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信息权利法案（RTI）与新的透明体制

在国大党年轻的领袖拉胡尔·甘地的呼吁下，国家就业保障计划在2008～2009年被推广至全国。计划实施这四年被认为是政党负责、官僚机构运转透明的时期。这正是信息权利法案得以通过和实施的前提，该法案是2004年上台的这届政府通过的第一个重要的法案。

很多社会团体和左翼政党就像对待工作权利法案一样，在过去十年中一直都将信息权利法案视为他们优先考虑的内容，但所有努力最终的成果仅是一系列相关的邦级立法，根本无法成为担当公共问责的有效工具。联邦政府最终在2005年通过了信息权利法案，使之适用于全国。此法案被认为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面对此法案，官僚机构多方努力希望能够削弱条文的约束力从而维护他们的特权，但这些努力都被市民社会的有效运作挫败了。

因为有了信息透明，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才能够获得成功，而之前类似的政策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大都不了了之了。事实上，国家就业保障计划实施的整个过程，特别是与公共信息发布相关的部分，包括受益人名单的公布、工资支付数额，都是由社会团体设计的，它们多年来一直积极推动信息权利法案的出台，而且也掌握了这类福利项目之前实施进程中存在的不足。国家就业保障计划在设计过程中就力图避免再犯这些错误，以使目标中的受益人群实现福利最大化。

相关机构在国家就业保障计划实施的头几年就对它做了一些评估，其中经济学家让·德雷兹（Jean Dreze）和他的助手们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这些评估工作证明了该项目对乡村生活及村民们的生计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重要领域。在这些不足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薪酬制定过于武断，还有腐败导致资金流失随处可见。另外，德雷兹研究了官方数据，发现妇女占国家就业保障计划受益者的40% ～44%，在泰米尔纳德邦甚至高达81%，但要进一步提高妇女的参与比例就需要解决儿童看护设施短缺问题。

项目实施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认为与官僚问责机制不到位有关，没有官僚问责，管理人员和基层能人得以相互勾结侵占款项，造成公共福利项目难以成功。

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派，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对国家就业保障计划进行了一次更为正式的评估，结果发现项目实施结果喜忧参半，但还是有理由对它抱有希望。报告的观点透露出一种忧虑，就是担心计划不能为农村地区创造长久的就业机会。计划的实施的确提高了目标地区人群的营养水平，但它无助于长期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已陷印度城市于瘫痪中的移民潮仍然无法遏制，这一失败尤其令人关注。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鉴于国家就业保障计划长期存在，它所创造的购买力与农村地区生产物资的积累不相匹配。

这些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但是会影响农村促进就业战略的有效性。自从很久之前自由化作为一项国策开始实施以来，印度政府就不再支持任何扩大乡村福利支出的举措，这是因为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削减预算赤字。国家负债累累，通胀肆意攀升，赤字就是造成这一双生弊端的主要因素。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农村地区公共工程项目的财政投入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即使有，也不大，而且还是暂时的，它只会造成预算的压力。整个20世纪90年代，政府和它的代理机构存储的缓冲储备粮已经多到令它们头疼的地步。由于远远超过了预定的储备量，这些余粮的维护成本就成为公共支出的一大负担。因此有人就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以发放余粮的方式向参与公共项目的农民支付薪酬，这样做既达到了提高乡村居民营养水平的目的，又得以坚持财政的现实主义目标。如此一来，随着农村公共项目的扩大，多余的粮食储备将大幅减少，国家的粮食补贴也会因此降低。换句话说，降低粮食库存可以节约资金，但是这些资金远不能弥补向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的转移支付。

与粮食一样，整个90年代在其他一些以满足贫困人口消费需求为目的的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果人们就有了一个较为现实的期许，认为不断增加的大众消费需求，可以轻易地通过产能的提升得到满足，还不会带来任何的通胀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