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国家堕落“我”有责任：昭公知礼
人们常说，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个说法也适合孔子作的《春秋》。《春秋》从鲁隐公开始，到鲁哀公结束，一共写了鲁国的十二个君主。了解春秋，认识孔子，从十二公的哪位开始呢？
《论语》选择了其中一位，记录了孔子对他的看法。弄明白这位君主的境遇，也许就能管窥整个春秋的历史症结。这个人就是鲁昭公。在鲁国所有的君主中，鲁昭公对孔子影响最大。昭公即位时，孔子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昭公在位三十二年，去世时，孔子四十二岁，人已到中年。孔子一生中的黄金三十年，是在昭公的统治下度过的。
《论语》记载，有一次，陈国的司法部长陈司败问孔子：“已经故去的昭公知礼吗？”
陈司败为何会质疑鲁昭公是否知礼呢？这多少让人意外。春秋是一个礼制时代，鲁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作为鲁国领袖，“知礼”是必备的从政素质。春秋舞台上，鲁昭公也一直享有“知礼”的口碑。《左传》记载，鲁昭公刚任国君不久，曾到晋国访问，举手投足之间，气度非凡。晋侯对鲁昭公的评价就是“善于礼”。
所以，孔子肯定地回答陈司败：“昭公知礼。”然后，就走出了房门。陈司败不满意这个回答，他一把拽住巫马期的袖子，对这位孔门弟子说，“我听说君子论政不偏袒任何一方，看来你们的夫子，号称君子，也不过如此。”巫马期瞪了陈司败一眼道：“此话怎讲？”陈司败说：“春秋礼法，贵族同姓不婚，而昭公娶了吴国小姐‘吴孟子’。‘吴孟子’和昭公不正是同姓吗？昭公知礼吗？昭公知礼的话，天下人就没有不知礼的了。”
陈司败讲的是实情。“同姓不婚”是周礼的规定。在周朝哪怕是再远房的同姓，也不得通婚。昭公的始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姬旦。吴孟子的始祖则是周文王的伯父泰伯。昭公和吴孟子都姓姬。所以，他们的婚姻明显僭越了春秋的礼制。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昭公或者鲁国人，才不敢按习俗称吴国小姐为“吴姬”，而改称“吴孟子”作为掩盖。
《论语》记载，巫马期将陈司败的批评，迅速地转告给了孔子。孔子听了，半天没有说话。陈司败的话没错。昭公是春秋礼宗鲁国的元首，但带头违反了礼法。国家元首不把执政的宪法放在眼里，在这个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专制国家的弊端。一个国家没有法治、没有民主，立法者往往会带头违法，并将违法视为特权。这是孔子很清楚的道理。
孔子更心知肚明的是，在当时的鲁国，权贵违法，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孔子还是少年时，经常进出鲁国太庙，发现供奉周公的一个人最尴尬的时候，是有人当着你的面直言不讳地批评你的国家，抨击你的亲友。此时，任何人都是既对批评者愤怒，又替被批评者羞愧。默默无语还是顾左右言他，孔子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摆脱尴尬？堂堂太庙，竟然也充满了非礼之处。鲁作为周的一诸侯国，本无资格用天子礼祭拜先祖。所以，孔子在庙里听到祭祀天子的音乐，就很诧异，经常问太庙的主管，这是哪一种礼，那是哪一种礼。孔子走后，太庙的官员就讥笑孔子，“你们看，谁说这个姓孔的小子懂礼，进入太庙，啥都不懂，每件事都要问！”年轻的孔子，听到后愤懑地反驳：“那些是礼吗？”
在孔子的心中，礼就是春秋的法律，遵守礼，就是遵守春秋的法治。礼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让每个人有安身立命之本。当越礼成了常态，最终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鲁国对礼的背弃，最终使国家元首昭公吃尽了苦头。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执政季平子和郈昭伯因为斗鸡发生争执。为了取胜，季平子给鸡翅抹上了芥末，而郈昭伯则给鸡爪装上了金属薄片。两人互相指责对方犯规，斗鸡最终演变成一场政治纠纷。昭公偏袒郈昭伯，就出兵攻打一向强势的季孙家族。昭公的出兵，引起了鲁国其他两家大夫的不满。他们担心，失去季孙，三家将不复存在。三家联合攻击昭公，昭公军队大败，昭公本人被迫开始了漫长的流亡。
昭公的失败，宣告鲁国政治彻底进入到权臣执政时代。国家元首成了虚设，在政治生活中，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三家权力，越来越失去节制。他们公然在厅堂内演奏天子音乐《雍》，跳天子的“八佾”舞。而三家大夫的家臣，也纷纷效仿他们的主人，僭越礼法，春秋出现了所谓“陪臣执国命”的乱局。
昭公败坏了礼制，酿成了苦果。孔子为何不敢在陈司败面前承认昭公的过失呢？礼是孔子整个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孔子一生奔走，就是想恢复礼的尊严，让权力处在“礼”的节制之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鲁国乱法，昭公违反同姓不婚之礼，孔子显然是知道的。不过，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孔子又不好当着陈司败的面，指责国君不知礼。
一个人最尴尬的时候，是有人当着你的面直言不讳地批评你的国家，抨击你的亲友。此时，任何人都是既对批评者愤怒，又替被批评者羞愧。默默无语还是顾左右言他，孔子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摆脱尴尬？
为国争光，最终的责任在于政府，而不在国民。国民所能为国争取的荣誉，是很小的。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推行仁政和法治，重视人权和民生，这个国家的国民才会在国际上真正挺得起腰板。只凭借少数的几个人获得一两项国际大奖，显然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孔子最终是这样来回答陈司败的质疑的。他说：“我错了，就有人知道，这是丘的幸运。”孔子回避了昭公是否知礼的问题，而坦陈自己搞错了。这是孔子的不寻常之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里，整天抨击政府、抱怨体制的人，随处都可以见到。但很少会有人像孔子一样说，这是“我”的过错。在这场堕落中，也有“我”的一份责任。在这场“不知礼”的盛宴中，“我”也未能免俗，反倒成了推波助澜的人。
这也是《论语》的可贵之处。与宗教书籍中的首领不同，《论语》中的孔子，没有实行神迹的力量，也从来没宣称过自己拥有绝对的真理。隐士嘲笑孔子，弟子质问孔子，权贵非议孔子。孔子不只一次地低头认错。《论语》把它们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论语》丝毫没有为圣人讳。在《论语》编者的心中，他们编的不是圣书，而只是夫子的传记。孔子可能不是完美的，但一定是真诚的。这种真诚，却往往能穿透虚伪，最直接地撞击人柔软的心灵。
所以，我想，孔子勇于担过，反倒会让陈司败多少感到猝不及防。陈司败本想找个机会使劲挖苦一下孔子，没想到鼎鼎大名的孔先生，这么快就缴枪投降了。这就像两个人论辩，一个人刚挑起头，另一个立刻承认自己刚才观点的失误，这反而会让挑起话题的人感到不好意思。
这也许就是谈话的艺术。有的人虽拥有真理，言辞却锋芒太过，即便说得对，也很难让人心服口服。而有的人，将姿态摆得很低，不怕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别人看。反倒因为真诚，赢得了极大的尊重。
正是在这一点上，孔子胜过了同是儒家圣人的孟子。《孟子》全书，大部分是在和别人论辩。孟子批评国君言利不言义，质疑大臣言不由衷，反驳农家事必躬亲。在孟子凌厉的言辞攻势前，很少有人能体面地退场。洋洋洒洒三万五千言中，从来没有见过孟子低过头，认过输。孔孟相比，孟子更像是拿着匕首的斗士，而孔子更像是大肚能容的佛祖。前者怒目圆睁，后者面露笑容。两者比较，瞪着眼的，远不如眯着眼的更容易让人接受。
但可惜的是，不管是运用哪一种说话方式，孔子或孟子生前都未能成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辛勤地奔走游说，却始终被隔绝在主流的政治体系之外。他们的仁义主张，诸侯听了只是鼓掌，从不动心。诸侯和权臣，依旧合法地违背着他们自己创立的礼法，百姓依旧合法地忍受着种种人间苦难。
真诚的人，没有得到真诚的回报。邪恶的人，没有得到正义的惩罚。这就是人间的不公平。对于这种不公，孔子还是借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陈司败和孔子会晤多年以后，“昭公知礼”中唯一的女主角“吴孟子”辞世。孔子在《春秋》里写道：“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对这段话，为《春秋》作传的左丘明进行了解释：“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讣），故不称夫人。”寥寥数语，道出了孔子春秋笔法的含义。夏历的五月，昭公夫人孟子去世。昭公娶妻于吴，本为同姓相婚，所以孔子不在史书中记载吴孟子的姓氏。吴孟子去世的时候，鲁国没有向诸侯发布讣告。因为若发布讣告，必须依照礼制，告诉诸侯死者的母家姓，这等于让鲁国人自曝家丑。因为鲁国没有发讣告，所以，孔子作《春秋》，不称昭公亡妻为夫人。
从左丘明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于昭公的违礼，不是不知，只是不言。不是不言，只是有时无需言。在《春秋》中，孔子用心称量一字一句，最终完成了对违法者的审判。
只是不知，左先生如此解释，是否符合孔子晚年写史时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