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慎行“诗不分唐宋”说
——兼及初白诗“宗陆”之辨
摘要：浙西为清初宋诗风兴盛的三大坛坫之一。查慎行早嗜好“拟宋”，主于“拟苏”。这与查氏家族的诗歌氛围、浙西诗人崇尚宋诗的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慎行“拟宋”遭到朱奇龄的批评。黄宗羲讲学海昌，海宁士人从学如流。慎行接受梨洲经史之学，论诗则传“诗不分唐宋”之说：必有其“本根”，自见“真性情”，“归于自然”，而不斤斤于学唐学宋。“诗不分唐宋”说的根基是浙东之学。在黄宗羲等人的影响下，慎行《慎旃集》取法杜陵诗史。黄宗炎所评“步武分司”、“追踪剑南”俱未落在实处。然后世沿袭“追踪剑南”之说，误以为慎行“宗陆”。事实上，慎行三十而后提倡“诗不分唐宋”，出入唐宋诸大家，诗歌得力于杜、白、苏三家为多。“诗不分唐宋”说，在清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推动了浙诗派的大盛，也引发了清诗风气的变革。
关键词：查慎行 “拟宋”“诗不分唐宋”“宗陆”杜、白、苏三家
查慎行为清初诗坛大家，其江湖寒士诗与“诗不分唐宋”说体现了康熙诗坛的新动向。“诗不分唐宋”说源本于黄宗羲，根柢于浙东之学，自成体系，与王士禛“神韵”说一样，成为康雍时期一种独立的诗学思想。历来学者关注慎行好宋诗的倾向，而忽略全面探讨其诗学。考察慎行诗学观的形成及其与浙东诗学、学术的关系，澄清其“拟宋”之旨及“宗陆”问题，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清初诗风与诗学的嬗变形态。
一 查慎行与清初宋诗风及其早年“拟宋”
康熙朝诗坛兴起一股强劲的宋诗风。这股风潮有三大中心：一是浙西，二是吴中，三是山左。三大地域的代表诗人李良年、王士禛、曹贞吉、汪琬、朱彝尊、查慎行等人先后聚集京华，借助于京师坛坫，将宋诗风潮吹向大江南北。但各地域诗人所标榜的宋诗风自有内容，旨趣亦异。清初浙诗大抵可分为三大主流：一是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人诗一派，二是朱彝尊、查慎行等人为代表的浙诗一派，三是西泠十子一派。前二者渐合流，成为浙诗表率，后者接迹云间，与云间派的命运一样，康熙中叶后式微，后世杭州诗人亦渐归流朱、查之浙派。浙西两大主流最初都取法唐音，在吴之振、李良年、陆嘉淑、查慎行等人鼓吹下，诗格始大变。对于这一点，清人朱彭、王昶早已有所认识。王昶《钱塘朱贡生青湖》云：“浙江诗派近难论，独有青湖迥绝伦。传得旧闻教后进，西泠十子本湘真。”注云：“青湖云：陈卧子先生司李绍兴，诗名既盛，浙东西人士无不遵其指授，故张纲孙等所撰《西泠十子诗》皆云间派也。毛西河幼为卧子激赏，故诗俱法唐音。竹垞初年亦然，至康熙中叶始为宋诗。盖自查悔馀兄弟及吴孟举辈出，而传格始大变也。”不过，朱彭所谓朱彝尊初年取法唐音，后转倡宋诗，有所未确。朱彝尊一生未倡言宋诗。查慎行亦不专主宗宋，而是提倡“诗不分唐宋”之说。
在黄宗羲康熙十五年（1676）讲学海昌之前，海宁与嘉兴确实流行着浓郁的宋诗风气。如蕺山门人陈之问，黄宗羲《绿萝庵诗序》说他“喜苏诗，共罄胸怀，谁云猜忤”。而提倡宋诗最有力者，海宁为慎行妻父陆嘉淑，嘉兴为与慎行同辈的李良年、李符，以及石门吕留良、桐乡吴之振等人。陆嘉淑著有《须云阁宋诗评》二卷。康熙二年（1663），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编选《宋诗钞》，康熙十年（1671）刊成。李良年鼓吹宋诗，与汪琬、王士禛、曹申吉论诗，更坚定了尊宋的态度。《题宋人诗后》云：
三唐已渺典型在，俨然金石万古垂。有明晚叶吁可怪，弃厥根本寻其枝。小儿开口笑宋诗，岂知良工意惨淡。能事不贵师藩篱，江南仆射最清越。坐我晓峡听参差，自馀西昆斗纤冶。掩仰百味谁能訾，孤山先生野鹤姿。北有巨野王元之，一顾扫绝粉与脂。揄扬真仁得欧九，词源驶稳开涟漪。苏梅有才宦不达，正可犄角欢同时。或弄水石去官后，或制锦字西南夷。梅古而澹苏磊砢，二公标许非人知。循其涯者南阳维，馀子不足当挺蠡。是时子瞻出峨嵋，脱辔千里难为羁。豫章对树中原旗，以我壁垒当神奇。同宫异响臆所取，宛丘鸡肋皆予归。后山唫榻未可哂，一字不肯前人随。临川淮海且高束，太欠跌宕犹矜持。当年碁布十数公，更爱丹稜兼具茨。自从赤羽限天堑，太乙独照江之陲。翻然词笔走光怪，不与王气相摧移。尤杨范陆接袵出，排压半壁声名驰。世于游也无间然，石湖特妙田家词。新安夫子谢雕刻，乃是四始元音遗。宣献石屏各佳手，病翁冰雪无点疵。瓯江秀色可揽结，四灵窈窕扬风规。布衣而工知者谁，富春滩头歌且悲。短竹欲碎愁军谘，遗编一束山鬼泣。百年弃掷轻蛛丝，呜呼往哲秋云高，愧从井底论妍媸。少小只解弄柔翰，鼓柁欲涉无津涯。藏书万卷发未半，劫火到处宁吾私。拟抛生事访遗帙，手欲缮辑力已疲。今晨何晨夕何夕，夜光明月纷累累。锦幪香袭且归矣，兹事定可千秋期。作诗聊寄耳食者，蚍蜉撼树将奚为？
此诗康熙十一年（1672）作于黔中。吴之振《次韵答梅里李武曾》其一云：“王李锺查聚讼场，牛神蛇鬼总销亡。风驱云障开晴昊，土蚀苔花露剑芒。争诩三唐能哜胾，敢言两宋得升堂。眼中河朔好身手，百战谁来撼大黄？”
查慎行无从结识鼓吹宋诗的钱谦益、孙枝蔚，与王士禛、汪琬亦未谋面。与吕留良、吴之振则曾相识，读过《宋诗钞》。他颇推重吕留良，康熙二十二年（1683）《挽吕晚村征君》：“屠龙馀技到雕虫，卖艺文成事事工。晚就人谁推入室，早衰君自合称翁。”尽管慎行与吕留良直接交往的载记不多，但我们从其族侄查昇与吕留良的交往中可推而知之。查昇与慎行同生于顺治七年（1650），早年同学共游，所作《寄语溪某，次黄梨洲原韵》三首其一云：“曾记先生策我勤，空惭老大亦何云。幸无眊矂看时辈，尚欠磨砻在典坟。”其三云：“同异相争竟若何，喜君卧稳不相过。闭门抱膝山人少，蚁附蛾投处士多。”诗题中的“语溪某”，即吕留良。
慎行与李良年的交往多有文献可征。嘉兴李氏与海宁陆氏联姻，陆嘉淑为李良年表叔。李良年年长于慎行，论辈分则属平辈。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寄查韬荒、夏重、德尹兄弟》云：“念君磊落好兄弟，家在龙山黄叶村。久阙寄书秋雁笑，忆曾纵酒雪灯昏。传闻易改新烽火，耕凿粗安旧荜门。见说耽游闲送日，岁寒丘壑肯相存。”康熙十九年（1680）秋，慎行在铜仁赋《秋怀诗》十六首，第五首怀李良年：“板舆自草《闲居赋》，骏骨何心羡筑台。讶许客来论旧雨，能令人妒是奇才。对门瓦屋相望住（注云：谓斯年、分虎），称意溪花一笑开。还有江山传好句，青莲曾到夜郎来（注云：长水李秋锦）。”康熙十二年（1673），李良年游曹申吉贵州幕府，故云“青莲曾到夜郎来”。据“对门瓦屋相望住”，慎行早已结识李斯年、李符。康熙二十九年（1690），慎行还与李良年应徐乾学之邀入橘社书局纂修《大清一统志》。
慎行青年时期喜好宋诗，显然是其父查崧继推重苏轼、陆嘉淑、李良年等人昌言宋诗影响下的一种结果。由于喜爱宋诗，慎行与弟嗣瑮、从兄查容等人还有一起“拟宋”之事。表兄朱奇龄因作《与表弟夏重、德尹书》，批评“拟宋”习气。这是康熙前期一篇重要的论诗文字，值得引起关注：
日与右朝同泛鸳湖之棹，谈及昆玉一堂唱和，诗文盈帙，其乐可知。且知昆玉拟宋人诗益工，一洗旧习，尤见才人之善变。仆不知诗，亦常深恶七子之徒拟似唐诗，肖其形貌，绝无性情，雅欲变之而不能。今得足下辈一廓清之，力矫斯弊，甚快，甚快！然仆窃有说焉，敢为昆玉陈之。夫言，心声也。因其性情之所发而咏叹之，则谓之诗。……观《诗三百篇》，虽愚夫愚妇、里巷浅末之言，皆成至妙。何者？有其真也。自世之为诗者迷真而逐妄，矜其奇，炫其学，锻炼于字句之间，以为可以惊愚而骇俗，所求愈工，而所失愈远，诗之无性情自此始矣。故诗无问体格，贵得其性情之真而已。得情性者，必以自然为宗。……彼忽焉慕唐，忽焉慕宋之心，亦好新而已矣。夫文章无古今，又焉得有唐、宋哉！得其真，则唐犹宋也。李杜固多见性之句，王、孟、韦、柳亦有至情之诗。不得其真，则宋犹唐也。且其粗率俚鄙，更足以伤风雅，又奚取于宋而学之？若以为风气使然，则尤无谓。夫诗以言志，一人自有一人之志，不相假借，奈何因风气而移？……故愿足下作诗，求其性情之真者而已，无为风气所惑。犹忆昔年同学诸公，方酷慕唐人之诗，仆曾以宋诗为言，诸公皆笑其妄。今诸公崇尚宋诗，而仆更为异论，得无疑其相刺谬乎？非也，昔人有言：世人无常，而徐公有常。仆窃以之自况，倘不以为狂言否？闻韬荒亦极力拟宋，请以斯言质之。
朱奇龄，字与三，号拙斋，朱朝瑛从子，海宁人。钱塘诸生，康熙三十年（1691）恩贡。著有《拙斋集》五卷、《介亭诗草》、《周易蠡测》、《春秋测微》十三卷、《文献通考续补》等集。朱奇龄之母，即查大纬长女，慎行之姑。书中所说“昔年同学诸公”，盖指吟社诸子吴眘虚、赵子亶、陈琠、徐盛全、查容等人。诸子酷慕唐人，朱奇龄称道宋诗，为诸子所笑。迨诸子“崇尚宋诗”，朱奇龄又发为“异论”。究其深意，盖在于倡导诗得“性情之真”，“必以自然为宗”。
清初诗人标举宋诗目的何在？一个最简明直截的答案，就是一反明中叶以来诗歌潮流，推陈出新，革除诗坛之弊。据朱奇龄论诗书，慎行兄弟初亦学唐人，后在宋诗风作用下，标榜“拟宋”，厌学唐之肤熟，欲变革求新。慎行兄弟酷慕宋诗，朱奇龄担心其不重性情，迷真逐妄，矜奇炫学，徒求字句之工，故劝说“求其性情之真者而已，无为风气所惑”。慎行兄弟当有书答之，惜不存。
朱奇龄与慎行兄弟商证诗学，发生在海昌讲会创立前不久。那么，慎行兄弟“拟宋”具体有何特点呢？“二查”康熙十八年（1679）前之诗删汰殆尽，查容之作亦不传，但借助查昇之诗，尚可推知其“拟宋”主于“拟苏”。
顺治三年（1646），查崧继抗清失败归里，筑学圃而隐。查昇为学圃唱和人物，《饮家叔祖逸远斋头，用东坡韵》云：
夏日闲过处士门，高谈今古道逾尊。人从患难思朋友，学到渊源得祖孙。茶熟香消新活计，松风荷月晚来村。东坡桂酒君家富，瓮酿初开色未浑。
崧继、慎行、嗣瑮父子三人同时用东坡韵之作俱不存，此诗独具认识价值，反映了一段家庭唱和的真实情况。嗣瑮好东坡诗，查昇作有《德尹叔和坡字韵，兼有会心语，口占次答》。范骧曾将慎行、嗣瑮比于“两苏”，既是赞其才华不下苏轼、苏辙，又隐含“二查”好苏诗之意。“两苏”之名传于浙西。查昇《寄他山、朗山两叔》云：“两叔声名压两苏，池塘草合唱酬多。”嘉兴徐寅，字虎侯，号秋田，长于篆刻，为嗣瑮镌“前身子瞻”之私章。查昇则有“前身端合是东坡”之句。《喜他山、朗山两叔札至，各有诗属和，再用前韵》：“前身端合是东坡，徐子新镌心印多（注云：徐子虎侯镌前身子瞻赠朗山叔）”，“肚皮不合时宜久，诗赋其如小道何”。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七日，慎行五十初度。嗣瑮次二苏生日唱和诗为寿，慎行《五十生日，德尹次二苏兄弟生日唱和诗为寿，次答二首》其一结云：“结习顾未忘，时犹弄诗笔。”联系上引查昇诸诗，可解其意。
如上所考，慎行“拟宋”主于苏轼。他喜好苏诗，历时三十年为作注，撰成《苏诗补注》五十二卷。《四库提要》评云：“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郑方坤评云：“所注苏诗，抉摘穿穴，得未曾有，实能为髯公道出胸臆章事。”补注苏诗之役始于康熙十二年，正可与“拟宋”相印证。
顺便指出，作为学圃唱和人物与浙诗派的重要诗人，查昇也是查氏家族“拟宋”中的一员，趣好亦在苏诗，作有《午日用东坡韵》等诗。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进士，仍不忘“拟苏”。康熙二十八年赋《己巳长至日对雪，用东坡尖叉韵十首》。
二 “诗不分唐宋”说的由来与内涵
尽管慎行好苏诗终生不易，但诗学观非一成不变，“拟宋”仅能概括他青年时期的一段诗学追求。换言之，“拟宋”尚是初白诗学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初白诗学的成熟形态乃是“诗不分唐宋”。考察慎行从“拟宋”到“诗不分唐宋”的变化，应强调海昌讲学的意义。就现存材料来看，我们对朱奇龄批评慎行兄弟“拟宋”的效果尚难作一确切的评价，而黄宗羲给海宁诗人尚宋带来的显著转变则是可确知的。作为黄门亲炙弟子，慎行学问传浙东一派，诗文亦得梨洲嫡传，“诗不分唐宋”说是清代诗学史上一种独立的诗学观念，不同于明清诗人常说的兼采唐宋，它的形成与黄宗羲浙东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康熙十五年二月，黄宗羲应海宁知县许三礼之请，讲学海宁北寺，查慎行、嗣瑮、陈
、陈翼等人从学。会讲之初，黄宗羲就告诫海昌门人要“读书穷理”，儒者一也，不当析文苑、儒林、理学、心学为四，必“举实为秋，摛藻为春”以抵夫文苑，“钻研服、郑，函雅故，通古今”以造夫儒林，从而“发之为文章，皆载道也；垂之为传注，皆经述也”，如此则将见裂之为四者“自诸子复之而为一”。按黄宗羲的逻辑，“拟宋”不过是“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这促使慎行进行深刻的反思，意识到诗之为道，贵于有本。
黄宗羲并不厌弃宋诗，但认为诗道至阔，“海涵地负”，而非斤于唐或胶于宋者所能体认，因此反对“主奴唐宋”。《张心友诗序》云：
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弃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辩其真与伪耳。徒以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扬子云所言伏其几、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论，非余臆说，听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优于唐。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宋也，于是缙绅先生间谓余主张宋诗。噫！亦冤矣。且唐诗之论亦不能归一。宋之长铺广引盘折生语，有若天设，号为豫章宗派者，皆原于少陵，其时不以为唐也。其所谓唐者，浮声切响，以单字只句计巧拙，然后谓之唐诗，故永嘉言“唐诗废久，近世学者已复稍趋于唐”。沧浪论唐，虽归宗李、杜，乃其禅喻，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亦是王、孟家数，于李、杜之海涵地负无与。
时人传言黄宗羲“主张宋诗”，此序自鸣冤情，指出论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唐、宋、元各有所长，宋诗与唐诗无根本区别。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来自所提倡的“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黄宗羲力掊以“似不似唐”来评价诗人。《寒村诗稿序》云：
寒村之诗出，人皆笑之，即知之者，亦谓其在江门、定山之间，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为惟寒村始可以言唐诗矣，似不似之论，所以去之更远……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
所言“性情”，不仅指人之七情，还指向性理。《马雪航诗序》云：
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如徒逐逐于怨女逐臣，逮其天机之自露，则一偏一曲，其为性情亦末矣。故言诗者，不可以不知性。夫性岂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略以镜为喻，百色妖露，镜体澄然，其澄然不动者为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人应物处事，如此则安，不如此则不安，若是乎有物于中，此安不安之处，乃是性也……程子言性即理也，差为近之。然当其澄然在中，满腔子皆恻隐之心，无有条理可见，感之而为四端，方可言理。理即率性之为道也，宁可竟指道为性乎？……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间，皆恻隐之流动也，而况于所自作之诗乎？
黄宗羲释“性情”通于其论学。《马虞卿制义序》又云：“昔之为诗者，一生经、史、子、集之学，尽注于诗。夫经、史、子、集，何与于诗？然必如此而后工。”时人笑郑梁诗简陋，知之者亦不过论其在陈献章、庄□之间。陈、庄之诗被称为“陈庄体”，乃理学家之诗，在世人眼里，与唐人“不似”。黄宗羲却不以为然，认为“惟寒村始可以言唐诗矣”，原因就在郑梁之诗“从性情而出”。《姜山启彭山诗稿序》赞叹“吾越自来不为时风众势所染”，拈王阳明、徐渭等人作论，以为越中诗人自有“性情”、“学问”。梨洲之学近承刘宗周，接绪王阳明，由元明金华之学上溯南宋浙东之学，融合程、朱，远追孔、孟。其诗学亦承浙东一脉。宋濂、王袆、苏伯衡、胡翰、方孝孺等人标举“风雅之遗”，“诗有本”，欲合诗、文、道为一。如方孝孺《谈诗五首》其一云：“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其三云：“发挥道德乃成文，枝叶何曾离本根。末俗竞工繁缛体，千秋精意与谁论？”总之，黄宗羲认为浙东之学自成一系，浙东之诗“有本”，可谓真诗；鼓吹诗人之真精神，以为人之精神皆有所寓，不受唐、宋门户所限，“精神所注”，出入唐、宋，始可成一家之言。
朱奇龄批评“拟宋”，与黄宗羲的一些观点相通。盖奇龄幼育于伯父朱朝瑛，而朱朝瑛师事黄道周，私淑刘宗周，为浙东学派流亚，奇龄传其家学。所不同者，黄宗羲更注重诗有本根，“性情”不离于“学问”。
慎行、查容等人可以说是“忽而学唐，忽而摩宋”。从朱奇龄的批评，到黄宗羲的传教说法，慎行清晰地意识到“拟宋”的局限性，有意承师说，大力提倡“诗不分唐宋”。
康熙二十二年四月，慎行闻梁佩兰道过吴门，买舟往访之。《吴门喜晤梁药亭》云：
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两宋须互参。皮毛洗尽血性在，愿及有志深劘勘。拙诗与君不同调，小言未可夸詹詹。
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南海人。早年从学陈邦彦，博学多才。入清后，与屈大均、陈恭尹主盟岭南诗坛，并称“岭南三大家”。著有《六莹堂集》。这首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开篇“仆家海东君海南，海道相距三千三”，化用黄山谷诗句；二是与梁佩兰商讨诗学，自知诗路相异，强调“三唐两宋须互参”。唐宋“互参”尚是表，主于“性情”与“学问”则是里。《赵功千漉舫小稿序》云：
盖诗之为道，虽发于性情，而授受渊源，必推所自。学之贵有本也如是夫！
所谓诗道“贵有本”，正体现了慎行接受黄宗羲诗学后的变化。
慎行为表兄朱彝尊所作《腾笑集序》尤值得细味。朱彝尊编选《腾笑集》，集前仅录二序，首为慎行序，次为自序，皆作于康熙二十五年。慎行《腾笑集序》云：
其称诗最早，格亦稍稍变，然终以有唐为宗，语不雅驯者勿道，正始之音不与人以代兴之业。此琏所窃窥于先生，尝欲广诸同好，而因举私见以质之先生者也。
其时慎行名位文章与朱彝尊相去甚远，朱彝尊邀序显然有为延誉之意。《腾笑集》至康熙三十年后始刻成，删去初编时所收文章，仅保留诗作，卷首仍冠以这篇论文为主的序。慎行拈“终以有唐为宗”为说，意竟何在？笔者认为，其意盖在纠偏。康熙中期尚宋益盛，以宋诗倾唐诗者不乏见，慎行故申明“以有唐为宗”。他晚年在《曝书亭集序》中还说：“其称诗以少陵为宗，上追汉魏，而泛滥于昌黎、樊川，句酌字斟，务归典雅，不屑随俗波靡，落宋人浅易蹊径。”所谓“宋人浅易蹊径”，即是流于字面、格调，而轻于性情、根本。“终以有唐为宗”与不屑“落宋人浅易蹊径”，含有深义，既是对朱彝尊之诗的客观评价，也是对黄宗羲诗学的阐扬。
慎行晚年论诗有所变化，而不离于“诗不分唐宋”。康熙四十年，他意绪颓唐，欲参禅终老。永福寺诗僧得川来问诗法，慎行《得川叠前韵，从余问诗法，戏答之》：“唐音宋派何须问，大抵诗情在寂寥。”注5得川所问大抵关涉宗唐、宗宋。慎行的回答是“诗不分唐宋”。他皈依佛典，性情归于“寂寥”，“寂寥”又是僧家诗本色当行，故云。
注5：（清）查慎行撰、周劭校点《敬业堂诗集》卷二十八《
经集》，第771页。
在黄宗羲影响下，论诗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慎行兄弟，还有陈翼、陈
等海昌讲会门人，以及陆嘉淑、郑梁、查昇等人。陈翼为陈确长子，“诗亦率意为之，不事组织为工”，尝曰：“世人忽而学唐，忽而摩宋，总属无谓。吾自适吾意耳，何问唐、宋？”朱奇龄深服其言，“以为可与言诗”。陈
为陈之问子，“诗喜韩、苏，而归于少陵。既选《宋十五家诗》以矫世之伪为唐者，复选《唐省试诗》《杜诗》以救世之托为宋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九：“吴退庵曰：‘宋斋为黄梨洲门人，又与查初白同里友善，故文格、诗格俱有所受。’”
尤值得一提的是陆嘉淑与郑梁。陆嘉淑与查崧继俱黄宗羲老友，黄宗羲在海昌与陆、查多有唱和。陆嘉淑晚年论诗亦有变化。为慎行作《慎旃集序》，反对诗分唐宋，批评为唐诗、宋诗争立门户的做法：
余应之曰：子之诗，自附于《陟岵》诗人之义，夫亦知诗人之根柢乎？……此固风雅之本原，而非流俗之咏唱也。今之称诗者，挟持唐宋，颂酒争长，各为门户，余窃以为皆非也。夫诗何分唐宋，亦别其雅俗而已……夏重诗已见许前辈，春华之藻，恃本根之不拔耳。根之盛者，其枝干日益繁，《慎旃》之诗，夏重之本末存焉。
标举风雅本原、六义之旨，由此指出诗实不分唐宋。所谓“春华之藻，恃本根之不拔耳”，可与黄宗羲对海昌门人的告诫对观。慈溪郑梁，字禹梅，师事黄宗羲，深得器重。著有《寒村诗文集》。康熙六年（1667），黄宗羲重修证人讲会。五月，郑梁来学，黄宗羲授以《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诸书。郑梁“自焚其稿，不留一字，而名是年后之稿曰《见黄稿》”。黄宗羲《寒村诗稿序》赞赏郑梁之诗“不似唐”，而“自与唐合”。康熙二十四年秋，郑梁为慎行作《慎旃二集序》，鼓吹师说：
世衰学丧，风雅道沦，言宋言唐，言魏言汉，纷纷聚讼之徒，类皆饮渖拾唾。正如家僮路乞，各张势豪所，有以相矜诩，而不自知其妻孥安在。彼岂不闻虞廷言志之说哉？势利薰溺，情性销亡，只句单词，哗世取宠，自谓言志而其实无志之可言也……彼区区以韩、欧、苏、陆之间拟之者，犹皮相矣。
批评争唐争宋之习，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即康熙间激烈的唐宋之讼。据序末“慨然喜其与余有合也。《易》曰：‘同声相应。’”郑梁的观点为慎行认同。二人共推相知，论学论诗相合。慎行《酬别郑寒村》：“一篇削稿辱佳序（注云：寒村临行为余序《慎旃二集》），七字留诗惭属和”，“甬东同学屈指论，往往传经接师座（注云：余与寒村俱出黄门）”。陆嘉淑、郑梁之变可印证慎行入海昌讲会后诗学观的变化。
慎行的“诗不分唐宋”说，虽是沿承梨洲之论，但并非没有独立的见解与特殊的诗史价值。如前所说，“诗不分唐宋”是一种独立的诗学观念，并演变为一代诗学思潮。黄宗羲是这一思潮的“宗主”，慎行是重要的鼓吹手与践行者。清代浙诗派缘此自具面目。黄宗羲以学问见长，慎行以诗见长，二人相辅相成，始造就了浙诗派大盛的局面。
抑有更可论者，慎行的“诗不分唐宋”说本源于浙东学术，遂与王士禛论诗渐分两途。王士禛厌学唐肤熟而昌言宋诗，复因拯弊，由宋入唐，在唐宋诗法间游走变换，且倚重严羽“妙悟”说。慎行入国子监，列名渔洋门人，而不依附“神韵”说，殆传黄宗羲“诗不分唐宋”之说使然。
三 查慎行“宗陆”之辨
数百年来，诗论家喜称道慎行“宗陆”，以为其诗近于南宋诗人陆游。这一说法并不可信，然迄今未见有质疑者，此简作辩说。
浙西是康熙朝推毂宋诗风的三大坛坫之一，在辨析慎行是否“宗陆”之前，有必要厘清浙西诗人究竟推尊哪些宋诗人。吴之振推许梅尧臣、黄庭坚、杨万里。《嘉兴府志》卷三十六《人物志·文苑》称其“学宋人不专一家，于圣俞、山谷最为吻合”。《宋诗钞》纂录杨万里之诗多达一千八百馀首。李良年《题宋人诗后》历述北宋林逋、王禹偁、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秦观，南宋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朱熹、楼钥、戴复古、刘子翚、王十朋、永嘉四灵、谢翱、郑思肖等数十人。陈之问好苏轼，子陈
编选《宋十五家诗钞》十六卷，徐世昌以为“铨择具有意指，与吴孟举《宋诗钞》、曹六圃《宋百家诗存》足相方驾”。《宋十五家诗钞》选录梅尧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王十朋、朱熹、高翥、方岳、文天祥之诗。选梅、欧、王、二苏、黄、范、陆、杨，固无可非议，选王十朋、高翥入十五家，则显有标榜浙诗之意。李良年称“临川淮海且高束，太欠跌宕犹矜持”，陈
却将王安石列入宋十五家。“尤杨范陆”为中兴四大家，李良年称“尤杨范陆接袵出，排压半壁声名驰”，然陈
弃尤袤不录。由此可知，浙西诗人提倡宋诗，各陈己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当然，梅、欧、苏、黄、朱、陆是其共推的大家。浙西一时推崇陆诗者甚多。又如秀水盛大镛，字匏仲，号匏庵，集里中人为竹林诗社，“其诗初沿七子派，后学皮陆，晚乃似放翁”。桐乡沈中栋，字隆九，国子生，“诗宗范、陆”。海盐杨昆，字近仁，国子生，赋诗“源本少陵，出入于陶、苏、杨、陆。海宁查他山见其诗，击节曰：‘三百年无此作矣’”。海盐陈浦，字纬天，著有《蝉吟集》，“诗似陆剑南”。他如盛远等人，亦师法陆游。那么，慎行是否也尊陆呢？
最早提出慎行追踪陆游者，是慎行的父执黄宗炎，《慎旃集序》云：
余卖药海昌，查子夏重屡有诗酬和，寻其佳处，真有步武分司、追踪剑南之堂奥者……夏重视彼，犹孤凤独鹤，翱翔于百鸟鸡群中，可谓横绝一时者矣。
黄宗炎，字晦木，馀姚人，黄宗羲之弟。黄宗羲讲学海昌，宗炎则卖药至，往来查崧继学圃唱和。慎行赋诗、研《易》并得黄宗炎之传。康熙十九年《秋怀诗》第三首怀黄宗炎，将其比于伯夷、叔齐。康熙二十二年冬，黄宗炎将卜居河渚，邀慎行赋诗。慎行作《黄晦木先生从魏青城宪副乞买山资，将卜居河渚，有诗十章志喜，邀余同作，欣然次韵，亦如先生之数》十首。《慎旃集》是慎行刻传的第一部诗集。黄宗炎《慎旃集序》作于康熙二十一年九月至二十二年冬之间，谓慎行步武白居易、追踪陆游，当今诗人以风流自命，标榜远法汉魏，目空千古，大多徒有外表，而慎行不同于流俗，不轻议古人，“知作者苦心”。黄宗炎论陆诗，与黄宗羲相近。康熙十五年，黄宗羲《朱岷左先生近诗题辞》云：“尝读陆务观《入蜀记》，揽结窈冥，卷石枯枝，谈之俱若嗜欲，故剑南之诗，遂为南渡之巨子。”晚年所作《陆
俟诗序》还说：“放翁以圆熟易豫章之粗豪，为艺文未坠之领袖，不必出之一隅一辙也……
俟之诗远有端绪，自剑南以至石溪、文虎，代有诗人。”
与黄宗炎同时，李良年亦有将慎行比于陆游的说法。《与查夏重》云：
天末幕府，新历战场，晖凤就禽之日，陈徐记室之年。盾鼻马鞍，濡毫渍墨，岂止杜陵夔后、放翁入蜀。奉教无由，不免色飞心动耳。
此书作于康熙二十一年秋至二十二年间。继而大肆宣扬慎行诗近陆游的是王士禛、杨雍建。王士禛《慎旃集序》发挥黄宗炎之语说：
姚江黄晦木先生常题目其诗，比之剑南。余谓以近体论，剑南奇创之才，夏重或逊其雄，夏重绵至之思，剑南亦未之过，当与古人争胜毫厘。若五七言古体，剑南不甚留意，而夏重丽藻络绎，宫商抗坠，往往有陈后山、元遗山风。后山凌厉峭直，力追绝险；遗山矜丽顿挫，雅极波澜。吾未敢谓夏重所诣，便驾前贤，然使起放翁、后山、遗山诸公于今日，夏重操蝥弧以陪敦槃，亦未肯自安鲁郑之赋也。
杨雍建《慎旃集序》则云：
夫以白面书生，年未及壮，弱不胜衣，骨稜稜出衣表，乃能骯髒自喜如此，则已龌龌竖儒异矣。顾复戎旅之顷，不废吟啸，握槊赋诗，磨盾草檄。……浣花工部，不履行间；淮蔡军谘，羌无篇什。庶几小益之戎装，竞传剑南之诗句，藻采横飞，绮思艳发，抑又多焉，何其壮也。
康熙二十三年夏，慎行游学京师，冬日送别王士禛奉使祭告南海，出《慎旃集》乞序。据杨雍建《慎旃集序》：“今年夏重入游太学，而余适膺召命，归佐夏官，因复留之邸舍。夏重乃裒其行旅之诗，梓之问世。其豫章之吟，别为一集。题曰《慎旃》，盖取诗人行役之义。”慎行京师谋梓《慎旃集》乃在康熙二十三年。翌年夏，陆嘉淑也来到京师。慎行因“同学友人欲梓其集燕中”，又乞陆嘉淑作序。《慎旃集》、《慎旃二集》（即《西江集》）刻成于康熙二十四年。是年七月，王士禛使毕返京，九月循例乞假归省，临行前撰《慎旃集序》，有“归而夏重《慎旃》二集已裒然成卷帙矣”，“援笔以完宿约”之语。王士禛读《慎旃集》的感觉是近体接近陆游，尚可并论，五七言古则无从论矣，于是将之追比陈师道、元好问。
后世沿黄宗炎、王士禛、杨雍建之说，乃至有慎行近体“宗陆”之评。如《四库总目·敬业堂集提要》云：
集首载王士祯原序，称黄宗羲比其诗于陆游。士祯则谓“奇创之才，慎行逊游；绵至之思，游逊慎行”。又称其五七言古体有陈师道、元好问之风。今观慎行近体，实出剑南，但游善写景，慎行善抒情；游善隶事，慎行善运意，故长短互形，士祯所评良允。至于后山古体，悉出苦思，而不以变化为长；遗山古体，具有健气，而不以灵敏见巧，与慎行殊不相似。核其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观其积一生之力，补注苏诗，其得力之处可见矣。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然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固当为慎行屈一指也。
引述王士禛序，将黄宗炎误作黄宗羲，此毋庸辩。四库馆臣大抵认同王士禛的说法，复加发挥，得出“慎行近体，实出剑南”之论。乾嘉诗人推尊慎行者甚夥，“乾隆三大家”之一赵翼《瓯北诗话》卷十论查诗，专作一卷，有云：
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
初白近体诗最擅长，放翁以后，未有能继之者。当其年少气锐，从军黔楚，有江山戎马之助，故出手即沉雄踔厉，有幽并之气。中年游中州，地多胜迹，益足以发抒其才思，登临怀古，慷慨悲歌，集中此数卷为最胜。
以初白律诗与放翁相较，放翁使事精工，写景新丽，固远胜初白，然放翁多自写胸膈，非因人因地，曲折以赴，往往先得佳句，而足成之；初白则随事随人，各如其量，肖物能工，用意必切，其不如放翁之大略在此，而较放翁更难亦在此。
清人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十九录《四库提要》语及《瓯北诗话》第一、三则，盖于慎行学陆之说无异议。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上亦称“诗宗苏、陆”。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查初白先生事略》沿述云：“著《敬业堂集》五十卷，梨洲先生尝以比陆放翁。”清末民初的张燮恩《掬绿轩诗话》卷二抄贩云：“初白游黄梨洲门下，梨洲尝比之以陆放翁。”
问题是初白诗与“放翁体”有几分相像？事实上，慎行接触陆游诗集并不早，且无意效法。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有四条相关的证据。
一是《敬业堂诗集》所收第一首“拟陆”之作，尚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所咏《七十三吟》。慎行“拟宋”主于苏诗，今所见早期“拟宋”有关材料，未有“拟陆”一类的记载。查嗣瑮与慎行诗趣相同，《查浦诗钞》亦少见“拟陆”之作，尤其是中年前的作品，更是罕见。
二是慎行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慎旃集》，即黄宗炎、王士禛、杨雍建序评“追踪剑南”之集，既未见和陆韵或效“放翁体”之题，亦未见诗注中提及陆诗。《慎旃集》追踪杜陵，而非剑南。关于这一点，下文有述，此不赘说。
三是自康熙十二年起，慎行留意注苏，其时尚未读到《渭南集》。《苏诗补注例略》自述云：“余于苏诗，性有笃好，向不满于王氏注，为之驳正瑕璺，零丁件系，收入箧中，积久渐成卷帙。后读《渭南集》，乃知有施注苏诗。”
四是据《馀波词》自注及用典，慎行康熙二十三年前读过《老学庵笔记》，而不熟于《渭南集》。《馀波词上》收词共122首，《馀波词下》收词111首，《馀波词补遗》收词5首，共计238首，其中用前人诗句、词句、典事作注者共有39首。这39首中，23首用唐代诗人诗句或典事：征引唐代诗人之句为注者有18首，计引孟浩然诗句1次，李商隐诗句2次，李白诗句4次，白居易诗句5次，杜甫诗句3次，李贺诗句3次，元稹诗句2次，杜牧诗句1次，万楚诗句1次，李峤诗句1次，韩愈诗句1次，皎然诗句1次，马异诗句1次，陆龟蒙诗句1次，刘得仁诗句1次。用宋人诗句或典事的作品共11首，其中9首征引诗句为注，计引杨万里诗句2次，苏轼诗句4次，文可诗句1次，曾巩诗句1次，张耒诗句1次，刘贡父诗句1次，王安石诗句1次，史绳祖诗句1次，陆游诗句1次。所引诗句涉及北宋六人：苏轼、文可、曾巩、张耒、刘贡父、王安石；南宋三人：杨万里、陆游、史绳祖。慎行以为“词出于诗”，自注征引唐、宋诗人之句的情况也能反映其诗歌嗜好。征引陆游诗句作注，只见于康熙五十二年辞归后的《西地锦·咏苔》。此前之词曾两次引《老学庵笔记》作注。《曲游春·清明黔阳城外作》一首注云：“蛮人以鼻饮钩藤酒，见《老学庵笔记》。”《桂枝香·辛卯十二月，武英殿书局告竣，停免内直，填此自嘲》一首注云：“周子充云：‘省官不如省吏，盖嫌俸薄也。’见《老学庵笔记》。”
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慎行游幕黔阳，携苏诗一编自随，如其《苏诗补注例略》所云“补注之役，权舆于癸丑，迨己未、庚申后，往还黔、楚，每以一编自随”。基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胆的结论，即康熙二十三年前，慎行未曾细读《渭南集》。
《慎旃集》以诗为史，取法杜陵。黄宗炎对此自非不知，却独论“追踪剑南”，笔者以为盖有两大原因。一是慎行游幕，出入兵伍，与陆游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不无相近。如慎行在贵阳初平之际写下《滇南从军行八首》《军中行乐词十首》。陆游亦多咏从军乐。近人梁启超《读陆放翁集》云：“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二是慎行游幕之诗与陆游入蜀诗，多即目成篇，属纪行之咏。至于李良年所说“盾鼻马鞍，濡毫渍墨，岂止杜陵夔后、放翁入蜀”，杨雍建所说“庶几小益之戎装，竞传剑南之诗句”，与黄宗炎将慎行比于陆游的第一个原因相近。
慎行之诗与“放翁体”区别是十分显著的。因此，王士禛读《慎旃集》的感觉遂不无“迷离”。那么，他为何不弃“追踪剑南”的说法？这与他援陈师道、元好问作比的初衷是一致的，即提倡宋诗。换句话说，王士禛从黄宗炎、杨雍建的论人论事为主转移至专论慎行取法、诗风。
这样看来，无论黄宗炎序，还是王士禛序，都难免不尽符合实际。对于黄宗炎的说法，陆嘉淑、郑梁的认识远较王士禛及后来的赵翼等人为清晰。陆嘉淑《慎旃集序》云：“吾友黄晦木先生喜而序之，为奖许其所已至，而勉惜其所未至”，“晦木老友以为上武分司而下追射的，一言为智，知其不轻借游扬也。”他没有接着“追踪剑南”的话题说下去，而是申明《慎旃集》源本“风人之遗”，序末“且请更质诸晦木”亦深有意味。郑梁《慎旃集序》谓“慎旃之意”可复续“风雅一道”，批评“皮相”韩、欧、苏、陆，与陆嘉淑一样，盖不赞同时人在“拟苏”、“拟陆”上大做文章。
至此可以下一论断：慎行早期未尝“宗陆”。王士禛、赵翼及四库馆臣称慎行取法陆游，多臆测、附比之词。诗论家以为然，作者未必然。尽管慎行对王士禛的说法未提出不同的意见，且后来在《瓣香诗集序》中评价友人盛远之诗还有借用，谓“已乃溯江涉湖，水浮陆走，凡六七千里。耳目闻见，足以发抒盘礴之气，向之怫郁沉苦者，一变而为纵横灏衍，有陆放翁、元裕之之馀风”，但他中岁后亦未尝“宗陆”。
慎行晚年则偶效“放翁体”。康熙五十三年（1714），隐于林下，取范成大田园杂咏之体赋《村家四月词十首》，其四云：“费他三幼占风色，二月前头早卖丝（注云：三幼，即三眠也。见放翁诗自注）。”《敬业堂诗集》多用东坡、乐天故事、诗韵，而用杜韵、韩韵、温韵的例子也不乏见，而独少用陆韵及诗句之作。这组村家词用陆诗作注，属第一次出现。慎行晚年熟读邵雍、杨万里、陆游之集，诗中自注屡引剑南诗句及故事为解。康熙六十一年《七十三吟》四首效陆游同题，其四云：“我笑山阴老学庵，闲中往往好高谈。隔年甫乞宫祠禄，又叹穷愁七十三（注云：陆放翁年七十二，再乞领宫祠。其诗云：‘七十人言自古稀，我今过二未全衰。’明年又作《七十三吟》，则云：‘发无可白方为老，酒不能赊始是贫。’何前后自相戾也）。”雍正二年（1724）《题张楚良扪腹图二首》其一云：“风前消暑列犀簪，饭后摊书到竹林。若向画中论相法，可知扪腹有三壬（注云：用刘梦得、陆放翁诗中语意）。”雍正三年《庭前牵牛卯开辰萎，真可谓之顷刻花，今早偶摘一朵，平置盆池水面，至日落，鲜艳如初，戏作三绝》其二云：“曾从天启读宫词，美酒浇来萎稍迟。不独内家堪插鬓，而今才信放翁诗（注云：天启朝宫人喜插此花，晨起用酒灌其根，开时稍耐久。陆剑南诗有‘插鬓熠熠牵牛花’之句）。”这一年秋又写下《中秋夕客散偶成，末句用剑南成语》。雍正四年（1726）赋《二月二日效放翁体》：
一月阴寒惨不舒，风光也解转庭除。门开雾野三竿日，冰跃盆池二寸鱼。倾倒空箱旋晒药，揩摩涩眼试看书。吟成吟用龟堂格，犹记年当十七初（注云：放翁有“常忆年初十七时”之句，乃其七十七时所作）。
这是慎行诗集中第一次出现“放翁体”字面，时年已七十七。从诗风上来说，确接近于“放翁体”，但又与《馀生集》《漫与集》及其他诸集的风格有些不相近。
慎行晚效“放翁体”，尚不能作为中岁后师陆的依据，更不能作为早期“宗陆”之证。黄宗炎、王士禛等人的评价未全落到实处，此可不必再论。这里还有一个相关联的问题，即康熙朝是否有“宗陆”的诗人？回答是肯定的，慎行友人曹贞吉就是“学苏宗陆”的代表。曹贞吉，字升六，又字升阶，号实庵，安丘人，长慎行十六岁，工诗词，名入“金台十子”。康熙二十三年，与慎行结识都门。明年自中书舍人出为徽州同知，慎行作《木兰花慢·送曹升六舍人佐郡新安》，此后二人少有见面。曹贞吉效“放翁体”之诗，见于王士禛编选的《十子诗略》卷三《实庵诗略》，题曰《忽见，效剑南体》，诗云：
忽见山形喜欲狂，宁知千里隔渠阳。家贫年尾难偿债，儿病床头自检方。梦觉蘧庐终幻剧，舟浮竹叶且徜徉。吾生偶尔同萍梗，不必青州是故乡。
这无疑是一首效“放翁体”的佳作。曹贞吉还作有《读陆放翁诗偶题五首》：
放翁文藻艳当时，开卷临风一吊之。
忆得镜湖投老日，杖藜欹帽自吟诗。
锦官城外柳如丝，急管声催酒满卮。
怪底逢人夸蜀乐，一生得意剑南诗。
未了功名志可悲，青山别驾老边陲。
一般不信先生处，学射山头射虎时。
学仙学剑未为奇，三万牙签手自治。
儿子相看俱不恶，真能诵得老夫诗。
玉局祠官百万钱，古人优老政堪传。一囊粟共侏儒饱，自是文章愧前贤。
又，《别放翁诗》诗云：
晤对此翁久，临歧殊黯然。诗如天半鹤，人是地行仙。
气盛游梁日，缘深入蜀年。镜湖三十载，风月足流连。
康熙诗人好放翁者，无逾曹吉贞。以上六首诗收入《珂雪斋二集》。《珂雪斋二集》是曹贞吉的第二个诗集，由其弟曹申吉与李良年编定，收录康熙八年二月至康熙十一年四月之诗。曹吉贞不仅学陆，而且取法苏轼。他与李良年交往数十年，商证诗词，相互推挹。在尚宋一点上，二人趣味相投。李良年《曹升阶珂雪集序》云：
予读曹舍人升阶《珂雪集》，窃喜诗教之复振也。……升阶之诗，发源初盛，折入于眉山、剑南，无摹拟之迹，而动与之合，可谓矫然风气之外者。窥先生之意，宁特以自工其言，抑亦转移风尚，将有籍于此也。
与曹贞吉相类，李良年推重陆诗，李符亦然，作有《书怀和龚蘅圃，用放翁韵》二首。这样看来，慎行后来的效陆，已有先行者。但与曹贞吉不同，慎行无意“折入”剑南，以陆诗为宗。曹贞吉、李良年皆王士禛好友，共扬扢宋诗风。王士禛论慎行诗，沿黄宗炎“追踪剑南”之语，发挥己意，非出于偶然。关于这一段诗史，向未见拈出详论者，姑略作勾稽，赘附于此。
四 出入唐宋，得力于杜、白、苏为多
浙诗派的“诗不分唐宋”说主要内涵有三：得“真性情”；“归于自然”；诗有“本根”。在慎行看来，真诗一也，不当因宗唐或学宋而区分为二。然诗人又各具性情，诗歌面目因人而异。就慎行而言，其诗出入唐宋，得力于杜少陵、白乐天、苏东坡三家为多。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从诗歌创作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慎行“诗不分唐宋”的观念。
（一）由苏入杜
慎行“拟宋”之前，主于唐音，迨扬扢宋诗风，拟宋人诗甚工。由于朱奇龄的批评，尤其是师事黄宗羲，慎行从“拟宋”的行列逸出。从现存早期的三部诗集《慎旃集》《遄归集》《慎旃二集》，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他放弃“拟宋”习气，包括“拟苏”的嗜好，转型之初更多地效法了杜陵诗史。
入贵州巡抚杨雍建幕府三年，慎行吟咏甚富，《慎旃集》三卷近于一部杜陵诗史，标志其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南京与新老遗民唱和，《赠胡星卿先生，胡之先东川侯海，其子观尚南康公主》《题余鸿客金陵览古集》咏沧桑之变，赞扬遗民气节。《登金陵报恩寺塔二十四韵》《金陵杂咏二十首》凭吊前明遗迹，感慨兴亡。三藩之乱，江南与湘楚一带的社会状况与百姓生活，虽有史料笔记可考，但生动形象的全景记载还在诗文中。慎行《芜湖关》《游兵营》《汉川道中纪所见》纪写乱离景象；《白杨堤晚泊》写照长江沿岸百姓的生活境况；《麻阳运船行》反思黔阳乱未尽平之际，百姓苦于赋役，而官兵骄逸的问题，事皆按实，语极沉痛，绝去藻缋。《咏史八首》七律咏吴三桂覆亡，非仅为纪闻，实具有补史之功。歌行《水西行》《乌山战象歌》《中山尼》追踪杜陵，《中山尼》一篇笔力近于吴伟业《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自黔阳返里的《遄归集》一卷、游幕西江的《慎旃二集》一卷，则是《慎旃集》的馀绪。如《偏桥田家行》《晚登偏桥玄都观后阁》感慨兵燹，《长沙杂感四首》《木末亭谒方文正、景忠烈两公祠》咏史感今，皆卓荦不群。
三部诗集效法杜陵之意甚明，康熙十八年《渡荆江》云：“乱离光景逢人问，或有新诗当纪闻。”以诗为“纪闻”，换言之，即以诗为史。康熙二十年春在贵阳作《自正月以后不得德尹消息，用少陵远怀舍弟颖观等一首六韵》。《杨大中丞寿诗八十韵》则有“诗狂容杜甫，操狭笑淳于”之句。慎行“追踪杜陵”，也有其来历，最重要的一点即得力于黄宗羲等遗民提倡的“诗以补史之阙”。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云：“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晞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哭，犹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矣。明室之亡，分国鲛人，纪年鬼窟，较之前代干戈，久无条序。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以余所见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密之十馀家，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慎旃集》之诗，大抵沿梨洲之波追踪杜陵诗史，对读黄宗羲《南雷诗历》，即可得到清晰的认识。梨洲之诗简质有实，调取苍老。初白诗尚嫌稚嫩，但质实苍老处已有乃师之风。
由苏入杜，构成慎行接受“诗不分唐宋”说后的第一次变化。
（二）复归苏诗
康熙二十三年，查慎行初游都门，在朱彝尊、杨雍建、王士禛、朱之弼、明珠等人延誉下，声名渐起京华，交结海内名家，征歌逐酒，诗风有变，不复杜陵诗史面貌。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是人生道路的改变。慎行祖大纬、父崧继皆孤节遗民，慎行早年恪守家训，不事科举干禄，年十九稍习举子业，三十尚未进学，乃出入幕府。及捐纳入国子监，应顺天乡试，人生道路尽改。其次是师承交游的变化。慎行早年师辈多遗民耆旧，查继佐、黄宗羲、黄宗炎、陆嘉淑俱其著者，赋诗深受遗民诗影响。迨入渔洋门下，交结田雯、谢重辉、王又旦、颜光敏等金台人物。诸子不标榜杜陵诗史，王士禛还欲变化遗民宗杜之风而昌言宋调。复次是“时”、“地”环境的变化。三藩之乱平定，清王朝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帝都又是特殊之地，慎行自难在此高歌杜陵纪写乱离之音、慷慨沉郁之调。
“拟苏”已是旧习，“学杜”也成往事，面对都门纷杂的诗家竞声的局面，慎行一方面尝试融入，一方面又保持较独立的个性。融入的表现，即热情参与诗坛酒会，争韵斗奇；保持个性的表现，即宣扬“诗不分唐宋”，不追逐尚宋之风。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八年《长生殿》案发。《长生殿》案带来巨大冲击，将他推向江湖寒士的境地。人生再次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诗歌道路也待重做选择。此前在朱奇龄的批评与黄宗羲的引导下，慎行放弃“拟宋”，然犹未舍苏诗之好，出入幕府，随携《东坡集》，留意补注苏诗。缘此结习，他重寻诗路时回归苏诗。
“前身端合是东坡。”康熙三十年，慎行与弟嗣瑮怀着壮心已老的心态杜门里居。嗣瑮四十初度，慎行长两岁，《德尹四十初度二首，同润木作》其一云：“四十平头齿未颓，谁教辛苦逐风埃。祝君此日无多语，正要飞腾暮景来（注云：少陵诗：‘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其二云：“蒲柳桑榆各老成，一杯相属话生平。十年多少回头事，我是苏家白发兄（注云：用东坡寿子由诗中语）。”前一首化用杜陵诗句，后一首借用东坡之语，耐人寻味。康熙三十二年再入都门，明珠招下榻自怡园，《冗寄集》自题云：“自夏历冬，大约园居之日多，城居之日少。东坡诗语似为余设也。”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客安庆，程仕闻讯来会，慎行《程松皋得余所寄诗，即夕自桐城命驾过皖，次东坡喜刘景文至韵》云：“别来三岁遽如许，尚不作达宁非迂”，“有情相对且尽醉，只恐酒醒仍江湖”。次东坡诗韵，放笔抒写寒士心迹，颇得苏轼放浪恣意之致。是年夏自安庆游九江，作《花洋镇阻风，望小孤山，借东坡慈湖峡五首韵》。康熙三十七年春游湖州，赋《雨中游飞英寺，次东坡稀字韵》《登道场山，次东坡先生旧韵》，追摹东坡在湖州放达心迹，得其意神。翌年春独居，作《连雨不止，独居小楼，和陶杂诗十一首，但借其韵，不拟其体也》。和陶之盛始于二苏。苏轼作有《和陶诗》四卷。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子》说他谪居儋耳，葺茅而居，书来告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和陶诗为诗家所尚，代不乏人。慎行和陶盖受苏轼启发。所谓刚性多忤，故不免挫折、饥寒，此苏轼“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之意，慎行和陶亦然。康熙三十九年再游京师，唱和多假东坡诗句面目示人，如《无功索题蒹葭书屋图，用东坡寄傲轩韵》：“浮名一鸡肋，小挫讵云辱。夜枕梦江湖，晨餐辞辇毂。”《题西斋图二首，图为王石谷作》其一云：“画图酷爱王摩诘，诗味澹如苏密州（注云：东坡集中《西斋》诗，密州所作。西溟以为黄州，非也）。”其二云：“独有吾诗真被压，更无一句敌坡仙。”友人亦将之比作“坡仙”。康熙四十年（1701）春离都南返，请禹之鼎绘《初白庵图》。自号“初白”，取东坡“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之意。初白庵虽未筑就，但慎行决意“洗心皈释典”注6，结束江湖载酒生涯。他参禅礼佛，很大程度上就是效法苏轼，躬行东坡之路。
注6：脚注内容（清）查慎行撰、周劭校点《
经集》自题，《敬业堂诗集》卷二十八《
经集》，第761页。
自康熙三十年至康熙四十一年冬召入南书房，慎行赋诗以东坡面目写心，以东坡情志为寄托。这十馀年也是撰成《苏诗补注》的主体时间。致力于苏诗注补，寄心于东坡之诗，所作颓唐放笔，仿佛可见东坡之态。沈德潜评云“得力于苏”。但应指出，慎行回归苏诗，已与此前“拟宋”颇有不同。盖不复重形似，而重风神洒宕之趣，写照“夜枕梦江湖”人生。其旨也不离于“诗不分唐宋”。如效苏轼和陶，借“旧瓶”来装康熙朝江湖寒士的“新酒”，自为真诗，不人云亦云。
（三）晚年合白、苏为一
黄宗炎《慎旃集序》称慎行“步武分司”、“追踪剑南”，不唯“追踪剑南”之语未落到实处，“步武分司”亦然。不过，与接触《渭南集》甚晚不同，慎行对白诗早已熟悉。康熙十八年前所作《沁园春·友人邀余赋闺中杂事，分得三题》第三首《席》注引白居易“六尺白藤床”之句。康熙二十三年《题惠研溪峥嵘集，次汪蛟门原韵三首》其三云：“赖是老元偷格律，知音此外断无人（注云：‘每被老元偷格律’，乐天语也。蛟门举似研溪，故借作转语）。”康熙二十八年冬，赠徐乾学所作《奉送玉峰尚书徐公南归五十韵》有“乐天名位似”之句。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意效“乐天体”。王士禛不喜杜少陵，也不喜乐天，如赵执信《谈龙录》所说“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又薄乐天而深恶罗昭谏”，恐也给慎行带来一些舆论影响。
在《长生殿》案冲击下，慎行浪迹江湖。这促使他回归苏诗，同时也成为“步武分司”的催化剂。康熙三十一年九月，自九江知府朱俨幕府归，感白居易谪居江州，《客船集》自题云：“乐天《琵琶行》自述迁谪之情，托于送客而不著其姓字，未必果有其人也。今余与恒斋别，正值枫叶芦花之候，恒斋官况不异于左迁，别后倘有诗见及，其毋使人疑此客为乌有子虚乎？”《留别恒斋太守，次见送原韵》云：“芦花枫叶残秋路，不听琵琶亦黯然。”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康熙三十二年夏在自怡园作《对雨戏效白乐天体四首》，其一云：“比时如对雨，最好是江船。”其二云：“此时如对雨，最好是湖心。”其三云：“此时如对雨，最好是农家。”其四云：“此时如对雨，最好是深山。”效“乐天体”，心境、诗味与白居易相通，慎行成为康熙诗坛白诗的继承者之一。
愈近晚年，慎行好白诗愈甚，直将“前身”比乐天，诗也呈现白、苏合流之态。明人袁宗道喜好白、苏之集，名其斋曰白苏，著有《白苏斋类集》。慎行并推白、苏，其意与袁宗道不尽同，康熙四十七年《分咏诗人居址得东坡》云：“东坡本属宜宾郡，桃李阴从郡圃收。前辈风流传白老，后为名胜擅黄州（注云：白乐天为忠州刺史，于郡圃东坡手种桃李，往往见于诗句。苏公自谓出处老少粗似乐天，东坡之号，实本于白，非偶合也）。平生得力在忧患，此地何心系去留。大似高鸿向寥廓，雪泥指爪记曾否？”是年僦居京师城南道院，退直之馀，迹若退院僧，唯好吟咏。康熙四十八年（1709），移居宣武门外槐簃，与汤右曾等人发起一场效“乐天体”唱酬活动。汤右曾自洛中寄示《重修香山寺记石刻拓本》，慎行《汤西厓前辈自洛中寄示重修香山寺记石刻拓本》云：“云泉旧境缘曾结（注云：白乐天《香山寺》诗：‘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应作此山僧。’），山水初心后果偿（注云：‘幸为山水主，是偿初心复始愿之候也’，语出乐天《重修寺记》中）。公是乐天还记否？前题多在畅师房。”十月作《拟乐天一字至七字体，以题为韵，分得帘字》：“帘。傍槛。依檐。防客见。避花嫌。平铺湘簟，斜搭吴襜。额飘风细细，钩映月纤纤。更无人处垂地，但有香时透奁。试问阴阴芳树底，后堂玉笛是谁拈？”明年元日试笔效“乐天体”，题作《庚寅元日试笔戏效乐天体》。汤右曾有诗和元日试笔，慎行再作《汤西厓前辈见和元日试笔，再叠奉酬》《立春前一夕小饮西厓寓斋，三叠前韵》，继而有《汤纳时表弟次前韵见寄，四叠韵》《刘若千前辈枉和新编，五叠前韵奉答》《六叠前韵答楼村同年》《七叠前韵答刘大山同年》《八叠前韵答同年吴南村》，皆在是年正月。
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以病乞假，至翌年七月得引疾归，慎行寓居京师，受困风疾，借诗消病，有《长告集》《待放集》。《长告集》自题云：“昔白香山守苏州时，年甫五十八，而退居之计已决。其诗有‘长告虽当百日满，故乡元约一年回’之句。未几果归，又十年而风疾作。余今年六十有三，患病在前，请假在后，出处之际，有愧昔贤多矣。”对比白居易守苏州，年甫五十八怀退居之计，解官十年才得风疾，自己六十二岁即得风疾，犹因循未归，自觉不安。慎行病中将心事寄于看花，亦是迹类乐天。如《二月朔日碧桃花开》：“无数绯桃蕊，齐开仲月初。人情方最赏，花意已无馀。”《盆中新种幽兰忽吐一花，病枕喜作十二韵》：“静女晨妆淡，幽人翠袖寒。香来殊不意，梦好却无端。”《德尹招同人饮寓庭紫藤花下》：“忽然落蕊堕杯面，香入醉魂愁欲醒。十年万事经眼见，况此旅寓如邮亭。”《同年王楼村尝梦至一处，梅花满庭，有一老人杖而入，以杖数树云，此十三本以付汝，汝若饥时，但吃梅花，便是神仙地位也，觉而属禹司宾慎斋画十三本梅花书屋图，壬辰四月，楼村官罢，将出都，以图索句，作歌赠之》：“幻中生幻想非想，身外有身知不知。君今罢官归有期，蘧蘧形开梦者谁。”《自怡园藤花》：“撷之复湘之，谓有噉花癖。”《自怡园荷花四首》其一：“已离大地炎埃外，尚在诸天色相中。未免情多丝宛转，为谁心苦窍玲珑。”其四：“老衲山中移漏处，佳人世外改妆时。白头相对归心切，欲卷江湖入小诗。”
在慎行的带动下，京师诗人喜用白、苏诗韵唱和。如康熙五十一年立秋后的樵沙道院之集，慎行、嗣瑮、嗣庭兄弟与林佶、顾嗣立等十馀人与会，共用乐天诗韵赋诗。注7由于患风疾，书写不便，慎行多口占成篇，并觉得这样更近于苏、白，怡然自得。《槐簃集》《长告集》用乐天诗韵之作，数量超过用东坡诗韵，从中可窥慎行晚年的心境与诗趣。
注7：（清）查慎行：《立秋后七日偕周桐野、宫恕堂、钱
庵、张日容、缪湘芷、林鹿原、顾侠君、郭双村、家查浦、润木两弟再集樵沙道，用白香山游开元观韵》,《敬业堂诗集》卷四十《长告集》，第1151页。
慎行十年文学侍从生涯，后五年沉湎于效“乐天体”,《槐阴露坐》《对镜览发》以及大量的看花诗，诗、禅合一，平中有奇，自具一段精神，既得乐天自适风神，又不乏东坡洒宕，称得上合白、苏为一了。
（四）老来效杜“漫与”
慎行而立之年由苏入杜，四十而后复归苏诗，兼效白诗，虽不复标榜诗史，却不忘杜诗之好，常引杜陵诗句为自注，化用杜诗典事。自翰林院辞归，更有老来再“学杜”之事。
虽说“我与我周旋久”，不过慎行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新的内容。《慎旃集》追踪杜陵诗史，老来则取老杜“漫与”之意。致仕返里，慎行名心尽扫，林下闲吟唱酬，率真自然。《漫与集上》自题云：
少陵云：“老去诗篇浑漫与。”俗本多误与为兴。东坡先生用之，云“清篇真漫与”，叶入语韵，可证兴字之缪。余年衰才尽，从前愧乏惊人之句，已镂板问世，悔莫能追，自兹以往，当日就颓唐，不知馀生尚阅几寒暑，更得几首诗也。
在他看来，“漫与”、“漫兴”只是一字之差，意思却有根本的不同。慎行还流露出“自悔”的心态，谈及“从前愧乏惊人之句，已镂板问世，悔莫能追”，欲“日就颓唐”。这种心态与杜甫也有相近之处。上元二年，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写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想从“诗苦”中得到解脱。慎行读杜，体味诗苦，自感人生苦境，寄情“漫与”，何尝不是寻求人生与诗歌的双重解脱。慎行“漫与”之诗适心而发，适意而止，与乐天的自适、东坡的洒宕，异曲同工。从这一意义上说，慎行晚年将杜、白、苏合而为一了。
（五）趣在尝新，博采众长
“自笑年来诗境熟，每从熟处欲求生。”慎行出入唐宋，常是厌熟喜生，追求新境，晚年犹然喜欢尝试新事物，兴趣盎然。康熙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在京效白、苏之际，复博效唐宋诸家，赋《畅春园杏花次李义山旧韵》《齿痛借用昌黎韵》《从院长乞园中新笋，次昌黎和侯协律咏笋二十六韵》《刘若千前辈招集听雨楼，用少陵重过何氏园林五首韵》。致仕后，出入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邵雍诸家。效杜、白、苏、黄不必论，效“放翁体”前已述之，此略说效“康节体”、“诚斋体”。
康熙五十五年（1716），慎行究心于点勘《毛诗》,《夏课集》佳作不多。有趣的是，他不忘诗中求新，《冬课吟效击壤体二首》即是。其一云：“炳烛馀光已可知，假饶闻道敢云迟。故人问我三冬课，六十年前上学时（注云：顺治丙申，余七岁，方就傅）。”其二云：“画前有易易如何，删后无诗诗倍多。更向谁边讨消息，水从冰后不生波。”《知止吟效康节体》作于雍正三年四月，诗云：“知止聊从止足征，床堪趺坐几堪凭。瓶花落后休迎客，禅杖闲来侍定僧。俯听蛙池怜叫跳，仰看鹢路笑飞腾。呼儿试问春苔色，绿上庭阶又几层。”游粤归来，勤于著述，研易治经，于宋人理学多有参商。这首效“康节体”之作，颇得悟理之趣。
慎行今存效“诚斋体”之诗，见于《粤游集上》，作于康熙五十六年冬自南雄往韶州道中，共两题。第一题《偶阅杨诚斋南海集，途中多赋桃花，且有梅花应恨我来迟之句，余度岭，正值梅放时，戏效其体作一绝》：“我来时候异诚斋，不见桃花只见梅。博得口占诗一句，千枝齐向腊前开。”第二题《晚过始兴江口，再效诚斋体二首》其一云：“始兴江口水平川，从此通流到海边。我是渔船钓竿手，又携簑笠上楼船（注云：昨唤吉安渔船至赣，今所坐乃广州楼船。按楼船之名见《汉书》，今仍此名，不必皆官舫也）。”其二云：“一重山转一重湾，不出孤帆向背间。行过前湾试东望，夕阳多在隔溪山。”不过，一些粤游绝句不标明效“诚斋体”，风致却较以上效作更为接近。如《英山二首》其一云：“曾从画法见礬头，董巨馀踪此地留。渐入西南如噉蔗，英州山又胜韶州。”其二云：“一拳一角总峰峦，可惜天教落百蛮。好事吴儿浑未识，买园只凿石公山。”《舟中即目》云：“屋角菜花黄映篱，桥边柳色绿摇丝。分明寒食江南路，剩欠桃花三两枝。”慎行不仅效“诚斋体”，自订诗集也与之相类。康熙四十七年正月至五月之诗编为《还朝集》，自题云：“昔杨诚斋自江西召还，陆务观有相贺归馆之作，今集中所载《朝天续集》，此其时也。后五年从江东赋归。果若术士言，则余之退休亦不远矣。”查为仁《莲坡诗话》云：“所著《敬业堂集》，中分小集，多至十馀种，宋人惟杨诚斋有之。”
这里应强调的是，慎行出入唐宋诸名家，而所好与性情所近还是在杜、白、苏三家。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慎行博采众长，不拘于一端，而自见性情，正体现了其“诗不分唐宋”的见解。康熙二十八年（1689），黄宗羲在《安邑马义云诗序》中说：
嗟乎！南方岂有诗家？南方之无诗也，非无诗也，夫人而能为诗也。夫人而能为诗，则自信其诗，于是僻固狭陋之病，盘结胞胎，即使陶、谢诏之于前，李、杜、王、孟鞭之于后，不欲盼其帷席，是安得有诗乎？……昔诚斋自序，始学江西，既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晚乃学唐人绝句；后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谢去前学，而后涣然自得。夫诚斋之所以累变者，亦不敢自信之心为之也。
黄宗羲批评“主奴唐宋”，主张诗人自出真精神。这篇诗序提出当有“即此不敢自信之心，便自诗家三昧也”，纠正“僻固狭陋之病”。慎行得黄宗羲诗法，出入唐宋，“不敢自信”，其后遂能博采众长，“涣然自得”。
作者简介
李圣华，男，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明清诗文、古典文献研究，曾出版《晚明诗歌研究》《方文年谱》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