的差异水平，叫做转型势位。在我国，区域性转型势位，主要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之间，中西部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转型过程中，由于东部与中西部本身的转型势不同，造成最终势位的差异。

新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经济增长落后，再加上受自然、历史条件的影响，交通条件恶劣、人才资金严重短缺，本来就处在劣势地位的新疆经济犹如“火上加油”，从而加速了社会断裂和社会分化，使弱势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弱势化程度越来越深。由于新疆少数民族居住地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和资源相对丰富二者重叠的地区，经济的落后使少数民族地区陷入了“贫困→低收入→犯罪→破坏生态环境→投资引资不足→人才流失→低生产率→贫困”的恶性循环。1978年以后，特别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后，随着对口支援工作力度的加大，国家扶贫工程的实施，农牧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农牧区弱势群体人口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却依然是福利制度的“体制外”人。

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多项政策的制定实施，往往受到强势群体的巨大影响，造成了政策实施的结果对弱势群体非常不利，严重影响他们正常参与社会的机会与能力，形成了政策排斥系统。在政策性排斥的链条中，对弱势群体产生排斥的主体是包括资源配置政策、就业政策、干部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在内的各项政策；而主要包括农民、牧民、城镇下岗工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和来自农牧区的城市务工人员的一些社会成员则是排斥客体；排斥过程就是排斥性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弱势群体不利处境程度加深的过程，即边缘化的过程；排斥结果是弱势群体进一步陷入贫困、机会不足和权利缺乏的境地。而导致政策向强势群体倾斜的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利益和政府某些部门利益的急剧扩张。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弱势阶层或弱势群体。可以说，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程度。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第一要务。保持社会稳定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高压控制获得的消极稳定，二是采取主动疏导形成的积极稳定。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社会稳定最终决定于执政党和上层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民族问题。关于民族问题的概念学术界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现在被普遍接受的解说是：“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民族“自身的发展”在此是“民族问题”的首要内容，这是对民族问题本来面貌的揭示。因为生存、发展在任何社会都是第一要务；发展中的矛盾以及对于这些矛盾的解决也自然成为每个民族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各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影响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因为它影响国家整体的发展，影响各民族对国家的信任和认同。各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必然影响民族之间的关系，因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发展不平衡、差距过大必然影响心理的平衡、平等权利的行使和利益的分配，对民族关系的损害是直接的。世界现代化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自动消除弱势民族（Ethnic Subordinates）承受的不利和不平等”。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会加大，后者感到利益被剥夺；而在现代化的后一阶段，弱势群体则会向强势群体提出挑战。其中，同质社会表现为阶级对抗，而多民族社会则可能表现为族际对抗。显然，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正是现代化开始阶段的典型现象。而能否避免后一阶段甚至前一阶段既有的对抗，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正确与否，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又是能否处理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阿迪力·买买提

2012年10月27日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