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在社会生活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情况下，国际国内面临的问题也相互影响和交织在一起。

从国际形势看，国际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底由突尼斯一个失业大学生与警察发生的冲突造成的偶发自焚事件，成为引爆的导火索，导致中东北非一系列国家的社会骚乱、政治动荡、军事内战和政权更迭，震动了全世界。这些发生政治动荡的中东北非国家，本来近十几年来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人均GDP多数也都跃居世界中上国家的水平，有的国家还比较富裕，但长期积累的贫富悬殊和青年人的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成为引发动荡的社会深层原因。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当前社会问题的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治理体制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社会治理体制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迫切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我国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流动加快，管理好巨大流动人口任务繁重

改革开放后我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但我国并未出现巴西、印度等一些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严重贫民窟现象，这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个成就。但多数城市的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体系，在户籍、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面临很多困难。进城流动人口大多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和地下建筑，多数城市过去按照城市人口配备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也没有根据新的人口布局进行调整，往往造成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乡接合部的管理力量非常薄弱，由此而引发的偷盗、抢劫、黑社会、贩毒吸毒、卖淫嫖娼等社会问题，在一些流动人口大规模聚居的地区比较突出。管理好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涉及社会治理体制的方方面面，任务十分繁重。

2．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持续增多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继工业化之后，城镇化目前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强大动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各地的重要发展目标。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又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到2010年，在GDP当中，农业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只有约10%，而农业从业人员在全国从业人员中的比例还有38%，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还有52%，这已经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了。在土地增值成为地方经济重要推动力和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刺激下，新一轮“土地置换”形成热潮，大规模圈占农地和强行拆迁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增多，由此引发的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如何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非农化的过程中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防止和杜绝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发生，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3．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突出

我国初级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下降，预计近期将会转变为负增长。与此同时，虽然理论上农村还有两亿多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但由于农业劳动老龄化现象严重，农村老年劳动力与初级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青年劳动力需求难以匹配，致使2004年以来间断出现的“招工难”问题常态化和加剧。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进入快速上升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也明显增强，不愿再返回农村生活和难以在城市留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原材料价格的提升和人民币的升值，都在压缩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影响企业主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当前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非常突出，劳动关系冲突显化。2010年，以南海本田工厂为代表的一些以加薪为目标的集体停工事件，产生了“蝴蝶效应”，波及沿海其他地区，全国先后发生数十起规模较大的集体停工事件。而富士康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令全社会震惊。这些事件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对和谐体面劳动关系的渴望。因此，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协调好劳动关系，把劳动关系冲突纳入法制轨道加以规范、调解和处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4．农村基层财政力量薄弱，一些地方的基层干群关系需要理顺

我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政总体情况转好，但全国多数地方县以下基层财政仍相对薄弱，相当一部分乡镇财政在高额负债运行。取消农业税以后，一些农业生产地区的基层财政主要靠转移支付，财政状况更加困难。在一些地方，基层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情况比较突出，各种需要地方财政配套拨款的社会事务较多，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严禁“乱收费”，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财源的情况下变换名目向群众收费的问题仍屡禁不止。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历届政府积累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基层往往容易注重当前政绩并遵行“今朝不理前朝政”规则，致使当前涉及基层干群关系的问题较多，甚至形成民怨。近年来，关于群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出现从中央到基层逐级下降的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乡村空心化和凋敝现象，乡村产业空了，青年人走了，富人到城市买房居住了，干部也不在乡镇居住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处理好基层干群关系，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的大问题。

5．基层治理体制发生变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弱化

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础，过去比较依赖于工作“单位”，“单位组织”也是过去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现在，绝大多数城镇从业人员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治理的摩擦成本大量增加，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贯彻和落实，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调解和解决，都受到阻碍。比如税收、治安、民政、社保、就业、卫生防疫，以及征兵、献血这样的社会事务，现在仅靠“单位”已很难贯彻落实；另外基层发生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现在无法“解决在基层”，对老百姓来说，“打官司”成本太高，而且相当一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而找基层政府反映诉求，现在又强调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所以越级上访、到北京上访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群众上访和地方政府拦截上访形成尖锐冲突。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普遍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情造成群体性事件。所以，如何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形成有效地把问题化解在基层的社会机制，是社会治理体制需要探索的新问题。

6．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问题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

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格局，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国家的特点：一是我国是在平均计划分配制度基础上演变成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分配状况和政策取向变化很大，民众对收入分配的看法分歧也很大；二是除了市场分配的差距，在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方面也有很大差距，如不同地区之间同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不仅民众对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有意见，干部群体对目前的分配体制也有诸多怨言，而且根据调查，同一些收入差距客观程度相当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民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观不满程度要高得多；三是面临一些调整收入分配的两难问题，例如一方面群众对一些国有垄断企业负责人的高额年薪问题反应强烈，另一方面我国国有垄断企业人才又面临国际垄断企业猎头公司的争夺；四是一些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现象将贫富差距问题在人们心理上进一步扩大，造成一些“仇富”现象。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妥善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理顺收入分配的秩序，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必然要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这既需要勇气和远见，也需要智慧和社会治理的技术。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那么最大的尚未解决好的问题恐怕就是收入分配问题。

7．群体性事件问题突出，各种新型社会风险需要高度重视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问题在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尽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大多数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反映的是民生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如提升劳动福利和待遇、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抗议企业环境污染、追究医疗事故责任等等。这些事件，有的属于侵害职工和群众利益造成的“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也有的属于社会普遍不满情绪的宣泄造成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难以预测、扩散迅速、容易引起大规模混乱的现代风险的特点，值得特别关注。另外，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一些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也多具有难以预测和容易引起民众恐慌的现代风险特点，需要高度重视。

8．社会转型加速，社会治安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社会流动加快，各种社会治安问题也呈现多发态势，社会治理面临诸多难点。尽管各级公安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厉打击各种犯罪行为，但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新型犯罪持续增多，特别是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各种侵财犯罪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转型期的一项长期任务。

以上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是在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因结构冲突、体制摩擦、规范空白、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的，也有的是快速发展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历史积累和遗留的，还有的是因我们工作缺位、方法不当或某些工作失误形成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