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特稿
三生不改冰霜操 万死仍留社稷身
承闫广林教授美意，令我以海瑞为题，略论海瑞于当今读书人之意义。我于有明一朝，素无深究，深恐言不及义，然盛情难却，唯有勉力一谈。
一
海瑞其人，自明以来，声名甚旺，庙堂乡野，明清及当代，皆有议论，然各言其旨，海瑞之形象，相互冲突，究考之，其大类如下：
（一）海瑞夫子自道。《严师教戒》为海瑞中举前后所写，为其一生言行之标榜，文中以“存天理、遏人欲”为纲领，以头顶三尺之神明为自律之警戒，誓言去私就公，去欲就道，继绝学、辅君王，惠百姓。其言斩钉截铁，毫无妥协。“呜呼！公之出处生死，其关于国家气运，吾不敢知；其学士大夫之爱憎疑信，吾亦不敢知；苐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诫》，一一契券，无毫发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
（二）《明史》及《四库提要》之海瑞。对海瑞其言行有较为全面之记载，其评价也貌似公允：“瑞生平学问以刚为主，故自号刚峰，其入都试时即上《平黎疏》，为户部主事时上《治安疏》，憨直无隐，触世宗怒，下诏狱，然世宗复阅其疏，亦感动太息，至拟之于比干。后廵抚应天，锐意兴革，裁抑豪强。”此处所言，以其性情刚直为要，其以刚直之性对君，则言无所隐，不畏触犯；对同仁则严苛；对豪强则裁抑。“惟公廉贞之气，钟于南方，挺生哲人，直毅以刚，嘉靖末年，以敢谏著，威触雷霆，分甘刀锯，圜扉长系，正志从容。”其言以士子角度发言，嘉褒之余，似有言其刚有余而柔不足，缺乏变通，有悖礼制之瑕。
（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之海瑞。此二书为供有清一代帝王考历史得失，以史为鉴之用。其书于嘉靖“久不视朝，专意斋醮”之过借海瑞之书论之颇详。嘉靖虽九五至尊，海瑞亦待之如学童，耳提面授，声色俱厉，直如面詈。“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趣执之，无使遁。”然“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此书意在规诫君王有纳谏之胸襟，淡化异族入主之意味，因此刻意渲染海瑞之忠君爱国，“嘉靖朝诸大臣多以青词干进，谄谀成风，从未有以斋醮为非者，海瑞疏陈痛切，其忠君爱国之忱，自然溢于楮墨，视明代掠浮词而抗疏者，大相径庭矣……瑞疏云：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安得不治，是瑞亦久见于此矣。”其意与修《明史》添加《贰臣传》意味略似。再者强调其清廉勤政，饱负民望，“初瑞自南京谢病归，高拱、张居正相继当国，俱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及居正卒，吏部始拟用，累迁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矫偷惰，百司惴恐。至是卒〔万历十五年（1587）冬十月——引者注〕，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醵金为敛，百姓罢市送者数百里不绝。”
（四）当代之海瑞。当代之海瑞与前截然不同，其前后趣味亦迥异。当代海瑞之塑造肇始于吴晗，“海瑞是我国十六世纪有名的好官、清官，是深深得到广大人民爱戴的言行一致的政治家。他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减轻农民和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此言为其后海瑞之评论掘基立柱，与此前迥异之处是以马列之阶级论为圭臬，以阶级利益为标向，论及其余。其《海瑞罢官》，借马列以释海瑞，枉民意而立山头，亦似有为文人侧身新政争位，于武装操柄中保留士人政治传统之意。正因后者，吴氏但遭灭顶之灾，但其阶级阐释，却为新兴模范，海瑞遂成为“敢把皇帝拉下马”之造反英雄。后改革开放，行市场之道，保集权之制，贪腐横行，慵惰弥漫，全民逐利，伦常坠地。与此同时，当局倡海瑞之清廉勤政，士子言刚峰之力行敢言，以望矫正时弊。更有地方政府，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策，发掘地方名人，美其名曰“弘扬文化”，海瑞之名几与商标同义，可堪一笑。
（五）民间传说之海瑞。此类传说多以小说戏剧传世，如《生死牌》，海瑞多为护民之清官，不畏权势，为民申冤，此乃鱼肉之顺民之自我慰藉耳。
（六）《万历野获编》《见只编》等野史稗谈中之海瑞。“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今人黄仁宇于其《万历十五年》中据此痛诋海瑞，责其“以礼教杀人”，有违近世普世之人本思想。海瑞在世，几受弹劾，然正史于此，多言之不详，仅有海瑞之申辩，无戴凤翔、房寰弹劾之具体。然《万历野获编》于此多有记载，其《昼夜用刑》《海忠介被纠》《海忠介抚江南》《台疏讥谑》诸条，言之凿凿。《昼夜用刑》条言何以尚“探知上无杀瑞意，故上此疏钓奇博名，且疏内云：臣已收买龙涎香若干，为醮坛祝延圣寿之用。其词谄佞，故上烛其奸，而深罪之。”有明一朝，臣子煽君卖直，售奸携私，故为弊端。此条明言何以尚，暗指海瑞。《海忠介被纠》条言海瑞“抚江南，立意挫抑豪强”，然“滥受词讼”；“道路公差，所经冒滥”；“又不谙民俗，妄禁不许完租”；“妻妾相争，二人同日自缢”。《海忠介抚江南》条言海瑞“一意澄清，而不识时务，好为不近人情之事”，且慢待有救命之恩之同志何以尚，以至决绝。《台疏讥谑》条则嘲讽海瑞学问粗陋。所言颠覆前论，海瑞之形象，轰然倒塌，其言是非，暂难断决。
以上所言诸种海瑞之形象，迥乎不同。所以为分辨者，为论海瑞于当今读书人之意义廓清地基也。何者为海瑞？先明此意，然后发为议论，所论才能几无偏差。然当代西人后现代史学断言历史不可全然复原，此语与我国旧语“诗无达诂”差可模拟，体贴深刻，深契吾心。然此言并非决然相对之论，否定一切，而是申明以往谓之为事实者，实为事实与意义二重之叠加，以意义为纲要，排列事实，中杂虚构，其着重处为所申之意。不明此意者，往往以此为事实，或以为历史全然虚构，诚如胡适所谓“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种误解，流毒广播。实则此论认为：事实之核实，不但必须，而且可能；意义之阐发，居于事实，却又有自由伸展之可能，此种阐发，构成我等基于历史的生命意义构建。由此本文追问之问题为：海瑞形象之构建中何者为事实，何者为意义？不同时代之意义阐发，其建构之价值观念及所面对之历史处境，与当下读书人安身立命有何启迪？对此我逐一申论之。
二
观上所论，海瑞平生事实，无甚异议，但言有所恻隐。分歧所在，实对其意义之阐发尔。由是我先罗列海瑞生平确认之事实，以供随后之分析。
海瑞平生所为，公认且最为彰著者有：
一是律己 清贫自守，廉洁为官，“葛帏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
二是谏君 一者海瑞为户部主事时上《治安疏》。二者嘉靖“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海瑞独上疏，申明君道，规谕至尊。
三是规臣 “力摧豪强，抚穷弱”；惩治慵懒。
四是事功 兴修水利，“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
夫子有“听其言，观其行”之谕，孟子有“知人论世”之谕，言海瑞于当今读书人之意义，首当梳理海瑞其人之言行，根究其言行背后之道理及语境，明其所作所为之缘由，以此由象及理，以普遍之道理推及当今之读书人。否则管窥以为全豹，胶着以为圭臬，变化全失，不仅无益于士子，反有害于当世。海瑞其人，皈依心学，知行合一，究其道理，莫若概括其行，参照其言，以此彰显其所遵行之道理。然知行一体，未尝无涉偏颇自欺，因此参照歧论，钩沉历史，重构语境，于具体语境中判断其得失高下，由此推及当今，几无差矣。
观上述海瑞一生行事，诚如梁云龙《海公行状》所言：“质诸其所著《严师教诫》一一契券，无毫发假（参见前文注释）”，因此解读《严师教戒》为了解海瑞一生行事之关键。
《严师教戒》以阳明心学为宗，发明良心，申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教，谨严立其士子之身，以天理人欲为对峙，视弘道与谋私、弘道与贼德、精进与馁懈为水火两端，择前而弃后，以求生而为人，无愧天地，“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由是观之，其论以立士子之人为本，“本立而道生”，一心上承天理，下化诸行，“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其为臣、为同僚、为父，皆是一心之化用，天理人欲之对峙，化为律己、谏君、规臣、事功，律己之严谨，化为谏君之憨直，规臣之严苛，事功之急迫。由此，海瑞一生所学，深得王学简易之精髓，毫无支离散漫之状。
心学为中国历史流变之一阶段产物，对其意义的理解有待勾勒其思想史的背景，以更大之背景来阐发其于有明一朝的关系，如此才可能深入理解海瑞其人其行之意义，才能够勾画出于当下读书人之意味。
今人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于中国士阶层之变化言之甚详，多有发明，其所论“道”与“势”之分野实为了解中国思想史之一大关键，其间消涨变化，足于构成中国历史变化之根本脉络。“知识分子代表道统的观念至少自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已渐渐取得了政统方面的承认。”然秦汉之统一势涨道消，以至道出于势，其后互有消涨。赵宋一朝为中国历史文化一大景观，余氏《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论之甚详，要言之，其论延续《士与中国文化》之阐述，论述有宋一代士大夫何以能够恢复原始儒家气度，重申“道”“势”分野，道尊势卑，建立道统，规范政统。其论于了解海瑞有极大帮助，因有明一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思想文明直承两宋。
宋代道统之复兴，肇始理学。“周子曰：无极而太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以太极之上复推无极，以分隔体用，其意甚深，尝试言之。秦汉一统，势涨道消，“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王与道合二为一，其赫赫然为神乎，“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始终，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达阳而不达阴，以天道制之也……上善而下恶，恶者受之，善者不受……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由此王权独大，究其根源，在阳与道合之论，王与道合据此而来。宋儒明察秋毫，明晰此论体用混淆为根本，因此肇始之端就拈出无极一语，轮廓天地，区分体用，道为公共，“道，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乾坤皆为用，各有偏颇，互为矫正。由此董氏“阳尊阴卑”之论烟消云散，士大夫所尊者，天道也。帝王乾阳也，臣子坤阴也，乾坤合为道之用，乾阳主生，坤阴主养，负阴抱阳，云施雨降，大道昌明。内庭外庭、中央地方、官方民间，互为阴阳，相辅相成，各为纠正，以顺天道。由此杜维明承继钱穆先生之说，以为中国古典政治架构中亦有相互制衡之近代民主政治之要素。
至此，有宋一朝士人人格建构与政治哲学迥异秦汉，此一趋势经宋学诸派延续而下，陆王心学“满街圣人”之论扶持个人，于皇权则实为极大之消解。朱元璋有明一朝肇始即强伸皇权，打压武人及士子，一变赵宋优待士人之常规，以文祸、廷杖、八股取士，取消宰相而以内廷大学士代之等羞辱、瓦解士子，其意即消解士人日渐强盛之势力，独大王权。然风气已成，士子中王学兴盛，外庭制衡内庭之力不减，黄仁宇析嘉靖二十余年不上朝，非独为修道，实为无力抗衡外庭，以此消极对抗，此言甚为有理。
三
海瑞即于此环境中成就其一生，其所行所言，与时代之潮流，几无不合，试详言之。
（一）其以心学立身，以良心为天道之宅所，立己及人，以至事功，此前已论述，不赘。现就其细目，但言一二。
1．出世与入世。“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万物之性，天地以生物为心，生人之理尽生意也，天地间尽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仕，人不负天与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为尧舜亦在于是，丈人荷蒉，具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万物一体之义，葆真抱一，饥则食，渇则饮，保之何益？见孺子将入于井而无怵惕恻隐之心，非人矣。余尝仰之，赋与即之，孔子终身之事，其云有道之仕，有定仕也，其云无道之隐，无定隐也，意有所在，截然对待之，辞不可因之遂谓为截然对待之道，出处二字不可并论，去就二字亦不可并论。”海瑞以天地生人之理，道出入世为不负天性，与此逃避则难称其为人，“人生天地间，只是一性分，是所固有，见之日用，只是一职分，惟所当为，舍性分言，高奇未见其能高能奇矣”。由此可知海瑞憨直敢言、不避锋芒，凡事极端之道理，其为尽人之职分而已。
2．履道与谋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臣子之义分无彼此，而以言高行道自诿，失君子出仕义矣。天地间无可以生此身者，为之可也，舍农工商之养自己，出区区于抱关击柝之禄，由人制者焉，大贤君子之所为宁若此哉？孔子平日进以礼，难于进也，退以义，易于退也，乘田委吏，安然受之而不辞，葢亦顺其举授者而无容心焉，亦且行道之端所系耳，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为贫以进，宁复能后其食耶？孟子平日执不见诸侯之义，分庭抗礼，直若壁立万仞之不可即者，莫非刚且大者为之，斯言一出，吾恐气体亦有所不充集，义所生者或不能，长江大河浩浩然而来矣。”此一段对其清贫自守、无欲则刚操行之阐发淋漓尽致，甚合夫子“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之论。
（二）其政治哲学中之君臣关系。“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事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昔之务为容悦谀顺曲从，致使实祸蔽塞，主不上闻焉，无足言矣。过为计者则又曰君子危明主，忧治世。夫世则治矣，以不治忧之；主则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反求诸瞀，失趋舍矣乎，非通论也。臣受国恩厚矣，请执有犯无隐之义，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不为悦不过计，披肝胆为陛下言之。”由此可见，君为阳为生，臣为阴为养，君臣皆为道用，相辅相成，相互纠正，共成天道。阳为用，既有其偏，阴即补之，此为臣之职分，尽职即为循天道而行，尊良心而发，否则即为私心屏障，于德性良心有愧。由此可知谏君之憨直，既有个性，更为良心天道，其无所畏惧，有赖天道之至大至刚。
（三）抑制豪强，护佑细民。“善言仁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万物为人性所必有，天地万物为人道所当行。仁，人性也，少有不尽之分，而生人之道缺矣。我祖宗设官分布寰宇，待守令至隆，律守令亦急而峻。夫其特于守令加之意者，盖天地万物之性于守令也体之专，天地万物之性于守令也行之切。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欲我性也。是故寒为之衣，饥为之食，争夺焉与之息，有伦理焉讲明使之知所趋，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犹之吾身。言身则疴痒呼吸之必调，言道则起居食息之惟慎，是故守率守之职，令率令之职，而性道行乎其间矣。慨自性学不明，国法日久弛玩，谋家利己之念胜彼万物一体之初，不曰官所以行吾性也，而曰资之以荣吾家也，操笔而儒者操戈而盗，苏老泉未若远之可忧万里京师之琼，实当之闾阎疾苦之情，憔悴之状，生灵之命悬于守令不悬于天子，尤有难乎，其为言者矣。”由此可见，其所作非为其他，良心外显发而为仁而已。
四
由是观之，海瑞与其时代契合，以时代之精锐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坚守砥砺，成就其一生之行事。然其思想行事，往往矫枉过正，有失中道。其《乡愿乱德》云：“古有诡随上容之说，即乡愿意也……今天下惟乡愿之教入人最深，凡处己待人，事上治下一以乡愿道行之，世俗群然。称僻性，称所行大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谓如此然，后得中道。善处世则必乡愿之为而已，所称贤士大夫不免取道乡愿，调停行之。乡愿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愿，事在一时，毒流后世，乡愿之害如此……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当以恶乡愿为第一。”此一议论，于阴阳决然对待，非此即彼，有违中庸之道，但失大易阴阳相辅相成之意，沈德符谓其“大抵忠介之清，冠绝一时，无端性褊而执，既以清骄人，又以清律人，至形之谩骂，人多不堪，然服其名，不敢抗。”诚乃持中之论也，析其弊端，在动辄以己为道义标榜，如此视异于我者必为奸邪，必除之而后快，由此行事必褊狭极端，无容人之量，乏成事之机，时人对海瑞“不更事”之讥，未必无理。其于王学，陷于独尊自我之境，有失偏颇，违背和而不同之宗旨。
比对北宋神宗时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诸贤，熙宁变法，王安石高才桀拗，借神宗之信任，独断专行，排挤异见，其余诸贤，尽皆被贬。然诸人以道义为共识，政见分歧，不妨私谊，唱和不绝，坦诚进言。得势不为非分之举，于异见者尽显尊重。此乃中华中庸大道模范之显现。
海瑞言行思想及其背景已作如上分析，其于当今读书人之意义，暂作如下论述。
（一）务必担负起阐发民族足于安身立命之道统，并为众人所公认。以此为基础，才可能以道统对抗权力，并重新获得权力认可，由此重新建立士阶层，重塑读书人的社会价值。此道统之阐发应延续历史，由历史中寻求源于天命与土地的形而上根基，由此才能够获得超越个体生命、足以为民族安身立命的道统基础。谨守中庸之道，体验大易生生不息之意味。此为我民族千百年开启之一绝大天地，足以与其他民族并称，为我种族千年历史血脉不断，兆亿生灵安身立命之根本。由此出发，才可能建构奠基于民族生命根底的文化、制度、文艺。
（二）务必行砥砺反省之功夫，消解小我之私，在自我生命中体会大我道统生生不息之道，以此涵养浩然之气，从中发扬出仁、智、礼、义、勇等诸般高尚之品格，由此获得抵御小我受欲望诱惑、战胜权势威逼利诱困境之利器，实现以自我生命彰显大道之使命，呈现悲悯情怀，持圆通之智慧，以“千万人，吾往矣”之勇气，践行仁义礼乐，此为当今读书人重获社会尊重，凝聚民众力量，获得与权势抗衡之力量的关键。
今日之读书人，其病在昧、浮、贪、怯四字。昧于闻道，因而无立命之根基，学术为人，皆浮躁不堪，行为思想，全受欲望指示，因而贪图财货名利，抑或一时的安逸舒适，略有所得，怯意便生，如“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徒增一笑。今权势独大，空前绝后，为现实诸弊端之根源，拯救时弊，以此为病根。然当今读书人上述四病深入骨髓，于权势非但毫无对抗之力，甚至主动阉割对抗之心，视其如主子，逐肥尘而餐冷炙，容朝三暮四之戏弄，以至斯文扫地，全无人形。上述两条，看似空洞无物，无甚紧要，然却是治疗昧、浮、贪、怯四病之根本，此四病得救，挽救溃败之社会，避免生灵涂炭，进而昌盛国运，富民强国，未尝无望。故海瑞之启示，以兹为大。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