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 个体特征因素

以往对西方家庭的代际支持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的一些重要特征如社会、经济、人口、资源、机会和对代际帮助的需求等都会影响代际的交流（Eggebeen等，1990a; Rossi和Rossi, 1990）。比如，从老年父母角度讲，有研究指出，配偶是老年人在子女以外的另一重要社会支持来源，丧偶往往意味着老年人代际支持的需求增加（Hermalin等，1996）；老年人的社会经济资源，如高收入或文化水平高会促进代际交换，而贫困和不健康的身体状况会减少对代际支持的提供（Eggebeen和Hogan, 1990a）。中国城乡家庭支持与父母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等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Li和Tracy, 1999；杜鹏、武超，1998；梁鸿，1999；庞江倩，2000）。对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家庭养老方式下的老年人代际支持研究证明，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会随着老人因丧偶、经济状况下降、健康状况恶化而导致的对外界帮助需求的增加而上升（Hermalin等，1996; Rogers, 1996）。

西方家庭代际支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子女的需要占据重要地位，老年人往往为发生危机的子女提供各种帮助（边馥琴和约翰·罗根，2001）。比如，子女的婚姻危机也会导致父母对其帮助的增加（Spitze 和Logan, 1990b）。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向其父母提供支持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代际支持的程度取决于家庭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地位越低，家庭外可利用的资源也相对缺乏，而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持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家庭，其成员间相互支持的程度越高（Sen, 1993）。中国家庭代际支持与子女的数量、性别、婚姻状况、经济状况、与父母居住地的距离等因素有关（Chen等，2000; Lin, 1995；郭志刚，1996；徐莉和约翰逊，1999）。尤其在中国这样强调“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下，子女数对于老年人家庭供养存在显著作用（郭志刚，1996）。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家庭支持中子女质量的作用已经开始凸显，父母对子女的投资有效地提高了子女为父母提供赡养的概率（陈皆明，1998）。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有收入积累的前提下，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而且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暗示在子女数量下降的背景下，子女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效应（彭希哲、梁鸿，2002）。

老年人和子女的性别特征也是影响代际交换的重要因素。从人口学的角度上考虑，女性的期望寿命超过男性，许多女性在配偶死亡以后仍旧要单独存活很长时间，而老年人在家庭资源分配和收入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使得老年女性特别是丧偶的女性老年人处于不利地位。女性在经济资源方面的相对匮乏使得女性老年人对经济支持的需求高于男性老年人。Harris（1975）和Rossi（1986）对西方社会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帮助特别是经济帮助。对中国的研究表明，农村女性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普遍低于同龄的男性老年人（张文娟、李树茁，2003）。虽然女性的平均期望寿命高于男性，但是女性以基本生活自理能力丧失为标志的健康期望寿命低于男性（汤哲、项曼君，2001；王树新、曾宪新，2001），这说明女性有更长的时间需要他人帮助。因此，其对子女为其提供生活照料的需求要超过男性。另外，根据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理论，女性在早期所扮演着更为社会化的角色，其对周围人际关系以及环境的敏感程度较高。因此，需要给予相对较多的情感支持（Miller和Cafasso, 1992）。

二 家庭结构因素

影响代际支持的还包括子女数量、子女性别结构以及未成年孙子女的状况等家庭结构因素。西方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性别（Eggebeen, 1992;Rossi和Rossi, 1990）和数量（Hagestad, 1986）会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产生显著影响。而Eggebeen 和Hogan（1990a）还发现，在以子女为中心的西方家庭中，未成年孙子女的存在也会导致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增加。

老年人与其成年子女的居住安排对家庭支持有着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居住安排对子女在三个方面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即料理家务等日常活动、经济支持和情感体贴。子女的数量、与子女的亲近程度以及与子女来往的便利程度决定了父母与子女间进行面对面接触的可能性以及接触的次数（Crimmins和Ingegneri, 1990）。因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居住距离也是影响代际支持的重要变量（Eggebeen 等，1990a; Hoyert, 1991;Montgomery和Hirshorn, 1991）。对西方家庭的研究显示，代际居住距离的增加阻碍了各种代际交流的进行（Rossi和Rossi, 1990）。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空间距离对三类代际支持的阻碍作用存在差异。地理居住空间的接近不仅有利于代际支持特别是生活照料的交流，也会促进两代间的交往和感情上的亲近（Crimmins和Ingegneri, 1990），而Litwark和Kulis（1987）认为，空间距离对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的作用较小。在中国进行的研究也表明，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提供代际支持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可能性最小的是住在离父母较远处的子女（李树茁等，2003；鄢盛明等， 2001）。由于老年人会向同住的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支持（Agree 等，2002;Yan等，2003），因此，空间距离会阻碍家务以及日常生活起居照料等帮助的进行，但是对经济支持并无显著影响（Zimmer和Kwong, 2003）。

三 社会制度、文化规范、观念变迁等宏观背景的影响

西方有关现代社会中家庭变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原先家庭所承担的许多功能逐渐交给了社会来承担（Coleman, 1993; Popenoe, 1993）。教育、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体系降低了家庭成员之间互助的必要性，但并不能完全替代家庭的作用。有关宏观社会背景给家庭所带来的变化研究的难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哪些社会背景在发生作用？②这些社会背景如何测量？③如何将这些背景所发生的作用与其他因素的作用分离出来，从而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关分析所涉及的相关社会背景因素包括：社会制度、文化、宏观经济和市场力量、地理环境的变化、法律及社会政策等。然而，研究所用的方法多是使用定性的深入分析，往往难以将这些背景因素实现准确的定量测量，尤其是将这些因素对于家庭行为的独特影响分离出来存在很大难度。由于个人对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具有选择性，而当个体的行为成为一种集体行动后，历经一段时间之后会使其相应的社会规范发生变动。因此，社会背景与家庭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较为模糊。而进行这方面的跨国比较则更加困难，因为各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和政策等一系列因素都存在巨大差异（Seltzer等，2005）。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中国历史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基本上是和社会历史的变化步伐相协调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政治权利的平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嬗变对家庭代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开始引入我国，经济因素使得人们对利益的追求逐渐渗透到家庭领域，家庭代际关系的利益色彩变得浓厚，对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形成结构和观念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同时，代际利益因素的扩大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能够使家庭代际双向关系均衡化、养老观念理性化等。

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描绘和阐释了当代中国农民道德世界的变化和赡养老年人等现象，重点分析了国家在私人生活转型和个人主义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阎云翔，2009）。在“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时代，国家通过摧毁旧的社会等级与家庭结构，严格控制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让农民从家庭忠诚的成员变为原子化的公民。改革开放后，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层面撤出，“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的市场浪潮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据此，阎云翔认为，“第一，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第二，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干预的减少在引起了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也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

王跃生指出，当代农村代际关系研究应做到将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家庭代际关系结合起来。中国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家庭代际关系变动并非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也不是西方文化传播（主要是生活方式）的作用，而是与一系列制度变革存在密切关系（王跃生，2010a）。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以土地所有权和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对农村家庭有深刻影响。这一制度变革主要体现为土地改革和集体经济制度的建立。而集体经济制度持续时间最长，因而其影响更为深远。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是在人口迁移流动受到很大限制的环境中实现的，这表明内在和外在制度的变革对家庭的影响更大。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由改革开放政策推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非农活动成为主要谋生方式。当前农村尚处于社会转型初期，农村家庭出现一系列变动，但也有诸多“不适应”和“不协调”，多与制度约束和传统家庭功能，特别是老年保障仍以家庭为主有关。在他的研究中，他对20世纪30～40年代至今的制度变革阶段和家庭变动特征进行了总结（王跃生，2009b）。

本研究同意王跃生的观点，即探讨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对家庭变动的影响应避免在抽象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而要有具体的时空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对当代农村家庭变动的真实状态和阶段性特征有所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