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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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佚诗的整理与思考

1914年1月,郭沫若抵达日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1923年3月,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完成学业毕业并获得医学士学位。1924年11月,他偕一家人回国,结束了在日本十年的留学生涯。

在留学日本的十年间,郭沫若一边学习医学,一边却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首先是诗歌创作。引发了他诗歌创作欲望的直接动因,是与安娜的相识相恋。在此之前,郭沫若有一些零星诗作(散见于书信和后来所写的自传中),是以古典诗歌形式作成的,从为安娜写诗开始,他运用了自由体的诗歌形式进行创作。1919年、1920年前后,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潮期,他不再仅仅为爱情而创作,为表现自我而创作,他用自由体新诗的形式,为“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找到了喷火口和喷发的方式”。

1921年8月,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出版,紧接着又有《星空》结集出版。《女神》成为中国新诗历史的一个重要起点,郭沫若也成为中国新诗坛最具创造性与影响力的诗人。

《女神》甫一出版,就成为被评论与研究的对象,迄今九十年。《女神》研究,从开始时仅仅是就这部诗集而论,逐渐发展成为关于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创作的研究。事实上,《女神》原本就非一般意义上的一本诗集,它是由作者从自己在“五四”前后一段时间内所创作的全部新诗作品选编而成。郭沫若的这一段诗歌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变化的,《女神》也分作三辑,它们之间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与创作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当人们把对《女神》的研究,延伸为对于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创作(或者前期新诗创作)的研究时,在很多情况下,都走入一个误区:将《女神》(包括《星空》等结集的诗作)等同于郭沫若前期的新诗作品。

《女神》《星空》等诗集是郭沫若自己选编的诗歌作品选本,并非研究意义上的选本。在《女神》《星空》等诗集之外,还有大量郭沫若同一时期的诗歌作品散佚在报刊上未汇辑成集,它们包含了许多《女神》《星空》等的文本中所未能传达出来的历史信息,譬如:散文诗、宗教题材的诗、口语体的诗、写实手法的诗等等。所以,仅以《女神》《星空》而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或者把它们单纯地视为一部独立创作的诗集(这两种情况在郭沫若研究中是相当普遍的状况),而没有把那些佚诗纳入学术思考的视野中,当然就显露出很大不足。这固然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但也应该说更是一种学术上的疏漏。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要将郭沫若《女神》时期散佚在报刊或文章著述中的诗歌作品收集整理起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迄今为止,只有上海图书馆编纂的《郭沫若著译系年》、成都市图书馆编纂的《郭沫若著译系年索引》(收《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记录了这些散佚诗作的篇目,但二者均有许多缺失。邓牛顿曾将散佚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的郭沫若的新诗作品辑录刊发出来(《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但其本身即有遗漏,且郭沫若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诗作亦只是其当时创作的一部分作品。

为弥补这一历史缺憾,我将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时期创作的诗歌作品,除结集出版之外的佚诗,经钩沉、整理、校勘,汇集起来,共得77篇95首。这些诗作与《女神》《星空》《前茅》一起,可成为郭沫若留学时期诗歌创作的“全本”这些佚诗已经与初版本《女神》的文本一并收入《〈女神〉及佚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其篇目分作三辑抄录如下:


第一辑

牧羊曲

箱崎吊古

抱和儿浴博多湾中

两对儿女

某礼拜日

一个破了的玻璃茶杯

黎明

晚饭过后

为和儿两周岁作

壁上的时钟

呜咽

解剖室中

芬陀利华(白莲花)

读《少年中国》感怀

泪之祈祷

宇宙革命底狂歌

雷雨

香午

葬鸡

狼群中一只白羊

我的散文诗

泪湖

孤寂的儿

我的狂歌

题《一个流浪人的新年》

谢了的蔷薇花儿

昨夜梦见泰戈尔

驯鸽与金鱼

大木语

两片子叶原作为日文。

我们的花园

月光曲

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垂钓者

木杵

弄潮儿

为《创造日》停刊作

寂寥


第二辑

镜浦

落叶语

冲冠有怒

月下

蔗红词

吊朱舜水墓

一位木谣

登操山

晚眺

博多湾

新年杂咏五首

怨日行

游太宰府

重游太宰府

少年忧患

纪事杂诗六首

川上江纪行二十韵

日之夕矣


第三辑

新月与晴海

叹逝

夕阳时分

重过旧居

创造者

伯夷这样歌唱

白鸥

月下的故乡

哀歌

诗二首

失巢的瓦雀

白玫瑰

新月

与成仿吾同游栗林园

寻死

夜哭

十里松原四首

春寒

采栗谣三首


第一辑所列入篇目,为在报刊上发表之后,未曾辑入郭沫若编订出版的任何一部诗歌专集的散佚自由体新诗,包括散文诗、诗剧、儿歌等不同诗歌体裁。第二辑所列入篇目,为旧体诗作。第三辑所列入篇目,为见之于郭沫若文章、作品、书信中的诗篇,以及在报刊发表后曾辑入其诗歌作品合集的诗篇。

关于这些佚诗的整理,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需要特别说明:

其一,“留学时期”这个时间段的确定。

收集整理这些佚诗的时候,我原本使用了“《女神》时期”的概念,因为这是郭沫若研究中一个关于历史阶段的时间概念,并非严格依据诗集《女神》创作起讫的时间所做出的界定,所以也可称五四时期,是一个模糊性的时间概念。它实际上成为郭沫若新诗创作研究一直在沿用的时间段的划分。

然而,考察郭沫若诗歌创作活动的轨迹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时间段的划分,并不符合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它基本上只是依据了新文学史叙述的那一个大的历史脉络。郭沫若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开始写自由体诗歌的时候(不是指发表),“胡适们在《新青年》上已经在提倡白话诗并在发表他们的尝试,但我因为处在日本的乡下,虽然听得他们的风声却不曾拜读过他们的大作。”《我的作诗的经过》,东京《质文》月刊1936年11月第2卷第2期。他的写作实践与国内新文学“尝试”新诗创作的历史场景并无关联,而是与他个人的日本生涯密切相关。同时,他是时的旧体诗写作与自由体诗创作也并不能截然分开。所以,我以“留学时期”,作为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活动一个时段的划分。辑录、整理的这些佚诗最早的创作于1914年,最晚的一篇写于1924年。

郭沫若的留学生涯长达十年,可以说始于学医,终于为文。正是经历有这样一段人生体验,才有了他最初写诗的冲动,有了他从开始的只是为爱情而作、为表现自我而作,到为“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找到一个喷火口和喷发的方式,进而弃医从文,踏上文学之路的过程。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从内容、审美追求到艺术风格,尽管也经历了“泰戈尔式的”“惠特曼式的”“歌德式的”三个阶段的变化,但它们都与他的留学经历和他在日本所置身其间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标志,这成为郭沫若文学生涯的爆发期,也是他新诗创作最辉煌的时期。1924年从日本回国前后,郭沫若的思想开始了一个转换期的变化。回国不久,他即投身于社会革命运动,从而走进人生旅程一个新的阶段,他的诗歌和文学创作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所以,无论从人生之路还是从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之路的角度而言,“留学时期”都是郭沫若生平活动中一个具有特别意义和特定历史内容的时间段。

其二,郭沫若留学时期佚诗的辑录、整理,应该涵括其作于这一时期的全部旧体诗。

从《女神》开始,郭沫若结集出版的诗歌作品均为自由体新诗,而从对《女神》的研究开始,论及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也都以其新诗作为研究对象。这当然是由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也包括中国现代诗歌发生、发展)的历史态势所决定的,也是中国新(现代)文学史的叙事原则所决定了的。因此,旧体诗词一直未被纳入文学史叙述的视野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范畴。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的一个缺失,也是一直以来郭沫若研究的一个缺失。郭沫若的文学活动,他的诗歌创作,当然应该包括其运用古典诗歌形式的创作。

撇开形式的新旧不论,郭沫若留学时期所创作的旧体诗,从题材、内容到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与他同时期的新诗创作密切相关,有些更直接成为其新诗创作的题材,或者径直被改作为新诗。譬如:《新月与白云》(最初发表时分为《新月》《白云》两题)中的《新月》一诗,即由旧体诗《新月》改作而成;旧体诗《残月黄金梳》(《别离》)曾改译为自由体一并收入《女神》。郭沫若的一些旧体诗作也从审美的意义上表现出过渡于新旧之间的一种联系。

事实上,郭沫若自己并未将这些旧体诗尘封起来,虽然他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主张新文学排斥旧体诗词的。早在1933年,他为回顾自己最初的文学创作所撰写的《自然底追怀》一文中,就特别追记了创作于留学时期的11首旧体诗。1959年在编订《潮汐集》时,他又选录了这一时期创作的10首旧体诗。在第二辑辑录的郭沫若留学时期旧体佚诗,涵括了已收入《潮汐集》之外的所有篇目。

其三,郭沫若留学时期的文章、作品中包含有一些诗作,它们应该被收集整理出来。

郭沫若以诗歌创作踏入文坛,他在本质上也是一位诗人,所以在他发表的小说、散文、书信、戏剧作品,甚至文艺论著等文本内,有不少诗歌(其中诗体的形式是多样的)散佚其中,构成相关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诗歌除少数与情节、人物密不可分外,大多又可以独立成篇,理应被视为郭沫若诗歌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是郭沫若研究一直所忽略了的一个问题。

其实,郭沫若自己并没有忽略这些诗作,他从中遴选过不少篇目作为独立的诗歌作品,编入诗歌专集中。譬如:收入《女神》中的《春蚕》,出自他1920年7月26日致陈建雷的信;收入《沫若诗集》中的《夕阳时分》《失巢的瓦雀》,分别出自他1921年10月6日致郁达夫的信、小说《歧路》;收入《潮汐集》中的《新月》《赠达夫》《采栗谣》,分别出自论文《儿童文学之管见》、散文《达夫的来访》、小说《行路难》等等。

所以,这里汇集整理了郭沫若留学时期所创作发表的文章作品中所有可以独立成篇的诗作,包括他在编辑《创造》季刊时撰写的几则《曼衍言》。关于这些文中的诗作,哪些可视为独立成篇者,或许会见仁见智。

从数量上看,郭沫若留学时期的这些佚诗与其收入几个诗歌专集的同期诗作数量大致相等,这本身已经十分值得关注了,但更值得思考的意义还不在于数量。这些佚诗,与已经入集的诗作,构成一个整体——郭沫若留学时期诗歌创作的整体。这会让我们阅读到郭沫若留学时期诗歌写作的全过程,会对这些诗歌作品有一个整体上的感受和领悟,会引发出在这些诗作之外的思考:

《女神》究竟缘何而来(尽管被研究了几十年,这个问题并未理清)?

一个中国青年在日本九州地区留学,写出了一部成为中国新诗史重要开始的新诗集,这意味着什么?

郭沫若所生活于其中的日本社会与日本文化,对于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郭沫若的诗歌写作中,他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多样的尝试,它们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选择?

……

诸如此类的问题,大概是单独阅读《女神》,阅读《星空》等经过编选而成的诗歌专集,所难以触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