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政治难平之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关于建国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国民党人发动北伐战争，在对外走向统一的同时，对内却走向分裂。以往学界研究大多关注北伐前后的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的左右之争，而对这一时期地方主义的发展有所忽略。[7]蒋在通过北伐战争致力于追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采取了“先北伐后统一”的策略，对李宗仁、唐生智、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军人势力的坐大采取容忍态度，结果导致北伐胜利后革命阵营内部地方主义势力的泛滥。南京国民政府重建之际，蒋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通过军事手段削弱对手实力的同时，却造成了自身道德权威的流失，陷入政治难平的困惑之中。这一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系与粤桂地方军系之间的历史恩怨，种下1930年代西南与中央对立的前因。

一 先北伐后统一

身为浙江人的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在广东参加革命活动期间，深为广东人排外地方主义所困扰。1925年6月的广州之役令蒋对广东军队的畛域之见深感“骇异”。6月13日，蒋在日记中记称：“昨日以来，市内秩序大乱，粤人以消灭外江人为口号，无论兵民对于外人仇杀殆甚，惨不忍闻。恶劣粤军借口搜吏索名，抢劫外省人家室，警察带路，尤为可恶。本校官生家至遭劫甚多，而本革命军爱国爱民之热忱，与红领带之记号，皆为此一般军队所丧失，以本军为红领带，而其余各军亦相率效尤，人民不知真假，故对本军感情亦不如前也。”事后，蒋与苏联顾问加伦讨论广东时局时，痛心疾首地表示：“广东决非革命根据地也”。[8]

北伐前夕，1926年4月11日，蒋在日记中分析广东政局时称：“深思广东政局，甚难处理，党务军事裂痕已明，右派与共产派两者之间亦难调理，土匪与地方主义更难消除，实无善后之策也。”[9]对于蒋介石这种外省军事将领来说，北伐不失为为摆脱广东当地的国共纷争与地方主义困扰，“向外发展”的一种权宜之计。张国焘对蒋介石之所以积极力主北伐，曾评论认为：

少数军事将领对北伐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是外籍“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以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10]

蒋介石虽然一直极力鼓吹北伐，但鉴于广东内部政情复杂，他在自身地位尚未巩固之前，不敢贸然出征。他在日记中责备李宗仁等“不识政治复杂情形，徒怪迟缓可惜也。令人左右为难，可叹也”。[11]正因如此，北伐誓师之初，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并未亲率黄埔军出击，而是派出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广西第七军先行。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北伐出兵援湘进展神速，7月10日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于一个月后赶到长沙督战时，却遭到俨然已视两湖地区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唐生智所率第八军的防范。蒋不得不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也”。9月8日上午，蒋接到唐生智函电，判断认为“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14日，他下定最后决心“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12]

蒋为唐生智部所迫转战江西后，为了限制唐部地方军人势力在两湖地区的发展，致电留守广州的代理中常会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主席谭延闿，告以：

中明日由长沙入赣督战，湖北军事交孟潇（唐生智，引者注）负责办理，民政以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席，财政以陈公博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另设湖北临时政务会议，由中兼任主席，入赣期间，派孟潇代理之；凡民政军政，皆由政务会议通过，该会直属于中央党部。政务会议在鄂设施，凡政务须有省党部政治部政务局通过施行。惟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13]

武汉攻克后，蒋于10月22日两电张、谭二主席，主张政府或党部移鄂。一则称：“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又曰：“政治人才大缺乏，更不宜分散各处，广东偏于一隅，且地方界限甚深，如党部移鄂，其进行必较粤为利，如欲发展，非速移不可。至于国民政府，仍设广州亦可也。”[14]由此可见，蒋介石之力主政府或党部迁移武汉，其初衷是防范唐生智部地方军人势力坐大。但蒋、唐之间中央军系与地方军系的矛盾，为此后因国共纷争所引发的迁都之争所遮蔽，长期以来不为外界所注意。倒是身为当事人的蒋介石始终对唐生智企图占据两湖的野心保持清醒的认识。蒋认为，汉口方面的共产派与国民党左派借助唐生智的军事支持，来打击自己，“适中唐逆把持武汉之毒计”，“共产党自以为阴谋之毒，不知适应唐逆利用也”。[15]

随着北伐军事的推进，地方军人势力不断扩张，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以唐生智、李宗仁为主的地方军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1927年7～8月间，蒋因兵败徐州，不堪忍受桂系“词迫势逼”，被迫下野。蒋对桂系势力之跋扈“暴戾难舍”，在日记中痛责道：“白崇禧与李宗仁通敌求全，谋叛败党之罪，世世国民不能忘也。”[16]蒋对地方军人之以下凌上、飞扬跋扈，虽视为终生莫忘的奇耻大辱，曾在日记中声言“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 [17]但为了确保北伐大业不致中断，他于1928年初复任北伐军总司令之际，决心对地方军人势力暂时妥协，将北伐和统一分成两步来完成，“先求北伐之完成，再谋全国之统一”。[18]

二期北伐的目标为奉系军阀，但此时阻碍全国走向真正统一的，除去奉系军阀外，还有来自内部地方势力的掣肘。此时，令蒋最感焦虑的是后方的两湖局势不定。1927年10月20日，蒋介石下野期间，由桂系掌控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西征，讨伐唐生智。西征军由程潜任总指挥，李宗仁副之，兵分三路，分别由李宗仁、程潜、朱培德统率第三、四、五路军发动攻击，于10月25日不战而入安徽安庆。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所部交由其手下李品仙、何键等人负责，指挥全军退守湖南。唐生智下野后，李品仙、何键等四军长曾手书刚刚返抵上海的蒋介石，表示“愿听指挥”。[19]12月31日，李品仙等人通电服从南京中央，取消第四集团军名义，静候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

蒋不愿因湘事未决而影响北伐的战机，于是决定自己专任北伐，将两广交由李济深掌控，两湖交由李宗仁、白崇禧处理。[20]蒋致电白崇禧表示：“上游军事，有兄主持。中正可以一意北伐，公私两得。党国之幸。”[21]蒋力主“无论两湖战局如何，而吾必速筹北伐”，因为只有高举北伐的旗帜，才能“号召冯阎各军，方能于政治上立定也”。[22]此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部队尚处于观望之中，蒋致电冯玉祥称：“北伐实为解决内部纠纷，共同一致之惟一法门。党事与北伐问题同时并进，亦可望早得解决。弟断不因党事而使北伐军事稍有迁延。”[23]

蒋为了迅速解决北伐的后顾之忧，有意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但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主张继续对湘用兵。1928年1月21日，正当白崇禧、程潜统帅西征部队准备会攻长沙之际，叶开鑫之第四十四师阵前倒戈，与程潜所率的第六军发生内讧。程潜含沙射影地攻击叶部倒戈为蒋所指使，蒋对此有口难辩，在日记中痛斥道：“程潜以叶競秋回戈之事，欲假罪于余，余亦愿受，以程逆非倒不可也。”程、叶冲突发生后，蒋主动前往汤山拜访当时为其所倚重的党国元老李石曾与张静江，一起商量对策。李、张主张令桂军回粤讨共，将两湖交给谭延闿主持，抽调湘军参加北伐。蒋对此表示赞同，于1月26日在日记中写道：“如此议果成事实，余深所赞成，特恐程、白不肯稍戢跋扈之心耳。”[24]在当时情形下，蒋认为：“桂军不回桂，程潜不消灭，革命无成功之望也。”[25]

正当西征军进攻湖南期间，政治上亲汪精卫的张发奎第四军在广州发动政变，利用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前往上海开会之机，驱逐了代主席黄绍竑。中共利用“张、黄事变”的机会，在广州发动暴动。这令当时全国舆论哗然，汪派的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人成为众矢之的。在蒋看来，如果趁着广州局势混乱之机令桂军回桂的话，一方面可以和平解决两湖问题，抽调“两湖军队加入北伐”，同时更可借机防止桂系势力在湖南坐大，“消除后顾之忧”。[26]

然而，桂系白崇禧不为所动，坚持武力解决湘军。1月25日，白崇禧攻占长沙后，于翌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重定战斗序列，继续向衡阳、湘西进攻。2月初，唐生智旧部李品仙、何键等湘军将领联名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求立即电令程潜、白崇禧停止军事行动，表示愿追随蒋总司令北伐。白崇禧所统率的西征军坚持进攻，相继占领衡阳、宝庆等地。蒋对桂系坚持攻占两湖非常不满，他于2月28日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次日便致电催促白崇禧早日结束湖南战局，积极进行北伐。3月5日，蒋又致电白崇禧告以：“湘局底定即为北伐之基，各部如来输诚，或愿请北伐者，希准予许可，免误北伐时机云。”[27]不过，此时桂系的“阳奉阴违”并未动摇蒋迅即北伐的决心。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集中精神，注于北伐。北伐未成之前，其他问题置之不理。如待后方事事妥善，而后北伐，则永无北伐之日也。”次日，又记称：“白逆阳奉阴违，逆迹昭著，以后教育方针，革命当先消除内部之叛逆也。”[28]

桂系对蒋之二期北伐表面上拥护，实际上却按兵不动。西征军的战事即将结束之际，3月11日，白崇禧即电告蒋称：“顷已回长商办三湘善后，军事既经结束，即当北上驱驰，会师河朔，直捣幽燕，当副期望之殷，兼完革命之业。”19日，白崇禧电告国民政府两湖的北伐军业已动员，叶琪部队已于17日开始输送北上，而白本人继续留在两湖处理善后。[29]白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北上，一方面有巩固两湖地盘的考虑，同时也是在待价而沽。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对北伐期间桂系与中央的关系描述称：

广西为广东以外由中央直接管辖的第一个省份。我们经数年的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复以全力将军、财、民、教各政整理就绪之后，赤胆忠心将全省毫无保留地双手奉献中央。不幸当局目光短小，气度狭隘，满腹生意经，竟认为统筹办理广西省务为“蚀本生意”，而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使广西形成半自治状态。此例一开，国家法度全失。其后，中央本可“赚钱”的省份，如湖南等，在我军克复之后也循例“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厥为中央政府的负责人，岂不可叹！[30]

李宗仁事后的回忆虽有美化自己一方的嫌疑，但其对桂系与中央之间关系的本质概括得非常精准。桂系与中央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生意场上的“合伙”关系，实则各自为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相互算计，各怀私心，谁都不愿意蚀本。桂系对“赚钱”的湖南自然要用心经营，同时更借口出兵北伐要求中央每月接济军费200万元。[31]

蒋对桂系“赚钱”的要求痛快应允，但是，对于改编桂系驻守两湖部队为第四集团军，并任命李宗仁为总司令，程潜、白崇禧为总指挥，他却有所顾忌，并有意拖延。五三济南惨案后，由于日本出兵山东阻挠北伐，蒋所亲自指挥的津浦路一线的攻势暂难进展，由李、白负责发动的京汉路攻势对北伐成败至关重要。迫于形势，5月10日，蒋急电李、白谓：

此次济南事件发生，中竭力忍让，冀勿妨碍北伐，乃日人节节进逼……情势如此，津浦路已难进展，此后作战全赖京汉一线，务望兄等迅即督师北上。京汉果下，日人失却爪牙或可稍敛其侵略之野心。然后外交亦易进行，党国存亡在此一举。知耻勇进，责在吾人，无论如何困难必须尽力排除，毅然前进，共同完成北伐，则倭寇不足虑矣。至贵军每月五十万元之款，中早嘱刘纪文处长照拨。[32]

蒋为了督促李宗仁、白崇禧迅即督师北上，于5月14日电告国府主席谭延闿提请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电令武汉政治分会从速成立，同时明令取消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33]5月20日，白崇禧前往河南新郑与蒋会晤，同意率领第四集团军北上保定作战。27日，蒋以李宗仁请任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之职，电谭延闿请即发表委令。[34]

桂系出兵参加二期北伐的结果，造成了其势力向北扩张。5月底，白崇禧率军进占保定，并于6月13日与阎锡山联袂进入北京。由于此时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部集结滦河一带，拒绝接受北伐军改编，7月15日，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总指挥，专门负责滦河方面军事。9月中旬，桂系部队将直鲁军全部缴械肃清后，移师驻守唐山滦河一线。至此，桂系自参加北伐两年以来，循着广西“自理”之先例，先后控制了两广、两湖、唐山一线，俨然形成一个“桂系帝国”。[35]

北伐期间，蒋迫于内外压力所实行的“先北伐后统一”策略，确保了北伐军事的顺利进行，但同时造成了革命进程中地方主义的泛滥。1928年6月北伐大功告成之际，全国范围内实际已形成以政治分会为中心的四大地方军事势力，分别为：李济深第八路军控制下的广州政治分会，管辖范围为广东和广西；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掌控下的武汉政治分会，下辖湖南和湖北两省；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控制下的开封政治分会，管辖河南、陕西和甘肃；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所掌管的太原政治分会，管辖山西、绥远、察哈尔。这些地方军事势力控制下的政治分会成为北伐后国家走向统一的主要障碍。

二 折中求平

北伐期间，蒋在容忍各地方军事势力治理其所占省份的同时，也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借此来增强自身及中央的权威性。1928年5～6月间，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正向高阳、永清、固安、河间挺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占领宣化向怀来追击，白崇禧统率的第四集团军沿着京汉线攻占保定。北伐军事即将胜利之际，北方政治的归属问题，令蒋焦虑不已。5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为直隶政治事，冯、阎二兄或不能相得，非常焦虑。此中国之乱所以至十七年之久而未定也。”

阎、冯二人虽对北方地盘觊觎已久，但表面上却都积极表示效忠国家。6月1日，蒋在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后，在日记中记称：“与百川兄商谈军事外交政治各事，皆知己之谈，其老成谋国，甚足钦佩。”次日，蒋又与冯玉祥会谈后，认为：“倾谈之下甚觉爽直，如果能如此，则公私皆福也。”[36]为了牵制阎、冯，蒋一面致电冯玉祥，告以：“可否由兄来电推保百川为北京卫戍总司令，俾得维持秩序，亦所以表示吾人之能互信而礼让也”；与此同时，又电告阎锡山，希望由阎来推荐冯为前敌总司令，“以为团结之本”，并表示“能酌济以款若干似更佳”。[37]

蒋决定将北方政局交给阎锡山来控制，借以牵制冯玉祥；同时又给冯前敌总司令之名和经济补偿加以安抚。蒋这一牵制、笼络阎、冯的手段，体现了他在国家重建之际所奉行的“折中断行，以为其平”的政治理念。6月6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对党、对政、对军、对民应分析，最近各派之好恶及主张，折中断行，以为其平也。”11日，蒋又与党国元老吴稚晖、张静江研究政治现状，思考所谓“折中求平”的办法称：“汪、胡、共、无四派如何能调剂其间？张、宋、孙三者如何能使其息疑和衷共济？冯、阎、白三者如何能使其推诚无争也？”[38]

然而，在当时政治现实环境中，蒋之所谓“折中求平”的政治主张往往陷入两不讨好的尴尬境遇，既被当事人攻击其处事不公，又为一般舆论批评其妥协软弱。冯玉祥因不满于蒋委任阎锡山掌控北方军政大权，于是故意保荐桂系白崇禧出任京津卫戍司令，借以挑拨蒋介石与桂系的关系。蒋对冯有意挑拨是非的做法，在日记中痛斥道：“冯焕章好弄小技，难怪其为各派所仇恨，何苦为如何有损无益之事也，未免可惜。彼视人人为愚，而惟其一人为智也。”[39]冯玉祥的节外生枝令蒋对北方政局的处置更感为难，他一方面致电白崇禧解释事情之经过与原委，以免其误会；同时又致电劝说阎锡山对北方政局不要退缩，“对于收编各军及处置政务，请兄放手办去”。[40]为了彻底打消冯玉祥对北方政局的干涉，蒋以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坚决姿态，逼冯就此罢手。[41]

二期北伐刚刚结束，各方面对蒋折中妥协的批评纷至沓来，根据蒋介石自己的陈述：“近来本党同志及各界同胞对余个人有种种不同之批评。或谓余近来太软弱，太不澈底，缺乏除恶务尽的勇气；或谓余处事不公允，对功罪是非不分明；或谓余太妥协，北伐成功以后似有持盈保泰之趋向，对旧势力不免过分迁就；或谓余不应持消极态度，使一般人心怀疑不安。”蒋称这些批评之词虽然大都是出于爱护自己的善意，然而对他之“所以如此委曲求全之真意，似尚未能明了”。他为自己辩护道：“余之所以忍饥蒙垢而始终保持此一态度者，盖由于自身体验所得两个极深的觉悟：一、我国革命对象为侵略中国之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我革命势力及我国家民族之利益根本不能相容。二、革命成功之基本条件为内部团结一致，必全国一致团结在本党三民主义之下而努力，方足以图民族之生存，必本党内部一致团结，方足以领导国民革命，挽救国家于危亡。”他更以其在济南惨案期间所亲身经历之耻辱，痛心疾首地指出：“余从彼时起益复深切感觉国民革命之最后对象为帝国主义。打倒几个军阀在革命进程中实不算什么一件事，而欲达到国民革命最后之成功，则非本党同志痛切觉悟、永久团结，切实负起责任来干不可……近来更自深信集中力量之必要，更自深信国内、党内团结一致之必要，誓必不避种种困难以促成而保持之，遇有足以引起意见之纠纷者，余必苦心以调和之。”[42]

1928年8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是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蒋贯彻其“折中求平”政治理念，实现政治统一的重要时机。此时有望出任国府主席的他欲利用国家重建之机，建设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认为：“如欲必余任主席，则必有任免权；对各院与政治会议有复议权；财政统一；常务会议有最后决定权；焕章入府；财政未统一前，各省不能向中央请求接济；政治分会不能为执行机关；主席之任期等皆须切实解决也。”[43]但是，蒋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设想在当时内部相互怀疑、对立的政治氛围中实现的希望实在太渺茫了。

会议召开前夕，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因对共问题引发的裂痕依然存在，双方壁垒森严，水火不容。以吴稚晖、李石曾等党国元老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因对蒋容纳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不满，欲离京赴沪，以示坚决反对之意。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因广州事变期间汪派军人张发奎驱逐李济深、黄绍竑而结下很深的仇怨，他们揣测蒋之所以拉拢汪派参会，是欲由汪派出面推蒋为总统。因此，桂系坚决反对蒋、汪妥协，白崇禧更是放言：只求清党，虽推蒋为总司令、称帝，他都愿意。桂系的肆意妄为令蒋勃然大怒，在日记中痛斥道：“如此顽固，岂可认为部属乎？”[44]

为了凑足开会的法定人数，蒋不得不移樽就教，于8月5日亲赴上海，遍访消极避沪的李石曾等诸委员，与之恳切接洽召开全会事。党国元老为了照顾蒋的面子，结果尚称圆满，答应回京开会。但是桂系李宗仁表示不愿意回京，并坚持“以清党与提案范围作为要求”。蒋对桂系之不顾大局非常失望，无奈地表示：“庸碌之人，不足与其事也。”[45]

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成为会议争执的焦点。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以“中央权限日削，易成各地割据之局势”为由，提案取消政治分会；而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则主张保持，强调“吾国幅员广阔，中央对于各省复杂情形，未尽瞭然，交通不便，故政务易致停滞，政治分会实有继续存在之必要”。[46]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党国元老承续清末以来反对专制集权的均权思想，主张分治合作。据蒋在日记中记载：1927年11月15日，蒋与张静江辩论制度，张认为“中央政府之权完全消除，而任各军区自由处置”，蒋对现局虽赞成相对分治，但绝对反对张之完全自治说，认为“静江对于政治实在太无根底也”。[47]北伐胜利后，李石曾提出分治合作理论，他强调在中国政治现实中，不分，乃强制专权；不治，乃官僚垄断；不合，乃压迫离异；不作，乃破坏怠惰。因此，他认为求中国统一，须舍武力统一，取和平统一，即分治合作。[48]二届五中全会期间，主张均权分治的党国元老对因反对废止政治分会，一度不别返沪，致使会议中断。左右两派的激烈争执令蒋进退两难，在日记中深自愤责道：“同志间之怀疑、无信如此，不顾大局，尚有何言！”[49]

蒋极力“调和”之苦心非但未能消解各派的壁垒，反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内外左右皆集矢于余一人”。党内各派的矛盾纷争令蒋对政治前途感到消极失望，他在日记中黯然记曰：“余太无政治趣味，竟使余无聊至此，不知何所底止也。”[50]为了不使北伐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半途而废，蒋只好再度前往上海，劝说退会的党国元老返京。8月12日正午，蒋前往拜访吴、李、张诸老，彼此相互诘责一番后，诸老最终答允回京。可谁知，次日一早搭车返京时，诸老居然爽约不至，蒋只好独自回京，并暗自感慨：“办事之难一至于此，余将如何克服此苦难乎？”[51]

经蒋极力斡旋，虽“左右各派皆不满足，而会议得有结果”。[52]最终决议：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修正了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在第四条“政治分会之决议案交该特定地域内之最高级地方政府执行之”之下增加但书：“但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53]五中全会刚一结束，蒋便因连拔数牙，流血不止，身体元气大伤而回乡静养。[54]党国诸老则虽迭经敦劝，但始终逗留上海未归。二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加之中央与地方间的纷争，致使南京国民政府在重建伊始便陷入“中枢负责无人”的困境之中。[55]

蒋本欲利用北伐后首次中央全会召开之机，折中调和，出而负责，将政治引入正轨，但是党内左右两派的水火不容令蒋对改组政府，以及出任行政院长，颇感“迟疑徘徊”。此时，蒋甚至因心灰意冷而一度荒废多年来养成的写日记习惯。9月14日，他在日记中反省称：“不记日记已有十日，如此放肆荒荡，尚何论雪耻，更何论革命也。”[56]经过一段时间调养休整，蒋在得到党内元老胡汉民的支持后，决定以身率先，“先行回京以作先导”。[57]自8月15日五中全会后离京，蒋“迟疑徘徊”了一个多月后，于9月18日重返南京。在蒋的恳切劝说下，李石曾、蔡元培、胡汉民、王宠惠等人也于19日回京。当晚，在蒋的主持下，商议政府改组办法，决定推谭延闿为行政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蔡元培为考试院院长，蒋本人则出任国民政府主席。[58]

为了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北伐成功后重新改组的南京国民政府基本援用“老同志”谋国主政，政策转趋右倾保守。[59]当时在中央党部任职的王子壮，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对南京政府初期“老同志”当政颇有微词，批评道：“以胡先生来主持党务，元老派之主张完全胜利，然吾党之一蹶不振，此其端也……益以一部分老先生根本不了解近代革命之意义，以故革命成功数载，党员悲观消极者所在皆是，对国是前途，无不深感烦闷，至投机分子之混入，更是混淆黑白，是不得不谓之革命的失败也。”[60]南京政府开国之际人心涣散的气象不仅令“青年同志”感到消极苦闷，就连“老同志”的谭延闿也是大失所望，感慨不已。他在日记中调侃自己与蒋调换位置，“以意义言则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以形式言则生忽为丑，丑复为生，一反串也”。贵为行政院长的他到新成立的政府开会，发现居然“案无可讨论者”，不禁慨叹曰：“此为第一百次军政时代之政府最末会也”。[61]

三 武力平桂

编遣军队是蒋在“开国”之际所面临的最感棘手的问题。蒋早在北伐期间便开始考虑战后裁兵问题。1928年5月16日，蒋在徐州前线指挥北伐战事时，与宋子文商议北伐后的大政方针，提出：“坚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整顿第一集团军为十师，缩少军费为五百五十万元，以三百万作国防军费，以教育、军械、航空、海军各费各五十万元，军械一百万元为标准，全国划分为五个至七个军区，惟西南川滇黔无领袖，甚难处置也。”次日，蒋又与宋子文、邵元冲商谈北伐后军政、财政、政治、外交、民众运动办法，主张要“先定军区、军额、军费及财政之统计”，“政治暂维现状，党务开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之”。

1928年6～7月间，北伐军事胜利之际，蒋立即动身北上，前往北京与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商议军事善后问题。蒋深感裁兵问题之急迫，于7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经济困穷，裁兵迟缓，稍一不慎，即启崩溃，可忧也。”[62]13日，蒋召集在京的新闻记者，正式公开发表军事整理意见书，主张召集特别军事善后会议，并由此会议来决定“北伐完成以后之复员事宜，与裁兵有关之具体办法，及根据国防方针而确定军额军费之数目，与夫厘定军制划分军区等等”。[63]

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于1929年底之前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的决定，遭到李济深、李宗仁等人的公开抵制。据冯玉祥日记记载：五中全会闭幕后，二李即来电表示：“共党执政，不能不下井从仁”，“蒋阅后，殊觉难堪。盖二李之意，主张改组政府也”。8月21日，白崇禧驻守北平之部队擅自班师回汉，引起外间种种谣传，致使人心动摇，时局不安。蒋当即致电白崇禧称：“自第七军第十九军一部班师后，外间不知真相者谣诼繁兴，及中病后，人心更形动摇。当此外患未已之际，端在内部团结方能完成革命，请兄静镇艰忍以固人心。月济之款，必于月底汇足。米粮可发米津，决不使兄为难与将士枵腹也，务希为党国勉之。”与此同时，蒋另电杨杰转劝白氏：“如欲抽调队伍，必先妥商，由总部明令行之为要。”[64]为了牵制白部在北方的行动，蒋致电阎锡山告以：“白健生既离平赴津，请兄速赴平主持，千万勿缓为要。”[65]

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希望通过调任地方实力派军人入主中央部会，来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膜，同时借召开编遣会议之机，实现军政统一。1928年10月8日，北伐军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皆当选为国府委员。此外，冯还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阎担任内政部部长，李济深则任参谋本部部长。诚如论者有谓：南京中央将阎、冯、李调离其驻区到南京任职，实有羁縻的作用。[66]透过蒋在此时反复研读的相关书籍不难发现其真实意图之所在。11月13日，他在日记中记称：“在车中看圣武记第一册完，甚有感也。”15日，又记曰：“途中看圣武记至吴三桂败亡。可笑，尤可耻也。”16日，又感慨道：“今日看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67]由此可见，蒋在“开国”之初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非常注重借鉴中国传统政治资源。

与蒋同时代的地方军事将领对中国传统的“削藩”典故应该都不陌生。在他们看来，南京中央调其入京任职，召开所谓编遣会议，其实就是传统“削藩”术的翻版，通过将其调离驻区，裁减其军队，来架空其势力，剥夺其军权。正因如此，他们对调任中央职务回应冷淡，阎锡山转介部属赵戴文担任，李宗仁甚至提请中央撤销军事参议院，将该院经费充作国家建设之用。编遣会议原定于12月中旬召开，李济深却在会议召开前夕离开南京返回广州，以表明其反对立场。12月1日，蒋巡视完苏、鲁、皖各省回京当天便致电李济深称：“兄回粤以后，诸事进行如何？江北校阅已毕，弟于本日回京，未知吾兄何时来京，希告知，俾定召集国防及缩编会议日期。”[68]对于蒋之亲自致电催驾，李济深不为所动，仍以未能即日入京相复。蒋对李之复电表示“愤慨”，判定其“思抗中央之心毕露矣”。[69]

由于李济深、李宗仁等人一再推迟入京，南京方面只好于12月25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将编遣会议展期至1929年元旦过后正式开议。与此同时，为了缓和李宗仁、李济深的抵制情绪，蒋于1928年年底向国民党中常会提请将各地政治分会延至1929年3月15日（即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召开之日）取消。[70]后经阎锡山、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一再催促下，李济深、李宗仁同意回京开会。

编遣会议于1月4日正式开议。关于编遣会议之形势，蒋在日记中分析称：“焕兄（冯玉祥）有病，任潮（李济深）主留部队，不肯多裁，似当分编遣为二法：一、画编遣区；一、画省区大小定师数多寡，但多至七十师为准。余以为先行财政统一，饷项照其发数，由中央担任，而编遣犹在其次也。”[71]蒋欲先行财政统一的做法，首先危及“赚钱”省份的利益，因此遭到李济深、李宗仁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蒋推行财政统一的决心毫不动摇，甚至做好“强制执行”的准备。1月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形势，编遣事非强制执行，似不为功。”[72]1月9日，蒋在日记中记称：“晚约各总司令会议，惟任潮把持广东，事事反抗，余面斥其为反革命之所为。”10日，蒋又约李济深、李宗仁等再开财政会议，“彼仍倨傲骄矜，毫无觉悟，不知其何所恃而为此也。”蒋实在忍无可忍，于次日当面斥责李济深“言行之反背，并直认其状态为不满足”。[73]

经过激烈的争吵，会议于17日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17条。该大纲规定：全国军队分为8个编遣区，即中央直辖部队编遣区（二次北伐后收编的直鲁军等）、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第一集团军）、第二编遣区（第二集团军）、第三编遣区（第三集团军）、第四编遣区（第四集团军）、第五编遣区（原东三省部队）和第六编遣区（川、康、滇、黔各地部队）；同时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战时高级编制；各部队原有长官暂时照旧供职，听候编遣完毕后由编遣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但在编遣期间内，非呈明编遣委员会，不得以任何名义委派人员；缩编全国现有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师，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师；现有各部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移动。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绝对有利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而不利于桂系及其他集团军的编遣方案。它全面施行以后，不仅各集团军先前享有的委派人员、调动军队的权力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收归中央政府，而且军事实力也将远逊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军。蒋除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的海军外，还拥有第一及中央直辖部队两个编遣区总计22师的陆军，其他各集团军则至多不过11个师，仅为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一半。[74]

正因如此，编遣会议一结束，各地方军事将领便因怀疑中央有意“削藩”，而纷纷离京。蒋听说“冯阎皆有回去之意”后，当面表示“允其回”，并谓“凡事应取自然，一勉强则尤不可为矣”，但其内心却倍感孤独，并由此“公事疑虑”“私事孤立”的现实境遇联想到自己“孤儿寡母”的悲惨身世。他在日记中发泄内心的愁闷忧郁：

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部下跋扈，负责无人，且又皆贪污卑劣至此，尚有希望乎？[75]

编遣会议期间，蒋与二李之间的激烈争执，引起了冯玉祥对一、四集团军之间冲突的担忧。1月15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团同心协力之结果，一集团不应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17日，冯与部属方振武谈话时，再次说道：“第一集团蒋总司令充主席，余充副院长兼部长，三集团阎总司令充蒙藏委员会长，张汉卿充中央委员兼东北边防司令，独四集团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天下事不平则鸣，余深为时局前途抱隐忧也。”[76]冯玉祥出于对时局的担忧，在编遣会议后不久便告假回豫。2月19日，冯玉祥又在日记中记述编遣会议后一、四集团军之间的紧张局势：

革命成功，有功者应赏，但鹿钟麟、白崇禧、方振武等，仍多赋闲，实有不慊于心。前年夏，徐州败退时，蒋介石提出辞职，南京当局召集会议讨论，吴稚晖主张挽留。而何应钦、李宗仁则以蒋之辞职，由于自愿，主不必留。白崇禧且对吴之主张，大不谓然，勃然见乎色。后吾为北伐计，乃约阎总司令电请中央起用蒋氏。孰意蒋复职后，即解决何应钦兵权，钳制李宗仁、白崇禧。且其最近之宣传大纲内，竟有打倒破坏统一之桂系军阀一类词句。四集团将领闻之，摩拳擦掌，几欲动武。[77]

冯玉祥在日记中的相关记述，当然有站在同属地方军系的立场，为桂系打抱不平的意味，但其所言蒋处心积虑削弱桂系并非杜撰。北伐后势力从南向北扩张至大半个国家的桂系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2月19日，桂系控制下的武汉政治分会在即将裁撤前夕，议决改组湖南省政府，以鲁涤平对该会之指导监督“任情阻抗”为由，免去其湖南省主席职务，宣布由何键继任，并密令叶琪所率第九师和夏威的第七师向长沙进兵，逼迫鲁涤平部退入江西境内。[78]

从当时为阎锡山所截获的桂系内部各方往来函电看，武汉政治分会武力驱逐鲁涤平一事“起于仓卒”，是当时实际控制湖北的桂系军人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人力主发动的，白崇禧等人事先“并未预闻”，“事后得报深以为不幸”。[79]事变的发动虽然带有一定偶然性，但是桂系内部对蒋与鲁涤平、叶开鑫等人的勾结早有防范之心。此前半年，李宗仁、白崇禧便与武汉方面桂系军人胡宗铎、夏威等人有所筹商，决心对抗中央。因此，胡、陶等人之所以选择“政分会及总部未取消前解决湘鲁”也绝非偶然，[80]蒋桂之间矛盾的激化只是迟早而已。

“湘事”发生后，桂系驻守两湖地区的军人虽然积极主战，但其关键决策者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并不主张继续扩大事态，而是力求作为局部之事件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何应钦等人嘱陈仪转来奉蒋之命所提条件：（1）改组两湖政府， （2）武汉政治分会及第四集团军总部自动呈请提出取消，（3）两湖各军均回原防；并强硬表示称“若不能完全遵照办理，宁以武力解决”。[81]当时身处北方的白崇禧认为，“由于此次我方政略、战略均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不如暂时忍耻接收其条件，然后将北方各师以编遣为名，调回武汉，整理两湖”，“否则一旦决裂，我方兵力南北分离，未必能操胜算”。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白崇禧及其所部军事将领建议李济深和李宗仁“早日晋都，善为解说”。[82]

当时人在上海的李宗仁也反对扩大战事。事变后，桂系军队驱逐鲁涤平及其所部退入江西后，出兵追至江西境内铜鼓待命。李反对桂军进驻铜鼓，认为：“现查朱（培德）对鲁部已表示容纳”，“我军留住铜鼓似无作用，且一因我军入赣，使朱不安，目前引起误会扩大军事，实于我方不利”。[83]为了使南京方面失去出兵的理由，李宗仁于3月8日发表“齐电”，主动提出请辞国府委员和军事参议院两职。他在致电白崇禧、胡宗铎等时解释其主动请辞的作用谓：“我方表示事事退让，蒋对上游尚不停止运兵，社会不表同情，概认为蒋桂交战已失中央地位。弟表示辞职，如仍进兵，即证明衅自彼开，借辞职电宣布其真相”。[84]

李宗仁主张将“湘事”大事化小，“应认为职权上整理内部之事，各集团军不少先例”。桂系军人以武汉政治分会之名义驱逐鲁涤平，不仅有“中央对奉天枪决杨宇霆、常荫槐不加处分”之“先例”可供参考，[85]更有李宗仁当年扣留程潜之往例可循。1928年3月，由李宗仁、白崇禧和程潜统率的西征军占领湖南后，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处理两湖地区的军政事务，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程氏主湘后，自恃其湘籍元老的资历，视湖南为自己的地盘，把持税收，根本无视作为其上级机关的武汉政治分会的存在。[86]两个月后，李宗仁主持下的武汉政治分会遂将程潜扣留，并呈请中央将其撤职，同时为了缓和湘人的疑忌，李宗仁呈请南京任命中央湘籍要人谭延闿之旧部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当时正在北伐前线的蒋介石因与程潜结怨颇深，[87]对李宗仁扣程之举感到欣慰。5月2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程逆潜在汉为李德邻扣留，以惩其罪恶，穷凶恶极之徒，我不加处罚，必有人代为我处罚也。默察情势，内部渐趋一致，可慰。”[88]

蒋对桂系军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故技重演，擅自出兵驱鲁，虽然在事变之初作出政治解决的姿态，但实际上一直积极部署武力解决。湖南事变发生不久，2月28日，蒋便在日记中考虑用武力方式来解决时局“于我方之强弱点”，认为己方强处在于“衅自彼启”“内部团结”“船车交通便利”“经济充裕”“奉晋同情”，而弱点则有“冯志不明”“北白来平”“赣南弱点”“外交未定”“战后复杂”等方面。[89]当天，蒋又致电驻守徐州嫡系部队第一师师长刘峙称：“湘事严重，汉方积极备战，中央昨已决议查办，结果尚未知，应有实力准备，请积极进行。”[90]

由于此时冯玉祥之第二集团军不仅占据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而且控制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所以“冯志不明”成为左右蒋是否决心对桂开战的关键。2月25日，蒋在获知桂系驱鲁的消息后便主动致电冯玉祥，探寻冯的态度。[91]此时冯虽然内心同情桂系，对蒋处心积虑消灭异己深表不满，但尚不愿与蒋为敌，也不打算声援桂系，在日记中称：“吾人对于两方情谊相等，不便偏袒，但求苦心斡旋，息事宁人足矣。”[92]不过，在蒋看来，冯玉祥只要保持中立便是对中央的支持了。3月11日，他在日记中记称：“接冯电，表明服从中央之真实态度”。[93]为了督促冯玉祥出兵讨桂，蒋还派邵力子赴豫活动，“以保冯为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冯虽然在日记中对蒋“徒以权位相饵”的做法嗤之以鼻，痛斥“此市井无赖之所为”，将“陷国家于不可救药之境地”。然而，出于现实的考虑，冯又不愿马上公开与蒋决裂，于是一面电蒋表示：“出兵十三万，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 [94]但电文中又“无作战明确之表示”，令蒋疑虑不已。[95]

阻止驻守唐山的桂系白崇禧部南下回防增援，是蒋在部署军事进攻武汉时至关重要的一步。湘变发生后，为了稳住北方的白崇禧，蒋于3月7日致电白称：“石曾先生到京，借悉南北方谣诼之所由来，及现下症结点之所在，决不致为人摇动，请勿远虑。任潮明后日可到京，待与面商办法后即派伯璇（张定藩，时任上海市长）来平，详告一切。”[96]与此同时，蒋于3月8日密令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在平召集第一、二、三集团将领召开秘密会议，出示蒋之密令，授一、二、三集团以监视白部之任务。3月12日，白崇禧致电李宗仁等告知：“一、二、三集团态度已渐明了，且据确息我军如南下，恐友军避在途中截击，何成濬更明白表示，禧须离开北平。就现状观察，我军南下恐绝望，同时一、二、三集团皆环以视我，危机迫于眉睫。”[97]由于形势危急，白崇禧不得不暂时躲避。蒋得知白已避匿的消息后，于3月14日电令何成濬严加缉捕称：“白之行踪应亟探明，此时应戒严，请百川兄下令，凡经过石家庄、保定与天津之车辆均须检查，以防疏虞。”[98]

粤桂同盟是蒋决定武力平桂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为了阻止留守两广的军队北上支援武汉，蒋一面加紧分化李济深所部陈铭枢、陈济棠等将领，一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屡电催李北上入京。李济深为了调解桂系与中央之间的冲突，在吴稚晖等人保证其人身安全的承诺下，于3月13日抵达南京。李济深在京出席政治会议后，对和平解决湘事抱有希望。他致函李宗仁告知：“湘事已在政治会议解决”，具体条件如下：“（1）政治分会以前会议案结束；（2）对兄免议处；（3）对当时决议湘事之张、胡、张三兄免去政分会委员，其实分会已裁撤，不过做下中央面子而已，对湘省府改组事，俟谭草拟名单或俟兄来京一同商量，一时尚未急急也。”他还向李宗仁转达了戴季陶、胡汉民等元老对时局的主张称：“各元老治标请蒋前方部队酌量后调，治本请弟即有力者入京，诸事均有办法”，“诸人意兴尚豪，对大局似尚未绝望也”。因李济深认为时局尚未绝望，故向李宗仁建议不要轻启战端：“不问如何，即取革命手段，此甚不妥，一则各方非难，成败不必说，即在政治上亦无办法。”李强调与蒋武力相向的前提是“蒋迫我向武汉用兵，可与一决雌雄，粤方亦可加入”，“蒋从此罢手，我从此如昔，乘机应付，彼从此觉悟固大局之福，否则彼必自毙”。[99]

与元老们主张采取和平方法逐步解决地方割据问题截然不同，作为职业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更习惯于采用武力方法来解决。3月15日，他在国民党三全大会发言中公开将“湖南事件”定性为“地方反抗”中央，主张要借机清算北伐以来的地方割据势力，指出：北伐完成以后，形式上中国已经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而地方军事领袖也没有不服从中央相号召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地方把持财政，购买军械，私增兵额，都听地方为所欲为，中央丝毫不能加以干涉。而且不仅地方的行动中央不能干涉，甚至地方常以军事的实力威胁中央，要挟中央。中央对于地方，如果有什么要做的事，都以协商的方法去征求同意，而地方对于中央如果有什么请求，反以志在必得的方式来要挟。中央的法规既然不能规范地方的行动，中央的命令也不能强制地方以服从。

16日，蒋提议讨伐桂系应定步骤：“先摘叶琪进攻湘西，不听中央命令，应令其退出湘西，回驻原防；次提议不遵决议，应请明令讨伐。军事应注重唐山与粤边，先解决唐山部队，并以陈、方调至德州。次再发在长江，发动解决武汉。又其次再由江西进湘，解决湘局，告一段落，如广西顽抗，当再令滇黔进取也。”[100]蒋的这一军事解决桂系的计划验证了白崇禧事先对时局的判断，即认为：“此次宁方小题大做，窥其计划不仅夺取湘鄂，且欲饮马珠江也。”[101]

为了首先解决驻守唐山的桂系部队，蒋不惜起用昔日的政敌唐生智前往北方收编其旧部，策动白部主力李品仙、廖磊等湘籍军人反正。发放军饷对于自编遣会议后欠饷数月的桂系部队是很大的诱惑。3月16日，蒋在对大会提议武力讨伐桂系的当日，便致电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告称：“如唐山北平之桂军能早日宣言归附中央，则政府可发饷一月，并担任以后月饷，请速进行。”[102]蒋的分化、收买政策可谓立竿见影。3月21日，蒋致电朱培德称：“白崇禧已潜逃至大连，其在北方各师已宣言一致讨桂，拥护中央。是则北方问题已完全解决矣。”当天，蒋又电饬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顷得确息，白由大连定养日乘奉天丸南下，希于奉天轮及昨电各日轮进口时预先多派干员在吴淞守候，严密检查，务必将白扣留为要。”[103]

蒋在成功瓦解唐山白崇禧部队的同时，为了阻止李济深返粤，“命人请其来寓，对其个人宣布罪状”，然后断然将李囚禁。蒋之扣李不仅违背自己事先以“个人之人格”担保李之安全的承诺，也令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信誉扫地。吴稚晖得知李被扣后，当即来到蒋的寓所请求保释，坚决表示：如蒋不允，自己当即死在其寓所。蒋也同样不示弱，答称：“任潮有罪，不惩则无以行法。余必以先去职而后以任潮交先生。”吴稚晖见蒋态度坚决，毫无商量余地，只好表示自己要陪李同住汤山，以保证李之人身安全。[104]

在囚禁李济深的当天，蒋召开编遣会议，再次重申“湖南事变之性质”绝非“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后国家政治真正统一的全局性问题。他强调指出：“从表面观察，此次事变似为湘鄂两省之事，故不致牵动全局。然进一步观察之，即可知此种行动，其由来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地方军人目无中央，骄恣成习，积渐而有此种重大违法之举，公然违背中央之决议，破坏国家统一之威信。此风一开，则各地军事首领均可随一己之喜怒，任意轻启战端，凭一己之好恶，擅自任免高级政治人员。此种行为相习成风，则中央威信堕地。地方割据形成，全国更无统一之望”。为了树立中央权威，杜绝地方割据的恶习，蒋态度坚决宣称：“地方既有违背中央破坏统一，阻挠民众利益之举动，中央为保障统一计，为完成革命促进民众利益计，实不能不加以制裁。”[105]

3月23日，蒋决定向桂用兵，手令各军前进。25日，蒋发表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刘峙为第二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并于26日正式下讨伐令。在中央军事与政治双重攻势下，驻守武汉的桂军内部很快便分化瓦解。桂籍军人李明瑞、杨腾辉等人因不满于湖北籍军人胡宗铎、陶钧在军饷分配问题上厚此薄彼，于是在俞作柏的劝说下，同意阵前倒戈。驻汉鄂籍桂军将领胡宗铎部也派员向蒋输诚，表示愿意反桂，但以保全其地位为条件。蒋表示“允之”，“令其明白表示，以观其诚伪，再定处置办法”。[106]李济深被囚后，暗中与蒋保持联络的粤方军事将领陈铭枢、陈济棠公开宣言服从中央，一致讨桂。蒋在粤方军人明确表态支持中央，放弃出兵入赣的计划后，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称：“请拨款一百万元，交范其务带粤为要。”[107]

由于事先部署周密，首先成功解决了“唐山”与“粤边”两大隐患，蒋的西征部队出兵不及旬日便轻而易举地攻占武汉。4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次讨伐武汉，各方响应，以粤省关系为最大，陈铭枢、陈济棠均能忠实了解，使西征之军一枪不发，仅由海军略事炮击即告敉平，是主义战胜之效也。”“主义战胜之效”其实是蒋表明自我正当性的说辞而已，在“主义”的背后，他更多使用的是金钱收买、政治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政治统治技术。王子壮曾在日记中对蒋的政治统治手法观察指出：蒋是一位“最实际的政治家”，一位“极端的现实主义者”，“现时现地可以利用者，即不辞一切以用之，金钱名器等所不计也”。[108]

四 拉阎制冯

蒋介石囚禁入京调停的李济深之举，虽然成功拆散了粤桂同盟，阻止粤方出兵援桂，却令他在道德方面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吴稚晖、李石曾等党国元老责备蒋囚禁李济深、讨伐桂系的做法有失道义。蒋对党国元老所看重的“友道信义”不以为然，在告诫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公谊私交应有分际”的同时，标榜自身所谓革命立场的正当性称：“此次讨伐实出于不得已，极为痛心之举，自信决非甘误党国与不顾道义，如能将叛逆消灭，即自劾引退，以谢国人。如败则以身殉党国而已。惟是非不可以不明，顺逆不可以不辨”。[109]

李济深之被扣不仅造成了蒋与党内元老关系的疏离，同时更加深了他与政治对手之间心理上的壁垒。冯玉祥在日记中批评蒋之扣李“犹如袁世凯之扣蔡松坡也”，“李任潮因调停大局，为蒋监禁，此后孰敢入京。蒋之此举，无异自杀”。[110]为了不重蹈桂系之覆辙，冯玉祥准备收缩战线以自保。4月6日，冯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惟当竭力联络百川，保持江北大局，大江以南，只有暂听时势推移，若徒以权位地盘相引诱，使我联甲以倒乙，余不为也。”[111]5月1日，他又在日记中记称：“将石友三部四师，驻扎紫荆关，留一师或两师驻武关。陇海路部队可尽移陕、甘”，“如此布置，关外无事，则埋头训练，兼事屯垦，一旦有事，则率领数十万健儿，直捣中原，必为无敌之师也”。[112]

武胜关是地处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战略要地。蒋对冯部出兵攻占武胜关非常戒备，认为冯部之所以出兵武胜关，是准备与桂系南北呼应，待机直捣武汉。4月7日，他在日记中称：“焕章将余四日至今之电置之不闻，而派韩复榘今突入武胜关，且到孝感附近，其来电可笑，视人人为小孩可欺，而其心劳日拙，如见其肺肝然矣。取巧投机之徒，必自杀也。”[113]但考虑到“此时鄂西残逆尚在荆沙，其实力未消，桂巢亦未捣，如另树一敌似不相宜”，蒋只好决定“先征桂而对其余应主和缓”。[114]蒋“和缓”冯部的条件，是由冯出长行政院，韩复榘任湖北省主席。[115]

蒋在对冯部主张“和缓”的同时，暗中秘密加强防备。4月7日，蒋在冯部出兵武胜关的当天便致电宋子文，称：凡在外国所购枪炮钢铁飞机等件，非他本人命令，无论任何机关护照，均属无效。[116]4月13日，蒋电令何成濬、唐生智秘密屯兵石家庄以北，称：“我第五路军可陆续移驻于石庄以北，须保持秘密，并不可南进一步。军略与政略应须一致，不可稍有参差。”[117]蒋所采取的上述种种防范措施，加剧了冯玉祥内心的疑虑，导致双方互信的丧失。5月7日，冯在日记中宣泄对蒋的不满称：“蒋氏视我军为心头之患，眼中之钉，处心积虑，必消灭之而后快，故上月在上海扣我飞机，近则在徐州扣我面粉。甚至昨日并将河南赈粮亦扣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矣。犹强事敷衍，巧用心计，调方振武到江苏，而调孙良诚往安徽，调谭延闿他去，而以吾为行政院长，彼必对方、谭言，皆系吾所要求，以为吾树怨也。今吾一概不要，此心可明如皎日矣。”[118]

恰在此时，桂系攻粤给冯玉祥提供了出兵反蒋的良机。5月8日，蒋截获冯部电报，得知“其攻汉准备甚急”后，当即电令贺国光、钱大钧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探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对逆军之动作也”。

为了避免对冯、桂两面作战之被动，蒋主张“鄂西未解决以前，我对豫必须以避免冲突为主旨”。[119]5月17日，当桂、粤两军在芦包附近激战胜负未卜之际，孙良诚、韩复榘等八人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蒋获知冯部公开叛变的消息后，虽对冯部“逆迹既露，和平绝望”痛心不已，但坚持“暂取守势”，并“决调陇海各师撤退至淮河以南”。22日，蒋获知陈济棠统率的粤军在广州大塘大获全胜的消息后，在日记中讥讽冯玉祥以为广州失守，“彼可投机，诚可笑也”。广州局势基本巩固后，蒋对冯部还是力主防御，认为应“放弃鄂之西北，退守武汉，以待冯逆来攻也”。

正当蒋、冯紧张对峙之际，蒋所惯用的权钱诱惑再次发生效力。5月22日，韩复榘突然在洛阳发出通电，宣布“维护和平，拥护中央”。蒋获知韩部叛冯的消息后欣喜不已，于23日在日记中写道：“截留韩复榘致石友三电，乃知其廿二日已发通电反对冯逆，拥护中央。是冯逆军阀命运已至末日而尚不觉悟乎？”[120]次日，蒋连发三电，一方面电告韩复榘“凡驻陕豫各部队概归兄指挥”，并任命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同时电告石友三谓：“现时各师集中，需款必急，而郑汉铁路不通，交通滞迟，接济困难，焦灼万分。惟有先请友三兄由南阳派员来汉领饷一百万元，转交向方兄（韩复榘）分配，以济急需，一面特派前总参议来慰劳将士，希与接洽。至现在豫中各部每月应需饷项由中央负责发给，勿念。”[121]韩、石的背叛彻底扰乱了冯部的军心，致使其所部的数十万大军数日间便告瓦解，冯本人也被迫于28日通电下野。

冯玉祥宣布下野后，蒋采取“联阎制冯”的策略：“今后对内方针，以西北事责成百川办理，对冯之和战，一任其主张”。[122]不过，此时阎锡山由于担心冯玉祥被消灭后自身难保，高调主张约冯一同出洋。6月2日，蒋电劝阎锡山打消出洋之念，称：“焕章未必来晋，即其果来，兄亦不能出洋，如焕章果离国，则以后收束西北，办理善后诸事，非兄负责更难进行。”[123]蒋从所截获的冯方往来电报判断，冯虽然宣告下野，但只不过是暂时表示退让而已，其内部军事准备却更为积极。[124]鉴于此，蒋提出“抚”“剿”两种解决方案，电令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赴晋征询阎锡山的意见。蒋表示：“对冯主剿或主抚，凡关于西北事之运用，悉由百兄决定之。中央可本其方针处理，但如可不战，则以不战为上”；“主抚以冯离西北出国为惟一要旨，但一切招抚事宜，均须由百兄负责办理”；“主剿则北路应增加重兵，最少以京汉北路刘雪亚部与杨虎城部，由陕北出西安，或由绥远出宁夏，请其决定”。证诸冯部最近的动态，蒋强调：“非剿恐不能促其远离，若北路不增加兵力，恐又不能促其内部分化与冯之远离”，“故无论或剿或抚，或剿抚兼施，皆须集重兵于北路，与东南两路之急进，而百兄之态度尤须坚决严正，勿使其有调和与旋转之希望，则冯或易就范而不战之目的亦可达到也”。[125]

6月12日，蒋截获冯部孙连仲部电报，得知“冯将集中全力于潼关，以图最后一逞”，立即致电阎锡山告知：“焕章出洋之说，似已绝望。请兄毅然决绝，从速进战。”随后他又致电唐生智、何成濬，指示解决西北问题的具体战略：

以中判断西北结局，欲求和平，或从速解决，则有二语。一曰：百兄与其决绝，集中兵力，各路同时开始进攻之日，即为内部分化，冯求真正出洋之时。二曰：百兄与之好意交涉，望其感化，引退出洋，则其态度愈硬，迁移愈久，而时局愈受影响，未知兄等以为何如？此间即拟调韩、石二部到皖、鲁，而以东路集中洛阳，南路集中南阳、襄樊。中意刘雪亚与岳西峰二部集中绥远包头为宜。请与百兄从速商决计划。[126]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自然不会轻易替蒋出兵讨冯，坚持主张挟冯以自重，表示愿意邀冯入晋，并由他来出面担保，促冯出洋。蒋对此无可奈何，在日记中感慨称：“接百川电，犹信冯逆出洋为诚，此殊可叹也。但余以愿以五百万金促其出洋，不知其果允否？拟以此款交百川，一面电告冯之部下，准备此款，只待冯到晋即可分给一月之饷。”[127]次日，蒋再电阎锡山告知对冯“主抚”的具体条件：“至于取消通缉问题，亦必待其到晋，定有确期，并明白表示后，弟拟将与兄二人名义呈请政府，密令准予取消，负责办理。其所要求之款项，即日运晋交兄，但必俟其抵晋之日，乃可解交第二编遣区发放。至其出洋，必须经由晋省，若由青海以达西藏，或由蒙满达苏俄，是非中央之所愿闻。且为焕章兄将来计，亦非所宜。”[128]冯玉祥见大势已去，只好移樽就教，决定主动前往太原与阎锡山会晤。蒋获知冯赴晋的消息后，推测认为：“彼之来晋，实为挑拨之计居多。如挑拨不动，则再出洋。但此为其不得已之一着耳。”[129]

随着冯玉祥启程赴晋，冯、阎合作之说愈演愈烈，西北局势的微妙变化影响到西南征桂战事的进展。湖南方面何键甚至因此而停止攻桂，撤兵返湘。西北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稳定时局的关键。蒋认为，“如冯出洋，则主逆已去，桂逆不足平矣”，“所谓冯阎连合之谣自息”。[130]为了防止冯、阎联合，促冯速行出洋，蒋决定前往北平震慑。经蒋当面再三敦劝，阎锡山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坚持与冯玉祥之间的约定，同意不赴日本。对于蒋、阎之间的微妙关系，冯玉祥观察认为：“一、蒋、阎现在北平，一个非走不可，一个非留不可，正在相持中。二、阎出国问题，一方是为顾全信义，一方亦知收拾四、二两集团军后，非收拾三集团军不可，所以出国意志似颇坚决。三、留阎全为掩饰全国耳目，因为全国只四个集团军，现四集团已打倒了，二、三两集团首领再一同出国，于面子殊不好看。”[131]

阎迫于蒋北来的压力取消了赴日，但蒋所希望促冯出洋的目标也未能实现。阎锡山为了顾及个人信誉，恳请冯玉祥暂勿出洋，驻晋候其同行。蒋、阎最终仅商定西北善后先从编遣入手。西北问题悬而未决之际，蒋得报汪精卫与冯玉祥、桂系勾结谋乱，而广西俞作柏又自称左派，有联汪之说。由于有了平定桂系和分化冯部的成功经验，蒋此时对处置内部叛乱显得从容镇定，认为：“各派反动者协以谋我，而其利害不一，是其缺点，吾人惟有集中主力，整理内部，以谋敌之分化而已。”[132]

蒋利用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先后采用拉粤制桂、联阎制冯的策略，使之相互牵制而无力对抗中央，但这一联甲倒乙的投机手法也加剧了地方对中央的怀疑与戒惧，令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一度陷入地方军人反复无常、叛乱不已的政治困境之中。

五 政治难平

蒋利用桂系宿敌张发奎的第四师肃清鄂西一带桂系残余后，于1929年9月8日电令该部调至陇海线或先调皖中，用以对付冯玉祥。命令要求第四师先集中荆州、宜昌两地，至迟至9月18日要离开宜昌，将驻防任务移交给新一师。[133]冯部当时正驻扎在潼关、郑州和开封，第四师本应是先集中汉口再搭乘京汉路北上，因为这是最为直接、迅捷的路线。然而，蒋却命令张发奎部开往浦口搭乘津浦路北上。不仅如此，蒋反对张发奎所提“先拨足全师运船后方能出发”的建议，限定其分三次运完。这引起了张发奎的疑虑，认为蒋是有意要消灭第四师。[134]9月17日，张发奎与第四师团长以上军官通电倡导第二次护党运动，准备南下广西，联合俞作柏一起反蒋，拥护汪精卫回国主政。

张发奎起兵反抗在蒋的意料之中，他于19日在日记中称：“叛变本为意中事，惟恐牵动大局，心甚不安。”在获知张部动向为南下广西后，蒋立即致电酆悌转告何键积极追击，谓：“张逆初叛时，一因行踪不明，二因西北态度未明，故不令各部追击。今各方情况既明，当可派队追击矣。惟湘省部队如能尽力剿讨，不难到处袭击，使其在湘消灭。”[135]当得知何键派兵截击张部，双方已在湘边开火的消息后，蒋的内心方感“稍安”，表示“以后调遣军队斟酌稳妥，或可无患矣”。[136]与此同时，蒋电令陈铭枢、陈济棠加紧策反桂系内部吕焕炎部，称：“吕款可先付半数，立促其进行，务于月杪解决桂局也。”[137]

为了稳定两广局势，蒋还决定派遣中央军第三、五、八三师兵力南下增援。10月2日，广西方面的吕焕炎、杨腾辉部公开声明讨俞后，政治会议决议免去俞作柏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任命吕焕炎为广西省主席。同一天，蒋电令陈济棠转香翰屏、蔡廷锴、李扬敬各师长正式出师讨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广西局势尚未平定，西北冯玉祥部又再度发动。10月8日，蒋得报冯部已于5日向东进犯的消息后，在日记中感叹曰：“呜呼，如此投机反动之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冯逆之肉不足食矣！”此时，恰值蒋就任南京国府主席一周年之际，面对此时“张俞作叛，西北未定”“反动时闻”的局面，本来准备“铲除内乱，伸张国威”的他，内心深感“愧疚难安”。[138]对于西北问题，蒋继续采取用阎制冯的办法，电令何成濬赴晋拉拢阎锡山，表示：“中央对西北事，当以百兄之言为准。如其必欲来犯，百兄之言亦无效果，则百兄能否出兵陕西，与中央在豫部队夹击，以为根本解决之计。”蒋于10月12日晨截获冯玉祥密电，得知有冯阎合作的消息后，依然坚信自己有办法能操控局面，电复手下将领刘峙称：“阎决无与冯合作之理，中有办法，可勿念。请兄督率所部，尽力向前可也。”[139]

为了督促阎锡山出兵讨冯，蒋提请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1月4日，阎锡山宣布就任陆海空副总司令的第二天，蒋即下达总攻击令，兵分三路向冯玉祥的西北军展开猛烈攻击。8日，他前往郑州转赴密县之观音堂，亲临前线指挥战事。为了避免战事拖延影响大局，蒋一改此前以待敌来攻为主的守势作战方针，电令唐生智等指示攻势作战要旨谓：“作战要旨贵明攻守之势，此次我军主力向潼关取积极攻势，如遇逆军有闭城固守时，则我军只派少数部队监视城逆，而以主力越其城防，照预定目标急进，万勿因其守城而致进行滞停。”[140]11月10日，蒋电令各军长称指示河南作战之战术心得：“河南作战以寨围太多，攻击甚难，只有分围城与野战二部，并分定数目标。第一目标攻击不进，则用少数兵围之，而主力即向第二、第三目标进攻也。”[141]

河南作战令蒋深感“南军北战之难”，他在日记中感叹道：“西风之猛，沙尘之浓为从来所未见，车每不能行，以浓沙蔽目，顺风又不易行也，甚感南军北战之难矣。”因西北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加之冯部的顽强抵抗，蒋所原定的攻势作战计划推进缓慢。他一方面检讨自己“平时无经验，无准备之过”，另一方面则对阎锡山迟迟不肯出兵感到痛心，深感“友军之奸诈”。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阎锡山“至今犹徘徊支吾，惟利是图，而不知党国为何物，其将何以对后世也”。24日，阎锡山终于表态要解决冯玉祥一事，不过不是同意出兵讨冯，而是欲政府先明令将冯解京，然后由他出面请求继续留晋察看。在蒋看来，阎氏此举实在是机关算尽，“如此便宜徒令政府为难，而彼到处讨好失信，徒知有己而不知有国与政府，何如此之智也！”[142]蒋虽然对阎锡山的“奸诈欺人”表示终身不能忘怀，然而出于对西北之地形和冯部战斗力的顾忌，不敢贸然下令进攻，力主“必待晋军出兵攻潼，而后我军方得猛进也”。[143]

攻冯战事久延未决之际，内部杂系军队石友三、唐生智又趁机再度倒戈。石友三是在蒋调其赴粤平桂的途中生变的。12月2日，蒋获知石友三在浦口哗变的消息后，对其评价顿时由此前倒冯时之所谓“国家之宝”降落为“狼子野心”，“不可以人待也”。石部在浦口起兵反蒋后，没有选择南下攻占南京，而是强征全部火车后向北进发。蒋虽认为石部谋叛暂时对政治影响还不大，[144]然而，令他颇感担心的是，“石既叛变，韩必动摇，我军腹背受敌，危险万状”。为此，他电令何成濬、杨杰：“惟有先定开封，击破韩部……石乃孤立。则事易收拾。此为死中求生惟一活着。”[145]12月6日，正当蒋准备电令唐生智率部前往蚌埠追击石友三时，突然接到唐之来电，要求和平让出武汉。9日，蒋又截获韩、石电文，得知“其拥阎而排汪，并制止西北逆军反攻洛阳”。时局突变令蒋感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时局成此奇观，诚为可叹！国家纠纷，何时乃止，但有向天默祷，中华民国之不亡耳。”

西北局势的反复多变令蒋对阎锡山的怀疑与不满日渐积聚。石友三、唐生智相继生变后，蒋推测认为：“百川或为此变之背景，其心实不堪问，痛心无已！”[146]河南地处南北联络之中枢地位，阎锡山为了牵制中央，暗中怂恿冯玉祥、唐生智部在河南起兵反蒋。蒋亲率基本部队在豫西、豫南平定冯、唐二部反叛后，决心整顿河南政治。1930年1月10日，蒋与刘镇华、熊式辉商讨大局，主张韩复榘调任安徽，石友三部调驻皖北，归韩节制，河南杂牌部队统交何成濬，调至湖北以便监视。蒋力主由刘镇华主政河南，“为南北联络之中坚，则大局可迎刃而解”，并嘱刘转劝阎锡山称：“如为国家民族计，则此时当积极肃清河南匪军”，“如其尚欲利用杂色军队以牵制中央，则养痈贻患，适足自害以害人民而已”。[147]

张、桂联军反攻广州失利后，又失去河南灰色地带的牵制与缓冲，阎锡山此时所处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反蒋态度转趋积极。对此，冯玉祥在日记中分析指出：“现在石友三退出蚌埠，局面已变。蒋基本军队全集中津浦线。至河南杂军，则统交何成濬以守武汉。同时力图广西，以备有万一时退守两广。阎观个人环境，渐趋不利，态度遂转积极。蒋、阎之争，现似已图穷匕见，不能避免。”[148]

蒋自北伐成功之后，一直利用阎冯之间的矛盾，采取联阎制冯的方法，使其相互制衡。在此期间，外界虽然屡有关于阎冯合作的传言，但蒋总是坚信阎冯绝无合作可能。[149]直至3月5日，阎冯合作反蒋前夕，蒋还在为究竟是“联阎”还是“联冯”而犹豫未决。此后，蒋又反复思考，并在日记中写道：“无论联甲联乙，与其联人落边，不如使甲乙自斗，而我则整理内部，充足实力，或使甲乙皆得归顺效命，而不敢自斗耳。”

蒋没有想到“用阎制冯”之策的失察会导致阎冯联合起来反对自己。3月10日，蒋获知阎已秘密放冯回陕的消息后，对阎利用冯来反对中央之举深恶痛绝，认为：“阎之用心可谓险狠，而不知其利害关系，最后冯必攻阎也。”[150]冯玉祥回陕后，石友三部留驻漳德反戈不进，消极抵制中央。韩复榘对中央态度虽然强于石友三，但由于内部孙殿英、万选才部不稳，准备放弃河南。3月15日，晋陕将领鹿钟麟等通电反蒋，拥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推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石友三、孙殿英、万选才等杂系军队通电响应。面对国内各派势力的联合反抗，尤其是“时局旋转之重心，乃视韩、石与杂色军队之转移”这一危险局面，蒋对自己所致力追求之“古之所谓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产生怀疑。3月20日，蒋在由京回奉化故里扫墓途中有感而发云：

途中见太阳圆明，因联想地球与各行星皆为球形。球形之物不能平，动则必循环不变。乃悟事物之理通于造化，可均而不可平，循环而能不变也。古之所谓平天下，今之所谓国际平等，岂不难哉？但人力终不能不尽耳。[151]

自编遣会议后，蒋始终坚持以武力统一为主的方针，3月出兵武汉平定桂系所属之第四集团军，5月又通过金钱收买瓦解了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9月出兵鄂西镇压役张发奎部异动，10月又出兵豫西平定石友三部叛变，12月出兵豫南肃清唐生智部倒戈。历经1929年整整一年的武力征战后，蒋本人及其周围的人也始对武力统一政策有所反思。1930年新年之际，蒋与白怀德顾问讨论党务和政治时，白劝说蒋今后应“以政治为体，武力为用”，蒋亦有所感，“引为知言”。4日，蒋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以余今日之地位，应以和为威，以德为武，则国治而事成矣。当主之以和、德为要。”[152]1月中旬，蒋又召时任《申报》主笔的陈景韩入京讨论时局。陈谓：“目前之时局已比前进步。以前日隐蔽之毒今皆发现也”，“时局之斡旋始则求其统一，既统一之后则求坚实”；又称：“现在对政府内部惟有开诚相见，不必顾忌或猜疑，对反对部队不可先取攻势，以待其叛迹昭著，而后讨伐为宜”。蒋虽“甚韪其言”，但由于当时石友三欲退徐州，为四省“剿匪”总司令，阎锡山以号令不行，秘密离郑回晋，桂系尚思负隅顽抗，蒋以“毒未尽泄为虑”。[153]

阎锡山这一“隐蔽之毒”的最终发作，更是引发蒋关于政治难平的困惑与思考。他由事物“可均不可平”的观察而推及国事，3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政治欲求速致，或先联邦而后统一为得乎？”[154]蒋关于“先联邦而后统一”的思考虽然很快便被战争的烟硝所打断，但却显示他探索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方向，试图摆脱传统武力统一政策的束缚，转向从整个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来思考问题。

六 分裂再起

蒋与阎、冯军队在开封、杞县一线对峙激战五个多月，最终以死伤八万多将士的代价而惨胜。[155]牺牲之惨烈促使蒋思考如何“巩固统一、保障和平”之建国根本问题。1930年10月3日，蒋致电国民政府呈请赦免政治犯，主张除了“一二人罪孽深重”，“如陈炯明谋叛总理”和阎锡山“居心乱国之罪魁”以外，其余“所有政治与军事上之罪犯，概予赦免，取消通缉，复其自由”，“并仍享受一般公民应有之权利”。同一天，他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江电”中，提请：“提前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通用之约法。”[156]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是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扩大会议”反对派的政治主张，与胡适等人权派自由知识分子的观点遥相呼应，指责蒋介石“托名训政以行专政”，“号称训政，于今三年，而约法一字亦未颁布”。[157]

为了缓和国内舆论对训政的批评，蒋在取得军事的胜利后，有意调整训政的尺度，对反对者的政见予以包容与接纳。10月13日，蒋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报告大战经过与今后政府的责任时，强调：“从今以后无论是什么政见，只要不违背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所讲的话，不越出这个范围之外，什么言论，统统可以任其自由，并且我们还要尽量容纳国民的舆论。”蒋在强调要尽量容纳国民舆论的同时，还着重指出：“从前他们认为我们政府已经设施的政治有不对的地方，甚至与我们站在敌对方面的，如他果有好的政治主张，不违背总理的三民主义，不问那一方面，只要他不利用军队，不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有正当的政见主张提出来的时候，我们政府也一定加以考量容纳，绝不存丝毫成见。”蒋宣明其所坚持的和平底线称：“如果有人再想利用军队，挑拨军队，破坏中国统一，再要引起国内战争，这种政客军阀，乃是罪不容诛。今后我们可以对全国国民明白的说，关于政治主张上的舆论，一切的政见，我们政府均将容纳，若有人利用军队，如同过去反动军阀一样，或者像反动派利用军阀，使得我们国家不安和破坏统一，那就是反革命。我们对于这种反革命分子，当然是仍要用处置反革命的纪律来制裁一切的。”[158]蒋在“江电”中所提的政治革新主张，遭到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总设计师胡汉民的坚决反对。10月6日，蒋在日记中记道：“江电上中央与国府者，为胡、吴诸先生不赞成，故搁置不发表，以为如此，无异自认政治主张之失败也。书生意气用事，固执己见，必使他人绝望无路，不顾国家，因此更乱也。乃知古之不能治国平天下，而竟致灭亡者，往往多在书生之不能变通也。余决计发表，照江电施行，任何反对亦所不顾也。”[159]蒋对政敌的主张表示宽容与接纳的同时，因过分自信军事胜利所成就的政治声望，对党内胡汉民、吴稚晖等元老派的反对意见毫不妥协。11月12日，蒋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之际所发表的《告中央同志书》中公开告诫胡汉民等持反对意见的“中央同志”称：

吾中央同志间最要之一事，即在分别公私。今中央同志参加政治工作者……往往执著自身之勋劳与资望，而不乐尊视政治之系统，甚或以为只求动机不谬，对中央政令少有出入宜无重大影响，不知公务关系为一至规律之关系。若我中央同志在各部或地方服务者尚不能尊重中央，则何望于非同志乎？更何以督率下级机关而望其奉行政令乎？我人在私人关系上应只认识其人所任之公职，不能以某甲本为我所鄙夷，今彼任此公职，即并由此公职所产生之政令而亦蔑视之。又或以为在军事政治著有勋劳，今既负此责任，则成败利钝自能承担。中央政府或上级机关应假我以便宜之事权，课我以最后之考绩，对于用人行政绝对不必过问。遇有过问之者，即误解为不信任或干涉，此则视政治为承包工程而并不乐受监工者按照施工细则之指导矣。[160]

建立在武功基础上的自信，令蒋在言辞间不自觉流露出对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党内文人政治领袖的轻蔑之意。1941年6月3日，时隔差不多十年后，蒋在校阅1930年11月的事略时，在日记中追悔道：“校阅十九年十一期事略至告诫党员与告诫行政人员各书，不禁自叹幼稚自大，焉得不为胡展堂所愤，此恃胜骄慢致败之教训，今日岂可不更警惕自制乎？”[161]

蒋、胡在制订“约法”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带有国民党内军权与党权之间“路线之争”的成分，[162]同时也是二人完全不同的政治品性所致。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曾于事后对蒋、胡两人之个性观察指出：“胡先生之个性刚健而忠贞，故对党之忠诚未尝稍有所外，彼与蒋先生之不相得亦正为此。以蒋先生之为人有雄霸之才，遇事能不沾滞；而胡则坚忍不拔，不得有丝毫之假借。如张学良之归中央，蒋实主之而欲予以国府委员，胡先生不允，再四疏通，勉强通过；又如汤山事件之表面的原因，系为胡先生不赞成国民会议定约法，以总理无此遗言，所有遗教胥可视为大法，不必另为拟定也。蒋先生因欲一新耳目，坚持需此训政时期约法，率至演为汤山事件。”[163]

诚如王子壮所观察，蒋是一位“极端现实主义者”， [164]他虽然并不一定真正追求“民主”与“法治”政治理念，但这并不妨碍他以“民主”与“法治”作为政治手段，来改善外界与政敌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批评。其实，作为军人出身的他内心真正崇尚的是武功，认为：“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书生如本党之老学究，诚不足言文治也。”[165]由于过分迷信武功，蒋对来党内以胡汉民为首的政治领袖的牵制与反对，采取完全违背“民主”与“法治”精神的暴力手段加以软禁。蒋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奠定之际，轻率扣押胡汉民的做法，不仅造成南京政府内部的分裂，更引发了宁粤之间长达六年之久的对峙。对于囚禁胡汉民一事，蒋曾在时过境迁之后痛感自己当年“轻重倒置”，反悔道：“（民国十九年冬）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166]

然而，当时蒋对胡汉民事件的后果明显低估了。胡汉民被囚后，与胡关系密切的国民政府文官处长古应芬、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立即提请辞职，不久孙科、王宠惠粤籍政治人物纷纷离宁赴沪，消极抗议。4月28日，蒋获知孙科、王宠惠赴沪不回，有“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的消息后，笑而置之，表示“以镇静处之”。对当时关于粤方不稳的各种传闻，蒋“仍以小事视之”。29日，蒋获知陈铭枢离粤赴港的消息后，乐观认为：“公私皆得转危为安”，“表示粤中内部不一致，则伯南当亦不能附和叛逆也”。[167]基于这一判断，他一方致电陈济棠，“属其迅速与真如联名辟谣”，同时又电令陈铭枢在港与陈济棠交涉，促其反省。与此同时，蒋还请吴稚晖出面警告胡汉民，“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也”。[168]4月30日，广东方面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有“违法叛党”等六大罪状。蒋接获电文后认为“此系小事”，无足轻重。[169]

蒋此时全力关注的大事是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5月5日，国民会议如期召开，到会的各省各界代表435人，占全体代表总人数的4/5，蒋对此表示“殊堪慰藉也”。蒋借国民会议召开之机，全面阐述了他秉承孙中山的遗教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建国统一历程，谆谆告诫与会代表：“凡此空前重大牺牲，悉为此次和平统一之代价。此我全国同胞于痛定思痛之余所应深刻认识，一致爱护而尽全力以保障者也。”蒋还系统分析了当时世界各国政府主要采取的三种建国政治理念：一为“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以“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牺牲”，有流于国家侵略的危险，不合于世界大同原则；二为“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与阶级合为一体”，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消灭其他阶级，“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亦无须乎此，可断言也”；三为“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在民之论”，这种政治制度的缺点是效率低下，如果在没有民治历史社会背景的国家实施这种制度，容易造成意大利法西斯党政之前的混乱局面。通过综合比较当时世界范围内三种主要建国理论，蒋得出结论认为：“各国各有其客观之环境，世间绝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总理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170]

正当蒋踌躇满志准备积极从事建国实践的时候，国内政局再次发生分裂。国民会议召开当天下午，蒋接到陈济棠正式叛变的通电。陈以第八路总指挥的名义，率领所部陆海空各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陈济棠之所以起兵反蒋，除了受与之私交甚笃的古应芬之影响外，更主要是中央经核实发现其所呈军队履历名册，“册虽相符，惟其中遗漏颇多，缮造又欠完备”[171]，并重新审查核定其军饷数额为每月250万元左右。此前，陈济棠利用蒋介石急于消灭桂系的心理，扩编军队，并“少数之兵额月得多数之饷项”，每月军费高达430万元。[172]陈济棠因不满于军饷被大幅度削减，于是同意古应芬等人的反蒋主张。陈决定起兵反蒋后，主动派心腹林翼中到广西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化干戈为玉帛，从广西撤兵。1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率张发奎等全体将领通电，声援陈济棠等，声称“本军业经下令动员”，愿与各方胞泽“趁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这样，蒋所实施之联粤制桂的策略彻底失败，两广由敌对之局转为合作反蒋了。

当蒋意识到广东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局势已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他对广东问题思索再三，均感“甚难得效”，谓：“此事欲求速决，如不可得，只有延缓。一待粤桂内部之变化，一待赣南赤匪之击破，而一面准备入粤之部队。以蒋蔡毛韩四师为主力，另加五路之两师，则庶乎足矣。”粤桂在西南发动后，石友三在北方有呼应之势。蒋对南北战局颇感踌躇，5月15日在日记中写道：“我如沉机观变以取守势，则主动之机不能操自我矣。盖敌方之计划必待我军进攻时，则北方乃乘机而动也。故我甚欲先解决石、孙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然此时犹多不便。我若对石、孙取攻势，恐引起其他部队之误会。余乃决定，如粤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待北局之开展而运用方法，使粤桂内讧，使石孙速变，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可耳。”[173]

蒋试图劝说粤方不要组织政府的努力也落空了。5月27日，反蒋各派齐集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正式开府广州，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牺牲惨重的中原战事结束刚满半年，建国大业尚未来得及展布，蒋便因对扣押胡汉民一事的后果大意疏忽，致使国家重新回到分裂割据的局面。他在日记中为此自责道：“此次粤变之来，其祸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余即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否则坐守京都，不回乡扫墓，则逆谋或亦可防止；又孙哲生夫妻辞行时如能察言观色，留其在京则其祸或亦可止。是皆余之大意疏忽之咎，不能不自责者也。”[174]

宁粤对峙局面形成后，蒋一改此前解决阎、冯时所采取的积极进攻方式，对广东方面坚持以静制动，并积极谋求政治解决。此时，蒋所面临的更大难题是来自异党中共的威胁，他主张先外后内，先“剿匪”后解决内部争端。7月18日，他在思考如何处置石友三部时强调：“北方军事已有准备，可无顾虑。大局关键全在剿匪，能在最短期间将赤匪剿灭，或能消灭其大部分，则军威丕振，反侧潜销，即实际军事上亦可应付裕如矣。”7月底，蒋获知粤桂方面出兵逼近湘赣后，依然坚持“先击破赤匪为第一任务”，认为“粤桂、石逆实皆不足平也”。

8月初，平定北方的石友三部后，蒋更坚定了政治解决广东问题的决心，“决定除赤匪以外，对其他各方叛逆，尤以粤变，皆谋政治方法解决一切也”。[175]8月4日，蒋亲自草拟好致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的手书，表示：“如广东政府能即宣告取消，则统一既成，弟志已酬，决不恋栈朝夕，自负其生平之愿。”[176]第二天，他反复权衡了自己辞职的利弊得失，在日记中写道：“一、余辞职以后本党中央如何办法。甲、中央主持无人，必为反动派窃据。乙、经济财政必更困难。丙、时局必益陷扰乱。丁、日寇侵略必将更急。二、各军如何办法。甲、军中无主，必至惶惑。乙、蒋光鼐、蔡廷锴部不愿回粤。三、干部如何办法，亲戚友朋学生，以余之进退未能自立。四、对粤、对桂如何办法。粤桂以得放宽，必至内讧。五、对于个人，则以退让能自白其志，必得国民谅解。”经过慎重分析后，蒋得出结论认为自己辞职“于私有利”，但“于公有害”，因此表示“益不敢辞矣”。

8月6日，蒋又继续思考辞职的时机与部署，谓：“余如决心引退，则不顾一切，对党务与政治发表意见，听彼取舍，对各军则皆与安置，勿使失所。如以顾（祝同）长苏，蒋（鼎文）长浙，朱（培德）长闽，熊（式辉）长赣，鲁（涤平）长沪。第四军团移浙，第二军团移苏，第一军团移汕，第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二十三、第五十三、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二十八各师及第二十六路军暂住江西。如是可乎？”考虑到此时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造成的中日之间紧张关系，蒋认为自己这一将基本兵力南撤以求保全的计划，“有碍于国家之大局，余何忍也！”最终，他决定利用广东内部二陈之间的矛盾，用中央的力量帮助陈铭枢打回广东，逼迫陈济棠离开广州。至于此前所考虑的取消广东方面的政府和自己下野二事，蒋认为“暂不能提及也”。[177]

为了让陈铭枢安心赴赣统率十九路军“剿共”，蒋主动将自己的腹案和盘托出，告诉陈：“‘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178]一面利用陈铭枢统率十九路军在江西“剿共”，同时又准备令其图粤，真可谓是一箭双雕的“妙计”。由于部署在江西的“剿共”部队可随时抽调攻打广东，蒋还精心策划了一出表面上假意下野，实则准备武力逼粤就范的好戏。[179]9月18日，蒋在日记中筹划“对粤对匪策略”，谓：

对粤决令第十九路军先占潮汕。第十八军集中赣南。余乃再宣言，以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三届委员共为第四届委员。余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引咎辞职，以期促醒粤方之天良。如粤仍不觉悟，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先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紧修路，必待路成可再清剿，否则，欲速则不达，应难见效也。[180]

不过，令蒋始料未及的是，在他精心策划的好戏背后还潜伏有另一出惊心动魄的阴谋。陈铭枢表面上与蒋合作，暗中却与私交甚笃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密谋反蒋。[181]据陈铭枢回忆，他的计划是“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待江西军事告一段落，乘蒋调我攻粤机会，俟军队进入粤北，即急转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182]然而，这场局中局的好戏还没来得及上演，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日本的入侵意外中断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部连环恶斗，也改变了蒋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采取的武力统一政策。

七 被迫下野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双方虽然迫于“团结御侮”的舆论压力，由武力对峙转向主张“和平统一”，但双方以和平方式交涉统一的过程却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在国难当头的内外压力下，蒋力主在不动摇原有党政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具体利益的让步来化解宁粤之间的矛盾。邵元冲在日记中记称：“对于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摇动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183]粤方则为了削弱和限制蒋的军权，以提高党权相号召，“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184]，主张从制度上根本改变现有政治组织方式，提出虚化国府主席的权力，改由行政院负实际政治责任，并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胡汉民因刚亲身遭受过蒋氏独裁之苦，为了避免以后纠纷再起，更是执意主张蒋、汪、胡三人“同入党部负责，为一切政治军事发动之主体，而政治军事皆由其他同志负责”。[185]

蒋对粤方借国家危难之机来反对自己的做法深恶痛绝，于10月22日在日记中痛责道：“阅各报所载粤方所谓代表者谈话，诋毁讥刺未改旧态，为之骇异。与各中委相见，乃知对方提推倒中央现有组织，否认根本法纪，是胡汉民有意捣乱，使余进退两难，而若辈既不敢负此重责，又不愿知难而退，更不愿置之不问，可痛、可鄙、可恶、可笑、可怜，莫甚于此，而反以此为得计，不仅壁上观火，下井投石，必欲使一切罪恶责任归之一身，置党国败亡于不顾，立使国家纷乱而后快。胡贼之罪，是在毁灭党国于其一人之手也。”次日，蒋又在日记中发泄对粤方的不满称：“彼辈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呜呼，倭寇借粤方捣乱之机，而来侵略中国。粤逆借倭奴助虐之力，而来推倒中央，且粤方所推出改组政府之代表尽为粤人，是广东俨然成一粤国，将与倭国攻守同盟，而来围攻我中国乎？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也。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喻。余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尚有退步之余地乎？”[186]

粤方以在野姿态高调主张的党政改革方案令以蒋为首的当权派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宁方军事将领陈诚电蒋分析称：“彼等既对割据局面采中央集权制之政府，则反主张分权制，似此自矛己盾。可谓完全暴露反动政客之传统策略。且目前纠纷已极之中国，而施行多头制，筑室道谋，胜利未必，治丝益棼，多头治军，更无是处。”针对粤方所提分权制方案，陈诚建议蒋“可不兼院部长，但不可不兼总司令。此非为权利而争，乃为党国前途计”。陈诚的建议深获蒋心，蒋当即回复表示：“所拟颇是。惟不必顾虑也。”[187]

蒋之所以电复陈诚打消“顾虑”，是由于此时他已获知粤方内部发生分化的消息。10月3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闻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闻愿来合作，必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也。此事无论确否，余当使之有转圜余地，乃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维统一之局面，固于对外有益也。二、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胡氏回粤自扰。胡氏为人已成过去。况其过去历史全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此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者，无足计较也。”[188]为了避免宁粤公开破裂，预留进一步转圜余地，蒋改变此前坚决反对宁粤无条件合开四全大会的主张，告知来京请示的何应钦称：“此次与粤方会商，精卫意愿合开全会，但为情面，难以自主。哲生（孙科）主张分开合作。展堂（胡汉民）则主张破坏全会，俟明年再开。故精卫表示诚意，愿以分开之中，站在中央地位。余乃以为合开既不可能，则顺从汪、孙之意，以合作之心，分开全会亦可也答之。”[189]

蒋之放任粤方分开四全大会虽有损中央的威信，但同时进一步加深了粤方内部的裂痕。汪精卫因对胡汉民非常不满，通过陈铭枢与蒋接洽，若能设法使汪派代表不参加粤四全会，将来宁方是否可容纳汪派主要分子参加中央？蒋当即复电表示：“必可容纳，请代约。”为了确保汪派代表的名额，蒋电令张群转告宁方代表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称：“余额既主各半，则应由各会代表自由选出，略留代表自由之权，勿使剥夺殆尽也。”[190]宁方内部对与汪精卫合作意见分歧。以吴稚晖为首的右派元老坚决反对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合作，认为汪“毫无诚意，徒为金蝉脱壳之计耳”。陈铭枢愤然力争，主张汪“必有诚意，当与合作也”。在蒋看来，“过与不及皆未免错误”，汪“平固少诚意，但此次则不得不与合作也”。[191]因为有了蒋的保证和支持，汪精卫决定另起炉灶，正式与广州方面分裂，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

为了彻底摆脱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蒋决心破釜沉舟，在南京召开的四全大会上提出要“由国民政府主席亲自北上救国”，借以彻底否定粤方在制度上对党政权力的限制。蒋决心率师北上的冒险之举遭到其核心干部熊式辉等人的反对。蒋对来自亲信干部的掣肘痛恨不已，坚决表示曰：“余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一，外交能解决，则余之下野不失为革命者之立场。否则，余不下野，决率师北进，与倭寇决战。虽自知无战胜之理，然可以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历史之上。亦可以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我国家复兴之机会在是矣。”[192]蒋在军事上主进的同时，政治上主张要“进则积极负责，对内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蒋之力主召开国民大会，实际上是欲通过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极端方式，来否定是胡汉民方面所标榜的“党权”。12月7日，蒋在召集干部谈话会时，明确表示：“拟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早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借党之资格，以毁党害国，且中国由我手而统一，亦可由我手以奉还国民也。”[193]

率师北上和取消党治都是险中求胜的办法，虽然能令蒋摆脱为粤方所攻击的被动状态，但同时也令自己陷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险境地。蒋若北上对日作战，即使战败也可留名青史，但要以全国的牺牲为代价。经过与宁方要员反复协商，再三权衡，蒋最终决心对日“先和”，以其“一人之历史为全国牺牲”，并毅然表示：“只要全国有希望，余亦自愿牺牲也”。取消党治、还政于民，固然可以令党内之纠纷一扫而空，但同时也可因开放党禁而动摇宁方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正因如此，吴稚晖坚决表示反对，认为“此着太险，目前只有以静制动之一法耳”。蒋默思良久，最终认可吴之所言“自有深见”。[194]

蒋欲进而负责之际，胡汉民、孙科等通电坚称，必欲蒋先下野，解除兵柄，始能赴京出席四届一中全会。此时，宁方内部也出现劝蒋退让的论调。12月11日，接到陈铭枢劝其退让的电文后，蒋在日记中叹曰：“真如亦受若辈之迷乎？抑其利用若辈以期得渔利乎？呜呼，以余之干部，乃亦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国家之生命其亦难存乎？然而此亦由余不能用人，而干部左右又不知容人所以使然也。”次日，蒋又召集宁方要人会商进退问题。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等党国元老异口同声地表示：蒋必不能退，退则中国休矣。然而，令蒋意想不到的是，何应钦居然认为陈铭枢所言“亦自有理”，请蒋“自思之”。[195]

领袖欲进而干部主退，粤方又必欲强其辞职始快，蒋在欲进而不能的情况下，只能被迫以退为进，同意下野。12月24日，蒋于第二次下野返回故乡后，在日记中反思其失败的原因：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左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致陷于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196]

透过蒋的反思可以看出，他并未像第一次下野时那样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军事方面的失利，而是从政权建设的角度，指出造成其下野的原因在于“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他还特意强调指出，与知识分子的疏远和对教育的忽视便是因自己无组织、无干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从注重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政治对手，转向组织、干部与教育方面的政治抗衡，这表明蒋已从军事领袖逐渐成长为政治领袖，其建国理念已从军事领域转移到国家的政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