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芽生の二葉》，全貌与背景

一

1922年末，郭沫若应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之约，以日文撰写了一篇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文章，题目作《芽生の二葉》，连载于1923年1月1日、2日大阪《朝日新闻》。成仿吾将文章的主要内容翻译成中文，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为题，刊载于1923年5月20日第2号《创造周报》。成仿吾在“后识”中写道：

不论是在一般人或在专门的学者，不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没有像我们文化的精神与思想被他们误解得这样厉害的。外国人可不必说，即我们的新旧的学者，大抵都把他误解得已不成话。旧的先入之见太深，新的亦鲜能捉到真义，而一般假新学家方且强不知以为知，高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样混沌的学界，能摆脱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的，以我所知，只有沫若数年以来的研究。……我觉得今后思想界的活动，当从吞吐西方学说进而应用于我们古来的思想，求为更确的观察与更新的解释。

成仿吾希望学界朋友能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进行探讨，这也是他将《芽生の二葉》译为中文的一个目的。

1925年，郭沫若将《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编入《文艺论集》, 12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初版印行。1930年6月，在编订第五版《文艺论集》时，郭沫若将该篇删去，并且在该版《文艺论集》的“跋尾”中写道：“有些议论太乖谬的，在本版中我删去了五篇。此外没有甚么可说的，只是希望读者努力‘鞭尸’。”此后，在《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中再未收入该篇。显然，该文中的一些见解，应该就是郭沫若认为“议论太乖谬”者。

事实上，在增删改订较大的《文艺论集》第四版（1929年5月订正，7月出版，从篇目到内容都有许多增删）中仍然收有《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何以仅隔一年时间，郭沫若却又将该文从《文艺论集》中抽出？我以为应该与他此时正在从事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研究有关。

1929年11月，郭沫若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开始撰写这部著作前，郭沫若意识到，“清算中国的社会，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他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郭沫若尝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所以与他在五四时期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当然就有了很大不同。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所表达的思想，是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思考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一篇重要著述，也是了解是时郭沫若精神心态的一篇重要文章。

成仿吾的译文是一篇很好的译文，把《芽生の二葉》的主要内容基本上翻译过来了，郭沫若是认可这篇译文的，所以，无论在国内发表，还是收入《文艺论集》都采用了成仿吾的译文以及所用的题目，他自己没有再行翻译。不过，从研究郭沫若的角度来说，该篇论文的全貌一直未能以中文示人，总是一个遗憾，毕竟成仿吾的译文略去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好在成仿吾略去未译部分的文字，基本上是自成完整的节与段落，故以下按照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的日文本，将成仿吾译文所略去部分内容的中文译本录出。这样，我们就可以阅读到一个全本的《芽生の二葉》，或作《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

在切入正文前，我们还应该读一下大阪《朝日新闻》为发表该文所加的一段编者按语。按语写道：

郭沫若先生作为现代中国颇有作为的青年艺术家、剧作家、以及诗人闻名遐迩，同时对于一般文学和哲学都有着深厚的造诣，他著有《三叶集》等多部作品。郭沫若先生虽然致力于医学，但是作为艺术家，他同样是一位拥有着远大前途的俊杰。郭沫若先生应该处于日本森鸥外先生的地位，本文是郭先生的日文作品。

这段按语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息。长时间以来，有一个疑问始终让人不得其解，即大阪《朝日新闻》这样一家大报，何以会特别约请一个中国留学生，而且是攻读医学的在校学生撰写一篇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文章？这一段编者按语可以说解答了疑问。该报社显然是把郭沫若视为当时中国文坛上一位年轻有为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作为约稿对象的。可以说，该报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现状有着相当的了解。

按语中还把郭沫若与日本作家森鸥外做了一个比较联系。森鸥外是日本近代文坛上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以他在日本近代文坛（日本近代文学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进入现代文学时期）的地位来说明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在当时可算是超前的，但应该说是一个很恰当，也颇有见地的评价。

《朝日新闻》编者按语中的这一说法，后来在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作家、学者中似乎很有影响。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在1926年结识郭沫若之前就已经知道“郭沫若君不仅是福冈大学的医学毕业生，而且在医学之外一直从事文学创作，所以被称为‘中国的森鸥外’”。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1934年就与郭沫若在京都相识，他在郭沫若去世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特别向日本读者介绍了郭沫若“和森鸥外相似”之处。

二

《芽生の二葉》可译为《两片子叶》。日文本分为五节，《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未分节而以空行标示。其略去未译的有第一节全文、第二节的前两段文字、第四节的后两段文字和第五节作为全篇结尾的诗歌。

下面顺序录出《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略去未译部分的内容，括号内的文字为与上下文衔接处的文句。

（一）

原始的大树勇敢地将自己的生命朝着天空无限地生长，自由地沐浴着清澈温暖丰沛的阳光，从大地中汲取着无尽的养分。正当大树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切的时候，突然被雷火击中，树叶被焚毁，树干被截断，就连树根都被拔起！一时间，被誉为大自然的宠儿、宇宙精华的大树，即使被连根拔起，在他伟岸的身躯里依然存活着充沛的生命力，努力恢复着自己已经失去的伟大存在。尽管弱小的幼芽多次从树上吐露，然而大树已经脱离大地，能够汲取生命养分的功能已经停滞。幼芽萌生随即枯萎，枯萎后再次发芽，周而往复。越来越弱小的幼芽逐渐干枯，终于连吐露萌芽的气力也没有了，只剩下残骸横卧在旷野中，一点一点变成化石。

这就是我们中华思想史的缩写。从公元前几世纪开始，我们的祖先一直拥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惟有一次遭遇秦火，就像所有的大树轰然倒塌一样，思潮的源流全部中断了。汉的训诂，晋的清谈，宋的道学，清的考据，这些努力都不过是纯粹地在寄生树木上的发芽，失去了独创精神，只顾一味地咀嚼粘在历史上的腐败木质。唐朝时代佛教思想的发达，如果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不过就是印度思想的一个旁支，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大树倒塌，变成化石。我们虽然不能使其复活，但是，我们却可以传诵他那独特的精神，在春天来临的时刻使其发芽，形成崭新的第二代。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们的耳畔响亮地回荡着两种声音，两种富于节奏的声音，仿佛春天的夜空里闪耀着宙斯之子星和波吕丢刻斯星那双子星座一样。

——汝等哟，把一切的存在看作动的实在之表现吧！

——汝等哟，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吧！

这两种声音穿过层层幕布和云霾响亮地回荡着，这才是我们传统精神的两个心音。

（二）

其实我们没有在这里复习历史和讨论史学的打算，但是，为了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精神，让我们用一点时间去探询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进程吧。

（关于三代以前的思想，我们现在固然得不到完全可靠的参考书，然而我们信任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而他们又确是一些合理主义的思想家，……）

（四）

（……“勇者不惧”，他自己成了永恒的真理之光，自己之净化与自己之充实，他可不努力而自然能为他放射永恒的光，往无穷永劫辉耀着去。）

如此这般，我们观察孔子的人生哲学，从他的系统全图中可以看出，最完善地传播着他的教诲的是《大学》和《中庸》这两部盛典。让我们把观察到的部分供作参考。

（五）

对历史的探讨到上述的地方为止。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论在老子，或在孔子，或在他们以前的原始的思想，都能听到两种心音：

——把一切的存在看作动的实在之表现！

——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

我们的这种传统精神——在万有皆神的想念之下，完成自己之净化与自己之充实以至于无限，伟大而慈爱如神，努力四海同胞与世界国家之实现的我们这种二而一的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是要为我们将来的第二的时代之两片子叶的嫩苗而伸长起来。）让诗句来作尾声吧——

春天来了！

在深深的冬眠之后

苏醒了的种子

从大地的怀抱中伸出了脖颈。

新的世界新的光芒

种子一边打着招呼一边生长开去。

苍空在头上微笑着

大地富于弹性地沉默着

为种子祈祷祝福：

“自由地生长吧！无限地生长吧！

泪水就是甘露！

去展现美丽的自己吧！

高昂地奏起生命的凯歌吧

把这里变成小鸟欢唱的乐园！”

自由地生长，无限地生长，

直到永远的春天来临。

郭沫若在《两片子叶》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表达了他的理解和阐释，并且对于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概括而言，他认为，“把一切的存在看作动的实在之表现”，“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思想，老、庄都代表并发展了这一文化思想，孔子则是集大成者。但自先秦以后，这一传统文化精神被误解、被歪曲而几近湮灭。郭沫若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呼唤在现实人生中复活并阐扬光大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两片子叶》相呼应的还有他在1924年所撰写的《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王阳明作为孔子以后儒家思想真谛的唯一继承者而大加礼赞。

郭沫若在这一时期对待传统文化思想和孔子的态度，与五四新文化阵营彻底反传统的主流文化姿态可谓大相径庭。何以如此，研究者们以前并未深究，却简单地以为，这可以说明郭沫若是时对于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比他人更为清醒的认识。其实从这篇以日文撰写的《两片子叶》中，我们倒是可以清晰地看出，郭沫若的主张受到日本近代明治维新以来启蒙主义思想对待儒家文化传统态度的很大影响。这应该不是巧合，即不只是恰好用日文撰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而已。

儒家思想文化对于日本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发生过很大影响，所以在日本从古代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明治维新时期，如何对待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也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运动需要思考和面对的一个现实性问题。譬如，在开始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时候，佐久间象山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概念。横井小楠则以西方近代民主精神去解释儒家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思想，提出以“返回三代”——“三代之道”，即“尧、舜、孔子之道”，作为改造日本社会的思想理论纲领。被视为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对儒学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并不全盘否定儒家思想，而是首先充分肯定了儒学在日本古代文明史上的巨大功绩。他说：“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周公孔子之教所宣扬的忠孝仁义之道不仅丝毫没有可以非难之处，毋宁说它作为社会人道的标准理当受到敬重。”然后，福泽谕吉从时势变迁、文明进化的意义上指出，当今社会的组织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周公孔孟时代的社会，所以儒学在“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他认为孔子是儒家的最后一个圣人。“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

比较郭沫若在《两片子叶》中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横井小楠、福泽谕吉对待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认识如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他在现代意义上对于传统文化精神所做的具体阐释。这才应该是郭沫若在“打倒孔家店”的时潮中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的主要原因。而从这里切入，应该又是一个能深入下去思考郭沫若与日本文化关系的很好的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