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一 国外经典经济理论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先后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学派分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两大派别。从西方经济学创立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就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此消彼长的过程。本章采取经济理论与经济形态关联的方法，通过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回顾，来梳理西方矿产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的相关理论。

（一）国外经典经济理论中关于自然资源的综述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资源是对人类有用且数量非常稀缺的物质，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围绕稀缺性资源的配置展开。广义的资源是指社会财富的来源，狭义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经济学家一般用土地一词来代替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矿产资源开发也就是对稀缺资源的开发，国外的经典理论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才逐步完善起来。

1．古典经济学理论对自然资源的论述

最早时期的以孟克列钦（Montchretien）为代表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派，不认为国家的财富来源于物质生产的发展，虽然也不否认工农业产品和自然资源也是财富，但认为财富的获得更多依赖于流通领域。在该学派看来，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开展对外贸易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顺差。重商主义者的资源观和他们的财富观是相连的，由于他们的经济分析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根本没有涉及生产领域，也就没有生产要素的概念，他们的资源观应当是产生顺差的国际贸易。古典政治经济学否定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提出财富的源泉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他们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表面深入经济现象的内部，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提出“物品是由两个自然单位：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论断，这是资源价值理论的最早萌芽。同时配第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成为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配第的两要素思想为后来的三要素思想奠定了基础。其后18世纪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自然法则来解释经济，把农业和地球看作所有净价值的来源：“土地生产物可以看作各国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来源和主要来源。”这里的土地包括矿山、草场、森林、渔场等，也就是现在的自然资源概念。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人们开始关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产品分配的社会有效性，并提出“自然资源的稀缺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得到解决”，形成了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了重商主义只关注流通领域的局限性，也批评了重农学派的狭隘观点。他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收益的定义，并认为由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由三部分构成，即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地租和利润就是劳动创造的交换价值中扣除劳动自身价值即工资后的剩余价值。这一理论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经济分析的三要素理论基础。亚当·斯密也是第一个系统地论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一个自新调节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和数量。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就会上升，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会缓解原来的供应短缺，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回到自然价格即生产成本。斯密把这种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的行为形象地形容为“一只调节市场的无形的手”。斯密对穷人的利益非常关心，他认为合理的工资对于占社会多数的工人是非常必要的，斯密的这些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决策者。

自然资源被看作国家财富及其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受到自然资源供应的制约和支配，关系到生活水平的长期发展，这是这一时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一学派认为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是受限制的，当假定自然资源是生产必不可少的投入并表现出报酬递减时，经济增长是短暂的历史特征，最终不可避免地进入稳定的状态，而大多数人的生活前景不容乐观。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的《人口原则》中论述了报酬递减对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影响。他还认为农业土地资源有限，是稀缺资源。同时他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生产仅以算术级数增长，由于食物供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必然存在一种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只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的长期趋势。其后大卫·李嘉图（1817）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分配理论，进一步解释了土地产品收益的分配，土地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为耕种者提供所需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的劳动者这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关于利润的解释就是扣除包括劳动工资在内的再生产必要条件后的剩余产品。利润率是社会公积金与社会资本的比率，也是由异质商品的两种总量来决定的。李嘉图还提出劳动分工的精细化造成的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进国民财富，在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基础上发展出了“比较利益学说”。李嘉图在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问题时吸收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虽然假定土地包括所有的自然资源，但李嘉图还是把农业土地放在了最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农业可以通过扩大内涵——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进行更加集约化的耕作，或外延——开垦更多的荒地应用于生产的方法来增加产出。然而任何一种情况下，土地投入的报酬都是递减的。经济发展只能在这样一种方式下进行，即“经济剩余”逐渐以地租和土地报酬的形式被占用，经济最终走向马尔萨斯所谓的稳定状态。让·巴蒂斯特·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明确了生产三要素的提法，并重新解释和修正了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并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萨伊把财富等同于价值，又把价值从财富的生产归结为效用生产。效用是一种简单的分析结构，它可以用来解释理性的消费者如何将他们有限的收入分配到那些给他们带来满足或效用的各种不同的物品或服务上。某种物品或服务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两个条件，即该物品或服务是否具有效用，该物品或服务是否具有稀缺性。只有稀缺且有效用的物品或服务才具有价值。萨伊把劳动过程分解为理论、应用和执行三个部分。在他看来，这三个部分是协同进行生产工作的。“一个勤勉的人，可以把劳动力借给另一个拥有资本和土地的人，资本所有者可以把资本借给只拥有土地和劳动力的人，地主可以把土地借给拥有资本和劳动力的人。由于借出的劳动力、资本或土地协同创造价值，因此，其使用是有价值的，而且通常得到报酬。借用劳动力所付出的代价叫作工资，借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叫作利息，借用土地所付出的代价叫作地租。”工资、地租、利息分别就是取得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性服务所付出的代价，这三项构成了创造效用的生产费用，形成了以生产费用论为基础的价值论。这为他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从价值论出发，劳动产出的效率便是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的效率为资本生产率。价值论繁衍出生产率理论，这一理论后来演变为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边际生产率论，构成了当代西方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基本依据。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1848年发表了著名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他继承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观点，还把19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成果加以融合，提出了折中调和的经济学体系。在这部书里他提出：“生产要素有两种，劳动和适当的自然物品。劳动或是体力的或是脑力的，自然供应的物品仅在由人力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化后，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穆勒创造性地提出了生产力这个抽象概念。在探讨生产力较高的原因时，穆勒指出，除了有利的自然条件、较大的劳动干劲外，较高的技术、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较高的相互信任程度、较高的安全感也很重要，这说明穆勒已经注意到三要素以外的一些重要因素。

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派继承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和李嘉图等人存在根本的区别，李嘉图认为劳动本质是一种价值标准，他把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费用的基本成分进行一般的计算，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斯坦利·杰文斯（1871）认为“劳动常决定价值，但只是间接地决定价值，那便是增加或限制供给，以改变商品的效用程度”，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补充。马克思从生产率与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分析阐述了生产率的含义和内容，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的理论前提，把生产率概念严格限定为劳动生产率。劳动价值论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一步将不同等级的劳动转换为同样标准效率的简单劳动，而劳动必须是在当时平均技术条件下的必要劳动，以防止技术落后的工人从事生产而创造不合理的价值。也有学者提出了劳动耗费价值论，认为“马克思完全错误地把唯一的劳动生产能力的学说和唯一的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合二为一”。在矿产资源定价中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考察矿产资源的价值，关键在于矿产资源是否凝结着人类的劳动。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是自然界赋予的天然产物，不是人类创造的劳动产品，没有凝结着人类的劳动，它没有价值。马克思（1875）提出，“处女地和没有加入人的劳动的原始森林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价值，而不形成交换价值，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藏中的铁等，都是这样的”等自然资源无价的观点。关于价格围绕价值的轴心浮动，马克思没有否定市场规律和供需关系在决定上述关系中的作用，只是亚当·斯密说过的“看不见的手”，马克思用“价值规律”来表达。

2．“边际效用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自然资源的论述

19世纪下半叶脱颖而出的所谓的“边际主义革命”把经济理论的焦点从生产领域转向交换领域。经济学家杰文斯、瓦尔拉、庞巴维克、门格尔和维塞尔等人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理论，他们放弃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以主观效用为基础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即某种物品或服务越稀缺，边际效用越大，其价值也越大；反之，某种物品或服务供应量越多，边际效用越小，其价值也就越小。他们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的收入分配是相同规律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的边际效用。就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的服务而言，各种收入都是在供应和需求的“对销力量”（Opposing forces）同时对称下进行的解释。庞巴维克从边际效用出发，提出了资本生产率源于“迂回生产”。克拉克在1899年系统地描述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他提出：“每个生产因素在参加生产的过程中，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也都有相应的报酬——这就是分配的自然规律。”维塞尔在其导师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边际效用论和归属论，不仅系统化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结构，也构成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学派提出了“长期均衡”，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改进。均衡价值理论最初是马歇尔基于西方价值理论提出的一个价值理论体系，他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论两个原理共同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马歇尔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指出，国民收入是共同努力所创造出来的，在创造国民收入的过程中，各生产要素是共同合作和彼此依赖的关系，国民收入在各生产要素之间按照边际需要进行分配。他假设存在完全的市场竞争，通过价格的自动调整，可以把供求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实现三要素的最佳配置。同时马歇尔本人也并不认为仅此三个要素，他还提到第四个要素——组织。他认为创造国民收入的生产要素包括四种，即劳动、土地、资本和组织，这四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分别是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卡赛尔把马歇尔局部价值论修正为一般均衡价值论。他认为，土地（自然资源）地租，在根本上必须以土地稀少性解释，因土地稀少，所以使用土地必须有一个特殊价格，以限制其需求。在方法上，新古典经济学采取了边际分析技术，在给定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给予早期报酬递减概念一个科学的分析基础，马歇尔均衡价格论中对需求、供给、价格内在关系进行分析的需求弹性概念，是西方经济学微观分析的理论基础。在西方经济学传统中，一直把由生产费用所决定的、相对于市场价格而言的自然价格等同于价值，现代的环境经济学也是继续使用这些技术作为解释工具。马歇尔同时提出了“组织”作用，也为以后的制度经济学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资源的稀缺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新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分工、组织和制度的问题，即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达到最优配置。到19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第一次系统地调查了资源的效率及最优的消耗。并基于此，提出了自然资源开发的有效和最优的模型。

3．制度经济学启蒙与货币理论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资本与收益的性质》一书中，提出了收益的三种不同形态：①精神收益，即心理得到满足；②实际收益，财富得到增加；③货币收益，即现金货币价值增加。同时，费雪对资本和收益也进行了区分，资本是某一时刻财富的存量，收益是某一时期劳务的流量；资本是未来劳务的化身，而收益则是这些劳务在特定时期内的享受，是补偿资本之间的一种增量。从20世纪30年代起，经济学家开始建立一种宏观分配理论，研究收入分配中相对份额的决定与变化。这种宏观分配理论是建立在对微观分配理论中生产函数和替代弹性加总的基础之上，并以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建立总量生产函数，用来描述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问世，这是继《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以后的又一巨著，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凯恩斯货币思想的三部曲的标志。凯恩斯认为，货币工资的降低，只有在提高有效需求水平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就业水平；货币工资的降低，对以工资单位来表示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产生影响，从而降低利率和刺激投资；因此，试图用降低货币工资去消除失业的政策，“会动摇社会的信心而抵消其他的好处”。凯恩斯认为，解决充分就业的逻辑起点是有效的需求原理。由于存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从而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又引起投资需求的不足，使得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消除有效需求的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这是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调整的。凯恩斯提出通过膨胀的货币政策和赤字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失业等，这也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思想体系，凯恩斯的这一理论对后来的自然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影响极大。

萨缪尔森采用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功能性收入分配，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地租等于土地的边际产品，利息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不多不少正好分配了全部产出”。同时，他对实际收益进行了研究，认为实际收益来源有三：一是资本收益，即供给资本所带来的收益；二是风险收益，即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三是垄断收益，即垄断权力所带来的收益。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主要通过两个理由来批评资本主义，一是非正义的剥削性，二是经常出现危机的不稳定性注定要走向灭亡。同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的结构主义开始质疑资本主义的效率，批评古典和新古典市场理论以及通过价格发挥作用的市场力量。理由是通过价格机制运作的市场力量被期望在动态和静态条件下保障资源的最佳配置。H. W．阿恩特在《结构主义起源》一书中是这样进行分析的：价格受垄断或外部因素的扭曲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劳动和其他要素可能对价格信号作出不适当甚至反常的反应；尽管准备对正确的价格作出适当的反应，但是生产要素不能流动或不能迅速流动。

1946年，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对个人收益的概念进行了详细讨论，区别了支出和消费，“如果他的支出的某些部分是用在耐用消费品上，就会使他的支出超过消费；如果他的消费的某些部分属于已在过去购买的耐用消费品消费，那就会使他的消费超过支出。”希克斯支出和消费观点对后期的矿产资源开发的“资源诅咒”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由于需求函数存在着收入效应，希克斯测度一般不能作为正确的福利测度。因为，他不去分析商品价值的本质，只停留在对市场价格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抛弃了价值范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关系，错误地把价值规律看成人们心理作用的结果，是受“偏好尺度”“价格预期”或“预期弹性”支配的。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可以算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在以后的西方战后思想和著作中，经济发展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同义语。

20世纪50年代，索洛（Solow）和斯旺（Swan）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他们的模型描述了完全竞争经济，产出的增长对应于各种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这一经济规律遵循递减法则，即在劳动供给不变时，新增资本得到的报酬会递减，要素之间存在平滑的替代关系。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更多关注了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忽略了自然资源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因为经济学家乐观地以为自然资源完全可以找到替代品。关于资源稀缺和技术进步，Barnett和Morse通过观察1870～1957年的美国采矿业，发现单位矿石价格的趋势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他们在《稀缺性和增长：资源稀缺经济学》中强调，技术进步和资源替代可以消除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其实矿产资源还是必需品，目前还很难在市场上找到替代品。

4．制度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和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

制度学派出现于20世纪初叶的美国，当时的美国也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时资本主义的矛盾显现得非常极端，制度学派就是适应这种需求产生的。制度也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到20世纪60年代，认识过程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统计数据时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当迅速，比西方国家19世纪的发展速度还要快。但是，人均收入增长并没有消除贫困和就业不足，而且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在扩大，这就是说发展的含义被误解了。经济的增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标准则是贫困、失业需要改变。发展的政策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应该优先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兴起了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坚持的“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收入、产量、物价等水平”的观点正好相反，该学派认为经济体系的组织和控制也就是经济体系的权利结构应该是最重要的。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看作市场，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制度，它包含一系列复合制度，并且与社会的其他复合制度相作用。制度经济学分析通过对照和比较，来说明可供选择的法律-机构-制度规则组合的工作特性；而这些规则制约着经济政治行为的选择和活动，限定了他们进行一般选择的范围。可供选择的规则组合必须以某种类似的方式来评估，这时“效率”标准中的认识论内容则变得更为突出。在某种条件下，可用“效率”“公正”或其他理想化的标准来衡量“市场失灵”，也可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政府失灵”，这是对可供比较的规则或制约因素运行特征进行有根据的比较，这种比较分析正是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尽管并非所有的制度都是明确选择的产物，但是制度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制度选择。制度经济学很少关心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而更多关心经济组织控制问题，关心权利或权力结构所特有的技术所特有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组织-制度、权力-结构。

5．自然资源作为要素投入的计量经济学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随着计量经济的发展，Buttrick等人在1960年对索洛-斯旺的模型进行了完善，把自然资源视为和劳动、资本等同的要素投入，从而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生产函数中得到体现。Clevland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源使用与GNP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能源与GNP之比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能源结构变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随着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些学者将能源投入作为生产要素矢量中的一个分量。之后，Fisher（1972）、Arrow（1974）将土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符号加入生产函数中进行分析。这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把能源引入生产函数。Koopmans（1974）扩展生产函数并增加了一个综合变量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这一时期，Dangupta、Heal首次在一个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单一商品模型中严密地探讨了消费的最佳路径，在模型中利用资本投入和不可更新的资源使得折现效用总和最大，这一模型也是最早把生态经济引入生产增长函数的。1979年Manne构建了一个电力能源和非电力能源的生产函数。随着自然资源作为变量不断地被引入生产函数模型，颠覆了过去过于乐观地为自然资源寻找替代品，在经济增长中过多地关注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忽略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重要性的理论。Kaufmann（1987）在比较生物物理经济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将古典经济的生产论与劳动价值论结合，扩充了由自然界输入生产所需的能量、原料以及消费过程所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回自然界的要素，这在理论上类似于以生物物理为基础的能量价值论。能量价值论认为，任何一种物品、生态作用、自然资产的形成，均需要自然界提供能量，在能量转换过程中，会渐渐地形成有等级的组织复杂结构。能量价值论即以能量为衡量单位，评估该作用或资产在整个生态经济系统中的价值。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二）自然资源收益和分配的经济理论综述

1．传统自然资源开发和收入分配理论

经济学一般把收入定义为来自土地、劳动、投资的所得。最初的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经济学，产品在其生产者之间的分配是第二位的事，在重要性上也是第二位的事。分配决定了所有的经济过程，这些经济过程提出了不少道德问题需要解决。关于与社会收入分配有关的伦理问题，不仅取决于社会的安定，而且取决于产业的繁荣。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是经济收入中的决定问题，实质上是价格理论、生产理论的延续，是价格理论、生产理论在分配领域的具体运用。李嘉图认为：“决定剩余产品多少和在各个阶级中的分配的条件，确立这种分配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其实关于矿产资源所有者收益及其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矿山的地租、要素收入，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财产收入（权）上。收益分配的比例由要素的边际贡献决定。李嘉图在《论矿山租金》一文中指出：“产金的最贫瘠的矿山所取得的资本回报决定了其他较为多产的矿山的租金，矿山和土地一样要给矿主支付租金。”为了集中地分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问题，他假设自然资源充裕，没有考虑完全地租，这里的租金实际上是一种级差地租概念。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指出，随着土地资源（自然资源）产出增幅下降，必然会导致食品价格趋于上升，同时由于劳动者的数目多于市场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力工资必然下降，这时社会下层阶级生活境况必然趋于恶化，资本家会因为劳动的低廉而越来越富有。这时人们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来缓解这一矛盾，但随着新一轮的自然资源生产力下降，会重复过去同样的法则。也有学者质疑他的观点，认为“不顾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历史和统计情况对真正决定各个社会中不同的积累资本的法则，是不能领会的”。马克思发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其地租理论体系包括级差地租，他指出“真正的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和农业地租完全一样”，绝对地租“在真正的采掘工业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矿产所有权的垄断是产生矿山绝对地租的原因，资源禀赋及分布是产生级差地租的源泉。绝对地租的概念，与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的收益（权）基本是等同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收入与分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产权中的）所有权与收益权上。在古典经济学中，李嘉图追求的是工资变化所不能够影响的价值尺度，马克思也是依据相对产品分配变化中不变的数量，和在异质的商品总量生产变化中所消耗的劳动量，在“生产价格”之前，独立地确立一般利润率。

对于自然资源的价值，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与其前辈们相比有更多的认识。他认为，土地除了农业和采掘的用途外，还具有游憩价值——比如乡村环境的内在美，并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游憩价值相对而言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不同意马尔萨斯的资源绝对稀缺论，但又坚决反对无止境地开发自然资源，因为，自然资源存在着一个极限。他认为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应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而且这一水平远离自然资源的极限，防止出现食物缺乏和自然美的大量消失。他还提出多用途土地对于定价的影响，认为地租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收益，它受制于一定的土地供给。这也可能是最早的自然资本理论，也为后来发展的资源游憩价值量化提供了最早的依据。

Sorly是第一个用边际的方法来分析采矿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借用穆勒在分析采矿业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概念，Sorly为矿藏存量的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把矿藏所有者的收益分为三类：固定租金、单位收益和特许经营权。固定租金是指和产量无关的一个固定时期的收益，单位收益是指为了补偿开采矿石带来的土地、资源损失的费用，特许经营权是指矿石开采所支付的费用。他同时认为，矿石生产存在当期和未来收益的矛盾。他提出李嘉图农业租金的理论不能用来分析采矿业，因为劣等矿石的收益和劣等土地的收益是固定的。资源的最终枯竭将使得最差的矿石也有价值，而最劣等的土地不需要支付租金。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原理更注重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斯法拉在1960年提出，价值理论——均衡价格的概念是既定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机制，并且与正常的产出和生产要素均衡地服务于价格的分配。对李嘉图和马克思没有解决的价值理论所固有的难题，提供了解决的方案。Roumasset等先后建立了可耗竭资源开发、定价和地租的数学模型，并给出了解决的必要条件和边界条件。但他们主要侧重于从理论上探讨“租”和“价格”的变化规律。

2．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与资源开发和收益分配

当代西方生产率理论明显表现出系统化的趋势，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人们通常把生产率分析理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也是描述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方法。其实所有人都知道，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决定了经济增长表现为对效率的注重，也就是资源消耗要相对节约，投入要素利用率要相对提高，这应该是当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其实，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忽略了自然资源增长的重要性。不论是古典经济理论，还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自然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都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早期马克思就指出，动产将取代不动产并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利润将取代既往的地租形式成为主要的获利手段。在收取地租的过程中，资本家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而是榨取通过其他途径生产出的价值。而利润则不同，资本家需要通过身体力行地参与生产赚取利润。他主张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社会成员有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且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到了凯恩斯时代，利润终于从根本上取代了租金。价格刚性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指价格只能上涨，不能下降，即使下降，也只能是缓慢和暂时的。好比现实工资，工资上涨可以激励员工，几乎不会有下降的情况，因为下降会引起种种不好的反应。也有经济学家质疑凯恩斯的高工资、高通胀其实是对全社会财富的剥夺，是导致穷人们跨代贫困的主要原因。迈克尔·帕金（Michael Porkin, 1982）提出了新凯恩斯主义一词，新凯恩斯主义采用了许多不同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如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均衡分析方法等。其主要模型集中于解释各种价格（工资、产品、利率）刚性的成因，即从微观上说明理性的、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主体为什么不随着总需求或其他冲击来调整自己的工资和价格，以致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和失业。当前西方经济理论界以及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对不完全信息方法十分看好。不完全信息是与完全信息相对立的，完全信息是指一个竞争经济中的市场参加者对一系列当前和未来的价格状况，以及对商品和劳动的所在位置，具有完整的知识和预见，任何偏离这种情况的现象都可视为信息不完全。阿罗（K. Arrow）提出，信息不完全主要指信息不对称并由此推导出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机制，用以说明市场失灵的原因。不完全信息方法也许能较好地解释市场不完全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波动和周期，而且信息不完全可以包容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商品、劳动力、资本价格刚性的所有理论。在产品市场上价格刚性理论则更为深入地应用了信息不完全的分析方法。

3．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资源开发和利益分配

动产与不动产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时代的产物，在今天已经演变为物质财产和非物质财产的斗争。有效市场假设（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 EMH）就成为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论之一。理论建立之初，经济学家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资本市场能够对连续的、不可预期的信息流作出迅速的、合理的反应，使市场价格充分反映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在人人都挖掘信息、寻找价格规律时，就消灭了规律，从而产生不完全可预测性，使价格连续随机波动，人们无法持续赚取超额利润。有效市场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探寻了资本市场中价格波动的规律，揭示了价格与信息的密切关系，为金融市场中研究价格的形成机制、市场收益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经济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有效市场理论本质上是要探讨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映程度和速度，如果市场中相关信息能够立即并充分地反映在价格中，则市场有效率。效率越高，价格对信息的反映速度也越快。

新自由主义就是利用信息控制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不仅反对公共财产，同样也排斥共有财产，而不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将两种形式的财产私有化。社会资本分配和从事博弈的创造性的捆绑，以及寻求创新性租金的参与人——内部或第三方的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均衡制度安排的性质。在采矿冶炼业，跨国公司不断地攫取塞拉利昂的钻石、乌干达的石油或玻利维亚的锂矿和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演进的整体性制度安排，演化成一种跨国企业和全球金融市场主导的，凌驾于国家制度安排和地域性制度之上的单一和均质制度，同时对尽量多的非市场领域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这个转变过程还针对从前全球公共领域的一些原生态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直都不在贸易体系内，而且我们一般把它们当成全人类不可异化的权利，并一直保持非商品的形态。但在对“人为的”共有财产进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采取的策略要复杂得多，私有和共有之间的矛盾因此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新自由主义通过金融这一复杂抽象的“相对租金”，通过攫取共有财产，远距离地施行操控。

（三）对西方经济学资源演变的讨论

1．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新兴资本的利益和需求，驳斥了重商主义经济学强调国家储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也否定了重农主义的“土地是价值来源”的观点，提出了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真实的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基本上继承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如果某社会成员或生产要素所有者没有参加商品的价值创造过程，那么即使他参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创造，他也不应该从社会产品中获得收入；否则，该收入就必然构成剥削收入，并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乃至法律的制裁。他同时认为应该扬弃自然资源作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的性质，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是重塑公正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积极的人道主义的前提。

3．凯恩斯主义及后凯恩斯主义

约翰·贝茨·克拉克提出了要素收入分配理论。凯恩斯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关系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正式把资源利用的宏观经济问题提高到国家的层面，反对放任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国家干预的经济主张，建立了分析货币、利率的关系及其对整个宏观经济影响的货币理论。保罗·A．萨缪尔森对实际收益进行了分类，并指出尽管竞争的经济能够从现有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产出，但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下，收入会得到公平的分配。但他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之后表示，相信政府上演奇迹的乐观主义已经不可能了，其变化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经济活动，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不掌控经济活动。在社会和市场活动不太活跃的时候，政府会变得很大，太多的国家收入流经政府的手中时，政府会丧失效率，对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就会变得迟钝，并且会威胁到人们的自由，他始终坚信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仅有政府和市场二者中的任何一个，缺乏相互的帮助，都无法服务于公共福利。罗默（1996）根据全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作用大小的差异，决定其剩余索取权的大小，并进行相应的剩余分配，建立了全要素分配理论。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知识等，其核心是知识。作为经济增长中更重要的要素，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知识需要投资，知识与投资存在着良性循环关系。

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John Cavanagh和Jerry Mander通过研究发现，世界经济强国和一些国家和政府间的跨国家组织，凌驾于各国管制权限之上，联系成紧密的交易域，通过贸易和金融这一复杂抽象的“相对租金”，攫取共有财产，获得“相对租金”。John Cavanagh和Jerry Mander在2002年提出，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及其主要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未来几年中作出的决策将对这个体系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毫无疑问，国际贸易和金融需要一套多边的规则。一套适当的规则体系相对于系统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所有参与者的公平非常重要，而当前的规则体系是不稳定的、不可预见的和极端不公平的。

5．新福利经济学

规则最重要的是民主，以服务于公共利益。除了稳定、可预见性和公平之外，一个可持续的国际体系应该支持四个目标：①民主的自觉——必须保护所有民族确立他们自己的经济优先选择和经济政策的民主权利；②平衡的贸易——每一个国家对他们的邻国都有维持进出口平衡的责任；③公平的商品价格——需要在各国之间建立国际商品协定的相关机制，以维护稳定的商品和公平的商品价格，这种价格反映了生产的完全成本，包括生存工资和环境成本在内；④对信息和知识的开放式获取——知识产权应当被限制在可以激励创新和创造的必要措施上。

但国外学者更关心资源开采对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