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人民当家做主
到2013年，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已有860年。从中轴线贯穿南北的城市布局，到朱门、琉璃、龙纹等细节装饰，这里的一切都曾经打上鲜明的皇权烙印。
今天的北京，更多的是高大雄伟的现代化建筑。走在长安街上，就可以看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这些机构、建筑的名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被冠以“人民”二字。
“人民”一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已经构成新北京及新中国的标志性符号。而这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历史中却是从未有过的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王”，何时彻底被“人民”二字所取代？这种改变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1948年9月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看似平静，实际上一场历史巨变的序幕正从这里拉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对以后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讲话。
当时解放战争仍在激烈进行，大决战刚刚开始。当很多人还停留在军事问题的思考时，毛泽东已经在筹划新中国的成立了。他在讲话中明确揭示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
毛泽东的讲话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美好的宏伟蓝图。这幅蓝图深深吸引着饱受苦难、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鼓舞着人们为光明的前途而英勇奋斗。
一年以后，毛泽东带领人民来到了新中国的大门前，开始将他的设想付诸实践。
从西柏坡到北平，毛泽东一路风尘仆仆，然而他顾不上休息，入住香山双清别墅的第二天，就会见了著名的民主人士、社会教育家黄炎培。
宾主相见，格外亲切。四年前二人在延安谈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时，国民参政员黄炎培访问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将来中共诸君掌握了政权，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呢？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时隔四年，毛泽东仍记得当时谈话的内容，并且对新中国的民主施政方针有了更具体的设想。他向黄炎培谈起了新中国的建国方略，吐露了实现民主的若干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以及黄炎培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
这时，黄炎培才明白毛泽东当年的回答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绝不是一句空话。正是由于对毛泽东、对新政权的认同，黄炎培后来打破了不做官的个人信条，欣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他说，过去不愿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
在黄炎培之后，双清别墅又迎来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柳亚子等多位民主爱国人士。他们都是应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各地赶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每个人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每个人都为参加筹备建立新中国的神圣使命而感到光荣和自豪。诗人柳亚子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诗”的诗句，表达了新中国是人民中国的感慨。
1949年6月15日，来自23个单位的134多名代表参加了新政治协商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那时还没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新政协代行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会议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在讨论中，各界人士都表示赞同实行民主，但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仍有很多模糊的认识：民主是否意味着要消灭国家权力？有了民主还需不需要专政？资产阶级在新的国家中将是什么地位……毛泽东听到来自各方面不同的声音，感到有必要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说明。
新政协筹备会闭幕后不久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要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8周年的文章。胡乔木写好后，毛泽东看了并不满意。他没有用胡乔木的稿子，自己动手花两天时间写出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
鞭辟入里的分析解开了很多人头脑里的疑惑，统一了党内和人民的认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构成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政权部分的主要内容。
《共同纲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这是一份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曾经饱受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第一次拥有了国家主人的地位和权力。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头等大事来抓。
1949年8月13日，毛泽东出席了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从1949年8月至1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迅速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文电就达19份之多。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参加了北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他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强烈的感受：“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市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吗？”
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穿着短衫和工装的工人、农民，现在能够同穿着西服和长袍的人坐在一起，平等地共商大事，这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是整个社会大变革中富有象征性的一个缩影。
作家老舍也参加了北京市的人民代表会议，并由此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会上，由于代表们反映强烈，经过民主讨论，做出了整治龙须沟的决议。
新中国成立前，全长6000多米的龙须沟是北平城最大的卫生死角，沟里的脏水泛着古铜锈色，一年至少有九个月臭气熏天。沟两边住的全是贫苦百姓。1950年，北京市政府把预算支出的2.25％，用在了这条臭沟的治理上。这年11月，龙须沟二期工程完工，多年来与这条臭沟为邻的人们终于告别了过去的苦难生活。
很快，老舍以此为原型创作了话剧《龙须沟》。老舍后来说起他接受《龙须沟》写作任务的原因：“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并不只为通衢路修沟，而且特别顾到一向被反动政府忽视的偏僻地方。在以前，反动政府是吸去人民的血，而把污水和垃圾倒在穷人的门外，叫他们享受猪狗的生活。现在，政府是看哪里最脏，疾病最多，便先从哪里动手修整。新政府的眼是看着穷苦人民的。”
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解决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拥护。
对于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总支部书记王自勉来说，1951年9月12日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给他写来了亲笔信。信的内容是这样——
王自勉同志：
八月二十七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原来，王自勉受厂里工人们的委托，于8月27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厂内工资制度不合理的问题。信发出后，他一直处在忐忑不安之中，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结果。
毛泽东9月12日看到信后，果然发了大脾气，但不是针对王自勉，而是针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处理信件的同志。因为信被压了几天，没有及时送阅。毛泽东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随后，毛泽东批请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研究处理工人工资问题，并亲笔起草了给王自勉的复信。此后不久，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不仅解决了这个厂的具体问题，而且对华北全区各类企业的工资制度也作了合理的调整。工资制度改革后，极大鼓舞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北京机器厂、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又分别给毛泽东写回信，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并汇报了他们的生产成绩和增产计划。
新中国的新气象激发了普通民众巨大的参政热情。1951年1月至3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在短短三个月就收到了近两万封群众来信。关于如何处理这样大量的来信，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做出明确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构，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6月7日公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很快，中央及各大行政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后设置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专门机构，配备了专职干部。
随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召开、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以及信访制度的落实，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更加畅通，人民当家做主已经成为现实，让人民监督政府也落到了实处。民主的新路找到了它的实现形式。
在杭州西湖西面的杨公堤上有一座美丽的园林，这就是号称西湖第一名园的刘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杭州，就住在这里。那是1953年底，毛泽东带来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亲自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起草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我们社会主义的宪法，一要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二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他后来阐述了制定宪法的根本目的：“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在宪法草案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参加了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的讨论，并对宪法草案的讨论稿和初稿进行了反复推敲和修改。比如，宪法草案初稿油印打字稿第五十八条原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执行其任务时，应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和监督国家管理工作，不断地注意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毛泽东在这条上方批示：“此条似应移到总纲。”
1954年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条写入总纲第十七条，文字改为“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个修改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重视。
经过细致的讨论和斟酌，1954年3月，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出台了宪法草案初稿。6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讨论。
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很多修改和补充意见。当时国内出现特大洪灾，大水冲毁了公路、铁路，许多地方交通中断，各级政府就用飞机把讨论意见运送到北京。据最后统计，各个方面的意见有110多万条。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宪法草案又作了多次修改。
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公民参与立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立宪史上也是罕见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由衷地发出感慨：“这部宪法，将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部人民的宪法！”
和宪法起草同时进行的，是选举各级人民代表。1953年3月1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正式实施。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选举热潮。对长期饱受封建专制压迫、从未真正行使过选举权的老百姓来说，这是破天荒的事。
著名的法学家许崇德当年还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被派往山东省泰安县城关乡搞普选试点。据他回忆，在城关乡太多从未听过的新名词，让那些祖祖辈辈只知道种地的农民一头雾水：“啥叫普选？”“啥叫选民资格？”“人代会是干吗的？”为了动员大家，许崇德和同事找来青年团员组成了宣传队，挨家挨户讲：“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神圣的权利。”很快，宣传见了成效。选民登记那天，登记点一早就排起了长队，连大半辈子没出过几趟远门的农村老大娘，也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了。许崇德记得，开选民大会那天，乡亲们紧挨着站在一起。大会主持人念完候选人的名字，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这样就把乡人大代表选出来了。
城关乡的农民正是亿万普通选民的代表。按照当时人口普查统计，新中国有6亿人，而举行普选的近21.5万个基层选举单位，共涵盖5.7亿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当时在上海港务局任职的蔡祖愉参加了选举区人大代表。时隔多年，蔡祖愉还对当时选举的情景记忆犹新：“选举场面非常热闹，敲锣打鼓，像过节一样。而那时国家还很困难，选票用的还是很粗糙的纸，质量很差，因为投票的人很多，一共投了两个多小时。”
虽然条件简陋，26岁的蔡祖愉还是为“人民当家做主”而无比激动。之后的岁月中，他又参加了多次选举，每次选举后他都会留下选民证作为纪念。他现在珍藏的14张选民证，始于1953年，终至2006年，整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记录了他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全部的民主生活。
1954年9月15日，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走进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人民日报》记者袁水拍在《六亿人民心花开》一文中，这样写道：“代表们走进了会场，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席位。他们从车床边来，从田地里来，从矿井来，从海岸的防哨来。放下钳子，放下犁耙，放下镐头，放下笔杆、圆规……同他们所爱戴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们一起，商量着国家的大事。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杰出贡献的人，有很多是各个民主党派、各个民主阶层的代表者，他们是六亿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表达者。”
曾经当了九届人大代表的申纪兰，仍然对第一次进京参加人大会议的情景记忆犹新：“除了领导人物之外，基本上都是来自工农兵三个领域的底层人民，这其中，农民又占很大比例；大家的文化知识水平都不高、甚至还有好多人不识字、或者暂时不能完全理解‘人民代表大会’的真正含义，但他们依然非常激动，因为他们能见到毛主席了。”
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全票通过。此外，会议还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9月27日，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一则引人关注的新闻，通过的新党章里加了一条：“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在中央主席之外再设名誉主席呢？原来这是毛泽东的提议。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党内民主，加强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必须改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他决心从自身做起。早在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内就提出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希望自己退居二线，做些政治研究和理论研究工作，一线工作由其他同志主持。
“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又向中央正式提出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要求。中央领导层为此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意见，“大家认为可行”，对于辞去党中央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在接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
虽然毛泽东的职务在“八大”上没有发生变动，但是他的要求得到中央基本认可，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增加了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新规定，意味着毛泽东可以在适当的时机从党中央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这是毛泽东酝酿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八大”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只得连任一届，并以此作为自己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理由之一。毛泽东的这个要求在党内外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做出正式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因此，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被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是史无前例之举，实际上开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先河，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未停止过对“民主新路”的实践探求，他一直在思考人民民主如何实现的问题。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特别强调：“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当时在国营企业的管理上采取了很多利于民主的措施，如“要领导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
如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经济、文化等项事业的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但是这个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有着重大意义，它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基本点，从根本上划清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为迎接国庆十周年，首都北京破土动工修建了十大建筑。其中，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格外引人注目。
施工建造大会堂之前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拆迁工作。大会堂占地达15万平方米，拆迁涉及单位67个，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拆房2170间。按正常情况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拆迁，但当时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极高，只用了10天左右时间，居民和单位就全搬走了。开工后，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自发来到工地，许多在北京火车站乘车的旅客也利用候车的一点时间赶到工地上挖锹土，搬块砖。他们没有要一分工钱，也没有留下姓名，却为能在大会堂的工地上辛苦流汗感到无上光荣。据统计，在人民大会堂工程建设中，先后有30万人次参加了工地的义务劳动。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大会堂工程基本完成后，1959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来到工地视察。建设总指挥万里陪同视察，他对毛主席说：“这座建筑到现在还没有命名。过去周总理曾讲过，需要请毛主席命名。”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万里回答道：“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人大会堂’。”毛泽东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从此这一伟大工程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
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从1958年10月28日正式动工，历时10个月零13天。从此以后，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都在这里举行。
正如毛泽东题词说的那样，这是一座由人民设计、人民建造、造福于人民的议政大厅。它是新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经过60多年的风风雨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走向成熟。在今天的许多领域，有选举制度、信访制度、听证制度、政务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主的实现途径不断增多，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参与热情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得到实现。
如今的中国，正在实现毛泽东的预言：“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