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3年7月17日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人数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提升了2%。其中，我国手机网民人数为4.6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3G网络的普及、无线网络的发展和手机应用的创新都促使我国手机网民数量快速提升，手机作为我国网民第一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2]越来越多的网民倾向于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网络传播的受众也越来越多。但在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网络管理中所存在的漏洞也给一些网络谣言的炮制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互联网传播的匿名性和便捷性更是给谣言插上了一对隐形的翅膀，通过新媒体（电子邮件、论坛、QQ群、博客、微博、短信、微信等），一些人不负责任地渲染事实，夸大细节，随意编造和传播网络谣言，误导、欺骗大众，把小事“围观”成大事，把个案“围观”成群体性事件，使假消息充斥网络，而真消息备受质疑。尤其是关于重大项目、官员腐败、国计民生等相关话题的热炒，对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严峻挑战，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造成了诸多不良的社会影响。更为严峻的是，一些势力操纵网络舆论，编造政治谣言，恶意抹黑党和政府形象，以瓦解党的执政根基。[3]

一般来说，谣言的病毒式传播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影响力的加V用户或粉丝量巨大的用户参与到了中间环节；二是谣言触发了网友的某些结构性情绪，强化了某些刻板印象。这都容易导致不实信息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2010年以来，我国网民数量进一步增长，以QQ、微博为特色的社会化网络成为互联网的新增长点，同时，国内外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中国甚至世界都在经济、环境方面遭遇难题，网络谣言也甚嚣尘上，造谣传谣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给很多人造成莫大困扰。网络谣言制造和散布者多数动机不纯，网络谣言被揭穿后，容易在网民中形成心理阴影，损伤互联网的公信力。201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发文盘点国内十大网络谣言，[4]每则谣言都很具有代表性，且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网络谣言逐渐成为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网络谣言的危害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打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空气，让造谣者没有立足之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密集刊登了众多关于痛斥网络谣言和治理网络谣言的文章。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出倡议，呼吁互联网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加强行业自律，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传播。随着201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成立，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2012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关闭了16家涉嫌造谣、传谣的网站，并对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这两家谣言传播集中的网站点名严肃批评。仅2012年3月中旬以来，各地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网站造谣、传谣的有害信息、违法信息已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的网站已达42家。2012年12月，邪教组织“全能神”借助“末日谣言”蛊惑人心、牟取私利，共计有分布在16省的1300余人被公安机关查处，[5]这是对造谣者发出的严重警告和给予的深刻教训。2013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净化网络环境、打击非法网站的力度进一步加大，7月依法关闭“人民要闻视频网”“新闻一线”“正点网”“中国舆情联盟网”等76家非法网站，在过去20天内，关闭的非法网站总数达107家，[6]这也充分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治理的紧迫性。

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对网络谣言具有免疫力，网络谣言已成为社会公害、网络“毒瘤”。当前，我国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很好地发展经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充分认识各种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并积极寻找应对之道，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政府面对的崭新课题。

（二）研究意义

清除谣言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之一。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说，谣言却是复杂社会生活的歪曲反映。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谣言的不断生成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谣言的出现作为客观现实也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法国结构主义学者弗朗索瓦丝·勒莫（Francoise Reumaux）所言，“人们可以说像不存在没有神祇的社会一样，也不存在没有谣言的社会”。[7]谣言充斥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认真地审察它、思考它、分析它，从而及时地作出明断，直至最后消除它的危害与影响。

谣言是由社会重大事件触发的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心理现象。有研究19世纪末期印度暴发瘟疫期间的谣言的学者指出，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8]这一观点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民间话语没有渠道可以得到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便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见的手法。[9]谣言并非完全是虚假的，许多谣言中包含一定的真实成分。如果把一个谣言解构，往往可以发现其中有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部分。一则大规模传播的谣言，如果没有一丝真实的成分，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多的人相信，或者说将信将疑。正如有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谣言既然产生了，至少有真的成分在其中。也许真相比谣言更糟糕。[10]其实，谣言就是一种提醒，提醒社会其运行机制有一些问题。

如今，网络已经成为谣言传播的主要平台，有些网络谣言是基于现实的社会矛盾，或是社会某些畸形状态的一种阐述，某种程度上具有缓解和释放整个社会压力的作用。此外，在很多灾难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更多的是源自社会公众对未知信息的焦虑。可以说，它是认知失调后的一种自我调整手段。因此，我们对网络谣言的理解应更多元化，既要看到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并通过“自律、他律及技术保障”三位一体的管控模式尽可能控制，也要正视网络谣言可能的社会功能。对于政府来说，谣言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表达，虽是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但也是观察民众态度和心理的重要视窗。如果说舆论是民意的晴雨表的话，那么谣言就是民意的放大镜。政府也可以从谣言中窥探民情，了解民心，从而在决策时作出符合民意、顺乎民心的决定。

封闭的社会空间是谣言产生的催化剂。由于社会空间封闭堵塞，人们不得不选择“私下小道”的形式表达意见、发表看法，这就为谣言提供了传播的渠道。谣言将伴随人类社会始终。打击谣言的始作俑者诚然可行，但政府完善辟谣机制，提高公信力，使谣言无处可传、无人可信，才是辟谣的理想方法和治本之策。[11]

研究表明，网络谣言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官员腐败、干部提拔等敏感领域。有的人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去猜测、传播食品安全、流行疾病等谣言。有的人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发泄到虚拟世界，诽谤谩骂、造谣生事。网络谣言此起彼伏、屡禁不止，反映出社会转型期公众的焦虑和不安定心态。网络谣言袭击的不仅是某个人、某件事，更袭击了“社会的软肋”。[12]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网络谣言，还应该关注谣言折射的社会心态、社会现实。网络谣言泛滥，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发泄。谣言不怕压，因为谣言本身就是社会挤压的非体制产物；往往是越压，谣言越多，流传越广、越快。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同时管制不计其数的发言者，防止网络时代越来越容易被引爆的谣言，最根本的方法在于研究谣言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并加以整治。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创造政治宽松、信息透明的社会环境，将网络谣言视为重要的社会舆情，广泛听取民意，积极解决群众的现实问题。政府部门不仅要及时“封杀”网络谣言，更应该加强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方面的监管，让人们吃得更放心、活得更舒心；不仅要及时澄清官员是否腐败的真相，还应该从网络中发现官员腐败的线索，发挥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不仅要及时回应干部提拔是否公正的质疑，还应该根据公众的质疑，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但反观现在的部分地方政府，遇到公众关注的重大消息，仍将瞒报、谎报作为首选策略，不仅给谣言的流传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且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即使很多时候政府发布了真实的信息，也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同。

当下，为了应对网络谣言，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严阵以待。从过去对网络谣言“不理不睬”到今天的“严阵以待”，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体现了观念和理念的进步，体现了政府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可是，我们更应该思考和追问：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在“封杀”网络谣言的同时，铲除谣言滋生和蔓延的土壤？

网络谣言固然可怕，但也并非洪水猛兽，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一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社会事实。因而，加强网络谣言研究，科学认识、准确把握网络谣言产生、传播与扩散的内在规律，及时科学引导网上舆情，构建起应对网络谣言的长效机制，对于稳定民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网络谣言是通过网络传播的谣言。基于网络覆盖范围的全球性、传播方式的自由性，凭借网络进行传播的谣言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网络谣言的传播不仅严重干扰了人们的网上活动，败坏了网络的信誉，也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国内外学者在充分认识到网络谣言的危害性之后，纷纷对网络谣言的预防、产生、控制机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一）国外网络谣言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对网络谣言的生成、传播、控制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从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对网络谣言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同时西方国家充分运用这些理论，将这些成果运用到实践中，通过立法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并运用现代科技积极建立网络谣言预防、堵塞和控制机制，将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国外学者对网络谣言的研究是建立在对谣言研究的基础上的。对谣言的感性认识亘古有之，但是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先后涉足这一领域，他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究谣言滋生和传播的原因及其控制策略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摆脱了战争阴影的学者开始关注造谣、传谣过程中的社会互动，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出现了第二次研究谣言的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谣言研究进入了总结与整合阶段，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其中，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的《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批判了过去对谣言的消极观念，指出谣言的意义在于其社会性，而迪方佐（Nicholas DiFonzo）和波迪亚（Prashant Bordia）的论著则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对造谣、传谣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客观的考察。今天，在西方学者的眼中，谣言早已不是邪恶的洪水猛兽，而是具有研究价值的社会舆论。[13]

谣言研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而是横跨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交叉研究，这些学科各自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谣言。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西方的谣言研究主要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主要的理论视角有心理学视角、精神分析视角和社会学视角等。

1.心理学视角

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谣言都被视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信息的类型，也是一种心理的映射。心理学家对谣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5年印度心理学家巴萨德发表的关于印度比哈尔邦1934年大地震中谣言传播的研究报告。[14]巴萨德的理论基石是把焦虑心理作为谣言传播的必要条件，认为谣言发生率与人们的焦虑程度直接相关，焦虑重则谣言猖，焦虑退则谣言消。巴萨德还提出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另外三个关键因素，即不确定性、重要性和相信。巴萨德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备受冷落，但最终还是得到学术界认可。

谣言与战争之间密切的关联毋庸置疑。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利奥·波斯特曼（Leo Postman）所言，“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有研究者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和谣言有着血缘关系。而在中国，从秦汉时期的“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再到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中的各种谣言，每次改朝换代，总离不开谣言的推动。对谣言的学术研究，实际上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正值巨大的社会动荡，加上新闻管制导致民众对信息的不了解，导致谣言蜂拥而来，对谣言的利用和研究也应运而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纳普（Robert Knapp）收集整理了1942年的1000则战时谣言，并作了系统性分析，根据谣言的不同目的和内容进行了分类，这项研究为后来谣言的相关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受惠于纳普的经验分析，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二战”期间曾对谣言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在两人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中指出了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15]他们由此归纳出一个谣言发生条件的著名公式：R（Rumor，谣言）=i（importance，重要性）× a （ambiguity，模糊性）。所谓“模糊性”，是指谣言发生时所处情境/语境所具有的不明朗性。大环境越不稳定，消息越重要，谣言的传播效果也就越显著。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接近零，谣言就不可能产生，这一经典公式成为后继者们研究谣言传播的基石。这个公式在揭示谣言发生的前提条件方面有一定说服力，有助于理解谣言的发生机制，但忽略了在谣言形成、传播、演变过程中人际沟通网络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群体、个人的反应和互动，有意或无意间将牵涉谣言发生和流传的群体、个人视为无意识地做出反应的主体。

随着实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他的研究者考虑通过往奥尔波特公式中加入主观因素来克服原有体系的缺陷，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式：R=i× a ×c，其中“c”指听传参与人的批判能力。批判能力强的话，谣言要进行传播就会特别困难。相反，如果碰到的是一个没有批判能力的听众，那谣言就一定能够迅速传播。换句话说，成熟和理智能够抵挡谣言的侵害。这实际上明确了个人素质与谣言传播的具体关系，与既有的研究观点一脉相承。

2.精神分析视角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研究主要关注谣言背后的群体心理，即“无意识”。

“无意识”这一概念来源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它是指与个人生活经验相联系的不被人所意识到的心理活动，如遗忘的记忆、不愉快的经验、潜抑的愿望与动机，等等。[16]卡尔·荣格（Carl G.Jung）发展了弗洛伊德这一概念，提出了另一种无意识形态，即“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在人类的无意识中还有一部分是超越了个人后天生活经验且不依赖于个人经验而存在的，它是带有超越个体乃至民族、种族的具有全人类的普通性与集体性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始的，包括本能和原型。它只是一种可能，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集体无意识”的发现，表明人类在精神生活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人与人之间在精神深处是一体的。群体行动的一致性，其心理渊源可以由此追溯。

荣格对谣言的研究就基于这一视角。在他有关谣言的论文中，把谣言分为两类：一种是普通类型的谣言，它反映的是暂时的情绪感受和个人要求；而另一种，他称之为“意向性谣言”（visionary rumor），反映的是集体的需要，包含着被众人分享的深层意识，其中就有集体无意识的部分，根据这一分类，“传说”包括短期的传闻，尤其是那些关于神秘生物、陌生人的异常行为的谣言就属于这个领域。

3.社会学视角

可以说，以上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层面，属于线性研究范式，这种研究的先天不足在于其理论范式的高度心理主义倾向，它的两大主要范式符号互动论与行为主义理论尽管在诸多方面有着本质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具有个人主义色彩，这些理论使人际传播研究渐渐沦落为一种描述性的常识，很难对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很多社会学家认为，仅停留于个人心理的研究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研究谣言，并注重研究谣言产生的社会环境。比如美籍日裔社会学家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认为，谣言是临时的新闻，它是在环境模糊时，群体根据已有的信息碎片，对事件意义和解释的建构。涩谷保把谣言看成一个群体对所面临问题和矛盾的解释，这一建构是社会集体信念的反映，所以，像线性范式那样讨论谣言的失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谣言就是真实的。

阐释学范式则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涩谷保所说的谣言背后的社会集体记忆，试图找到谣言爆发的真正原因。当然，对谣言的阐释存在不同的层次。第一种是简单的联系，比如说许多古典的荒诞谣言即属于这种类型。人们看到微波炉，就会想到小猫小狗在里面做窝，再联系一种叫“热狗”的三明治，于是就会相信活狗被放到微波炉里烤死的都市传奇。

另外一种阐释则把谣言与群体的历史联系起来。例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勒莫认为，谣言传播看起来会信息失真，其实每个成员接受—同化—传递的过程是一个意义分享的过程。谣言不是突发事件，而是社会集体记忆的潜伏、变化，最后找到一个机会爆发的过程。他在《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一书中提出了谣言传播的三个阶段：“幼虫”阶段、“成蛹”阶段和“出茧”阶段。在“幼虫”阶段，人们积聚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并通过记忆的不断传染和复制，汇成社会系统中相冲突的力量，这时土壤正在发育，集体意识正在形成。在“成蛹”阶段，偶尔或必然的现实打碎了既有的心理平衡，个人对不满的记忆从孵化中迅速成长为谣言的“蛹”。在“出茧”阶段，当权威信息源和公开渠道缺失、薄弱时，人们开始不断地为个体和整体记忆注入新的幻想；而当特定的导火索出现时，幻想的底线被突破，象征的边界被击碎，谣言就此泛滥。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当前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危机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美国学者卡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的《谣言》一书主要关注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政治谣言背后的群体心理机制。与一般人对谣言传播者非理性的指责不同，他认为相信谣言的人都处于理智状态，只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没有直接经验的事实。基于此，他认为谣言的传播是通过两个部分重叠的过程，即社会流瀑和群体极化。当人们对谣言的内容一无所知时，就更容易相信它。谣言有可能引起大恐慌，因为恐慌情绪会从一个人传至另一个人，制造出将要应验的预言。如果在人群中激起恐慌或者厌恶等强烈情绪，谣言就会更广泛地传播。因此桑斯坦认为，让民众了解正确的信息、自由表达是降低民众接受错误信息的概率，防止民众以一种有偏见的方式来吸收和消化信息的最显而易见、最标准的答案。[17]可以认为，桑斯坦的观点要表达的是，谣言是在信息不透明背景下，通过少数人引导和民众的盲从形成的一个过程。[18]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先生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也将谣言的研究提升到宏观社会结构的高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角度来研究谣言传播。在孔飞力看来，“叫魂”恐慌的升级和失控，实际上是缘于清朝整个官僚系统的积弊，也是传统“愚民政策”的产物。他在书中总结道，旧的官僚制度造成的深刻伤害，我们对它无须给予半点同情，但这种制度阻挡了狂热，以致妖术谣言最终与欧洲中世纪清剿巫师那样的规模和灾难相去甚远，倘若这一层阻拦也消失了，狂热席卷下的中国自然沦陷。“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们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控制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最后，作者不得不提醒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19]

4.历史学视角

除了上述对于谣言本身的研究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德国学者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Hans-Joachim Neubauer）的《谣言女神》，这是一本谣言发展史的研究著作。作者以一种松散的编年体形式回顾了从古罗马时期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发生丑闻时期的谣言发展。作者认为，“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20]他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神话传说、名家著作等大量史料及文化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描绘了谣言的“形象”，揭示了它产生和发展的机理，“行为方式”，以及对人们的生活、整个社会、历史、人类文明的进程所施加的强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西方国家作为互联网的诞生地，网络谣言的产生、传播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事。可以说，自网络产生以来，网络谣言也随之出现。新事物的产生必然引起敏锐的学者们的关注，因此自网络谣言产生起，相关领域的学者就开始了研究。网络谣言在国外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有很多专门的网站进行介绍，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谣言现象的泛滥，网络传播手段的不断翻新以及网络谣言危害性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网络谣言进行了探讨。

（二）国内网络谣言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多从宏观社会角度研究谣言的传播与功能。早在1939年北京大学训导长陈雪屏就撰写了《谣言的心理》，指出“谣言是多数人集合的反应，产生于非常的情境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谣言的论述被引入中国。但是，受固有观念和现实国情影响，中国研究者偏重于吸纳西方谣言控制学派的观点，而忽视了社会心理学派的发现。2003年“非典”、[21]2011年“7 ·23”动车事故[22]及2012年“薄王事件”[23]之后，网络谣言大规模传播带来的社会恐慌引起了学者对于公共突发事件中谣言传播的关注，网络谣言研究的数量迅猛增加，而我们看待网络谣言的视角也更为多元。

1.谣言研究

迄今为止，国内研究谣言比较完整的论著主要有：江万秀、雷才明、江风贤的《谣言透视》，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蔡静的《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薛亚利的《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吕宗力的《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若建的《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其他的相关研究则多是在舆论学和危机传播的研究著作中作为小的章节来论述。此外，还有不少发表于报章杂志的研究论文，针对谣言传播的特点、规律、深层机制、控制策略进行了探讨。

流言生成于主流传媒的缺位，平息于民众信息权力的恢复，并且具有预知风险争夺知晓权的正面作用（杜骏飞，2003）； [24]谣言扮演了“反权力”的角色，迫使“权威”的正式渠道做出公开响应，其中虚假的部分被否定后仍以谣言的形式存在或消失（严三九、徐晖明，2004）； [25]谣言是社会巨变的反映，是被重新建构的集体记忆（李若建，2005）； [26]谣言也被用作政治斗争中操纵民意的手段（黄岭峻、王芳，2006）； [27]在社会信任危机中兴起的谣言会引起集体道德恐慌（景军，2006）； [28]从心理学角度对谣言的定性分析认为，谣言中多数暗含对社会优势群体的谴责，通过表达震惊和愤怒情绪，使传播者获得控制感，并获得自我定位的相对安全感。谣言通过模糊发言人角色，提高文本本身的详尽性和科学性，利用情绪、道德批判等社会心理因素使其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孙嘉卿等，2009）。[29]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已有学者观测到谣言与众不同的社会功能。胡泳对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对抗性社会事件背后的谣言进行剖析，并借用斯科特“弱者的武器”[30]这一概念，阐明了谣言的社会抗议功用。“谣言正是中间地带的抵抗中一种有力的手段，谣言武器在现代反抗者手中不像过往的革命者使用得那样强悍，但它又比斯科特曾经观察到的作为‘弱者的武器’而发挥的功能更为强大。”[31]王利平认为谣言可以发挥畸形舆论的监督的作用，对执政者进行约束。[32]政府官员经常被谣言“中伤”或“误伤”，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乱象之一，但也从另一侧面表明，民众试图通过谣言来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金屏认为，谣言是“由隐形社会问题引发的，以消息的形式表达的民众议论”，并举“非典”时期的谣言为例，证明谣言是“民众自发寻求问题解决对策的方式之一”。[33]徐晖明和严三九也认同权威声音的缺席导致处于“应激状态”的公众不得不通过谣言来“解决疑难问题”。[34]汪维认为，从乡村教育视野来看，并非所有的谣言都会造成危害和破坏。有时，谣言能帮助表达民意和了解舆情。从这个方面来讲，谣言可以说是复杂社会心理现象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造谣者、传谣者和受谣者的种种心理活动与心理倾向。而如果说舆论是民意的晴雨表的话，那么谣言就是民意的放大镜。当局也可以从谣言中窥探民情、了解民心，从而在决策时作出符合民意、顺乎民心的决定。[35]

2.网络谣言研究

网络谣言的产生原因、评价标准、社会影响与传统谣言并无本质性的区别。[36]国内最早对网络谣言的关注是在“非典”传播高峰期，之后由于系列的网络事件导致网络谣言被逐渐重视，网络谣言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广大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很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对网络谣言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周裕琼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一书，总结了当代中国社会网络谣言不同于以往的三大特征：首先，传统谣言往往是由少数人出于特定动机而捏造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则主要是与谣言主体之间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许多人参与制造与传播的“工具性说法”；其次，与传统谣言在熟人社会中口耳相传不同，通过新媒体在陌生人之间传递讨论的网络谣言的传播模式及影响机制发生了重要改变；最后，有必要在认识到网络谣言负面影响的同时，将之视作信息安全阀和社会预警器，深入考察谣言表达社会诉求、展开话语博弈、进行曲线舆论监督、实现虚拟社会参与的新型社会功能。

巢乃鹏、黄娴从谣言传播的基础出发，在《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一文中，将有关谣言研究的大量论著和网络传播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运用信息管理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针对网络谣言的特性、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探讨，总结了网络谣言的控制方法，该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37]

夏学銮在《网络时代的谣言变局》一文中总结了网络谣言的十大新特点：隐蔽性、知识性、炒作性、自炒性、攻击性、报复性、宣泄性、预言性、诱惑性、强迫性。[38]

邓国峰、唐贵伍在《网络谣言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研究》一文中指出网络谣言具有借助网络的匿名性以及复制性，利用网络信息监测的间接和滞后性等漏洞，将政府对网络谣言的防范与治理研究夸张化、片面化，进而借助链式传播、树状传播、放射状传播、旋涡形复式传播等模式，利用BBS及各类论坛、网络新闻、电子邮件、OICQ等渠道进行传播的特点广为传播。该文详尽地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产生与传播问题，并着重论述了网络谣言的社会影响。[39]

岳健能在《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及国内外研究综述》一文中从网络谣言的生成、评估、传播、控制四个阶段出发，就网络谣言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接受者、传播效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40]

李宗桂对近年来有代表性的网络谣言进行综合考察，发现一些新的变化和典型特征：个人恩怨演变成公共事件；受经济利益驱使而编造谣言；为了出名或者满足某种阴暗心理而制造谣言；利用人们的某些不满心理或者某些社会不公，渲染弱势群体被欺负、被伤害，引起社会关注；由于畸形的自我表现欲和发表欲，而导致把道听途说的事情放上网络，从而形成谣言。[41]

姜胜洪从国内外大环境和民众心理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第一，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第二，科学知识的欠缺，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社会信息管理的滞后，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第四，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下降，使公众的不信任感增强。第五，国内一些媒体及少数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薄，助长了政治谣言的传播。第六，网络推手制造谣言，助推了谣言的扩散，挟持了网民的意见。第七，商业利益的驱动，是谣言滋生的经济动因。第八，西方敌对势力制造和利用各种谣言，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42]

张雷在《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一文中指出要应对网络谣言，政府必须加强立法，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强化对网络谣言监测的技术手段，提高政府网站和主流媒体的网络社会影响，同时要加强对网民的教育。[43]

官建文在《构筑防堵网络谣言的有效机制》一文中对网络谣言的防堵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政府在防堵网络谣言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建立完善的依法查实、惩处网络谣言传播者特别是造谣者的机制；建立高效的信息求证机制、查实和反馈机制；建立全网络系统的协调机制以及防堵网络谣言的工作机制，采取网络谣言防堵技术，应对网络谣言。[44]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加强网络谣言防治，实现控制策略的优化提供了指导与参考。

三 研究思路与内容

本书本着求是务实的精神，探索谣言在舆情中的位置及对舆论的影响，追寻网络谣言与传统谣言的接续与发展的关系，进而分析微博谣言的地位，从谣言的危害性看到整治谣言的必要性。为了应对网络谣言并有效进行舆情疏导，在明确社会谣言、网络谣言、微博谣言的特性之后，首要的研究方向是探索网络谣言的生成机理，追本溯源，从根本上治理，改造其萌发的土壤，进而解析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以便改善传播空间和环境，并从古今中外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强化舆情客体的责任，提高舆情主体的自身素养，发挥法治的作用，对谣言进行有效的掌控与引导。

为了正确认识和应对网络谣言，本书第一章深入探索谣言、网络谣言与舆情的关系，使读者认识到网络谣言是不容忽视的舆情逆流。第二、三章相继探索网络谣言的生成机理，解析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使读者明白网络谣言是如何产生、扩散的，看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第四章在揭露网络谣言的严重危害的基础上，积极关注网络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不良影响进而暴露其危害，使读者对谣言不可容忍，以便考虑如何应对和整治。第五章传承与借鉴中国古代和国外治理谣言的经验与启示。第六、七、八章是本书的重点，讨论从根本上治理网络谣言的举措，首先是舆情客体（即国家管理者、社会管理者）的责任与举措；其次是舆情主体（即广大网民以及广大民众）同心同德，以理性认识公共道德，以强烈的责任感抵制谣言；最后是依法规范，抑制网络谣言的影响和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