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资源错配与中国经济的隐忧

发达国家结构演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演化都能给中国未来增长带来诸多启示。尽管发达国家经济演进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典型如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在高效率基础上展开的服务业规模扩张，符合一般经济规律。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的服务业发展，一直沿着低效率的路径扩张，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好相反。低素质的服务业扩张不能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因此，仅有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比肩的发达经济结构的“外壳”还远远不够。

我们之所以强调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化中资源错配问题的重要性，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质上牵扯到穷国的增长可持续性。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穷国的产业效率本来就相对低下，不经过充分的工业化就无法达到一种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国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也就无从谈起。关于这一点，我们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一直在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路径上发展，即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获得产业竞争力，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创新（以抵消高价劳动力成本）来获得竞争优势。即便如此，这种通过资源禀赋优势发挥所实现的经济追赶，其效果也很显著，以至于这种成效被不少研究者当作全球化和开放利益的典型。表3-4给这个故事所蕴涵的积极意义提供了数据支持，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三次产业经济效率出现了显著的追赶趋势，中国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正逐步缩小。典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英、法、美、意、日等国第二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中国的20～30倍，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中国的30～40倍；到了2008年，中国与上述国家生产率的差距明显缩小了：发达国家第二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中国的10倍，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为中国的15～20倍。不仅如此，相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也表现出“后来居上”的气象：典型如90年代中期，中国第二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智利、墨西哥的1/10，到了2008年，差距缩小到1/4；第三次产业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缩小趋势。

表3-4 中国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中国各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标准化为1）

注：表中劳动生产率计算依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库2005年美元可比价计算。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数据库。

然而，中国产业生产率的糟糕表现，给人的印象似乎更加深刻（回顾表3-4，现阶段中国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存在10倍乃至20倍的差距）。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实现了持续几十年的快速追赶后，两种日益明显的反作用机制将抑制未来中国赶超的进程：一是学习效应的递减；二是结构变迁中资源错配隐忧的存在。学习效应（干中学、投中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张平、刘霞辉（2007）的文献中得到了较多探讨。一方面，中国工业的规模扩张和开放，促进了学习效应的发挥和累积，并被认为是产业效率持续提高的主要动因。另一方面，就像日本所经历的那样，高增长及模仿到了一定阶段后，随着本国技术逐渐向国际技术前沿接近，学习效应发生递减；此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创新机制抵消这种负面影响，那么工业及整体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显著的减速现象及一系列经济问题。至少，从现阶段来看，中国产业部门中还看不到抵消学习效应递减，进而促使中国产业生产率持续追赶的内生机制产生。

学习效应递减削弱了工业规模扩张（就业吸收）潜力，就业压力迫使服务业部门被动扩张。这是前文阐述的发展中国家结构变迁中资源错配的景象。事实上，这种景象也正在中国结构调整中发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换句话说，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中国工业，参与的是技术、产品成熟和衰退期的生产竞争，然而，这样的市场机会通常被认为是学习效应递减、规模报酬递减和无潜力的。从就业来看，中国工业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规模劳动力集聚后，其就业吸收能力在21世纪之初出现下降。而在90年代末期中国工业集聚劳动力的峰值时期，第二次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也不过23%，这个份额与发达国家长期呈现的第二次产业劳动力份额40%～50%的辉煌经历相差甚远。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工业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面，似乎并不像诸多文献认为的那样高。同样，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认为，中国工业发展远非很多文献赞赏的那样成功。

中国工业发展的这种问题，本质上引致了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错配。回顾本章第四节图3-5中国第三次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那条曲线，正如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第三次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度大于1,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落入小于1的区域，近年来这个数值为0.7。其间，服务业规模出现了持续的扩大，而这种扩大恰恰被很多文献认为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成果。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此，我们在此想要强调的是，进行单纯的产业份额分析并无实质意义。如果中国服务业部门具有相对于工业部门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的规模扩张将沿着库兹涅茨规律发展，与发达国家“正确的”服务业发展方式吻合，产业结构变迁因此具有“结构优化”的含义，因为服务业的这种发展，整体上促进了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反之，如果中国服务业一直沿着相对于工业低效率的路径走下去，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错配问题就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