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邓小平发展理论与历史伟业
从发展理论的角度去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很有前程的研究领域。所谓发展指的是落后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指出：“发展就是落后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31]从狭义上来说，所谓发展就是现代化，所谓的发展理论就是现代化理论。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实质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用的一个词，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研究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第一节 历史抉择
邓小平发展理论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主观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中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他面临的全局性、紧迫性头等大事。具体有两件大事：一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要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可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发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一）国际背景
邓小平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他的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国际形势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国际形势与格局的新变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了两极格局，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尖锐对峙；50年代末以后，这两大阵营的对峙逐渐演变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基本上就是两极争霸的局面。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国际形势悄然发生了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在加速发展，二是世界多极化也开始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和平与发展逐渐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成了时代的潮流。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及时地做出了新的判断与决策。一些细心的世界观察家们发现，70年代末以后，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的认识有所变化。在这以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均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估计过于严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国际国内的战略重心就放在备战上，这在六七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70年代末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新改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中说：“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32]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33]对战争的危险性认识有所变化，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打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具有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强大核武器，而核战争没有赢家，造成“核恐怖平衡”，反而是有利于和平的因素，加上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人民都是要求和平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也是和平发展的有利因素。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了时代主题”的著名论断。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谈话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34]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工商会议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5]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创见。
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新判断，成了中国内外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国际上，中国的对外政策做了一系列调整，改变了以前奉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新政策与国际战略。在国内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上。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此有很高评价：邓小平、毛泽东都曾担心苏联可能发动战争，这种担心在80年代几乎消失，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今天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这对中国来讲是特别幸运的事情。
第二，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亚洲崛起了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给邓小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时候邓小平就开始特别关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在思考怎样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在乘坐新干线高速列车上，有记者问：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邓小平则回答道：“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36]
第三，传统社会主义的危机。当时苏联模式被看作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模式，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就是这么流行的。苏联模式在历史上应该说起过重要作用，发挥过强大威力，这是因为苏联模式那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好处，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再一个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适应了当时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所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经济高速发展，到了60年代苏联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照搬了苏联模式，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与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但是50年代末以后苏联模式的弊端就逐渐暴露。特别是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在后来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比如说在朝鲜半岛，朝鲜和韩国差距就很大；在德国，东德和西德差距比较大；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差距也比较大；在世界，苏联与美国也存在较大的差距。非洲不少国家也搞社会主义，但结果越搞越穷。这样就促使邓小平思考苏联模式到底行不行，传统的社会主义这样发展下去是否有前景，苏联在列宁时代曾搞过“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给邓小平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引发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深沉思考。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成功，必须加以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釆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7]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尔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的苏联模式僵化了。”[38]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39]类似的话很多。
（二）国内背景
第一，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差距。1978年中国国门打开以后，中国跟世界的差距很大，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形成了极大反差。这个资料来自于国家统计局，197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GDP 排在世界第10位，人均GDP在188个国家里面排175位，进出口总额排第29位。当时我们国家人均GDP还不到200美元，社会处于贫穷、僵化这么一种状态。“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40]“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41]这就引发了邓小平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的思考。
第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总体来说是“两头好，中间差”，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教训，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都可以形成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
1949年～1957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发展形势相当好。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均加以肯定。“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增长每年分别约为3.8％和18.7％。……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特征是明显的加速度。”[42]中国“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世界特别是苏联提供给它的一切。到1957年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八年是一个大胆创新、成就斐然的时代。”[43]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是这样看待的，他指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44]1949～1957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是以后就出了问题。主要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左”倾错误，这个“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政治上大搞政治运动，三是在经济上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规律。
1957～1976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总体来说是成功的经验少，曲折的教训多。邓小平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45]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的谈话时坦承：“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46]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根源在于“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六六年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47]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是未来的钥匙，了解过去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更好地开拓未来。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48]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是在实践中一边摸索前进、一边总结经验。“现在我们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49]“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改革是有风险的。……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50]邓小平发展理论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并走向成熟的。
（三）个人背景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与其主要创立者的独特经历、个性特质与领导风格紧密相连。邓小平发展理论也无不打上了他的个人烙印，其中尤其跟他“三下三上”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一位记者问及他的个人经历时，他幽默地回答说：“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51]他在回顾“三下三上”的经历时说：“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52]这个“三下三上”给邓小平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启发了他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刻思索。
第一次落起发生在1933年3月到夏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江西大搞“罗明路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邓、毛、谢、古”事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邓小平因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了牵连，被撤销了江西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这个职务，并且给予他“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这个事件毛泽东也是记忆深刻的。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53]
第二次落起发生在1966～1973年。这跟“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很大的关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邓小平也作为所谓“党内走资派”的第二号代表人物再次被打倒了。在这期间他和国家、民族一样经历了巨大的磨难，特别是在1969～1971年，他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的拖拉机场劳动，这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形成有很深刻的影响。邓小平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他亲眼见到了民间的生活状况，在思考中国发展的出路。邓小平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讲到邓小平那个时候的读书情况。“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54]可见，他当时读书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包括中国古代、国外的治国经验，尤其是系统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选集。他在读书过程中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园子中思考散步，渐渐地踏出了一条坚实的小道。后来人们亲切地把这条小道称作“小平小道”。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就是从这个小道衍生出来的。
第三次落起发生在1976～1977年。这与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及天安门事件有关。邓小平在1975年大刀阔斧地搞全面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交通整顿、军队整顿，气象一新，但是按照邓小平这个搞法搞下去，势必要全面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思路，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实际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才干一直很欣赏，认为人才难得，但是对邓小平有一点不放心，那就是担心去世以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会不会被改变，所以有一次他要求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决定，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是被邓小平拒绝了，他说由我来主持做出这样的决议是不合适的，我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泽东当然不满意，1975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一场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把邓小平批了一下，后来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受了牵连，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这段时间不是很长，1977年以后邓小平又复出了。
这“三下三上”的经历，特别是三下的经历对邓小平的影响很大。例如，三下都跟“左”倾错误有关系，所以邓小平后来非常强调要反“左”，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55]再如，他亲身经历了十年动乱，见证了社会动荡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就强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重要性。
第二节 发展理论
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在《邓小平文选》当中“发展”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一共1066次，第一卷191次，第二卷317次，第三卷558次。第三卷仅28.8万字，也就是说这卷里面每516个字就出现一个“发展”。邓小平非常强调发展，“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56]“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57]“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58]邓小平把发展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明确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要发展，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展自己。后来他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概括为中国的发展路线。中国的发展路线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所以可以说发展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条红线。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内容比较多，也比较丰富，这里只阐述一个基本框架。
（一）发展模式
对发展理论关注最早的应该是马克思。他指出：“产业革命同时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59]“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60]当时马克思比较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整体的变迁，这就是现代化的问题，马克思比较早地关注到西欧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以色列学者什洛莫·阿维内里在《马克思与现代化》文章里讲道：“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看法应当被看成为根据西方的经验为现代化各种条件和界限提供一幅相当精致的图像。”[61]当然，现代化的模式是多元的，西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并不是唯一的模式。马克思也同样注意到亚细亚社会的发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应该走一条独特的“亚细亚模式”。不过后来马克思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社会革命那儿去了，对现代化理论没有做深入的论述。到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后来到斯大林时期就形成了“苏联模式”。虽然“‘苏联模式’在历史上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也暴露了严重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即社会变迁理论、国家发展理论，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理论。当时，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为什么要研究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呢？主要是两极格局的对峙，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再加上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西方古典的现代化理论。这些发展理论虽然有很多分歧，但是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意旨：即所谓的发展或者说现代化，主要是以西方社会发展为基本蓝图和模板，也就是说所谓的发展、所谓的现代化主要就是西化，向西方学习。这些国家的一些学者还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整套发展的模式，在拉丁美洲，不少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尝试，但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却带来了动乱、灾难、倒退，使他们陷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西方国家这些社会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过程中都破绽百出，受到了诸多批判与责难。
针对这个情况，邓小平经过思考，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发展也必然是多元的。“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62]“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英、美、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63]而苏联模式也僵化了，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64]中国怎么办？逻辑的必然结论是：中国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说中国要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即被后来的人们称作的“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走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在现代化建设当中也必须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相结合，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即“中国式的现代化”。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的重要命题，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发展目标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当时邓小平讲“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富强、民主和文明三位一体的内容，其中发展经济是关键。邓小平所理解的现代化指的是社会全面发展，但是核心是经济发展，这就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邓小平特别强调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经济发展。
1979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5]实际上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一个是要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再一个是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还有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需要平衡发展，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非常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其他的任务都要服务于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认为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是全党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邓小平讲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发展。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有贡献的，这个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把发展生产力提升为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检验一切工作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把生产力提高到这样四个方面的高度，从而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三）发展战略
实现发展目标，需要有发展战略。邓小平发展理论中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步骤，二是发展重点。
首先，关于发展步骤。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个目标现在看起来有点高了，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把这个目标调低了一些。1979年邓小平考察了很多地方，带着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新鲜感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我们开了一个大口，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使我们国家走在国际前面。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不要定得那么高。1982年，中共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正式提出了我们国家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在整个80年代要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在90年代使我们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当时提出的“两步走”发展战略，跟原来毛泽东周恩来讲的两步走是有联系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1987年提出来的，邓小平在1987年8月29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谈道：“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66]在邓小平的建议之下，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在两步走的基础上再走一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发展战略应该讲是既充满了雄心壮志，又比较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实际上到20世纪90年代末，前两步目标提前实现，现在正在向第三步目标奋力前进。
其次，关于发展重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必须要重点促进，齐头并进不现实，即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中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是什么？现代化的重心在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也有重点，那就是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对此他多次强调：“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67]“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68]现在看来，不乏远见，具有长远的战略指导价值。
（四）发展动力
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自哪里？关于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一直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从发展理论或者说现代化理论来看，发展的动力一般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内部的改革，二是外部的影响，三是科技的发展。如果仔细研究《邓小平文选》，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邓小平也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内改革，二是对外开放，三是科技发展。
关于改革与开放的关系，邓小平从来就没有把改革与开放分开讲过，他甚至有时候讲改革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改革。比如他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69]“如果放弃了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70]当然改革开放是全面的全方位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71]
至于科技进步方面的问题邓小平谈得就更多了，邓小平特别关注科技的发展对中国发展的巨大作用。早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他就主动地自告奋勇要求去抓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2]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说：“我出来工作的事情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73]1977年8月4日早上，邓小平决策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1984年，当时邓小平来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工程进行奠基，当时欧洲的科学家不理解，说你们现在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邓小平回答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眼前。四年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建造成功，邓小平又一次到这里，仔细地参观了全部的试验设备。李政道评论说：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现在不光是“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里，全世界公认，中国是第一。还有“863计划”的出台。1986年3月，北京几位科学家提出要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动态，邓小平对这个建议非常重视，立即做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要速做决断，不可拖延。邓小平亲自为这个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863计划”的实施，为我国高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发展形式
发展形式实际上指的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时序特征。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时序特征的总体设计是：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全面进步。
在经济发展形式方面，邓小平又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74]据此，他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75]
总体上讲，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理论是非均衡发展的理论。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经济发展主要有两种形式：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强调非均衡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但是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社会发展没有同步跟上，所以现实我们就比较强调均衡发展。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跟邓小平发展理论有紧密联系，但是也有一些区别，比较强调均衡发展，包括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情况发生了变化，发展的侧重点也要随着变化，这是必然的，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代要求。我们不能以现在强调均衡发展去否定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非均衡发展，也不能以邓小平强调非均衡发展来否定现在推行的均衡发展。这要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要求的不同的侧重点来看问题，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问题。
（六）发展环境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国内政局的稳定和国际和平的局面。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明确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76]
首先，国内环境。政局要稳定，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在动荡和战乱中进行。对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十分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一是政局稳定，二是政策稳定。1957年以后，我们国家大搞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了人为的政治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全面内乱，使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近20年，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所以，邓小平在总结这个经验教训过程时深刻地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77]我国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不少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因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大，闹起了学潮，引起了社会动荡。对此邓小平多次严肃指出，西方的民主体制在中国不合适，如果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必然导致中国的混乱。现代化事业也会毁于一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的态度很明确，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提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政局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78]对此，当时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也是赞同的，1991年5月，李光耀在东京出席《朝日新闻》举办的专题研讨会时，特别强调：“在发展现代国家的过渡时期，政治稳定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政治稳定是成功的基本条件。”[79]在这个治国经验上，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其次，国际环境。邓小平讲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防止世界大战爆发；另一个是要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如果中国跟周边国家关系恶化，甚至引爆局部战争，会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这个划不来。因此，他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0]。为了维护国际和平，邓小平提出，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有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新秩序。此外，对周边国家，比如说与日本、越南、菲律宾，有南海领土之争，钓鱼岛领土之争，这些问题怎么办？邓小平提出一个新思路，叫“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七）发展机遇
发展理论中还有发展机遇问题，因为机遇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特别重要，抓住重要机遇就意味着成功，失去了重要机遇就意味着失败。邓小平非常强调机遇意识，“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81]他在总结国际经验时指出，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若干高速发展的时期，因此，在中国也应该有这么几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不仅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他觉得当时国际环境比较有利，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政策对头，老百姓拥护，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这么一个优势，中国在某个时期加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经济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抓住机遇，加速发展。
（八）协调发展
虽然我国现代化建设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是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协调发展。总体上来讲，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因此，邓小平指出，主要要处理好以下关系，使社会协调发展：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者的关系，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两者要配套，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配合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毁于一旦；三是发展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系，如果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叫有增长而无发展，所谓的发展主要就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所享；四是经济增长与质量、效益的关系，一方面强调经济增长，一方面还要强调质量、效益，也要协调发展。
第三节 鲜明风格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特点非常鲜明，主要是跟邓小平个人的独特经历、领导风格和个性因素有关。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一）战略眼光
何谓战略眼光？就是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从战略的高度、长远的眼光来处理问题，这就是战略眼光。尼克松与邓小平见过多次，对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有颇多了解。他在著作中曾这样写道：“邓小平——伟大的领导人往往这样——比这些专家们高瞻远瞩，他看到的未来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82]
邓小平当过野战军政委、西南局书记、国务院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成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长期身居高位，使邓小平形成了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领导风格。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女儿邓琳说道：“在工作上，他完全是个大手笔”，“他的工作方法好，不是权在手，事无巨细全包揽，而是提得起，放得下，肯放手让别人去做。”[83]应该说她对其父亲的领导风格还是比较了解的。关于这种领导风格，周恩来也看到了。在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当时周恩来跟薄一波有一个著名的谈话。周恩来问薄一波：据你的观察，邓小平与刘伯承同志的领导风格有什么不同？薄一波回答说：愿听总理意见。周恩来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的领导风格是举重若轻，刘伯承同志的领导风格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薄一波回答说：完全同意总理意见，这八个字概括得十分准确。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有战略眼光，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从战略高度来谈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战略家他经常从战略高度谈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比如说他把和平发展问题看作是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把我国经济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发展战略”，还有就是把发展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谈到教育、科技、知识分子问题时说，这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战略措施来说的。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方针时说“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战略考虑。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讲，中国和美国之间应该从战略高度处理这个问题，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讲，如果放弃了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了我国的发展战略。
第二，从大局出发治理国家。邓小平非常强调大局观，大局观也是个战略问题。他说“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84]在现代化建设当中大局是什么？就是主要把经济发展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又多次强调“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85]后来他又谈到“两个大局”思想，东南沿海让它先发展，这是大局，东南沿海发展到一定时期，再去支援内地工业发展，这也是个大局。在第一个时期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在第二个时期东南沿海也要顾全大局。
第三，从政治角度来谈经济。这也是他的发展理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比如说他讲在经济问题上我是外行，所讲的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他还谈到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这不光光是经济的问题，而且是政治的问题。
（二）务实风格
邓小平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明确讲，邓小平是一个实干家。邓小平素以务实著称，这个跟中国的实践理性传统有关，还有跟常年战争的经验有关系。邓小平比较务实，在发展理论里面务实性的特色比较明显。
第一，强调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后来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跟这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关系，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违背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路线。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科学决策的首要原则，更是毛泽东思想出发点和根本点。“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保守派。……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86]
第二，注重实践。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他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搞争论，一搞争论就把很多发展时期耽误了，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错了就改过来。有一些人把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称为是经验主义加以批评，这个很没有道理。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当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则可以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
第三，注重实效。这里涉及邓小平提出来的“猫论”。猫论实际上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是刘伯承讲的。“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87]这体现邓小平注重结果、注重功效价值理念。这种价值观念是传统赋予的，而且跟革命战争经验有关系。他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也是讲求实效、注重结果的体现。
第四，走自己的路。就是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走自己的路，这是邓小平发展理论当中务实风格的根本体现。
第五，简洁、质朴的文风。邓小平的语言非常简洁、质朴，但是十分管用。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稳定压倒一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这种格言式的话很多。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它就可以焕发出强大的能量，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邓小平讲的这些话所包含的理论内容相当深奥，但是表达又是如此的简洁、质朴，非常管用，这也是邓小平务实风格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三）辩证思维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辩证思维。邓小平讲过一句名言，叫“照辩证法办事”。在邓小平看来辩证法不光是世界观，更是一个方法论。关于“照辩证法办事”这句话，毛泽东很欣赏，他表扬了两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讲要向邓小平学习，学邓小平那句话，叫“照辩证法办事”。1957年1月，毛泽东《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88]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体现出很多辩证的特色，因此，他的发展理论也充满了辩证的智慧。比如，关于主体和补充、整体与重点、发展与稳定、内因与外因等关系的论述均闪耀着辩证的智慧之光。
（四）开放意识
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开放意识非常突出。他是一个放眼世界的思想巨人，开放意识非常的强烈，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锁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加强国际交往，必须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极力主张对外开放，这是邓小平开放意识最集中的体现。
邓小平开放意识的形成原因是什么？主要是两个：一个跟邓小平丰富的国外经历有关系。邓小平跟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不爱出国，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到了莫斯科，邓小平在国外有丰富的经历。美国学者戴维·W·张分析说：“他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惟一到国外广泛考察过的中央领导人。……这样，邓小平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89]这些独特的经历对他的开放意识的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没有直接的资料，但有间接的资料可以佐证。比如说，关于“风庆轮事件”，后来邓小平在1991年1～2月，《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里讲：“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等级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90]又如1978年10月份，当时邓小平应邀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他参观了企业，考察了日本的经济。在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制造厂邓小平就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跟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比要高十几倍，他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二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清代末年搞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状态，一方面西方国家封锁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封闭自己，从而导致与世界发展差距拉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后，邓小平大力提倡对外开放，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一个国家如果离开世界是不可能发展的。
（五）与时偕行
“与时偕行”是《周易》里的一句话，与现在讲的与时俱进是一个意思。邓小平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91]在发展理论里面他这个意识比较强。
首先，强调解放思想。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强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点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92]
其次，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能根据现在的情况去发展马列主义，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再次，倡导敢闯敢冒的精神。邓小平非常强调改革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股子气，没有一股子劲，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他倡导敢闯敢冒的精神，这恰恰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所缺乏的，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受中庸之道的影响，民族性格里面就缺乏一种冒险、竞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六）人民至上
人民至上在邓小平的发展理论里体现得非常明显。这跟什么问题有关呢？一个是跟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关；另一个是跟群众路线有关；再者是传统民本思想有关。邓小平的发展理论里人民至上的观念非常突出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调富民的思想。改革开放中他经常讲，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要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案例。1986年美国新闻记者华莱士采访邓小平，对当时邓小平提出的致富不理解，他说现在领导人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邓小平回答说：我们的致富跟你们的致富不一样，我们的致富是共同富裕，致富不是罪过。
其次，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鲜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93]
最后，政策要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成功。”[94]“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就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95]邓小平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动摇，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节 千秋伟业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应该说如何估计都是不过分的，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现代化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在理论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如他在阐释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时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96]
二是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折。1991年7月2日，李光耀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说：“再过20年，中国就可能不同了，因为邓小平把中国推向前，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转折点的确在于邓小平。他已经打开了窗，不可能把窗再关起来。”[97]在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人们的思想习惯与社会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图斯的谈话中所说：“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98]
三是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各项改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取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美国学者莫里斯·麦斯纳指出：“毫无疑问，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时代将是一个最成功地创造了经济发展纪录的年代。”[99]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有关中国经济发展一系列的阐述，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理论问题，可以被称作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印度学者苏地生评价道：“美国《时代》周刊已经两次把邓小平选为当今世界风云人物，没有什么人对此提出异议。全世界还应该认识到，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把下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授给邓小平。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他砸碎了空想主义的枷锁，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100]
四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具有方法论意义。正如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