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天地不仁

原文

天地不仁[1]，以万物为刍狗[2]；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 [3]乎？虚而不屈[4]，动而愈出。多言数穷[5]，不如守中[6]。

注释

[1] 不仁：无所偏爱。引申为不偏私。老子所言“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中的“仁”是偏爱的意思。

[2] 刍（chú）狗：用草扎成的用作祭祀天地神灵的狗。

[3] 橐籥（tuó yuè）：冶铸时用于鼓风吹火的器具，相当于现今风箱。外椟为橐，内管为。

[4] 不屈：不竭。严复说：“‘屈’音掘，竭也。‘虚而不屈’，虚而不可竭也。”

[5] 多言（闻）数穷：陈鼓应译为：“政令烦苛，加速败亡。”多言，即多为，而且是按照主观意志行事的多为，与顺应自然的无为相对。

[6] 中：不偏不倚。守中：与前句“多言”相对应，是恰到好处的结合。

译文

天地无所谓仁慈偏爱，它把自然万物视为祭坛上的刍狗一样，任其自然生长；圣人也效法天地之道，无所谓仁慈偏爱，对待百姓也像对待刍狗一样，不妄加干预，始终一视同仁。天地之间，不就像一个风箱吗？静止的时候，它仿佛是一个空虚的世界，一旦推拉结合，协调动作，既不多推，也不多拉，由此产生的能量就能源源不断而不会枯竭。风箱的规律尚且如此，其他事物也概莫能外。因此，与其越多为越行不通，还不如虚静守中，顺应自然，恰到好处，无为而治。

简析

本章仍以“天道”喻“人道”，由自然推论社会。老子所讲的“天地不仁”与“圣人不仁”中的“不仁”，究竟该作何理解？对此，相关版本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把圣人的“不仁”解释为让老百姓自生自灭。笔者认为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未必恰当。人的生命体既然为天所覆，为地所载，其生存的权利就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不可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不妄加干预他们，并不等于就是不管他们；对他们一视同仁，并非就是麻木不仁。

老子在这里所讲的“不仁”，是说对天道不存在怜爱和刻意践踏的情感取向，万物的生成和消亡都是依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结果，所以天地万物并生并存，大树小草各得其所，各依其性；其中还隐含着老子再次否定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存在的内涵。他将“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天地没有情感、意志，只是一个自然的“非情的存在”。所以，他特别强调，圣人要效法天道，无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还是对待百姓，也一样不带好恶情感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即一样不讲究亲疏，不分远近，无所偏私，有的只是博爱，即大爱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的“不仁”，用庄子话说，就叫“至仁”，即仁爱的一种最高境界。北宋苏辙也认为：“天地不仁，实际上是天地大仁（《老子解》）。”

说到“仁”即“仁爱”，就不能不把老子的“仁爱”与孔子所主张的“仁爱”作一个简单的类比。老子的“仁爱”与孔子的“仁爱”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从同一性角度看，两者都具有将自然、政治、道德相统一的特征。不同的是，孔子的仁爱是有层次性的。孔子认为，“仁者”首先能够爱别人（《论语·颜渊》），而且能够自爱。一个不自尊自爱的人，就不会对他人产生友好行为。同时，还要有血缘亲情之爱。一个人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之爱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仅有血缘亲情之爱是不够的，必须要“泛爱众”，即爱一切人。做到了这些，最后才能进入仁爱的最高境界，即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实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世界（《孔子家语·礼运》）。

老子主张的仁爱就没有这样多的层次性，而是一个层面上的一视同仁的平等与博大，此其一。其二，老子的仁爱不含私爱的成分，自然也不受“亲亲”、“尊尊”的限制。其三，孔子的仁爱是基于自然情感的伦理之爱、原则之爱，而老子的仁爱是自然之爱、本真之爱、纯朴之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同样的仁爱，两者还是有其差异性。

老子最后还特别提醒，圣人应该秉承“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治世之道。这里既指行事应坚守虚静之道，心思至虚至中、不偏倚于一处一时，持守正中，无为而治；引而申之，也含有为人要懂得“要言不繁”，说所当说，不可不说，不可多说，不言则已，言必中之意。这也正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形象表达。

启示

启示一：“天地不仁”是天道的公正品格，而人道也应效法天道，天地如何对待万物，对于身处上位的人就应该知道怎样对待百姓。具体讲，就是要不“戴有色眼镜”，不感情用事，不搞厚此薄彼，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聚合人气，和谐相处，合作共事。

启示二：处事与说话要“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一是做事要虚静守中，去主观色彩，循自然而为，与“天地不仁”相一致。二是说话秉持“守中”原则，谨言慎语。谨言慎语并非不言不语。譬如风箱，当用之时，便鼓动成风，助人成事。如不需要时，便可悠然止息，开合有度。言多、言少是相对而言，说所当说，不可不说，也不可多说。高明的人从不多说话，他们宁愿用某个细微的表情，某种得体的肢体语言将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人生是否平安，事业是否有成，人际关系是否和谐，都与会不会说话、善不善于处事有着直接的关系。把握“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深刻内涵，努力提升说话与处事的艺术，是人生不可忽视的功课。

案例

治国理政的明孝宗

公元1487年，明孝宗朱佑樘即位后，致力于“更新庶政，大开言路”。即位伊始，一些奸佞相继被惩处或罢免，同时他不感情用事，不分亲疏，不厚此薄彼，坚持任人唯贤，聚集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大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

明孝宗一直把重用忠良之士作为治理朝政的保证，对于内阁大臣的奏请，只要是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几乎无所不纳，并积极实施。为保障上下通畅，他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教育大小官吏，亲近贤臣，远离小人，勤于政事。这在明王朝历代君主中是极其少见的。

明孝宗效法天道，亲贤远佞，勤政爱民，终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是明代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他也因此而跻身于历史上中兴帝王的行列，被誉为“中兴之令主”。

因诗惹来杀身之祸

清朝的戴名世写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收在一部叫《南山集》的诗集里。说起这句诗来，还真有点来历。一天，戴名世在家读书，一阵微风吹过，吹乱了他正在阅读的书页，他有些不悦，但是灵感却由此而生，于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便脱口而出。

可正是因为这首诗给他惹下了大麻烦，有人硬说这首诗是讽刺大清朝的，讽刺大清皇帝是马上打下的江山，他们不懂孔孟之道，是未开化的蛮族。经过一些人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之后，这首诗便被冠上了反清的罪名。于是，不但戴名世被杀害了，看过、抄过、评论过这首诗的人，还有他的弟子们，无一幸免，总共有数百人被杀。

所以，老子所言“多言数穷”，主张世人谨言慎行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