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莱辛的人文主义思想

第一节 关于莱辛的人文主义思想之争

1957年莱辛在《宣言》上发表署名文章《个人微小的声音》。在这篇文章中，她明确地自称是人文主义者。“当共产党人的结果就是成为了人文主义者。”她在阐述自己的小说创作思想时，认为欧洲及英国等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如狄更斯、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以及契诃夫等人的作品，是文学的最高峰。19世纪这些伟大作家的宗教观、政治观以及审美观均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营造了一个伦理判断的氛围。他们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都是人文主义者。道德氛围是区分19世纪和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标准。莱辛说她不是在寻找一种过去的伦理价值观，而是“在寻求那种温暖、同情、人性以及对人民的热爱，正是这些特性照亮了19世纪小说并使之成为对人类本身信念的说明”。莱辛由于自称是人文主义者引起了评论家对此问题的关注和对于莱辛是否是人文主义者之争。关于莱辛的人文主义思想评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莱辛是人文主义者，一种认为莱辛虽然早期可以称得上人文主义者，但后期（70年代后）就已经不是，而转向了神秘主义或其他。艾伦·科罗娜·罗斯在谈到莱辛的人文主义思想时认为，和福斯特基于传统的乐观人文主义思想相比，莱辛更贴近于承认现实人与人的隔阂，以及如何建立“连接”的实际行为。她认为福斯特在《霍华德别墅》中展示了一个人文主义的理想画面，试图用精神上的信念去拒绝现实的冷酷，而莱辛却意识到世界分崩离析的现实，从而更关注如何去创造或修复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弗雷德里克·斯特恩认为莱辛是“激进的人文主义者”，是“强烈的政治作家”，但莱辛一直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依据一是因为她没有对马克思整体思想有过分析及描述；二是莱辛及其主人公所发生的从信仰到退党的改变。她的改变是反映人类经验的策略的改变，而不是对人类经验本质认识的改变。他对莱辛早期小说，包括《金色笔记》中的人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对政治坚定的信仰到转变对世界的看法，从对体制的重组和对权力再分配的政治解决，到转向寻求心理意识方面的解决方法，分析了人物的转变，并得出结论：莱辛的人物是激进分子，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男主人公安顿·赫斯（《暴风雨掀起的涟漪》中的人物）读的书是列宁的书，而不是马克思的。他讲到了需要建立一个党组织，但却没有给出列宁式结论的基本理论思想。他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玛莎了解并讲述了很多社会压迫和压迫的形式，但却没有谈到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而这是玛莎一直渴望逃避的最根本的社会弊病。甚至最令人同情、表达最多的共产党人布罗德〔Jan Brod, 《回归天真》（Retreat to Innocence）中的人物〕谈到了斗争的必要性，反法西斯和反犹思潮，谈到了穷人起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从来没有谈到关于社会中人或是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或商品资本主义本质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基础。同时，斯特恩也承认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人物在小说中还没有出现过。因此，莱辛的人物并没有坚定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一种模糊的“自由”观点。他完全同意希尔马·波克姆（Silma R. Burkom）所说的莱辛是人文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莱辛关心的是对人类未来更加人道的可能性的观点，同政治上激进主义者要建立更人道的人类社会的观点并不矛盾。在此意义上，斯特恩认为，无论是激进派、共产党员还是人文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建立这种可能性条件的策略不一样。在写作《金色笔记》的时候，莱辛已经放弃了早期小说中共产党员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所采用的策略，也放弃了托马斯·斯特恩（《暴力的孩子们》中的人物）那种毫无希望的激进的人文主义，而是去寻找一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文主义目标。在斯特恩看来，莱辛对于人类经验的最根本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一直就是“人文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改变的是策略，而不是对于人类经验的重新定义。因此，莱辛从创作伊始，就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激进的人文主义思想。莱辛人物所展现的世界观准确地再现了她描绘的那场运动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这些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激进分子从来就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深邃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完全的了解，因而坠入了极度的失望，试图寻找非政治的途径对一个他们敏感地发现是灾难性的世界做出反应。有些人走向享乐主义，有些人寻求心理重建，有些人盲目信仰佛教，另一些人就转向自由主义。莱辛对于玛莎世界观发展的描述可能就是准确地描述了西方世界的真正的现实。也许他们对马克思多了解一些就不会如此。阿妮塔·迈尔斯也说道：“看看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创作生涯，我们能够在她身上看到一种鲜明的人文主义情感，反映的既不是无可奈何的屈从，也不是愤世嫉俗的冷漠。”

另有一些评论家结合莱辛20世纪70年代科幻五部曲的发表，认为莱辛反人文主义，走向了神秘主义，是对现实的逃避者。米歇尔·马吉（Michael Magie）则认为，她的早期小说“不仅给力，而且真实”，但后期小说却是“我们堕落小说的最好实例”。英格丽·霍姆奎斯特在《从社会到自然——多丽丝·莱辛〈暴力的孩子们〉研究》中，对此前持人文主义观点的学者作了总结。她自己认为，莱辛在小说后期完全背离了早期小说中的人文主义的精神，“背离了妇女和社会主义观点”，是反人文主义的。个人消解在内在自我中，或者说集体中。一是逃避现实，二是追求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内心和自然的融合，这意味着莱辛对于人的潜力的怀疑而不是持有信心，但这又是莱辛的进化决定论的必然逻辑。而这种乌托邦又被神秘主义所解构，从而必然导向虚无。

综合这些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莱辛早期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没有异议，不过在莱辛是人文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方面还存有疑义。而对莱辛后来的转变以及变化的方向争议颇大。其实，正如莱辛自己所说，社会在改变，而她自己思想的变化也在所难免。但是，莱辛的变化和别人不同，一是因为莱辛特别反感“被归类”于某一派别，或不愿囿于某一类别中而作茧自缚，因此莱辛故意采用多种形式来“混淆视听”。二是莱辛的变化更多的是表面上形式的不同，而她深层次的思想基体仍然是一种普世的人文关怀。不过她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她早期所具有的那种狭义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学界对她后来的转变感到不解或有歧义的原因。实际上，莱辛的人文主义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固有含义，这也是为什么莱辛总是强调她小说中的主题都是一样的原因。为了更好地理解莱辛的思想，有必要梳理一下人文主义的渊源、定义、主要流派及其发展变化。这里所要做的不是要给莱辛硬贴一个标签，而是揭示莱辛所有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和出发点，把人文主义理解为莱辛的思想基石，这对把握莱辛的整体思想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人文主义的定义、渊源和发展

人文主义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humanitas最早指的是“人的美德的开发”。这个美德既指我们今天的人性humanity所指涉的理解、慈善、同情和宽恕，同时也和坚忍、判断、谨慎、辩才、荣誉相连，是人生行为，也是思考。通过古典文学教育，包括文法、诗学、修辞、历史、道德哲学的教育，通过互补而不是妥协，所达到的一致性“平衡”，是一种完善人格的教育和政治理想。因此，人文主义者最初指的是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并具有这些美德的人。

人文主义思想古已有之。对于人存在的好奇使人们很早就开始在哲学意义上探索宇宙、地球和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人文主义形成运动却始于遍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它强调人的尊严、智慧和在现世的成就，挑战了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宗教对知识的禁锢和天主教的神权。不过，这时的人文主义并不和神本主义相对立，而只是在“学术风气和文化氛围”上强调人文研究。因此，人文主义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脱离神权的统治，而在于人从完全被动的、无尊严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具有智慧的、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人。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多地体现了政治理想的色彩：它试图通过古典教育，开拓人的潜力，重新塑造具有良好美德的人，并期望通过文化改革，进而推进社会变革，使原本个人的美德扩展至整个国家，实现乌托邦的理想。因此，这时的人文主义运动的目的是一种由文化教育的普及而通向社会完善的思想。启蒙运动时期由笛卡儿到康德开启了对于理性还是感性，经验还是科学的研究。理性被抬高到与上帝平等的地位，甚至等同于上帝。人文主义的发问从人的潜力和智慧能做什么的问题转向了人获取这些智慧的途径问题，从而引发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人性”和“神性”之争。人文主义思想争辩的意义在于力图把人和神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讨论，从而赋予了人以自由，以及观察世界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

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动摇了宗教的基础，人第一次作为宇宙的主体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狄尔泰、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孤独的个人”使对于人的研究从理性转向感性，唱响了人的生命之歌。弗洛伊德更是把对人的研究从意识推进到了无意识层面。而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使对人形而上学层面的思辨研究扎根在坚实的大地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世界改造的功能，提出了“全面发展的人”的观点。马克思根据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考察，得出了必须消灭阶级，人才能消灭自身的异化，从而实现自身的理想。人文主义争辩的意义在于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科学时代。

进入20世纪，人类科学发展的负面效果逐渐呈现，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充分的展示，自己毁灭自己的前景已经初现端倪。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哈佛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和他的好友保罗·穆尔（Paul Moore）为代表的抨击战争狂人的“新人文主义”、以美国著名科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为代表的力图赋予科学人性的“新人文主义”、以法国思想家雅克·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为代表的整体人文主义、以德国的施密特-萨罗姆（Michael Schmidt-Salomon）和美国的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以及英国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以及马克思人文主义相继出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针对20世纪有些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推行其所谓的国际主义政策，实则发动反人性或毁灭人类的战争而提出的。白璧德在其《什么是人文主义？》《卢梭和浪漫主义》《两种类型的人道主义者——培根和卢梭》《国际主义的崩溃》等一系列文章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文主义。他指出人们混淆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区别，从而为滥用人道主义留下了空间。人文主义者应该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与选择之间游移，并根据调和这两个极端之比例的程度而变得人文”，也就是说，人的美德就是指协调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人通过他这种融合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显示其人性，也显示其高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本质。”人文主义者关键是要有内在制约，就是“对任意欲望的控制”。人文主义者必须要有“在同情和选择两者间保持一种正确的平衡”，其心智要在一元论和多元论，也就是“在统一与杂多之间”保持平衡。而人道主义“几乎只把重点放在学识的宽广和同情心的博大上”。人道主义的“泛爱”观点可以追溯到培根对于知识的功利性追求和卢梭感情放纵的自由主义论调。这导致了人内心的道德混乱，“制造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并引上了“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而成为战争的根源。白璧德把人文主义同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虽然由于白璧德观点的保守性背离了当时以“进步”为标志的主流观点而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但其强调“内在制约”的美德、“经验”、意志与想象相互作用等观点在美国和欧洲，甚至亚洲，包括中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吴宓等学者对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推崇和将其与儒学结合的尝试从某种角度说明东西方在人文精神方面的相通。

萨顿一生致力于科学史的研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他针对有些科学家只从物质层面来理解科学的现象，强调了科学的精神，也就是历史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他说：“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把历史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将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批判了把科学研究和对人的研究对立起来的二元论，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人，而且也“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无论看上去多么抽象都“充满了人性”。“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他特别指出，教育的目的就是填补科学和人性之间的鸿沟。萨顿对科学具有人性的观点对于弥合由于科学发展而带来的科学和人文的隔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

20世纪中叶的人文主义思想：萨特的人文主义思想。萨特在1946年针对各方面对于存在主义过分渲染恶，就是反人性的指责，发表了《存在主义就是人文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理论，详细阐述了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他认为，如果没有上帝，那么，唯一可以确认的存在就是“人的现实”存在。人最初什么也不是，直到后来成为他自己“制造”的人，是他之所“意愿”的人。也就是说，人必须“选择自己”，同时，他“也在为所有人选择”。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也就是说，他要完全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同时，也因为选择，而为所有人负责。这就是人的主体性。因此，萨特说，“我们的责任比我们所以为的要大很多，因为它关系到全人类”。正是由于人肩负着选择的责任，不仅为自己，也为人类，所以人才有“痛苦”。痛苦源于责任。而人在被抛向世界的时候，因为没有上帝而无所依靠，没有可资借鉴的善或恶，只有自由，而“人就是自由”，他自由选择一切，要为一切负责。此外，除了人的行为，没有别的现实。“人除了他的目的，别无所是。他只存在于他实现自己之时，因此，他只是他行为的总和，别无所是，除了自己生活的样子，别无他是。”这里，萨特的行为论和马克思劳动的观点接近，但却并不一样，因为萨特强调的是个体劳动的总和，而马克思强调的是人在劳动中同劳动对象由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关系。萨特的着眼点在个人，而马克思的着眼点在社会关系。虽然萨特后来也谈到了人在社会中的“限制”，但他一是强调人是生活世界的人，所以人受其生活世界的限制；二是人对于这些限制要么是超越，要么是扩大，或否认，抑或适应。因此人的目的具有普遍性，人与人才能相互沟通和理解。

关于马克思对于人的问题的论述，1965年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出版《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国际论丛》，收录了世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领军人物以及英美等左翼学者撰写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者主要是依据马克思早期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人文主义的论述，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伦理维度，反对阿尔都塞所提出的人文主义就是意识形态的论调。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客体构成了人所生活的世界，以无意识方式作用于人。弗洛姆从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犹太-基督教理论和佛学等宗教理论汲取营养，强调基于“对于形成社会基础的经济、政治和心理进行动态分析”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理想。他认为，虽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谈到了社会变革，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第一次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知识和行为、精神目标和社会制度不可分割的主张，从而终结了人类所谓的“前历史”，开创了“人的历史”，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互为因果。人之所以成为他所是，不是因为潜意识中没有这种潜力（潜意识中具有所有人之为人的可能性），而是哪些潜能得到了开发，哪些没有，这取决于人所生活的社会。作为社会人，社会需要转变为个人的需要，因此我们的意识主要代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而我们的无意识代表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普遍性。他说，“我就是每个人。在发现我的同胞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相反也是一样。在这种经验中，我发现了人是什么，我发现了 ‘一个大写的人’。”弗洛姆的人文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20世纪后半叶的人文主义思想：后现代理论家们大都对人文主义持反对态度，主要以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和米歇尔·福柯为代表。他们承继了海德格尔对于“此在”的强调，认为人文主义是以一种超越个体的普遍人性的存在为基础的，消弭了社会中的个体差异，因此认为传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妄。不过尽管如此，人文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仍然势不可当，其趋势是和科学、自然等结合起来，几乎成了无所不包的人文主义。如德国的施密特-萨罗姆、美国的布罗克曼以及英国的赫胥黎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把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结合起来，批评对人的生物学基础的漠视态度，论证人与其他自然界生物一样，是自然生物的一部分，所以必须服从自然界的生物规律。根据甘绍平的研究，这种新人文主义的主要观点为三：一是完全否认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以及由此而推出的人类所独享的“尊严”，认定人类超拔于万物之上的说法不过是物种主义的诡辩。二是人栖居于一个空无意义的宇宙之中，完全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三是人是一种有自利冲动的动物，因此具有一种趋乐避苦的生物本能。其“兽性”需要我们建立制度进行“伦理调适”。其他还有儒学人文主义，等等。

综上所述，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初的几百年间，从最初把人看作上帝的奴仆（文艺复兴时期争取自由解放）到等同于上帝（启蒙时代理性/科学至上），直至抛弃上帝（尼采等感性理念/超人至上），一直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正如布莱恩·奥迪斯（Brian Aldiss）所说，“我们自认为是智者，我们最大的荣耀是我们的头脑。这样思考似乎并不是特别好。大脑擅长的是产生幻觉。”幻觉让我们人类狂妄自大，以为可以统治自然，统一世界。请看伊波利特·泰恩（Hippolyte Taine）笔下1862年的伦敦景象：“每个时刻，人类的印记和存在，他对自然的改造的力量越来越明显。码头、仓库、造船和修理船坞、工厂、居民屋、半加工材料、堆积的物品……在格林威治上面，河流变成了街道一样：在两排高楼之间，在一英里长，不止一英里宽的河面上，数不清的船只，在上游和下游来回穿梭……在我们西边，森林一样的桅杆和索具从河流中延伸出来，船只来来回回，有的在等待，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停泊抛锚，显映在房屋烟囱和仓库的吊臂中间——一个巨大的骚动、有序的庞大劳作机器。他们被包裹在透着光照的雾霾之中……这里没有任何自然的东西。”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巨变所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和金钱至上所导致的道德沦丧，特别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迫使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文主义的含义。因此，20世纪初，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在理性/科学和感性/超人之间摇摆。如何处理自由和束缚之间的关系、寻找维持平衡的途径开始成为诸多人文主义者思考的对象。白璧德的“内在制约”论预示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内部转向，开启了人文主义思想的道德维度；海德格尔把人从形而上学的神坛拉回到了“人的生活世界”，以“此在”作为人存在的唯一维度，夯实了个体性探究的基础。20世纪中叶，核爆炸和希特勒的暴行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警醒了人类，促使人类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重新思考人类和自然、宇宙的关系。萨特的人文主义思想探究了人类自由和责任的关系、弗洛姆的人文主义对于人的潜意识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以及新时期人们对于自然和科学的认识，等等，都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开辟了新的维度和新的视角。莱辛就是在前人思想的滋养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想。

第三节 莱辛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

在莱辛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她的近60部作品显而易见都渗透着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注。她的立足点就是基于“人”本身的思考，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人类世界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莱辛是绝对的人文主义者。不过莱辛思考的对象“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生活在人类世界的活生生的人，是海德格尔“此在”的人，是马克思实践的人与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弗洛姆具有精神维度，具有潜能的社会人，也是萨特具有自由选择权利，肩负责任的人。莱辛的人文主义既不是传统的旧人文主义，也不同于现代的新人文主义，而是汲取了从古到今各种人文主义的合理内核。这和她一贯秉持的反对单一性思维的理念一脉相承。她20世纪90年代在巴黎接受采访时曾就各种主义的话题说过，所有的那些理论争辩，从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60年代的“女性主义”、80年代的“东方主义”，一直到90年代的“生态主义”都有一些好的方面是我们大家都赞同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却非要“选择某一个阵营”呢！“我所有的作品都表明了，有时候尽管我不是有意的，我们身上存在着无法表达的一面，它比我们试图导引进的理论通道更为强大。在某些方面，我们成了完全忽视其存在而行动的傻瓜。”这个“无法表达的一面”，莱辛随后暗示出，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本性中的潜能。这种潜能，正如许多学者所做的那样，很容易理解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但实际上，莱辛的所指要广泛得多。它不仅包括潜意识，而且更包括人之所以为人的共同人性，但这种人性依赖于生活经验的开发，依赖于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从而走向善还是恶，否则就成了后现代理论家所批判的形而上学的虚妄。这种共同的人性就是我们立足的根本。基于此，莱辛展开了对人的思考。她没有一部堪称理论的著作，但她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用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每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她人文主义思想某一个侧面的表达，而正是在此意义上，莱辛说自己所有作品的主题从来就没有变过，因为它们都服务于一个主题，那就是以人人平等、自由为根基，以完善自我，以世界大同为理想的人文主义思想。确切地说，她每一部作品实际上都是她人文主义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检验。通过人文主义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对比，引导读者获得思想认识上的提升，从而实现自我完善，而这是人类思想进步的基础。

人人平等和自由的理念。

莱辛的人文主义思想起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从莱辛的文化、家庭和社会背景可以看出，殖民地社会的不平等是莱辛最早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伴随她长大，并挥之不去的阴影：虽然她享受着英国白人的特权，但她的家庭又遭受着更富有白人的压榨；她享有白人的自由，但又受制于种族歧视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和黑人或荷兰裔小伙伴玩耍；她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灌木丛中打猎嬉戏，但又必须学习英国中产阶级淑女的行为礼仪。凡此种种使莱辛对平等和自由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而她的读书嗜好又为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打开了大门。莱辛之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如同她自己所说的，纯粹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宣扬反对种族主义，要求人人平等，并描绘了一幅人人可以自由发展的美妙图景。而她最初在英国由于经济窘迫和“外来人”身份的遭遇，以及目睹的阶级差别所经历的失望，也在共产党组织的怀抱中得到了慰藉。“共产主义是一个伟大美妙的远景，比仅仅消除贫困和重新分配财富等要远大得多。在这个远景社会中人人都非常重要，没有对种族、阶级或信仰的强调，没有互相伤害。每个人都有机会和权利发展自己。这是一个梦想，这是人们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也是我自己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由此可见，莱辛从一开始入党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表达了自己心中人人平等、自由的愿望，以及实现世界大同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而她所接触的共产党人也是当时她心目中最能体现这种理想的最优秀的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一次让莱辛意识到社会改变，以及这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虽然她此后经历了困惑、怀疑，并最终退党，但她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理念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当共产党人的结果就是成为人文主义者。”

因此，莱辛早期的作品既可以说是一种自发的基于个人经历的人文主义理念的流露，也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人文理想在现实中的追寻实验。我们看到在《青草在歌唱》中，莱辛通过白人妇女玛丽的悲剧，不仅揭示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不平等，也通过描述那些通常被忽略的贫穷白人的生存状况，凸显了殖民主义政策和种族歧视制度对人，不仅是黑人，也是对白人妇女、白人男人人性的扼杀过程。《暴力的孩子们》通过白人女孩玛莎的成长经历，讲述了殖民地社会中白人女性试图冲破家庭、婚姻、政治组织等各种枷锁、追求自由和平等、积极改变现状的努力。莱辛说，通过这部小说，她“想解释一下当你睁开眼看到的就是战争和人们之间的仇恨，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做一个人是怎样的”。这一时期，莱辛的短篇小说也体现了莱辛的人文主义思想。她试图证明，人种在人性方面都是相通的。无论黑人、白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具有共同的人性——爱、恨、情、仇。他们都向往幸福。压抑人性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窒息人的落后的思想观念。而对于后一点的认识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莱辛的意义。从经济到政治，马克思主义开启了莱辛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认识，莱辛意识到了社会制度对于人性禁锢的根源，同时也使莱辛具有了作为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莱辛为什么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试图以政治途径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因。不过，后来斯大林的一系列做法使莱辛的政治理想破灭，她愤而退党。她政治立场的转变合情合理，因为她追求的是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政治游戏。“我对政治着迷，但我不再相信那些宏大的玩弄辞藻的事业。我对较小的、实际的目标，就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更感兴趣。”莱辛对空谈的厌恶和务实、立足于解决人类现实问题的思想一览无余。此后，她陷入了迷惘之中，她找不到实现自己人文主义理想的途径。

人的自我认识和完善。

莱辛人文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拓展来自于沙赫苏菲主义思想的启迪。尽管在接触到沙赫著作之前，莱辛就已经通过弗洛伊德、荣格等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和主张，对意识和潜意识领域有所了解，但真正触动莱辛的却是沙赫的思想。苏菲主义有关意识层级逐步提高的自我完善理论，兼容并蓄、没有界限、与时俱进、随境而生的包容思想，以及采用故事形式的教育方式等使莱辛豁然开朗。东西方的经典也在沙赫思想的映照下融为一体，对莱辛具有了特殊的含义。此时，莱辛的人文主义思想增添了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深度和精神意识的维度，产生了认识理论上的飞跃。同时，沙赫更以自己的博学多才和人文情怀为莱辛树立了完善的“人”的榜样。莱辛多次提到，沙赫的著作改变了她的一生。这也是为什么自恃高傲的莱辛甘愿称自己是沙赫的学生的原因。沙赫使莱辛认识到，除了政治途径，改变社会还可以从“我”做起。人可以通过思想意识的提高来完善自己。而身为作家，莱辛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通过帮助人们认识自我，而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

自此，莱辛开始了全新的创作。如果说，莱辛早期的作品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文主义者的创作实践，那么莱辛自此以后的创作就是以人意识层级的提高为目的，引导读者认识自己、反思自己、理解他人、认识世界的心灵之旅。

莱辛是从反思自己开始的。《金色笔记》是莱辛思想转折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实际上，这本小说可以说是莱辛对自己前面生涯的一个汇总，一次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前四十年人生的结晶，一次自我反思之旅。我们看到，在这本小说中，莱辛用四个笔记的方式对自己青年时代在非洲的生活、政治活动、爱情和婚姻的体验以及内心的彷徨和焦虑作了分析与解剖。在展示心理真实的同时，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和主义也进行了详细的图解和解构。此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危机，如殖民主义社会制度、政治机构以及男权意识对人性的异化和摧残，艺术家的良知和商业大潮的碰撞对人内心的冲击，等等，通过分裂的小说形式和混乱交叉的时间安排和人物的重叠进行了充分展示。读者在跟随主人公安娜走过她精神的一次次危机的同时，也在经历一次次精神的历练和灵魂的洗礼。在其中，莱辛借安娜的口进一步阐述了对于“何为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安娜在和杰克谈到人文主义的时候，认为对异化状态、自我分裂视而不见，而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好人，把工作做好是不够的，是“对人文主义的背叛”。“人文主义代表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个体，他尽可能努力去了解宇宙中的一切，并为之负责。”实际上，这就是莱辛为自己定下的创作目标，也是自己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宣言。

“完整的人”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这一思想，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根据庞世伟的研究，马克思所谓人的全面本质是指人所有感官和器官同外部世界关系的总和，也就是既包含“自然-感性”也包含“社会-精神”的本质的总和。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就是一种按照人的意愿所达到的“人的现实的实现”，也就是后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所阐述的“全面发展的人。”韩庆祥认为马克思对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进行历史考察，探寻全面的人的实现和实现方式。不过，莱辛并无意去探讨“完整的人”的具体含义。实际上，从莱辛的话里可以看出，“完整的人”对莱辛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所谓完整的个体，即是宇宙中的一个完整的个体，是宇宙的一部分。他/她既是自由的，也肩负责任。他/她只独善其身是不够的，还有义务去了解自己，了解所处的世界，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为人类的福祉负责，因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要有总体的观点和全局的眼光，要有从自身个体看到宇宙的气魄和能力，也就是要具有从物质和精神内外两个维度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能力。

《金色笔记》之后，莱辛又开始了从“完整的人”的角度引领读者的探索。这次她把笔触伸向了精神领域，如她的“内空间小说”。实际上，在《金色笔记》中，在心理分析理论和当时高涨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影响下，莱辛已经借助于莉迪亚·科尔里奇的疯癫以及安娜的自我分裂等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在作品中就疯癫、梦幻等意识与潜意识的问题借助于和心理医生苏格大妈的谈话进行了讨论。《金色笔记》中的莉迪亚·科尔里奇显然是安娜潜意识的自我。作为朝向“完整的人”的努力，安娜对自己的潜意识展开了分析：她从一个疯癫者的视角对女性、对婚姻进行观察，探索自我分裂的精神原因。在“内空间小说”中，莱辛的探索更深入，更全面。在《简述地狱之行》中，莱辛利用疯癫的形式，从男主人公的潜意识角度对人的意识层次作了细致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机构对人的精神的影响。在《四门城》《简述地狱之行》《幸存者回忆录》，以及后来的“外在空间小说”五部曲中，莱辛把苏菲主义的有关思想具体编织在小说的篇章结构中，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苏菲故事来对外在现实和人的内在意识进行深层次的挖掘。莱辛借助小说创作对现实中的各种人物进行剥笋式的解剖，把他们放置在各种环境中“晾晒”，经历各种生活的磨难和考验，并记录下自我意识多种形式的反应，从而引领读者在“九九八十一”难后，获得精神上的新生。用莱辛的话说，就是读了她的书的人，“就像洗了一个文学澡”，从而引发他们转换以前的思考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莱辛的小说要么是乌托邦式的结尾，要么预示着灾难的来临，但正如梅尔文·马多克斯（Melvin Maddocks）所说的：“这些故事的至诚和绝妙的直白最终并不令人沮丧。甚至可以赞许地说，读完莱辛的一个故事，如同经历过生活痛苦的一页，之后，读者感到的只是一种幸存的狂喜。”许多批评家把它解释为莱辛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遗毒”，显然是“政治正确”的思维使然。

人的自由和责任

在后期的小说创作中，莱辛继续推行自己的人文主义理念。只是她的观察视角更广阔，创作风格更多样化，表达方式相对于早期的小说而言，更成熟、更富有哲理。莱辛在“内空间小说”中着重探讨了社会机制和关系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引起的反应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了“外空间”探索。这不仅是指五部曲小说表面上的外太空背景，更喻指人同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其他宇宙星球，以及自然环境的息息相关。通过小说，莱辛不厌其烦地试图证明，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和他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相互联系，互为依存，个人和自然、地球的发展变化和宇宙空间的变化互为因果，息息相关。因此，每个人是自由的，同时也负有对他人的责任。否则，其后果就如小说中所揭示的那样会造成整个地球的毁灭。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莱辛改变了方式，或以寓言、戏剧等的形式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渗透在动人感伤的故事中，或以空间地域为载体，运用陌生化等叙事手段，在或荒诞，或平淡的故事中阐释自己的思想，引导读者在错愕、震惊或不解之余，对人的能力或潜力、自由和责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前者如《第五个孩子》《本，在人间》姊妹篇，以及《好恐怖分子》，就在本和爱丽丝等的悲剧中，凸显了社会机构和父母的责任缺失所造成的青少年问题，诠释了自由和责任的连带关系。后者如《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丹恩将军和玛拉的女儿，格里奥以及雪狗的故事》姊妹篇，以及《裂缝》等，在貌似荒谬的历史陈述或不合理的传奇故事中，就深刻地阐明：人只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是宇宙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人拥有自由，但同时也负有责任。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衡关系，过度开发和狂妄自大将会招致自然的报复。在这些作品中，莱辛也对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表现出了极大忧虑。在小说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人类不负责任的放任自己、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各种高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恶果。莱辛试图用历史的教训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以及对知识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她的作品中弥漫着对现代化工具的不信任和对其后果的担忧。其实，面对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发展，莱辛早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它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它巨大的负面作用。如关于计算机互联网，她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头脑已经被技术损害了。我遇到的孩子似乎没有能力读一个长句，更别说一部长篇。”她还谈到了四百年前当印刷术发明的时候，人类就丧失了“记忆”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会依靠各种书籍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孩子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刺激，这也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佛教徒，以抵御外界的喧嚣。

总之，莱辛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文章中，都关注个人的自我完善，关注着人类的整体福祉。正如阿妮塔·迈尔斯所说：“从多丽丝·莱辛女士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身上的人文主义……她的远见卓识留下一个全新的光晕和极为深刻的希望和满足的气氛，以至于人们仍然对未来充满希冀，未来一定会更好、更幸福、更静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