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拉萨老城区的空间格局

从粗略意义上说，西藏历史上缺乏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理论归纳和系统规范，大多由内在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所引导，不同行政等级的城镇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尺度和格局要求，因此多为自发形成。在建筑方面，尽管西藏建筑技艺高超，但系统的建筑理论较少，多为由实践经验所积累的技术传承。拉萨历史城区的空间格局充分体现了西藏宗教观念、艺术观念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成为其最直接的物化表达，因而呈现出独特的景观和文化价值，也成为拉萨城市特色的精粹。

拉萨老城区以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为标志性建筑，以八廓街地区为核心。在八廓和林廓两条转经道内，环抱有数十条放射状的道路，构成密集、通达的街巷网络。这些街巷迂曲多变，或幽深静谧，或繁华喧闹，与老城区民居的白墙黑窗、寺庙的金碧辉煌、蓝天艳阳形成独具一格的视觉效果和心理感受，美不胜收。

一 拉萨老城区的空间格局

拉萨历史城区的空间格局大体可概括为“一心两环两片”，即以大昭寺为中心，以八廓街为内环、以林廓为外环，包含大昭寺和八廓街—小昭寺区域、布达拉宫及雪城区域两片。由于三条转经道中的“朗廓”在大昭寺内，因此将其与大昭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将八廓街视为城区的内环。在此格局中，有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宇拓桥等几个重点的节点，它们构成城区的轴线、视觉焦点或分界点。其中：

“一心”为大昭寺。它是西藏的宗教中心，在藏传佛教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藏地群众的信仰中心。没有大昭寺便没有围绕它的众多街道和建筑，也就无法形成拉萨老城区的基本格局。

“两环”：围绕大昭寺的八廓街和环抱拉萨老城区的林廓。

“两片”：大昭寺和八廓街区域、布达拉宫区域。

在吐蕃时期和17世纪中期以来，拉萨城都承担了西藏宗教中心、行政中心和商贸中心的功能，其中宗教中心和商贸中心功能主要体现在大昭寺和八廓街地区，行政中心功能主要体现在布达拉宫和雪城地区，特别是15世纪初大昭寺传召法会的年年举办，以及17世纪中期布达拉宫的重建，使拉萨城这两片区域的功能及由此形成的空间格局逐渐清晰和定形。

关于拉萨历史城区的格局，近年来相对全面的研究为王世东的《拉萨古城格局、形态与营造思想研究——兼论古城的保护与发展》，论文认为自吐蕃以来的历史时期内，拉萨老城区的格局经历了由“三点”到“双核”的演变过程，即在吐蕃时期至五世达赖喇嘛甘丹颇章政权建立，老城区的格局为以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为中心并在其周围集聚的“三点”格局，而此后则逐渐变为以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为中心、由三条转经道包围的“双核三环”格局。这个结论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拉萨老城区空间结构的特征和变化。

但是，如果再仔细对比大昭寺、小昭寺和布达拉宫的规模和影响力，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吐蕃时期还是在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之后，小昭寺与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地位相比都较逊色，似乎无法成为一个可以与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等量齐观的“一点”。而且，在历史上大昭寺和小昭寺之间的道路比较狭窄，大昭寺和小昭寺地区基本上是连为一体的，小昭寺无论在功能上还是规模上，似乎都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从最近四百年的历史来看更是如此。同时，与布达拉宫相比，大昭寺具有更大的聚集力，对城市功能的影响也更大，它是占据圣俗两界的城市中心，符合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需要。再有，大昭寺地区和布达拉宫地区具有十分显著的功能分工，除此之外没有第三个区域可以与之相匹，因而这里提出拉萨老城区“一心两环两片”的格局。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两片”的划分。拉萨老城区可以划分为大昭寺与八廓街地区、布达拉宫地区两个功能区，这两个区域在功能上具有显著不同。由于历史上大昭寺和八廓街地区与小昭寺地区基本连为一体，因而小昭寺地区可以被纳入大昭寺—八廓街区域中，其功能与大昭寺—八廓街地区比较一致，从而构成一个整体；而布达拉宫地区则可包括布达拉宫—雪城—加布日山（药王山）—宗角禄康区域，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功能一致性和互补性的整体。现今由于北京路的拓宽，大昭寺区域与小昭寺区域明显分隔开了，因此老城区的空间结构就变形为“一心两环三片”的格局，即北京东路以南的大昭寺和八廓街地区、北京东路以北的小昭寺地区，以及以布达拉宫为中心的区域。但是，这一“三片”格局并不是历史的面貌，也不能清晰划分老城区的功能布局，“两片”结构更为符合历史情况。

第二，关于布达拉宫区域。按照拉萨居民的习惯，老城区不包括布达拉宫区域。的确，在历史上布达拉宫区域与大昭寺区域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自清乾隆年间起，大昭寺及宇拓桥以东地区由朗孜厦列空管辖，布达拉宫、雪村及近郊18个宗、谿内的事务则由雪列空管辖。但是，若从拉萨建城史和历史上所承担的功能来看，布达拉宫区域是拉萨城的第一座宏大建筑，它是拉萨建城的起点，是拉萨城最古老的部分，没有布达拉宫区域，历史上拉萨城的功能和城市面貌都是不完整的，因而不能将其从老城区范围内划出，而应从拉萨城历史形成和整体功能的角度，将其视为老城区的一部分。

老城区内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是西藏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拉萨市最为辉煌灿烂、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遗存。布达拉宫于1994年12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和2001年又先后加入了大昭寺和罗布林卡，构成“一处三点”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对于此项世界文化遗产评价道：

“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坐落在拉萨河谷中心海拔3700米的红色山峰之上，是集行政、宗教、政治事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它由白宫和红宫及其附属建筑组成。布达拉宫自公元7世纪起就成为达赖喇嘛的冬宫，象征着西藏佛教和历代行政统治的中心。优美而又独具匠心的建筑、华美绚丽的装饰、与天然美景间的和谐融洽，使布达拉宫在历史和宗教特色之外平添几分丰采。大昭寺是一组极具特色的佛教建筑群。建造于公元18世纪的罗布林卡，是达赖喇嘛的夏宫，也是西藏艺术的杰作。这三处地点风景优美，建筑创意新颖。加之它们在历史和宗教上的重要性，构成一幅和谐融入了装饰艺术之美的惊人胜景。”

大昭寺—八廓街地区与布达拉宫地区的连接点为宇拓桥，它位于现宇拓路上，其侧曾为十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宅邸宇拓府，因而被称为宇拓桥。

宇拓桥意为有顶的桥，为汉藏结合式石桥，桥长28米，传说在7世纪建造。根据有关史料，1750年左右宇拓桥加了顶，形似风雨桥，因其顶子为绿色琉璃瓦，故而也被称为琉璃桥，是清代西藏地方政府欢迎中央政府官员进藏的接官厅，在旧时代拉萨老城里的生活污水基本上从此桥下流过，现在桥下已无河沟。

1916年冒险到达拉萨的法国女子大卫·妮尔这样描述宇拓桥：“该桥梁是汉式的，被涂成红色，上面由一个绿瓦脊覆盖”，这应是1750年重修后的样子。据说藏族人很为此桥感到骄傲，将其作为拉萨的奇迹之一。

柳陞祺先生1940年代曾在拉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工作，他提到过与宇拓桥相关的习俗。据说离开拉萨的人绝不能路过这里，而进入拉萨的人则可以安全地从此经过，大家都遵从这个规矩。

1993年，宇拓桥原桥被拆除并在原地重建，重建后曾做过餐馆，现在为珠宝店。由于几十年来拉萨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八廓街区域与布达拉宫区域之间建筑密集，早已连成一片，因而宇拓桥作为连接两个区域的标志和通道作用已消失，但它仍作为承载历史故事而不是真实历史信息、风格独特的桥梁而存在。

二 影响老城区空间格局的因素

拉萨市的空间格局深受藏传佛教宇宙观和祈祷方式的影响：

首先，受藏传佛教“外圆内方”的宇宙观的影响。受古印度佛教宇宙观的影响，密宗认为世界的中心在须弥山，须弥山以外半径为5万由旬（古印度长度单位）的圆形区域内为宇宙的范围，半径为2.5万由旬的圆形区域内则为宇宙的四大洲和八小洲。坛城则为佛教的精神宇宙模式，它是一种向心性的空间观。在坛城的图案中，坛城被对角划分成4段，连同中心部分共有5段，它们被其外部的同心圆所保护。第一个同心圆为旋涡形系火或火山之圆轮，象征着无明之燃料；第二个同心圆为金刚带，象征觉之圆满和不变之特征；第三个同心圆为莲花矍，象征着心灵上的再生。围绕方形大昭寺的三条环形转经道正是藏传佛教这种宇宙观的物化体现，而第三个同心圆的圆周则为老城区的范围，象征着藏传佛教所认为的宇宙的范围。

其次，受藏传佛教转经祈祷方式的影响。密宗金刚乘有“朝圣转经”即“转廓拉”的仪轨，即围绕佛像、寺院、城市或神山圣湖绕行一周或数周，以求得福祉和功德，这种思想和仪轨在南亚不少地区也存在。因此，围绕大昭寺进行转经祈祷的方式延续至今，这可以理解为影响拉萨老城区空间结构的最基本和最深层的文化原因。

三 拉萨老城区与内地城市空间格局的比较

中国城市起源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至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在夏商周三代，城市中的重要位置分布着奴隶主及上层统治者的宫殿、住宅，周围是奴隶做工的手工作坊，墓地在城外，土墙和壕沟包围着城市，用于防御功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内还逐渐出现了官署、寺庙、祭祀场所、学校等，以及联系各地点的街道。

内地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思想起于周代，《周礼·考工记》中对城市规格进行了阐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确定了都城、王城和诸侯城的规制，对此后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规划思想有两个基本起源：一是周易和天地人合一的思想，二是等级秩序思想。在前者思想影响下，以太极八卦为基础，从观物取象出发，建立了象天法地的象征主义规划方法，同时根据自然条件，选择诸如“虎踞龙盘”等形胜之地进行建造，并在“象”与“数”之间建立生克吉凶之关系，后来还发展出了用于城市规划和建筑选址的风水学。在后者思想影响下，建立了根据礼制要求的城市等级秩序，将尊卑、主次、大小、先后等观念运用于城市规划，使城市的各部分成为有秩序的整体和社会伦理的物化表现。

上述规划思想反映在城市布局中，则具体表现为中心布局原则（首先选择中心和中心位置，然后向四周扩展）、对称布局原则（以建筑物或街道为中心对称布局）、街道分割原则（根据一定长度和宽度划分街道）、方块居住原则（住宅区分布在街道纵横围合的方块区域内）、市场固定原则（划出一定区域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汉代以后以都城为代表的城市规划中，都体现了上述原则，如汉代长安城、曹魏邺城、隋唐长安城、宋都东京、明清都城北京等皆如是，在州府县的城市中也多如此布局。

相较而言，拉萨城市规划思想起源较晚，城市格局明显受到宗教宇宙观等的影响，可以说是宗教观引导下的城市格局，或宗教意识在城市中的物化实现。重视中心和环线，但不追求轴线、对称、方正等概念，一些重要的建造活动，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等，在藏族史书中多属于神话传说而缺少确凿的史实依据。另外，老城区的规模及街巷尺度均无规范要求，街巷宽度大约以行人通行宽度为依据，街巷间距或以主要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而逐渐形成，皆因地制宜自发而成，因而拉萨老城区的空间格局既深受宗教哲学思想的影响，又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同时还受到拉萨河的约束，城区以向北、东、西方向拓展为主，呈不规则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