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词话

词话是词体成熟后的产物，也是词学理论最典型、最集中的载体。《词话丛编》辑录的宋元词话有十三种。南宋末年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和产生于元代的张炎的《词源》是宋元词话的理论总结，代表了宋元词话的最高成就。清代是词学理论最为繁荣的时期，词话数量激增，《词话丛编》辑录的清代词话多达六十八种，这还不是清人词话的全部。孙克强师已列出《词话丛编》之外今存清代词话七十七种之目录，清代词话存目四十七种之目录，其中像邹祗谟的《远志斋词衷》、王士祯的《花草蒙拾》、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刘熙载的《词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理论水平都相当高。宋代词话与清代词话的整理和研究都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明代词话的整理与研究要薄弱得多。

明代的词话，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数量极少，仅存四种，即唐圭璋先生收录在《词话丛编》中的陈霆的《渚山堂词话》、杨慎的《词品》、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俞彦的《爰园词话》。其实明代词话远不止这些，张仲谋在其《明词史》以及相关论文中提到他收集明人词话达十余种，散见于明人文集、诗话中的词话达六百余条，应十分珍贵，惜不见出版发表。笔者翻检明代词学文献发现，除了以上几种词话专著外，散见于明代诗话、笔记、曲话以及总集序说中的论词文字相当多，像叶子奇、单宇、黄溥、吴讷、徐伯龄、张、陆深、郎瑛、俞弁、田汝成、何良俊、梁桥、徐师曾、汤显祖、许学夷、郭子章、胡应麟、曹学佺、陆时雍、沈际飞、徐士俊、王骥德、蒋一葵、王昌会等人的论词文字均可独立成卷，笔者已辑录整理出二十余种，词话简目见附录一。其数量虽远远少于清代，但绝不比宋代少。除了《词话丛编》中收录的以及已经整理好的词话，我们把从明人文集、诗话、笔记、曲话等书中整理出的论词话语亦称为词话。对散见于明代文献中的词学资料进行整理并加以较系统的研究，正是本课题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 明代前期词话

明代前期长达一百二十年，几占明代历史的一半，词体创作除在明开国时一度繁荣外，此后迅速走向衰微，以至到了明代的最低谷。与词体创作密切相关的词学批评文献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表述形式也少，主要有词话、词籍序跋两种形式。明代前期没有词话专著问世，但此期的诗话、笔记以及总集序说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词文字，被辑出可以“词话”目之，我们统称为“词话”。

明代诗坛，流派众多，不同派别各树旗帜，纷争不断，各自形成理论体系，因而诗话伴随诗坛的各派争锋而不断涌现，诗话专著大概有一百二十余种。明代前期，诗坛上虽不如中后期繁荣，但已出现了“闽中十子”“北郭十友”“台阁派”“性气派”“茶陵派”等诗歌派别，以此而派生出近二十种诗话，其中涉及论词文字较多的有单宇的《菊坡丛话》、黄溥的《诗学权舆》、瞿佑的《归田诗话》等。《菊坡丛话》二十六卷，第二十六卷“乐府”为词话，其他卷亦间有论词的文字，共辑得五十六则，名之为“菊坡词话”。“菊坡词话”多是先收录晚唐、五代及宋代的词人词作，然后引用宋代诗话、词话、序文、笔记、词选中的评价，很有特色。《菊坡丛话》有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古今诗话续编》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全文收录。《诗学权舆》卷十二“曲调唱咏叹”的“调”为词话，再加上其他卷中的论词文字，共辑得十三则，名之为“石崖词话”。“石崖词话”可以说是明代前期较为重要的词话，其中多评价唐宋词人词作，如李白、欧阳修、王安石、朱熹、黄庭坚、辛弃疾、文天祥等，表面看来皆属对单首词作的评价，但若把这些词作的评语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则会发现黄溥鲜明的词学观，即重词体的教化意义，没有词体风格的偏嗜。“石崖词话”有一定理论意义。《诗学权舆》今有明成化五年自刻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全文收录。《归田诗话》有涉及论词的文字，共辑得十则，名之为“归田词话”。瞿佑是明代前期著名的词人，其“归田词话”与“菊坡词话”“石崖词话”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叙述宋代词人词作之外，还记有当代词人逸事及词体创作情况，因此对了解瞿佑及明初文人的创作环境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归田诗话》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全文收录。

明代前期笔记中涉及论词文字较多的是叶子奇的《草木子》和徐伯龄的《蟫精隽》。我们从《草木子》一书中辑得论词文字四则，名之为“草木子词话”。在四则论词文字中，有两则是辑录宋代词话，另两则比较有价值。叶子奇认为宋词成就高于唐词，此观点与明代诸多词学家之观点相同。他又指出了宋词高于唐词的原因，即宋代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文字狱”，诗人不敢尽情作诗，在诗作中达到“观”“群”“怨”的目的，而把创作精力用于词体创作上，这种看法很独特。《草木子》有《四库全书》本、《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徐伯龄的《蟫精隽》中涉及的论词文字较多，共辑得二十九则，我们名之为“蟫精词话”。《蟫精隽》有《四库全书》本。明代有两个徐伯龄，其中一人撰有《蟫精隽》，“蟫精词话”开启了明代尊崇婉约风气之先声，因此就有必要考证徐伯龄所处的时代。徐伯龄，字延之，生卒年不详，自号古剡，浙江嵊县人。《蟫精隽》卷十二之末有《箨冠生传》一篇，是张天锡为徐伯龄所作小传，传称：“海观为予作《箨冠生小传》，屈指今二十年余，手泽宛然，而海观坟土已干矣。呜呼！是可悼也。予少海观一岁，而犬马齿犹碌碌追思旧游，不觉涕下，岂天丰于才而啬其寿耶？抑精华太著而无停滀悠久之储耶？传曰：生杭人也，不欲显其名于人，故不以氏行，尝集箨为冠，啸歌自得，若不与人世者，虽博学能文，善书、攻琴、熟律，而不肯以技自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蟫精隽》云：“《蟫精隽》十六卷，明徐伯龄撰，伯龄字延之，自署曰古剡，盖嵊县人。书中十二卷之末有《箨冠生传》一篇，即张锡（应为张天锡）为伯龄作者……考张锡为天顺壬午举人，官山西山阴县教谕，则伯龄为天顺中人，故所记有成化癸巳癸卯事。”由此可知，徐伯龄为天顺中杭州人。《蟫精隽》卷十三有“杭士甲第”条记载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杭士登名黄甲者”，可知徐伯龄成化末年仍在世。《蟫精隽》卷十一有“鹤窗蕴藉”条记载：明代前期著名词人马洪是其内弟，并且与其同师于刘泰（1422?－1506?），可知其生活年代大概在正统（1436－1449）至成化（1465－1487）间。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一有“徐伯龄”条载：“徐伯龄字延之，号箨冠子，钱塘人也。性颖敏，每书一目终身。但疏荡不拘小节，对客每跣足蓬头，夏月非惟袒裼裸裎，而内衣亦不系也，故夫慕名而来者，一见后即倦与往还。然其博学高志，又尝敬焉。平生精于音律，尤善琴，所著有《大音正谱》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台集注》三卷，《蟫精隽》二十卷。”徐氏与郎瑛为同乡，郎瑛所记当不误。“明末杭州别有一徐伯龄，崇祯庚午举人，官永寿县教谕，名姓偶同，非一人也。”《明诗话全编》把《蟫精隽》归于明末崇祯年间之徐伯龄名下，当误。“蟫精词话”除了重复一些宋元旧词话外，其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当代词人词作的记载、评价以及表现出的词学观。

明代前期，著名的学问家吴讷编纂了一部大型的文学总集《文章辨体》，其中分体收录历代作品，此集每体前有“序说”，收录词作部分谓“近代词曲”，其前亦有“序说”，论及词体；另外《文章辨体·凡例》中也有少量论及词体的文字，合之共辑得四则，我们名之为“吴讷词话”。吴讷的词学观典型地体现了明代初期的论词倾向。

二 明代中期词话

明代中期是明代词学的复苏期，词学批评文献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前期大大丰富了。此期出现了三部词话专著，它们是陈霆的《渚山堂词话》、杨慎的《词品》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

陈霆（1469前－1519）的《渚山堂词话》三卷六十一则，成书于嘉靖九年（1530），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以“词话”命名的著作。此书最为通行的本子是唐圭璋先生所编的《词话丛编》本，它以嘉靖刊本为底本，前有嘉靖九年秋七月自序，后有民国刘承干《吴兴丛书》本跋语。《渚山堂词话》是明代中期成书最早的词话专著，就其评词范围而言，唐、宋、金、元、明五个朝代都有所涉及，但以当代为主，其对当代词人词作的论述占词话内容的一半以上，亦正因此，《渚山堂词话》显示出与明代其他词话不同的特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就其评词的形式而言，主要是通过对词人词作的评价，阐述自己的词学观点，看上去虽然缺乏系统性，但其词学思想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明代中期的词学观念在《渚山堂词话》中有较充分的体现，诸如以宋词为最高标准评价明词，崇婉约而不抑豪放，既重词的思想内容，又重词的“主情”特性等，体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

杨慎（1488－1559）的《词品》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仲春，首次刊行在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前有嘉靖甲寅周逊序及辛亥自序。明刊《词品》现存有七种版本，清乾隆间有李调元校刻《函海》本。今人王幼安在前人校勘的基础上，参校杨慎所引诸书，又用陈继儒本加以补校，纠正其缺失。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1986年版）收此词话，他以明嘉靖本为底本，参以《函海》本和王校本校订，成为当今《词品》最为通行的本子。《词品》共六卷附拾遗，内容丰富庞杂，涉及面广。从六卷的内容结构来看，虽然庞杂，杨慎还是有所安排的。他根据自己的词体起源论布局六卷的结构：卷一多记六朝乐府曲词，考证词调来源。他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乐府，故为之。卷二记唐五代的词人词作及闺阁、方外之作，解释考证词体中的生僻字词。卷三、卷四、卷五多记宋代词人词作及故实。卷六多记当代词人词作。六卷基本按照时代顺序布局。拾遗一卷多记歌妓、侍妾等女性之词作及故实。在《词品》中，杨慎用一种非常感性的方法考证相当枯燥的词调来源，很有特色；其词体起源论成为一家之言；对词体风格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不仅欣赏婉约词，同时赞赏豪放词；评价了花间、草堂词；其词体主情说对明代中期词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总之，杨慎的《词品》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不管是其词体起源论，还是其词体创作论、词体风格论，都呈现出一种开放通达、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拘一家，没有门户之见，可以说“大家风范”在其《词品》中同样散发光芒。但是，杨慎在编撰《词品》时，远谪瘴蛮之地，检书不便，致使《词品》出现了一定的讹误，如把张翥词误作吕圣求、张元干、石孝友词，把周晴川词误作周邦彦词等，把蒋捷效辛弃疾《水龙吟》全押“些”字词误作效仿辛弃疾《醉翁操》词；再者，《词品》在引述或摘录前人词话时，多有不注原书出处的现象，如卷三有“《木兰花慢》” “东坡《贺新郎》词”及卷六的“南涧词”等，全文照录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而不注出处，尤其是卷六与拾遗一卷，几乎是全部摘录元明人著述而不注出处，卷六共二十三则，而出自田汝成《西湖游览余》及《志余》者就有十八则之多，拾遗一卷共十六则，而出自陶宗仪《说郛》者也有十二则之多；甚至不标明原作者，致使前人之品评之语与其评语混为一谈，如卷四“姜尧章”条，评姜夔词时，摘录黄昇《花庵词选》续集卷六语而不注出处，与下文己评混同，评高观国词亦然。这些不足也是前人以及时人批评之所在，明代胡应麟、陈耀文指摘尤为激烈；谢章铤在肯定的同时又指出：“（《词品》）记刘子寰、马子严、冯艾子，皆以名为字。张仲宗又专举其字，而失记其名，殊误。谓词名多取诗句，虽历历引据，率皆附会，屡为《笔丛》辨驳。”近代学者王易指出：“《词品》五卷，论列引证，颇为详晰。惟根据讹误处，时反自矜创获，以故立论多不坚卓；后之言词者多服其博洽，独胡应麟于《笔丛》中驳之，然胡氏不娴于词，虽多纠正，而互有得失。”在《词品》中，杨慎摘录他书内容，占原作的四分之一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词品》有集评的性质，开了清代集评类词话如《词苑丛谈》与《古今词话》之先河。即便如此，杨慎《词品》中所体现出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在词学史上仍占有较重要地位，正像近代词曲家吴梅所说：“《词品》虽多偏驳，顾考核流别，研讨正变，确有为他家所不如者。”

王世贞（1526－1590）的《艺苑卮言》成书于隆庆四年（1570），隆庆六年付梓。《艺苑卮言》为文艺批评专著。其中附录一，分论词、曲。后人析出其论词部分，题曰《词评》，凡二十九则，有《丛书集成》本。《词话丛编》据《弇州山人四部稿》收录评词部分，仍用《艺苑卮言》之名。笔者从《词话丛编》之名。王世贞为明代著名的词人，其词不仅为明人所推许，清代与近代学人亦对其词评价很高，如钱允治在《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中云：“弇山人挺秀振响，所作最多，杂之欧、晁、苏、黄，几不能辩。”王昶云：“杨用修、王元美诸公，小令中调，颇有可取。”吴梅云：“其词小令特工，如《浣溪沙》……皆当行语。”因此其词话虽然只有二十九则，但皆是当行人评词，其理论价值颇高，后人常将其与杨慎的《词品》相提并论。清人陆蓥说其《艺苑卮言》“辨晰词旨”，吴梅说其中“论词诸篇，颇多可采”，尤其是词论中对词体主情特性的强调以及正宗与变体的划分，对明代中后期词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代中期除了这三部词话专著外，诗话、笔记、总集叙录以及曲话中亦有不少论词话语。

明代中期的诗坛上，复古思潮此起彼伏，高潮迭起，蔚为壮观，围绕复古思潮亦产生了诸多诗歌流派，主要有“前七子”“吴中派”“唐宋派”“后七子”“青溪诗社”“嘉隆末五子”等，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诗论家，创作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诗话专著。此期的诗话比前期要多，有四十余种，可能是因为此期出现了三部词话专著的原因，多数诗话几乎没有论词文字。其中涉及论词文字较多的只有俞弁的《逸老堂诗话》《山樵暇语》、梁桥的《冰川诗式》三种。俞弁（1488－?）撰有《山樵暇语》十卷，《逸老堂诗话》上、下两卷，二书均以说诗为主，兼及词、文、书、画。二书偶有重复，其中除去重复，共辑得词话二十余则，我们名之为“逸老堂词话”。“逸老堂词话”没有什么理论价值，有些条目直接抄录前代词话。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收录了一些当代词人的词作，这些词作多不存作者别集中，因而给现代学人辑佚明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梁桥（约1550年前后在世）撰有《冰川诗式》十卷。此书分《定体》《炼句》《贞韵》《审声》《研几》《综赜》六门，历叙各类诗歌体式，对各体诗歌炼句、押韵、平仄运用的规律等详加论述，对各体诗歌之创作经验颇有心得。卷一第五十为“诗余”，前有小序，后列词作十二首，以为词体创作之“法式”。辑录《冰川诗式》之论词话语，我们名之为“冰川词话”。《冰川诗式》有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古今诗话续编》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五册全文收录。在“诗余小序”中，梁桥明确地表现出明代中期的词体观念，认为词体的内容与《玉台新咏》《香奁集》所收香艳诗作一样，叙写闺阁之事，抒发艳冶之情；同时又强调词作抒发艳冶之情时要加以节制，不能肆意而发，要合乎儒家的诗教，即要“以理节情”。

明代中期，有些笔记中的论词文字较多，主要有陆深的《俨山外集》、郎瑛的《七修类稿》、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等。陆深（1477－1544）撰有《俨山集》《俨山续集》及《俨山外集》等。其《俨山外集》多为笔记，而陆深之论词文字多存于其中，共辑得词话八则，我们名之为“俨山词话”。“俨山词话”对诗词中由于措辞不同而造成不同的抒情效果予以探讨，同时又通过对词乐失传的思考探究词体衰微的原因，这种思考与探究对明代词学的复苏意义重大。郎瑛（1487－1566）撰有笔记《七修类稿》，凡分天地、国事、义理、辩证、诗文、事物、奇谑七类。其中“诗文”类有较多的论词文字，加上其他卷的词话，共辑得二十七则，我们名之为“郎瑛词话”。“郎瑛词话”记载了明代中期周瑛所制词谱《词学筌蹄》的流传情况，由此可知《词学筌蹄》在当时的影响。“郎瑛词话”还记载了宋代官修词谱（音谱）《乐府浑成集》的情况，说明明代中期人们还能看到宋代的词谱（音谱）。“郎瑛词话”还考证了词体的起源、词调佚失及词调名的来源情况，提出了当时明人在失去词谱后填词时的困惑，同时还认为“艳词不可填”，反映出作者对词体体性的认识。

田汝成（约1551年前后在世）著有《田叔禾集》《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等多种。《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中论词文字较多，共辑得词话七十五则，我们名之为“西湖词话”。对明代词学来说，“西湖词话”最有价值的是对明代词人词作的记载，有十余条，多集中在明初词人杨廉夫、杨复初、凌彦翀、瞿佑、马洪（字浩澜）、聂大年等人身上，除了其中有两条见于瞿佑的“归田词话”外，其余不见于此前他书。由词话中记载可知，明初词人可能见到了标有平仄的词谱。只是后来随着词体的衰微，人们很少关注词体创作，词谱渐失。又可知明初词人对同一词调以仄声起与以平声起所表达的感情不同有相当的了解，如《渔家傲》，范仲淹以仄声起所抒之情悲壮苍凉，而凌彦翀、杨复初、瞿佑等以平声起所抒之情则疏淡旷远。由瞿佑《归田诗话》的记载以及其词作序文与标题可知，瞿氏是一个风流放荡的才子，颇似宋之柳永，从“西湖词话”中也可以看到瞿佑生活的这个方面，这样的记载对我们进一步理解瞿佑的词作有所帮助。“西湖词话”中对马浩澜词作的评价亦相当高，认为马洪词作“皓首韦布，而含吐珠玉，锦绣胸肠，褎然若贵介王孙也”，有富贵气象。“西湖词话”还保存了马洪的《花影集·自序》一文，《花影集》今已不存，其自序如果不是在此词话中得以保存，我们今天也许就难以见到。

“西湖词话”的重要价值是关于明代词人词作的记载与评价，有十余条之多，其中有八条出现在杨慎的《词品》中，而杨慎没有注明出处及著者。杨慎《词品》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首次刊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而田汝成之《西湖游览志》及《志余》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有田汝成嘉靖二十六年《西湖游览志叙》。杨慎《词品》多有引述前人词话不注原出处及著者的情况，因而《词品》中内容与《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重复部分的原创权应当属于田汝成。

明代中期学问家徐师曾（1530－1593）编纂有大型总集《文体明辨》，此集是据吴讷《文章辨体》删定增补而成，每文体前亦有“序说”一节。此书之“诗余序说”有词话五则，再加上卷首“论诗余”二则，共辑得七则，我们名之为“鲁庵词话”。“鲁庵词话”中自己的观点不多，往往是肯定时人的词学观。如在论述词体起源时说：“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与宋元以来及明代前期的词学家之观点并无二致；论述诗词之别时同意何良俊之观点：“近时何良俊以为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阙而后有诗余，诗余废而后有歌曲，真知言哉！要之，乐府诗余，同被管弦，特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此其不同耳。”在卷首之“论诗余”中引用明代中期朱承爵关于诗词之辨语：“大明朱承爵曰：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亦或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乃得。”关于“主情说”则同意王世贞之观点，关于词体风格的论述则同意张的看法。从徐师曾在论述时所引用的论词话语，我们可知其词学观：尊婉约而抑豪放，强调词体主情之特性。“鲁庵词话”中对词乐失传对词体演变的影响之论述很现实，亦有理论价值。徐师曾指出：“第作者既多，中间不无昧于音节，如苏长公（轼）者，人犹以‘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讥之，他复可言哉？由是诗余复不行，而金元人始为套数。”他认为，宋词渐渐脱离音乐，致使词体衰落，从而被金元曲子所取代。明代中期的陆深、李开先、刘凤都感慨词乐的失传，并对词体衰微的原因进行思考，但都没有徐师曾论述得明确。不仅如此，徐氏在词乐失传的基础上论述词韵、词格：“诗余谓之填词，则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至于句之长短，虽可损益，然亦不当率意而为之。”面对词乐失传的现实，徐氏抛开音乐，把词体限制在格律、字数、声韵等案头文学的层面加以论述，对当时的词体创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同时徐师曾在词韵方面表现出通融的观点，认为词句在不失其意的基础上，稍作损益是可以的，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对词体用韵的看法：“譬诸医家加减古方，不过因其方而稍更之，一或太过，则本方之意失矣。”在词体音韵要求的范围内变更词句不失为变通的做法。

明代中期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曲话，即王世贞的《曲藻》与徐渭（1521－1593）的《南词叙录》，其中都涉及较多的论词文字，王世贞《曲藻》中的论词文字有二则，他主要从音乐变化的角度论述词体的起源，认为是音乐的变化，致使所依附音乐的文字随之发生变化。我们从《南词叙录》中共辑得论词文字八则，名之为“徐渭词话”。“徐渭词话”对词体衰微之原因、词体起源、词体风格皆有令人信服的论述。

三 明代后期词话

明代后期是明代词学的繁荣时期，其他词学文献如词选、词籍序跋等明显超越中期，但词话专著却在减少。目前仅知道一种，即《词话丛编》所收俞彦的《爰园词话》。但诗话和曲话中的论词话语与明代中期相比，明显增多。《爰园词话》虽然只有十五则，但价值很高，涉及词学的诸多方面，诸如对词体的评价、音乐文学的变迁、词体的音调用韵、词体的创作、词史的流变、对词体特性的看法、诗词之别等，均有精彩的论述。

明代后期，诗坛上出现了“公安派”“竟陵派”“豫章社”“几社”“应社”“复社”等诗歌流派，各派之间论争激烈，非常热闹。著名的诗论家为数众多，纷纷以诗话的形式传播自己的诗学主张，此期出现的诗话专著就有六十余种。在这些诗话中，论词文字较多的有郭子章的《豫章诗话》、胡应麟的《诗薮》、许学夷的《诗源辩体》、曹学佺的《蜀中诗话》、陆时雍的《古诗镜》《唐诗镜》等。郭子章（1542－1618）撰有《豫章诗话》，其中涉及的论词文字较多，共辑得十六则，我们名之为“豫章词话”。《豫章诗话》有“豫章丛书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五册全文收录。“豫章词话”多记宋代词人逸事、词作、词集，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其中有少量记载明代之词人词作。胡应麟（1551－1602）撰有《诗薮》《艺林学山》《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今并存于世。其中《诗薮》中论词文字较多，共辑得二十则，我们名之为“少室山房词话”。《诗薮》今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校点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五册全文收录。“少室山房词话”在词学观上强调“变”，文学史观相当强，多辨别诗词之不同，对南唐五代词的评价受王世贞影响很大。许学夷（1563－1633）撰有论诗专著《诗源辩体》三十八卷，《诗源辩体》全书以时代为序，起自《诗经》，迄于元明，探寻源流，考论正变，历评各代诗人诗作，继承前后七子的诗歌理论，主张古诗崇汉、魏，律诗崇盛唐，书中多有独见，并且论述全面系统。作者在论述诗体流变的过程中涉及词体的发端，共辑得词话九则，我们名之为“许学夷词话”。《诗源辩体》前有崇祯五年许学夷自序，有民国壬戌上海耿庐重印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六册全文收录。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单行本。“许学夷词话”虽然仅九则，但很有特色。它不是就词体本身立论，而是就晚唐五代整个诗坛的“词化”现象立论。许氏认为晚唐五代的五七言古诗，往往为“诗余之渐”。许学夷从“变”的观点探讨词体的发端很有意义，在词乐失传的晚明，他完全抛开音乐来探讨词体的发端，走出了一条与其他词学家不同的路子。曹学佺（1574－1647）撰有《蜀中广记》一〇八卷，其中卷一〇一至卷一〇四为诗话，共四卷，又第四卷为词话，再加上其他卷的论词文字，共辑得词话五十六则，我们名之为“蜀中词话”。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七册全文收录，不分卷。周维德《全明诗话》亦全文收录，分为四卷。《蜀中诗话》与明代其他诗话相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即注明诗话来源，这体现出曹学佺严谨的治学作风。“蜀中词话”由于地理位置所限，其中多辑录杨慎《词品》中之词话条目。陆时雍（1612－1670?）撰有《诗镜总论》《古诗镜》《唐诗镜》。其中《古诗镜》《唐诗镜》中涉及论词文字，共辑得六则，我们名之为“陆时雍词话”。《诗镜总论》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古诗镜》《唐诗镜》有《四库全书》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十册全文收录。“陆时雍词话”主要是从词体风格上探究词体的发端，很有特点。

明代后期的曲话主要有徐复祚的《曲论》、张琦的《衡曲麈谭》、凌蒙初的《谭曲杂札》、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王骥德的《词律》等，其中涉及词话较多的是王骥德的《曲律》。《曲律》是一部论述全面、自成体系的戏曲文学理论专著，对曲的源流及其流变、南北曲风格特征、声律、修辞、戏曲史、作家作品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涉及不少词学理论，共辑得十六条，我们名之为“王骥德词话”。《曲律》的主要版本有明天启四年原刻本和清道光年间钱熙祚辑《指海》本，出自《指海》本的《读曲丛刊》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亦据明刊本校补，今人陈多、叶长海注释的《王骥德曲律》本，汇集各本之长，资料详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王骥德词话”记载了宋代词谱（音谱）《乐府混成集》在明代后期的流传情况，理论方面涉及词体的起源，音乐文学的发展，词体的调名、宫调、音韵，词体的创作、句法，音乐文学的流传，诗词曲之别等众多问题，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