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乐府诗补录及分析

《乐府诗集》集汉唐乐府歌辞之大成，但它收录的是历代相沿、见诸文献的乐府诗，实际上魏晋乐府诗失传、缺佚现象十分严重。从西晋荀勖的《荀氏录》、崔豹的《古今注》、无名氏《歌录》、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萧齐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梁沈约的《宋书·乐志》、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唐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等相关文献中，我们仍可补辑部分缺佚的魏晋乐府诗题或曲名。现据以补录如下。

一 郊庙歌辞

（1）王粲《安世诗》（亦曰《享神哥》）。

明帝太和初，缪袭奏曰：“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安世诗》现已不传，由缪袭奏议可知，此曲曾作郊庙享神之用，相当于郊庙歌辞。

（2）傅玄《先农先蚕夕牲》《迎送神》《社稷》《先农》《先圣》《先蚕》（按：疑“先圣”衍）。

《南齐书·乐志》曰：“晋傅玄作祀《先农先蚕夕牲》歌诗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飨《社稷》《先农》《先蚕》歌诗三篇，前一篇十二句，中一篇十六句，后一篇十二句，辞皆叙田农事。”可补傅玄祭社稷农神的五篇曲辞。

以上补录四首，魏一首，晋五首。

二 燕射歌辞

①魏武帝、文帝时《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曲；②魏明帝时《鹿鸣》“於赫”、《驺虞》“巍巍”、《文王》“洋洋”三篇。

《宋书·乐志》云：“魏雅乐四曲：一曰《鹿鸣》，后改曰《於赫》，咏武帝。二曰《驺虞》，后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咏明帝。《驺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声。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箱雅乐郎作者是也。今谓之行礼曲，姑洗箱所奏。”曹操令杜夔创制雅乐，有《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曲，杜夔主要负责造制乐器、为乐器定调等，并非歌诗专业作者，王粲等人也无作歌诗的记录，故此推测，武帝时的雅乐四曲可能仍用《诗经》旧辞。到魏明帝时期，据此四曲重制新辞，分别歌颂武帝、文帝与明帝三人功德。

以上共补录四曲三首。魏武帝时四曲，明帝时三首。

三 相和歌辞

（1）相和曲：魏武帝《阳春篇》《往古篇》。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觐歌》，张录云无辞，而武帝有《往古篇》。《东门》，张录云无辞，而武帝有《阳春篇》。”魏武帝《往古篇》《阳春篇》乃分别据汉旧曲《觐歌》《东门》所制新辞，均已失传。

（2）清调曲：武帝《董逃行》“白日”。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清调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狭路间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荀氏录所载九曲，传者五曲。晋、宋、齐所歌，今不歌。武帝‘北上’《苦寒行》，‘上谒’《董逃行》，‘蒲生’《塘上行》、‘晨上’‘愿登’并《秋胡行》是也。其四曲今不传。明帝‘悠悠’《苦寒行》，古辞‘白杨’《豫章行》，武帝‘白日’《董逃行》，古辞《相逢狭路间行》是也。”魏武帝曾作有《董逃行》“白日”，见于《荀录》、王僧虔《技录》，后失传。

（3）平调曲：文帝《长歌行》“功名”、明帝《长歌行》“青青”、武帝《猛虎行》“吾年”、明帝《猛虎行》“双桐”、无名氏《君子行》“燕赵”、左延年《从军行》“苦哉”、无名氏《短歌行》“雉朝飞”。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平调有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从军行》，七曰《鞠歌行》。荀氏录所载十二曲，传者五曲：武帝‘周西’‘对酒’，文帝‘仰瞻’，并《短歌行》，文帝‘秋风’‘别日’，并《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传：文帝‘功名’，明帝‘青青’，并《长歌行》，武帝‘吾年’，明帝‘双桐’，并《猛虎行》，‘燕赵’《君子行》，左延年‘苦哉’《从军行》，‘雉朝飞’《短歌行》是也。”武帝《猛虎行》“吾年”、文帝《长歌行》“功名”、明帝《长歌行》“青青”、明帝《猛虎行》“双桐”、左延年《从军行》“苦哉”既见载于《荀氏录》，理应入晋乐所奏，歌辞后来失传。《短歌行》在汉代已有古辞，故“雉朝飞”应为曹魏歌辞。另据《广题》曰：左延年辞云：“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据《乐府诗集》，魏明帝辞曰：“双桐生空枝，枝叶自相加。通泉溉其根，玄雨润其柯。”《古今乐录》曰：“《猛虎行》，王僧虔《技录》曰：‘荀录所载，明帝《双桐》一篇，今不传。'”

以上共补录魏相和歌辞9首。

四 舞曲歌辞

（1）魏明帝鼙舞辞：《明明魏皇帝》《大和有圣帝》《魏历长》《天生烝民》《为君既不易》。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魏曲五篇：一《明明魏皇帝》，二《大和有圣帝》，三《魏历长》，四《天生烝民》，五《为君既不易》，并明帝造，以代汉曲。其辞并亡。”可知魏明帝曾造鼙舞曲辞五篇，惜辞失传。

（2）明帝时无名氏铎舞曲《太和时》。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古《铎舞曲》有《圣人制礼乐》一篇，声辞杂写，不复可辨，相传如此。魏曲有《太和时》，晋曲有《云门篇》，傅玄造，以当魏曲，齐因之。”可知魏明帝时曾有铎舞曲《太和时》，辞失传。

（3）明帝时无名氏巴渝舞曲《武始》《咸熙》《章斌》。

《晋书·乐志》云：“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籥。”景初元年为魏明帝年号，羽籥舞即巴渝舞，新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统称为《昭武舞》，而不用《巴渝舞》旧名。辞已不传。

（4）晋《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

《宋书·乐志》云：“晋《鞞舞哥》亦五篇，又《铎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今《幡》《鼓》哥词犹存，舞并阙。”《乐府诗集》载录傅玄《鼙舞歌》五篇、《铎舞歌》“云门篇”，这两篇则无记载，应予补录。据西晋舞曲歌辞皆出傅玄一人的情况，推测这几曲歌辞出自傅玄之手的可能性较大。

以上共补录舞曲歌辞16首。魏9首，晋7首。

五 杂曲歌辞

（1）魏明帝《悲哉行》。

《乐府诗集》引《歌录》曰：“《悲哉行》，魏明帝造。”但并未载录魏明帝歌词，理应补录。

（2）曹植《上仙箓》《神游》《苦热行》。

《乐府解题》曰：“《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时留。’鲍照云：‘家世宅关辅。’曹植又有《上仙箓》与《神游》《五游》《龙欲升天》等篇，皆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与《飞龙》《仙人》《远游篇》《前缓声歌》同意。”其中《五游》《龙欲升天》（即《当墙欲高行》）已见著录，故此补录《上仙箓》《神游》两首。另外，《乐府诗集》在鲍照《苦热行》解题中曰：“魏曹植《苦热行》曰：‘行游到日南，经历交趾乡。苦热但曝露，越夷水中藏”，也应补录。

以上共补录杂曲歌辞4首，魏明帝1首、曹植3首。

补录以后的魏晋乐府诗实际创作情况详见表1-1。

从数量看，魏晋乐府诗（不计杂歌谣辞）总计386首，分别为：曹魏154首，西晋219首，蜀1首，吴12首，以魏、西晋朝为主，西晋数量最丰。从歌辞类别看，曹魏相和歌辞居多，其次为杂曲歌辞，再次为鼓吹曲辞，舞曲歌辞18首。创作较少的是郊庙、燕射、琴曲三类。横吹无辞。西晋燕射歌辞最多，其次为相和，舞曲、杂曲、鼓吹、郊庙四类的歌辞数量也很可观，琴曲歌辞较少，横吹无辞。蜀、吴的歌辞类别较单一。

与汉乐府相比，曹魏时期相和歌辞为乐府诗创作的主流，舞曲歌辞也有明显增加，而郊庙、燕射等仪式乐辞只维持在最低限度内。这说明，曹魏创作的重心在于娱乐歌辞。到西晋时期，各类歌辞的创作极大丰富，特别是郊庙、燕射歌辞数量显著增加，说明西晋在礼仪歌辞方面加强了建设力度。另外，舞曲歌辞也得到充分重视，较汉曲增长了十倍之多，即便与魏相比，也多出近一倍。

从《乐府诗集》著引文献来看，主要依据梁沈约《宋书·乐志》及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古今乐录》对《宋书·乐志》《元嘉正声伎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多所择取，而刘宋时期的张录、王录以及《宋书·乐志》又对荀勖《荀氏录》多所引用。可大致认定，《乐府诗集》著录“魏晋”乐府诗，合理汲取了唐前官方音乐文献。依次《荀氏录》、张永《元嘉正声伎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等。歌辞“题解”还直接、间接地参考了其他典籍。所涉音乐典籍有西汉刘向《琴颂》、旧题蔡邕所作《琴操》、西晋崔豹《古今注》、无名氏《歌录》、刘宋谢希逸《琴论》，唐李勉《琴说》、房玄龄《晋书·乐志》、杜佑《通典》、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无名氏《乐府广题》；史传类典籍有左丘明《春秋左氏传》、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刘向《列女传》、旧题刘向《列仙传》、应劭《风俗通义》、旧题班固《汉武帝故事》、无名氏《陈武别传》、唐马温《邺都故事》等；地理类典籍包括《禹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文学类典籍包括《楚辞》《文选》及曹植、鲍照、谢惠连、李贺等人相关作品。

《乐府诗集》主要收录历代歌辞集中的乐府诗，并非魏晋乐府诗全貌。从补录情况来看，这些歌辞皆曾在郭茂倩所引文献中提到，但并未收录，个中原因令人深思。细加分析，郭氏不予收录的原因，一是歌辞已失传，如魏武帝《董逃行》“白日”等，虽然其曲名、曲调还可从文献转引中知道，但辞已失传，无法再行收录。二是歌辞缺佚现象严重或者后世不再传唱，此种情况也不予收录。比如曹植《苦热行》《秋胡行》，左延年《苦哉》等，这些乐府诗的面貌多已残缺不全，且在后世歌辞集中不见记载。可见《乐府诗集》所著录的魏晋乐府诗，基本上都与朝廷乐府有关。反之，则不予收录。

从补录乐府诗的作者来看，曹操、曹叡皆系帝王，左延年系魏文帝至明帝时期的宫廷乐师，傅玄是西晋的首席乐府作家，他们的乐府诗在当时都应是入乐的；从歌辞类别看，包括郊庙、舞曲、相和三种类型。导致它们在后世失传的具体原因何在呢？以下逐一分析，以明个中缘由。

曹操《阳春篇》《往古篇》在荀录、王录、《宋书》中均不载，张录云无辞，《古今乐录》据张录记载还能略知其曲调。说明《往古篇》《阳春篇》可能在晋至刘宋时期已不入乐，空余曲调、曲题，终致歌辞失传。王粲《安世诗》，《宋书·乐志》记载：

侍中缪袭又奏：“《安世哥》本汉时哥名。今诗哥非往时之文，则宜变改。……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

侍中缪袭既对其议奏改名，想必当时歌辞还在，且仍入乐演唱。后来傅玄创作了新辞，完全代替了《安世诗》的礼乐功能，异代之文未必相袭，缪袭《安世诗》可能废而不用，后此文献均不见《安世诗》本辞，可以推断，王粲《安世诗》可能至西晋以后已失传。曹植《鼙舞歌》，据其《鼙舞歌自序》，曹操曾喜获汉西园鼓吹艺人李坚，但其技艺已中废，兼之古曲多谬误，需重创新辞，恢复旧乐。曹植和魏明帝皆依汉曲创作了《鼙舞歌》五首，明帝辞入魏乐当无可怀疑，曹植辞入乐则应存在身份及政治资格的限制，其辞原本只能在其藩国演奏，但他可能通过向皇帝献乐，得到在魏宫廷乐府演唱的机会。至西晋，傅玄新创鼙舞辞，以代魏曲，曹魏之辞不再入乐。明帝辞失传当与不入乐相关，但同样皆不入乐，何以曹植《鼙舞歌》能够传世？笔者以为，明帝之辞主要在魏乐府演唱，而曹植之辞除了在乐府演唱，还可在其藩国演唱，如此一来曹植之辞的流传范围、接受人群反而更为广泛。另外，曹植集的编纂自其死后不久就着手进行，其鼙舞歌辞通过文集的编纂得以流传，也是原因之一。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皆曹魏朝廷使用的仪式乐歌，西晋时期则不再入乐，随之渐渐失传。以上所补歌辞还包括魏明帝及曹植的部分杂曲。关于“杂曲”歌辞，郭茂倩曰：

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自秦、汉已来，数千百岁，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后，丧乱之馀，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则若《伤歌行》《生别离》《长相思》《枣下何纂纂》之类是也。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则若《出自蓟北门》《结客少年场》《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齐讴》《吴趋》《会吟》《悲哉》之类是也。又如汉阮瑀之《驾出北郭门》，曹植之《惟汉》《苦思》《欲游南山》《事君》《车已驾》《桂之树》等行，《磐石》《驱车》《浮萍》《种葛》《吁嗟》《》等篇，傅玄之《云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鸿雁生塞北行》《昔君》《飞尘》《车遥遥篇》，陆机之《置酒》，谢惠连之《晨风》，鲍照之《鸿雁》，如此之类，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其辞具在，故不复备论。

由于编纂、设类的“兼收备载”，题曰“杂曲”。这些歌辞“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可见其内容之“杂”；“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可见其来源之“杂”；“自秦、汉已来，数千百岁，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叹其作者情况之“杂”；既包括“干戈之后，丧乱之馀，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又包括“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如此等等，又见其流传、创作之“杂”。不过以上补录的四首“杂曲歌辞”，其曲调情况仍有文献可征，惜歌辞不存。

从补录歌辞的创作时代看，以曹魏为主，共补录26首，又以相和歌辞失录最多；而西晋歌辞只补录郊庙歌辞5首，皆傅玄所作祭祀农神的仪式乐歌，杂舞7首，可能也出于傅玄之手。相比较而言，西晋的歌辞缺佚较少。而据《宋书》《南齐书》记载，这几首歌辞其时犹能见到，其失传时间应为南朝梁陈以后。那么曹魏歌辞失录较多的原因何在？也许可从文献方面追寻其原因。《乐府诗集》中已不见曹魏时期的音乐文献，西晋时期则还有荀勖《荀氏录》及崔豹《古今注》。曹魏时期既然已无音乐文献，那么其乐府乐歌的表演情况就难以考知。荀勖《荀氏录》选录汉魏旧辞配入晋乐演奏，这就是“清商三调歌诗”，经由荀勖的整理和加工，“清商三调”歌诗得到了完好保存，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那些未被选入晋乐的旧辞则被汰择，所以荀勖对汉魏歌辞保存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略。

综上所述，魏晋乐府诗失传的原因不外两个方面：第一，由于音乐或曲辞某一因素的残缺，影响了音乐艺术的完整性，最终导致歌辞失传。音乐与曲辞作为音乐艺术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既有本质区别，又互相联系互有影响。音乐的失传可能导致曲辞的缺佚，同样曲辞的失传，可能也会影响到音乐的流传。上述歌辞或不再入乐，或被其他新辞代替。随着时代变迁，音乐失传，导致歌辞失传。第二是音乐文献记录或保存的缺陷。音乐毕竟是时间艺术，随时间流逝，曾经的流行音乐不再流行，或被其他歌辞代替，但音乐仍可以用文献记录的方式留存下来，或以歌辞形式，或以曲谱形式。如果失去了文献著录这一保障，那些乐歌就只能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再难觅其影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