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学史
现代乐府学史概述
作者简介：吴相洲，男，1962年9月生，辽宁省义县人。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陈贻焮和葛晓音先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主要社会兼职有乐府学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王维研究会会长、《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主要著作有《中唐诗文新变》《传统的批判》《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永明体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诗歌通史·唐五代卷》《乐府歌诗论集》等。
民国成立至今百余年间，乐府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宫廷乐府活动宣告结束，相关记录研究已无从谈起；受西学观念和方法影响，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故本文从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进行总结。因受社会总体环境影响，大体呈现前30年相对冷清，中间30年论题单一，后30年丰富转型，近十几年走向自觉的格局，时间上与1912～1949年、1950～1976年、1977～2000年、2001年至今四个时期基本相当。港台及海外乐府学研究环境不同，为方便比较，也按四个时期介绍。
一 1912～1949年
民国30多年间，乐府学虽然受关注程度远远比不上诗经学、楚辞学、词学，但某些方面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其中尤以作品笺注和诗史写作成绩最为突出。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被大量引入，“民歌”“乐府文学”等概念被广泛使用，一些新问题纳入了学人视野。陆侃如、黄节、罗根泽、萧涤非、余冠英等人以治乐府名家。乐府学研究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一）文献研究
民国时期学人仍然沿袭清人笺注乐府传统，涌现出一批笺注成果。如平步青《乐府本事》
、陆侃如《乐府古辞考》、刘雪樵《汉代乐府的解释》、夏敬观《汉短箫铙歌注》《宋书乐志相和歌十三曲校释》、曲滢生《汉代乐府笺注》、黄节《汉魏乐府风笺》、闻一多《乐府诗笺》、王越《汉代乐府校释》《汉代乐府释音》、朱建新《乐府诗选》、彭丽天《乐府诗集古辞校正》《乐府古辞考补》、吴慧星《乐府古辞考》等。
这些笺注成果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对象仍以汉魏乐府为主，但经学阐释成分大为减少；沿用古人笺证方法，但也加入了现代学术思维；笺注水平很高，甚至超过清人。
例如汉铙歌，历来号称难解，清人曾为此倾注许多心力，民国学人继续进行笺证。如夏敬观《汉短箫铙歌注》，先论铙歌性质，继而一一解读：训读文字，联系史实，辨析前说，自成一论。类似成果还有谭献《汉铙歌十八曲集解》、胡芝新《汉铙歌十八曲集注》等。其他难解乐府也有人触及。如孙楷第《晋杂舞歌辞的章句》、《宋书乐志今鼓吹铙歌词考》、《宋书·乐志“铎舞歌诗二篇考”》，解读晋杂舞歌辞和宋鼓吹铙歌。这些作品历来难解，沈约《宋书·乐志》就说宋鼓吹铙歌“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孙楷第对此进行解读，结论虽然未必人人认可，但解读方法很有启发意义。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界曾兴起了一股解读乐府难题热潮，孙楷第等民国学人是有开启之功的。
某些名篇考证还引起了后来学界的长期论争。如罗根泽《〈胡笳十八拍〉作于刘商考》一文认为《胡笳十八拍》作者并非蔡琰，应是刘商。这一问题1950年曾有激烈争论，“文革”期间略有停歇，80年代论争再起。一时之间见诸报刊文章多得难以计数。罗根泽《木兰诗作于韦元甫考》、曲滢生《木兰诗的时代》、杨无恙《木兰诗考》、抱一《花木兰从军时地考释》、荣钟麟《木兰从军时地之商榷》有关《木兰诗》诸问题的讨论，50年代以后也长期被学界关注。何裕有关《陌上桑》的4篇文章《陌上桑本事辨证》、《陌上桑时代商榷》、《陌上桑异名考释》、《陌上桑疑义诠释》也开启了50年代到80年代有关论争。南朝一些清商曲调也有人作系列考证。如雨亭《懊侬歌小考》、《阿子头及欢闻歌小考》、《乌夜啼小考》，王运熙《乐府〈前溪歌〉杂考》等。而程会昌《曹孟德〈蒿里行〉“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解》则是对一首乐府诗本事的考证。陈寅恪《白香山新乐府笺证》采用诗史互证方式解读白居易新乐府，是其倡导解诗方法的有力尝试。这些成果说明民国学人在乐府解读上见识高远，方法多样。
笺注著作以下几种值得特别重视。
陆侃如《乐府古辞考》。作者认为，《乐府诗集》虽是一部编纂相当完备的书，但仍然存在许多缺点，如个别曲调误入他类、古辞拟作排列颠倒、将不入乐之谣谚列入乐府、成书后数百年研究成果无法进入，等等。从创制、模拟、入乐、不入乐等维度来看乐府，其含义也非常混乱。他主张将琴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四类排除在乐府之外，所以专取乐府郊庙、燕射、舞曲、鼓吹、横吹、相和、清商七类歌辞进行考证。考证先引前人见解，再加上自己按语，征引丰富，考证细致。它是为民国时期出现较早规模较大的乐府笺注著作。
黄节《汉魏乐府风笺》沿袭古人以乐府比附《诗经》传统，以郊庙歌辞当颂，以燕射歌辞当雅，以相和歌当风，取汉魏相和歌辞注释，兼及少数杂曲歌辞。章节亦以“汉风”“魏风”标示。但笺证中已经去掉了经学阐释成分。笺证多引前人成果，时加自己按语，标之以“节笺”“节释言”字样。一部书中可见多种意见，方便学人研读。
曲滢生《汉代乐府笺注》选汉代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进行注释。笺证文字不多，且多引《乐府诗集》及《汉书》颜师古注、《文选》李善注以及明清以来如朱嘉徵、朱乾、陈本礼、王先谦，近人黄节见解。
朱建新《乐府诗选》将乐府区分为入乐作品（古辞）和非入乐作品（非古辞），郊庙、燕射、舞曲、琴曲歌辞一概不录。书中选注少量宋代乐府。一些非乐府诗也被选入，是其最大瑕疵。注释文字简单，且很多作品没有注释。
闻一多《乐府诗笺》选39首汉乐府笺证。时引清人成果，但无清人经学阐释成分，重在求真求实。文献征引异常丰富，令人目不暇接，却均能支撑论断。时用音韵训诂方法以佐证。如《日出入》中“六龙之调使我心若”句，作者认为“若”应作“苦”。理由之一是“古韵鱼部入声字，多不与平上去相叶，此本以苦下为韵，今作‘若’，则失其韵矣。”所笺乐府篇目虽然不多，但水平大有超越清人之势，后人阅读整理这些作品，应对闻氏见解予以高度重视。
余冠英1926年所作《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将《乐府诗集》所收曲辞作者与传世其他总集、别集著录作者差异一一列举。这是首次对《乐府诗集》文献所做的专题研究。
民国时期日本乐府文献研究成果很少，但也有像高仓克己《关于乐府诗集的本辞》这样触及乐府学文献研究核心问题的文章发表。
（二）音乐研究
民国时期，吴梅治词学，王国维治曲学，都从音乐角度着眼。同样，也有学人从音乐角度研究乐府。以下介绍两种：
王易《乐府通论》设“述原”“明流”“辨体”“征辞”“斠律”“余论”等章。“述原”从礼乐角度讲乐府起源；“明流”概述由汉到宋乐府活动演变概况；“辨体”论乐府分类，并以表格形式列举各代歌辞；“征辞”评点各类歌辞艺术特色，并例举诗作；“斠律”阐述乐府相关音乐史知识；“余论”对有志于乐教者提出“明本”“知方”“立制”三点希望。书中所述多为古籍所载之乐府常识，但从乐府特性着眼，从源流、体制、文辞、声律等角度论述乐府，于传统乐府学最为接近，与其他学人但以西方文学观念观照乐府文学价值很不相同。
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中第五章《论乐府》、第六章《唐代歌诗》，都强调从音乐角度考察诗歌，触及乐府一系列音乐问题。如考证“节”“解”“谱”含义，论述“四弦曲”“相和曲”“吟叹曲”“大曲”与相和五调关系，考察王维、李益、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祜等人诗作入乐情况等。作者特别强调音乐研究立场，所以经常随意贬低排斥那些已经失去音乐形态或尚未获得音乐形态的诗作。如谓拟古乐府为“假乐府”，新乐府不入乐，均不该称作乐府，“极端反对”崔豹、吴兢等人仅从义理角度解释乐府。还说：“《文选》很多是文人无聊的作品不关性情，所以不可歌唱，所以这部书无价值。”作者从《太平御览》里发现隋末人作有《乐部》一书，并从《册府元龟》中辑录出数条，从《宋书·乐志》中考证曹植《七哀诗》为乐府等，类似考证很有价值。
民国时期研究乐府音乐问题论文也有一些。如黄节、朱自清《乐府清商三调讨论》讨论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孙楷第《梁鼓角横吹曲用北歌解》探讨北朝传入南朝横吹曲音乐性质，彭仲铎《张骞得曲李延年造新声事辨伪》辨析李延年因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曲而造新声二十八解事真伪，汪世清《鼓吹与铙歌》辨析鼓吹与铙歌关系，张长弓《论汉乐府中的赵代秦楚之讴——读闻一多的什么是九歌后》论汉代乐府采诗时对各地音乐吸收，等等。有些问题引发了多人讨论。如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梁启超、陆侃如、逯钦立等人都曾发表自己见解，成为民国乐府学研究一桩公案。其实，相和歌以表演方式命名，清商三调以调式命名，二者不在同一个层面命名，二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这种争论多半是因为文学研究者不熟悉音乐所致。
民国时期，大学学科设置均仿照西学，文学与音乐被划为两个不同学科，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人们从音乐角度研究乐府：文学研究者觉得没有必要去研究，音乐研究者很少关注具体音乐作品。音乐学界因普遍接受西方音乐学观念和方法，将中国音乐史纳入到西方音乐学言说体系，人们更愿意关注乐学、律学、乐器、制度等问题，很少关注具体乐府作品音乐形态。例如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是这一时期问世的一部重要中国音乐史，完全根据西方音乐观念和方法来看中国音乐史，与古人谈音乐有很大区别，关注的都是“律”“调”“谱”“器”“乐队”“舞乐”“歌剧”“器乐”等问题。这些基本上停留在技术层面，至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有什么音乐活动和作品，书中则没有多少叙述。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描述开创了国人描述中国音乐史的范式，此后古代音乐史学界一直把研究重点放在这些技术层面上。由于很少描述具体作品音乐形态，因此这些音乐史研究成果，对于乐府学研究借鉴价值主要在知识层面。换言之，音乐史家重在描述音乐史，不在具体音乐作品，对于众多乐府诗所属音乐机制、特点、传播方式、沿革过程以及这些因素对诗歌的影响等，揭示得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音乐史家成果只能作为乐府诗研究基础，文学史家尚需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在揭示具体乐府作品音乐形态上下大气力。
这一时期日本汉唐音乐史研究成果对于乐府学研究参考价值更直接一些。如泷辽一《作为匈奴音乐的鼓吹曲》《三国时代鼓吹乐的文学史意义》《关于魏晋时代鼓吹乐》《魏晋时代的雅乐》等，均研究乐府音乐问题。岸边成雄《唐代音乐文献解说》《燕乐名义考》是考察唐代音乐文献和燕乐的。其《隋唐燕乐调研究》继清人凌廷堪之后继续研究隋唐燕乐调。有“隋代前后调的意义之变迁”“隋代之龟兹乐调”“唐代之燕乐”“燕乐二十八调”“燕乐调之律”“唐乐调之后继者”“燕乐调与琵琶调之关系”等章。林氏从技术入手，证之以出土文献，与凌氏仅据传统文献发掘寻绎不同。燕乐与近代曲辞关系密切，林氏这些工作对描述近代曲辞音乐形态很有借鉴意义。
（三）文学研究
相比文献和音乐研究，民国时期乐府文学研究成果要多很多。其中乐府文学史写作成就最大，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两部百年来影响最大的乐府文学史都作于这一时期。
乐府文学史写作与新式大学课程设置有关。20世纪以来，新式大学纷纷建立，文学史是国文系主要课程，高校教师为了教学需要，写下了大量文学史。从1904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出版开始，到30年代出版了20多部文学史，“谢无量、曾毅、顾实、葛尊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欧阳溥存、蒋鉴璋、谭正璧、胡怀琛、凌独见、周群玉、赵景深、刘麟生、郑振铎、穆济波、胡小石等均有文学史的著述”。这些文学史或详或略，都曾述及汉唐乐府。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规模较大，对汉唐乐府叙述内容最多。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最为晚出，乐府诗发展进程描述也最为清晰。胡适《白话文学史》将大部分乐府当作白话文学予以描述。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于汉代诗歌史部分直接取名《乐府》。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所持概念虽然与乐府不同，但所述汉唐音乐文学也是以乐府为主。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一章“古歌谣及乐府”，第一节“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第二节“两汉歌谣”，列举作品，辨析真伪，评点艺术。第三节“汉魏乐府”，先介绍汉代到明代重要乐府学著作（是现代学人较早所列乐府学研究书单），然后列举各类歌辞，阐发主旨，品评诗艺，归纳诗史意义。梁启超是学问大家，论述有气象，目光很敏锐，善于揭示问题，也敢于下结论。如考察荀勖《荀氏录》、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与智匠《古今乐录》关系时指出，《乐府诗集》中所引前三录皆出自《古今乐录》所引。他认为《乐府诗集》中近代曲辞、新乐府辞、杂歌谣辞均非真正之乐府，舞曲、琴曲在古代有曲无辞，狭义乐府只有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杂曲七种。他又辨析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与黄节、朱自清相关讨论相呼应。书中两次谈及乐工随意改作歌辞事，是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论文之前，对问题论述较多的学人。
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则是专门描述乐府文学史的著作。著作以汉唐乐府文学史为描述对象，是其《中国文学史类编》总体计划（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中的一部。关于写作分体文学史原因，他在前言中有这样的阐述：“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同类文学的影响大。……所以我的《中国文学史类编》，是‘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概念。”他不赞同梁启超、陆侃如将琴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排斥在乐府之外：“今案治乐府有两种立场，一曰音乐，一曰文学。以音乐为立场，则所谓《新乐府》者，自然可废。岂惟《新乐府》，魏晋之作，其不入乐者，亦当可废。即其入乐者，每多与本辞不同，则凡非本辞亦可废。若以文学为立场，则凡仿效乐府之作，皆当目为乐府文学。兹编乃述乐府文学，非论乐府声调，故不能去《新乐府》。郭氏概以类分，非以时分，独《近代曲辞》，以时为类，与其体例实有未合。但于治乐府文学流变，颇为便利，故吾侪亦乐与赞同。”书中没有使用“民歌”一词，代之以“平民所作乐府”。由于强调作乐府文学史，所以有意忽略乐府音乐特性，使文学史描述陷入了平面化。至于把音乐当作了文学创作的束缚，说唐代古题乐府不入乐正好促成了乐府文学创作解放，更有失偏颇了。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较为晚出，成就也最高。该书是作者于1933年在清华研究院随黄节读研究生时所作毕业论文。书前有黄序，即导师黄节为其论文所作《审查报告》。报告中一一列举论文创新之处。该书分6编27章，详细描述由汉到隋乐府文学发展历程。描述除了介绍一个时期乐府文学概况，还就一些有价值问题展开讨论。如乐府起源问题、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问题、房中乐含义问题、汉铙歌解读问题、晋多叙事乐府问题、乐府和声与词的起源问题、“盐”的含义问题、乐府诗声律演变问题，等等。乐府研究很多重要问题，或由该书首次提出，或有虽非首次提出，但能提出己见。微瑕处在于受阶级分析学说影响，时常强调贵族平民之分，大量使用“民间乐府”之类概念。其实只有成为宫廷表演曲目才叫乐府，何来“民间乐府”？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是其东北大学任教时讲义。书中卷二设“汉乐府三声之消长”一章，论两汉乐府；“南北风谣特盛及乐声流徙之影响”一章，论魏晋南北朝乐府。描述以排列资料加按语形式进行，资料有力，持论精要，两章合起来可视作一部小型汉魏六朝乐府诗史。其《唐乐府纲要》也是在东北大学任教时讲义。前论部分论汉隋乐府诸问题，本论部分论唐代乐府五个问题：（1）武德、贞观间董理旧乐及新制乐章；（2）开元、元和间乐府之盛况；（3）元和以后乐府之衰变；（4）诗余之远源与近因；（5）唐末五代诗余略述。论述多排列资料，间以按语，点出唐代乐府发展筋脉。以诗余接谈乐府，可见乐府与曲子词嬗变之轨迹。书中所论皆先描述乐府活动，再谈乐府之文学价值及历史发展脉络，与仅从文学层面描述乐府相比，更接近古乐府学。这些讲义应该作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当时对乐府有此明确意识确属难能可贵。更值得称道的是刘氏晚年注意到了“乐府学”这一概念。其《默识录》卷二“李白之乐府学”条云：“《太平清话》记韦君年十一赋《铜雀台》绝句，李太白大欢，授以古乐府之学。按太白长于古乐府，成专门之学，故能以之教人，惜已无从知其绪论矣。”又有“阳关三叠”条，留意阳关三叠之叠法，与单纯从文学层面谈乐府不同。
朱自清《中国歌谣》虽非乐府文学史著作，但其中有论“歌谣的历史”一章，曾专论“乐府中歌谣”，认为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歌、清商曲、杂曲当中都有歌谣，似有将歌谣泛化倾向。有些乐府诗究最初形态或为歌谣，已经加工成朝廷乐曲之乐府不应再视为歌谣。书中将《竹枝词》归入“山歌”。刘禹锡诗序所言“里中儿歌”，称作“山歌”未尝不可。但将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所作《竹枝词》称作“山歌”，则有失宽泛了。
民国时期有些论文也以概述乐府文学史为内容。如张长弓《清商曲辞研究》、魏绍诚《乐府概论》、黄穆如《乐府源流》、朱建之《论乐府》、黄泽浦《南北朝的新乐府》、赵景深《论汉代乐府》、吴烈《乐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张长弓《东汉乐府与乐府诗》、祝自文《乐府之由来及其演变》等，都具有概述性质。
写作乐府文学史最大意义在于描述出各个时期乐府特点及其发展历程。许学夷《诗源辩体》等古代诗话著作在谈及汉唐诗歌当中也曾有意阐发乐府诗前后继承演变关系，但民国以来系统描述乐府诗史还是受西方文学史概念影响而新增的乐府学研究内容。综观这一时期乐府学史，存在两个问题：一、受进化论和民粹主义影响，多将乐府视为民歌，誉之以文学发展的源头活水，文人拟作则标志诗歌走向僵化和死亡。其实这是一条虚假预设理论，没有实际根据作为支撑。二、多将乐府当作纯粹文学作品，对乐府音乐属性未予足够重视。学者给出的两点理由是：一、乐府诗音乐形态已经消失，无法研究；二、文人所作乐府为拟作无关音乐，不必研究。其实两条理由都不成立：乐府音乐形态记录有欠缺但不等于完全消失，不能因为部分信息消失就取消对乐府诗音乐形态的追寻；文人所作乐府仍有大量是入乐歌诗，不都是纯案头拟作，其音乐形态仍然有待研究。
民国学人已经开启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短歌行》《西洲曲》等乐府名篇的论述。以后半个世纪，这些名篇一直是学人乐府研究热点选题。民国学人在乐府文学研究上提出了很多新视点。如林庚《歌谣不是乐府亦不是诗》、邵祖平《乐府诗研究谈》、许梦因《乐府之性质》，论乐府概念和研究方法；公方苓《乐府歌辞的和拼乐府的演变及其体制与命题》考察乐人为了方便对文人诗作任意加工情况；《论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论乐府诗体式问题；张长弓《论〈吴声〉〈西曲〉的产生时社会基础》从社会角度入手谈南朝新兴清商曲的产生，等等。再如孙楷第《绝句是怎样起来的》在考察绝句起源时曾涉及乐府，认为“绝句最初只是乐府之一解”，等等。这些问题古代或已提出，但没有详论，民国学人以系列实证论述这些问题，是乐府学研究的具体推进。
余冠英是这一时期少数以专注乐府研究而著名的学人。其《汉魏六朝诗论丛》共收录论文11篇，直接论乐府者8篇，与乐府相关论文3篇。其中《〈乐府诗选〉序》作于1950年，《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作于1951年，《论蔡琰〈悲愤诗〉》未标作年，其他均作于1949年以前。《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一文论乐府歌辞拼凑分割。这一现象古人已经提及，但都没有详细论述，该文列举8种具体情形，清晰地描述出这一现象的存在。因事关乐府歌辞文本形成问题，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说“公输与鲁班”》《说“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谈汉魏乐府词语使用习惯。《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以大量例证揭示吴声歌曲里男女赠答现象，是对乐府诗对唱体式的研究。《谈〈西洲曲〉》在游国恩、叶玉华之后继续谈对《西洲曲》理解上的一系列问题。这些论题或大或小，均属地道乐府学问题。
民国时期日本学者从文学角度论乐府也有一些成果。如儿岛献吉郎《乐府中表现出来的中国诗人的传统思想》《乐府中表现出来的中国诗人的传统思想（二）》、丰田穰《汉铙歌二三题》《乐府之生成考》等。日本学者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如丰田穰《乐府之生成考》就被张敬翻译过来刊登在《师大月刊》第26期（1936年4月）上。
二 1950～1976年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政治运动不断，研究环境恶化，学术步入萧条时期。乐府学研究虽然也有些进展，但受学术政治化大潮影响，出现了研究运动化、方法单一化、批评标签化等怪现象。
（一）文献研究
民国学人整理乐府势头在这一时期未能得到顺利延续，只有陈直《汉铙歌十八曲新解》能在众多前人笺证基础上自立新说，表现出很高笺证水平。杨公骥对巾舞歌辞《公莫舞》的解读也是这一时期文献研究最大收获。其《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一文最初发表在1950年7月19日《光明日报》第3版（1985年4月4日做过增订）上。巾舞歌辞《公莫舞》因“声辞杂写”造成“不可解读”。杨文从句读、韵脚、章法、内容、和声、舞蹈动作、创制年代和流行区域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巾舞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节、有科白的歌舞剧。尽管剧情比较简单，但它却是我国戏剧的祖型。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它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集天才想象、丰富知识、严谨考证于一身，对研究同类问题有启发和示范意义。詹锳《李白诗论丛》收其《李白〈蜀道难〉本事说》一文，考察《蜀道难》本事诸说真伪。到80年代这一问题被学界重新提起，并成为海峡两岸众学人争论多年的话题。
1959年1月学术界开始在《光明日报》等刊物上讨论《胡笳十八拍》作者和写作年代问题，郭沫若、萧涤非、刘大杰、王运熙、谭其骧、王达津等学者参与这场讨论，到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成《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争论焦点是《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郭沫若发表多篇论文，认定是蔡文姬所作，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些文章还论及蔡文姬《悲愤诗》、生年、故里等问题。其他乐府名篇也有学人关注。像《木兰诗》中“唧唧复唧唧”“扶将”如何解释，“扑朔”“迷离”生活中有何经验，“燕山”和“黑水”在什么地方？《孔雀东南飞》写作时间、地点，等等，学界也有讨论。廖仲安《关于王之涣及其〈凉州词〉 —并与孙祚民同志商榷》《答孙祚民同志》两篇文章就王之涣《凉州词》几个关键词语与孙祚民展开讨论。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普及性乐府诗选注本。第一部是余冠英《乐府诗选》。选诗分“汉魏乐府古辞”“南朝乐府民歌”“北朝乐府民歌”“汉至隋歌谣”“汉魏晋宋文人乐府”五部分。读者定位在“国文修养相当于初中以上的程度”，注释简明并附有作品说明。书中已经使用人民性、现实主义等概念。该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有学者发文指出书中注释之不当。如孙楷第《评余冠英乐府诗选注》对《选注》中27条“注间有不正确者，疑而不能定者，应注而未注者”进行辨析。类似文章还有宋毓珂《读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注〉》，也就书中一系列注释问题提出修正意见。另一部选注本是徐澄守《张王乐府》，只注张王乐府，影响有限。
乐府学著作整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国古代戏剧论著集成》，收录崔令钦《教坊记》、南卓《羯鼓录》、段安节《琵琶录》《乐府杂录》等书，是此类著作的首次汇编。罗蔗园《〈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笺订——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笺订的一部分》对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进行笺证。而成就最高的是任半塘《教坊记笺订》。这是对《教坊记》的深度整理。《教坊记》残稿仅存两三千字，而任氏笺订为20多万字。其用力之勤苦，考订之深入，视野之开阔，令人惊叹。王运熙《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评介古今主要乐府学文献，是继梁启超开列乐府学文献书单后对主要乐府学典籍的一次详细介绍，为初治乐府学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对后人研究乐府文献，梳理乐府学史，也具有启示意义。
《历代乐志律志校释》是由丘琼荪个人倾注巨大心力完成乐府学著作整理的巨大工程，包含对二十六史中17部乐志、8部律志的详细校注。该书完成于60年代末，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因“文革”延宕未出，且丢失了大部分原稿。直到20世纪末，才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第一、二分册。第一分册对《史记·乐书》《史记·律书》《汉书·律志》《汉书·乐志》《后汉书·律志》进行校释，第二分册对《晋书·律志》《晋书·乐志》《宋书·律志》《宋书·乐志》《魏书·律志》《魏书·乐志》进行校释。这是对古代乐府学基本典籍一次全面而具有专业深度的整理。
同一时期台湾出版的乐府诗选注本明显多于大陆。如潘重规《乐府诗粹笺》是汉魏晋南北朝乐府诗选注本，选篇甚精，注释亦详。书为作者给学生上课时所用教材。书前有序，作于1963年，对乐府诗价值判断尤为精确。有云：“盖自汉魏一降，乃有专门之诗学，乃有专业之诗家，乃有专著之诗集。”“乐府之诗抒真感，叙实事，羽翼乎音乐歌舞，信为诗中最美之作。”“乐府诗不独为诗之精髓，且亦为新诗蕃殖根荄。……吾国汉魏以后之各体诗歌，盖无不导源于乐府。即今后欲创作中国新诗体者，亦必洞明诗歌与乐舞之密切关系。”“至于理董郭氏书以与治中国乐舞诗者相参证，期得吸收古今歌诗之精英，开辟未来新诗之途径，则请俟诸异日。”不仅洞见乐府诗之价值，且开示乐府研究之路径。
再如张寿平《汉代乐府与乐府歌辞》，书分两编。第一编“汉代乐府官署与乐府歌辞”，征引史料，考述两汉乐府官署设置始末，乐府采风、造乐、演奏、乐府歌辞类别等。第二编“两汉乐府歌辞考识”对《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古今注》《宋书》《南齐书》《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著录之汉乐府进行考证。书中多引前人注释成果，在此基础上评点旧说，自立新说。
再如龚慕兰《乐府诗选注》，选诗颇为奇特，先列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又列魏乐府、晋乐府、南北乐府、唐乐府，不知何意。而又将相和歌辞中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侧调曲各调曲辞列为清商曲辞。文字注释较为简单，且多征引前人注释成果。
除诗选外，还有学者研究乐府解题。如方祖燊《魏晋乐府诗解题》《宋齐乐府诗解题》、周诚明《南北朝民间乐府诗解题》，专门研究某个时段乐府诗解题，对《乐府诗集》中解题内容有所补充，可作为《乐府诗集》整理的参考资料。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乐府诗集》所做文献研究，全面深入，思路新颖。如中津浜涉《〈乐府诗集〉之研究》收集了大量有关《乐府诗集》资料，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引用书考”而见功力。增田清秀《乐府诗的历史研究》的“资料篇”中有“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的编纂”“乐府诗集未收录乐府（汉魏晋南北朝）”“吴兢之乐府古题要解”“文选李善注的古乐府和乐府诗集”“刘次庄的乐府集·乐府集序解批判”等章。《乐府诗集》是乐府学集大成著作，围绕《乐府诗集》展开研究，具有“一览众山小”的效果。日本学者这些工作显示出良好的学术眼光，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21世纪初中国学人研究《乐府诗集》成书，就是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启发。《乐府诗集》补录也将成为《乐府诗集》整理的重要课题。
这一时期还有一批乐府文献研究论文发表。如堤留吉《关于〈卖炭翁〉的解释》、津田洁《关于〈白氏新乐府〉卷三文本——以刊本和抄本为中心》、小岛佑马《敦煌出现的胡笳十八拍》、小西升《乐府选释（1）——朱鹭》《乐府选释（2）——思悲翁》、太田次男《关于真福寺藏〈新乐府注〉和镰仓时代的文集受容——附〈新乐府注〉翻印》等，都是就乐府文献问题展开的具体研究。
（二）音乐研究
这一时期乐府学音乐研究成果不多，但也有一些。如王达津《汉乐府相和歌即汉清商说》继续讨论相和歌和清商三调关系问题，许建《古琴曲中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为“拍”字进一解》等，探讨《胡笳十八拍》音乐特点。孙楷第《清商曲小史》描述清商曲发展历程。文章篇幅不长，但征引丰富，内容精粹，提出很多问题。陈中凡《从隋唐大曲试探当时歌舞戏的形成》从隋唐大曲入手探讨歌舞戏形成。
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纲》1952年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后又以此为基础，组织专家集体撰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6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上、中册，到1981年代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齐。这是当时最大一部中国音乐通史，在叙述汉魏晋南北朝音乐史时，对汉代乐府活动、鼓吹曲、相和歌、南北朝乐府都有涉及，对相和歌体制描述尤其详细。由于这些描述出自音乐学者之手，对描述汉魏晋南北朝乐府音乐形态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史稿对唐代燕乐体制、表演情况也有细致描述，也可作为考察唐代相关乐府作品之借鉴。丘琼荪《汉大曲管窥》也是这一时期音乐史学者推出的重要成果，对认识汉乐府音乐形态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发表的乐府音乐研究成果应该首推台静农1950年发表《两汉乐舞考》一文。文章分“两汉之雅乐”“两汉乐舞之风尚”“乐府”“郊庙乐舞”“宴乐”“军乐”“相和歌”七个细目论汉代乐府。内容涉及乐府活动各个方面，对乐府体制和乐舞实际表演情况描述最为详细，是两汉乐府音乐形态研究的重要成果。70年代周诚明《南北朝乐府诗之渊源》一文曾谈及乐府采诗问题，可惜未能展开论述。其另一篇《南北朝乐府诗体制之研究》曾论及乐府题名和体式问题。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乐府诗音乐研究，选题多样，探讨深入。如铃木修次《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增田清秀《清商曲的源流和吴歌西曲的传唱》《汉魏及晋初鼓吹曲的演奏》《魏晋之乐府（一）：以宫廷音乐为视角》《魏晋之乐府（二）：以宫廷音乐为视角》《上林乐府》《南北朝给赐鼓吹实状》、林谦三《关于汉代的七盘舞》、泽口刚雄《有关汉魏乐府声调·音色的一个考察》《箜篌及鼓吹·横吹考》《西域音乐输入与汉乐府之生动》、小西升《有关七盘舞诸说》、山口为广《关于乐府“大曲”中的“艳”“趋”》，等等，所论均为乐府音乐基本问题，较同一时期中国大陆学人关注点丰富了许多，有些探讨也更加深入。
日本这一时期推出了两部中国音乐史重要成果。一部是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对汉唐时期音乐体制均有描述。一部是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所见对唐代音乐活动描述最为详细一部著作，足资学人研究借鉴。
（三）文学研究
这一时期乐府文学研究最重要成果要数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和《乐府诗论丛》两部著作。《六朝乐府与民歌》主要研究南朝乐府中的吴声西曲，包括《吴声西曲的产生年代》《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吴声西曲的渊源》《吴声西曲杂考》《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神弦歌考》七篇文章，涉及吴声西曲产生年代、地域、渊源、作品、体制、修辞等问题。《乐府诗论丛》主要考察汉乐府和少量南北朝乐府，包括《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汉武始立乐府说》《清乐考略》《说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考》《杂舞曲辞杂考》《汉代的俗乐和民歌》《论〈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时代、思想、艺术及其问题》《南北朝乐府中的民歌》等文章，主要探讨乐府制度、清商曲、鼓吹曲、俗乐与乐府关系以及乐府长篇《孔雀东南飞》。上述研究可贵处是尊重乐府宫廷音乐属性，从乐府体制入手研究乐府文学特点。他的研究，代表着这一时期乐府学研究最大成就，对后人构建现代乐府学也有启发和示范意义。
其他学人一般不专注于乐府研究，偶尔也有高水平成果问世。如詹锳《李白乐府探源》考察李白乐府诗创作来源，是对李白乐府创作核心问题的探讨。林庚《“边塞诗”随笔》《王之涣的〈凉州词〉》《说凉州》《步出城东门》《短歌行》《漫谈庾信〈昭君词应诏〉》等谈乐府短文，以诗人眼光谈诗作艺术，代表同期乐府诗欣赏最高水平。
受政治运动影响，这一时期乐府研究也频现“运动”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学人们就一哄而起，集中研究某篇乐府。20多年当中，研究《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羽林郎》《胡笳十八拍》《龟虽寿》《木兰诗》几篇乐府诗论文数量，占同期发表乐府诗研究论文总量80%以上。《文学遗产》编辑部甚至还编辑出版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这种运动式研究，固然可以引发轰动效应，可以使某些乐府名篇因充分阅读而被深入认识，但这不能代表乐府学研究的整体繁荣。运动恰恰说明大多数学人研究乐府没有长期规划，没有长期积累，只是跟风选题，随机作文而已。
“左倾”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以人民性为内容标准，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艺术标准来评价一切文学。乐府学也自然被带到批评政治化，标准单一化的浪潮当中，丰富多彩的乐府学研究只剩下贴标签式的表态了。从《罗敷不是劳动人民》《〈羽林郎〉解释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训诂”》《论〈孔雀东南飞〉的人民性和艺术性》《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批判胡适在评价汉乐府诗中的形式主义观点》《汉乐府〈陌上桑〉的民主性何在》《论南北朝乐府中的人民性和艺术性》《读〈龟虽寿〉——兼论曹操的法家思想》等论题中就可以看出，当时乐府学研究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范围。这样的研究，从乐府学史角度来看只有倒退，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台湾这一时期乐府文学研究也有很多成果发表。著作如陈义成《汉魏六朝乐府研究》，专门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论文多以汉乐府为题。如胡钝俞《汉代乐府与古诗》论汉乐府和古诗，多举作品，排比相关材料。韩屏周《两汉乐府古辞研究（上）》《两汉乐府古辞研究（中）》《两汉乐府古辞研究（下）》，综合前人关于汉乐府之论说。黄盛雄《两汉乐府研究》等。许世瑛《汉乐府四首句法研究兼论其用韵》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乐府。周英雄《从两首乐府古辞看民间歌诗》辨析民间乐歌与诗文人诗差异，结论是“无论遣词用字，或展开格式，皆有程度深浅之分。”。
陈糜珠《文心雕龙乐府论研究》是台湾学人较早论述乐府诗学的文章。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乐府文学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如冈村贞雄《乐府诗题继承与傅玄》、阿部正次郎《关于“瑟调曲”古辞表现出来的“孤儿”的立场》、稲益俊男《关于杜甫的〈兵车行〉——以战争体验继承为视角》、小西升《汉代乐府诗与神仙思想》、阿部正次郎《从汉代乐府诗看“弃妇”的条件》、目加田诚《关于乐府的一项考察——民歌和文人诗问题》等，问题新颖，论述深入。徳田武《日本乐府的性格之一——作为煽动文学的特质》、铃木修次《乐府文学之性格》等文章，探讨乐府文学特性。浅野通有《唐朝的踏歌——作为我们踏歌行活动影响母体的考察》探讨唐朝踏歌对日本踏歌活动影响。福本雅一《杨铁崖乐府序说》探讨唐后乐府。太田青丘《〈折杨柳〉与〈江汉〉——汉诗的飞跃、省略法及构筑美》探讨汉诗美学结构，选题新颖。网佑次《庾信周五声调曲（正）》《庾信周五声调曲（续）》，对中国学者很少关注乐府诗人进行研究。冈村贞雄《乐府歌辞对古诗的引用——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批判》回应中国学者乐府学研究论题。
日本学者看重乐府独特性，很多文章都立足于乐府诗特性来思考问题。如小西升《关于后汉乐府诗流行之状况》《南朝乐府诗的创作方法》、大野实之助《李白的〈东武吟〉——在乐府流传中的位置》、高木重俊《李贺与新题乐府——与古乐府的独特关联》、藤野岩友《乐府〈陌上桑〉之源委（影山教授·小屿教授退休纪念号）》、藤井守《子夜歌和读曲歌：读曲歌的成立及变迁》，都是从乐府特性出发来探讨乐府诗因革演变过程。吉川幸次郎《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关于短箫铙歌》《曹操的乐府诗》（以上文章均收入吉川幸次郎著，高桥和已编，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从中国诗歌发展史角度解读一系列乐府名篇。文中有语词详解，有背景分析，有版本考辨，有主旨阐述，行文自由，皆以阐发问题为意。
三 1977～2000年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生态回归正常，学术意识形态化得到修正，单一评价体系被打破，乐府学也随之走向繁荣。但是清理“左倾”年代负面影响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因此这一时期乐府学研究还带有“左倾”年代许多印记。这一时期乐府学研究开始出现转型，古代传统逐渐得到重视，新的方法被广泛使用，但还没有形成新的研究传统。因为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还处在引进、消化、吸收阶段，尚未进入自主设计、自主创新阶段，清理和继承古代乐府学传统，建构现代乐府学时机尚未到来。
（一）文献研究
这一时期乐府文献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包括《乐府诗集》整理、作品集评、词语解释、本事考证、作年辨析、作品选注、鉴赏分析等多种形式。
这一时期出版了两部《乐府诗集》点校本，一是陈友琴等人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二是聂世美、仓阳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本以影宋本为底本，以汲古阁本为校本；上古本以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其他传世本为校本。《乐府诗集》四部丛刊本有断句，但没有全面标点。这两个标点本出版结束了《乐府诗集》没有完整标点的历史。但两个版本点校均有明显错误，聊举数端即可知晓：第一，《乐府诗集》所收诗作主要来自宫廷歌录，不是诗人别集或诗歌总集，是一个诗歌特殊留传系统，校改诗作时应充分尊重诗集原貌，不能轻易用其他传世文献校改诗作。而中华本《出版说明》云：“梁武帝的《子夜四时歌》，《春歌》脱去了‘花坞蝶双飞’一首，《秋歌》脱去‘七采紫金柱’、‘吹漏未可停’两首，据《诗纪》引入注中。”乐府选取诗人作品入乐，漏收一些作品和诗句极其正常，不是《乐府诗集》编辑错误，无须校改。第二，《乐府诗集》叙论和题解中征引大量文献，文献中又征引文献，标点时要特别慎重。如中华本卷三十三“清调曲一”引《古今乐录》后一段标点，将《荀氏录》、王僧虔《技录》、张永《技录》、智匠《古今乐录》分开标点就很不合适。因为《荀氏录》为王僧虔《技录》所引，而王僧虔《技录》、张永《技录》又都是《古今乐录》所引，郭茂倩只是引用了《古今乐录》，不可能在引《古今乐录》之后又引王僧虔《技录》、张永《技录》，更不能引《荀氏录》。第三，叙论和题解中包含大量乐府题名，题名之间有时还存在隶属关系，因不熟悉这些情况而误点。如中华本卷四十二《子夜歌四十二首》解题引《古今乐录》曰：“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正确标点应是：“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第四，标点者疏忽也会造成标点错误。如中华本卷二十五《木兰诗》题解引《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古今乐录》为陈代著作，书中不可能出现唐人名字。第五，《巾舞歌辞》《宋鼓吹铙歌三首》以及《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中的《石留》等，一直没有标点。可见《乐府诗集》校勘、标点尚有很大改善空间，需要对《乐府诗集》著作性质、引用文献和乐府诗体制有充分了解，谨慎进行。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含有唐前乐府诗辑校内容，资料多取自《乐府诗集》，但也补充很多《乐府诗集》以后的资料。个别作品加有按语，阐述辑校者对该问题看法。姚大业《汉乐府小论》“汉乐府民歌集评”部分选汉乐府40余首进行“集校”“集评”。“集校”“集评”内容均摘自前代汉乐府整理著作，很方便读者阅读参考。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辑补部分乐府，如傅翕然《行路难二十篇》，无名氏《甘州乐》《醉公子》《小秦王》《轮台》等，可作为《乐府诗集》补编之参考。
这一时期在乐府诗笺证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要数徐仁甫《古诗别解》。该书共8卷，卷一、卷二分别是“诗经别解”“楚辞别解”，其他6卷为两汉到宋诗别解，其中包含大量乐府诗别解。如卷三“汉诗别解”共45则，只有9则是非乐府诗，乐府诗占五分之四。卷四“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别解”43则都是乐府别解。卷五“魏诗别解”25则中有8则为非乐府诗。别解充分利用古汉语知识解释前人理解时出现的各种歧义，常能在众多说法中自立新说，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例如“公输与鲁班”解，以前也曾有人指出为一人，余冠英还曾专门撰文论述。而徐氏据《经传释词》指出“与”有“谓”义，既非古人误用，也非语气助词。再如“《思悲翁》‘食交君’当作‘食君肉’辨”，认为应该是篆书“肉”和“交”字形近，才会出现这种误会。虽然有些解释，猜想有余，实证不足，但工作思路很有创意。
乐府文献研究论文内容也很丰富，涉及校勘、标点、解词、本事考证、文本著录等方面。如吴世昌《〈秦女休行〉本事探源——兼批胡适对此诗的错误推测》、俞绍初《〈秦女休行本事探源〉质疑》、吴世昌《答俞绍初君的“质疑”》就左延年和傅玄《秦女休行》本事是否均为庞氏烈妇事进行讨论。1984年葛晓音师《左延年〈秦女休行〉本事新探》再论这一问题，认为后汉申屠蟠《奏记外黄令梁配》所记缑玉为父报仇事比庞烈妇事更接近左诗内容。再如萧涤非《〈东门行〉并不存在“校勘”问题》、李增林《关于〈东门行〉的校勘问题——与王季思先生商榷》、王季思《〈东门行〉的校点和评价问题——答萧涤非先生》、段熙仲《〈东门行〉的读法质疑》等文章讨论汉乐府《东门行》校点。樊维纲《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词语释》解释一个时期乐府词语，马国强《乐府诗语“两走马”新解》解释一个词语。黄纪华《汉〈房中祠乐〉的时代作者辨》、侯安国《鲍照组诗〈拟行路难〉写作年代考证》讨论两组诗作者和年代。曹道衡《从乐府诗的选录看〈文选〉》讨论《文选》选录乐府诗问题。张强《〈郊祀歌〉考论》、王建纬《汉鼓吹铙歌〈巫山高〉试解》解释汉郊祀歌和鼓吹曲《巫山高》。叶桂桐《汉〈巾舞歌辞〉试解》《刘宋鼓吹铙歌三首解读》、卿三祥《〈刘宋鼓吹铙歌三首解读〉商榷》继孙楷第、杨公骥之后继续解读难解乐府。
1980～1990年代流行古代文学普及热潮，乐府选注、选讲、鉴赏成果大量问世。如杨磊《乐府诗选讲》、金大业《乐府故事》，许逸民等《乐府诗名篇赏析》，徐昌洲、李嘉训《古典乐舞诗赏析》，李春祥主编《乐府诗鉴赏辞典》，叶桂刚、王贵元《中国古代乐府诗精品赏析》，陈友冰《两汉南北朝乐府鉴赏》，胡汉生《唐乐府诗译析》，赵光勇《汉魏六朝乐府观止》1，陈友冰《汉魏六朝乐府赏析》，刘筑琴《乐府诗三百首》，王运熙、王国安《汉魏六朝乐府诗评注》，等等。成果以知识普为目标，学术研究含量有限。
但也有些选本因作者功力深厚态度认真而具有较高学术含量。曹道衡《乐府诗选》就是其中之一。19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余冠英《乐府诗选》，该选意在修订余选。余选不选文人乐府，所以加上了文人乐府，分为“汉魏西晋郊庙乐曲及民歌”“汉魏西晋文人乐府诗”“东晋南朝乐府民歌”“东晋南朝文人乐府诗”“北朝乐府民歌”“北朝文人乐府诗”六部分。注释以简洁话语解释诗句、词语，很少引用文献，不做烦琐考证，难字加上注音，以便读者阅读。但诗选没有因为普及而放弃学术追求，遇有争议问题尽量做出交代。例如在选注鼓吹曲辞汉铙歌《朱鹭》时，就交代了鼓吹曲性质、所用乐器、铙歌用途、曲辞留存、是否全为军乐、曲辞声辞合写以致不可解读、后人解读是否可靠等问题。
乐府学著作整理成果有苏晋仁、萧炼子校注之《宋书乐志校注》。《宋书·乐志》是中古音乐学集大成之作，志中有关音乐史叙述、曲辞收录内容，是《乐府诗集》编纂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整理《乐府诗集》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校注》以涵芬楼影印宋蜀大字本及三朝递修本（即百衲本）《宋书》为底本，详参《宋书》其他版本及相关典籍进行校勘，并对志中时代背景、史料来源及音乐学问题进行考证、注释，纠正了原书一些错误，解决了音乐史上一些问题。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对宋代这部重要乐府学著作进行校勘整理。
吉联抗继《魏晋南北朝音乐史料》之后编成《隋唐五代音乐史料》。《史料》从《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中辑录音乐史料，按“乐、曲明实”“人物”“乐器”“乐论”“乐书”“乐工”“职官”等细目编排，并译成白话。因内容均出自乐府学著作，并分门别类编排，所以适合研究者翻阅。类似成果还有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资料》辑录《全唐诗》中所载音乐、舞蹈、服饰、游戏、百戏、艺人生活等资料，同样适合唐五代乐府研究的资料翻检。
潘重规1950年于台湾师范大学讲授乐府，后出版《乐府诗粹笺》。学生汪中受其影响，作手抄本《乐府古辞钞》，后又作《乐府诗选注》，选录了部分唐代乐府，数量也远超《乐府古辞钞》。诗选注释文字不多，只有少数作品有注释和按语。1986年作者又出版《乐府诗纪》一书。洪顺隆《乐府诗》上下、傅锡壬《大地之歌——乐府》《历代乐府诗选析》、陈香《白居易的新乐府》均为乐府选注本。
这一时期台湾乐府文献研究论文也有一些。如陈文豪《汉乐府诗“交钱百万两走马”试释》，探讨汉乐府具体作品理解问题；陈鸿森《汉武始立乐府说研议》探讨乐府机构设立问题；李文献《谈三首〈秦女休行〉诗的本事及其纠葛》在大陆学人基础上继续探讨该诗本事；廉永英《文心雕龙乐府第七会笺》对乐府诗学著作进行深度整理。
这一时期日本乐府文献研究成果丰富，论题新颖，考证细致。如井口博文《关于鲍照〈拟行路难〉的篇数》、笕文生《“绕床”考——李白〈长干行〉札记（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创设五十周年记念论集）》《“吹不尽”考——李白〈子夜吴歌〉札记（立命馆大学创设八十周年纪念文学部论集）》、太田次男《关于白诗唐代钞本：以〈坎曼尓诗笺〉〈卖炭翁〉为中心》、松元幸男《关于班固歌诗问题》、矢田博士《曹操〈短歌行（对酒篇）〉考——以“月明星稀”以下4句为中心》、中纯子《段安节〈乐府杂录〉译注稿（1）》《段安节〈乐府杂录〉译注稿（2）》《段安节〈乐府杂录〉译注稿（3）》、太田次男《关于宫内庁书陵部藏本白氏文集新乐府元亨写本》1《关于宫内庁书陵部藏本白氏文集新乐府元亨写本（承前）》、玉田继雄《汉代乐府中的神仙歌辞与镜铭（白川静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史论丛）》、丸山茂《汉铙歌〈战城南〉集释》、佐藤大志《汉魏晋南北朝乐府研究文献目録〈日文编〉》、佐藤利行《陆机〈百年歌〉考》《陆机乐府诗译注（1）》《陆机乐府诗译注（2）》、冈田充博《王昌龄〈箜篌引〉考（上）》《王昌龄〈箜篌引〉考（下）》、神鹰德治《关于庆安三年刊本〈新乐府〉》、来田隆《真福寺藏新乐府注总索引（一）：本文篇·自立语索引篇》《真福寺藏新乐府注总索引（二）：付属语索引篇》、松元幸男《关于“上林乐府”所在地》，等等。所论问题有文献留存，有字句理解，有翻译注释，有论文索引，十分丰富。
（二）音乐研究
这一时期乐府音乐研究著作不多，但出现了《唐声诗》这样重要著作。任半塘《唐声诗》是作者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总体计划中一部重要成果，极富原创性。上编为理论建构，阐述“声诗”“范围与定义”“构成要件”“形式”“歌唱”“舞蹈”“与大曲关系”“与长短句辞关系”“与杂歌杂吟关系”。下编具体考察154个声诗曲调。每个曲调下设“提要”“考订”两部分。“提要部分有‘创始’、‘名解’、‘调略’、‘律要’四项，乃每调所必备；有‘别名’、‘音调’、‘体别’三项，视资料或个别情况增加。‘音调’即宫调；‘调略’专指字、句、韵之数目；‘律要’专指平仄、定格等；‘体别’专指初体、常体、别体之别。”“考订部分有‘辞’、‘乐’、‘歌’、‘舞’、‘杂考’五项。”（《唐声诗·下编·凡例》，第2页），内容涵盖声诗文献、音乐形态、文学体裁等多个层面。这些细目与乐府诗题名、本事、曲调、体式等要素多有对应。154个曲调涉及清商曲辞、杂曲歌辞，但以近代曲辞为主。该著大幅提高了近代曲辞音乐形态描述的清晰度，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唐代大量乐府诗作为音乐作品的真实存在。著作征引材料异常丰富，也为后人继续研究这些曲辞提供了资料便利。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从隋唐五代燕乐、曲子、大曲、著辞、琴歌、谣歌、讲唱等角度入手，论述燕乐杂言歌辞（具体论述已超出燕乐范围），涉及一系列乐府作品和乐府问题。如《大曲》一章论魏晋大曲，较之前人论述更为细致。论唐代大曲121曲，是对唐代大曲所作的一次普查，为后人继续研究这些大曲奠定了基础。其《〈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收入其《隋唐音乐及其周边》。《唐大曲及其基本结构类型》，收入其《隋唐音乐及其周边》，是唐代大曲研究的前期成果。《琴歌》一章论及琴曲配词、《胡笳十八拍》、韩愈《琴操》等内容。
张明非《唐诗与舞蹈》从各个角度探讨唐诗与舞蹈关系。包含“唐代舞蹈空前繁荣的原因”“唐代舞蹈的高度发达”“唐代舞蹈的文化特征”“异彩纷呈的唐代著名舞蹈”“唐代诗人与舞蹈”“唐代诗人笔下的乐伎生活”“唐代乐舞诗的价值”“唐代乐舞诗的艺术成就”等专题。这是对唐诗产生乐舞文化背景的一次深入揭示，不仅有利于认识唐代舞蹈所处文化生态，而且有助于认识唐诗所处文化生态，其中就包括乐府诗产生的文化生态。
这一时期有关乐府音乐研究文章内容涉及乐府体制、乐类划分、音乐术语、雅俗关系、乐府名篇等。如寇效信《秦乐府考略——由秦始皇帝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曹道衡《〈相和歌〉与〈清商三调〉》《试论“铙歌”演变》，姚大业《东汉的音乐官署与民歌》，李文初《汉武帝之前乐府质疑职能考》，赵生群《西汉乐府考略》，齐天举《由〈饮马长城窟行〉说到相和三调歌的解、艳和趋》，丁承运《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张永鑫《汉乐府的“解”与“乱”》，郜积意《论西汉雅乐与俗乐的互动关系》，张斌荣《汉哀帝罢撤乐府的前因后果》，李方元、李渝梅《北魏宫廷音乐机构考》，罗漫《古曲“阳关三迭”考辨》，张天健《〈渭城曲〉“阳关三叠”新解》，等等。文章作者多数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少量为古代音乐史研究者。葛晓音《初盛唐清乐关系从属关系质疑》一文，对学界所持清乐从属于燕乐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至少在初盛唐时期，清乐和燕乐是并列的两个乐种，燕乐并不包含清乐。”类似辨析有助于清楚地把握初盛唐乐府产生的音乐背景。
这一时期音乐舞蹈学界成绩斐然，涌现出大量成果，其中也含有乐府音乐形态研究内容。如欧阳予倩主编《唐代舞蹈》，沈知白《中国音乐史纲要》，许健著《琴史初编》，常任侠《中国舞蹈史话》，王克芬等《中国舞蹈史》，丘琼荪《燕乐探微》，彭松、于平《中国古代舞蹈史纲》，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刘芹《中国古代舞蹈》，张援《中国古代的乐舞》，袁禾《中国舞蹈》等。下面介绍数种以见一斑。
欧阳予倩主编《唐代舞蹈》第一章总论唐代舞蹈，第二章分述唐代舞蹈，对九部伎、十部伎、立部伎、坐部伎、健舞、软舞、歌舞戏、霓裳羽衣舞等外来舞蹈以及祭祀舞蹈代表作品来源、功用、音乐、动作、舞具、舞态、表演效果等一一描述。是了解唐代舞蹈代表作品入门书籍。
丘琼荪《燕乐探微》完成于1962年，正式出版在1986年。丘著在清人凌廷堪《燕乐考原》、日本人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基础上，继续探讨燕乐诸问题，有“燕乐调”“清乐”“法曲”“琵琶”“二十八调”“俗字谱”等章。书中提出了很多新见。如清商曲在唐代流传问题，作者认为不能根据杜佑《通典》相关记载，就认定清商曲到开元年间已经失传，因为宫廷不传并不等于民间不传；清乐在盛唐虽然衰微但很多因素在法曲中又以保留；昆曲、京剧中仍有唐代燕乐元素留存，燕乐并未完全消失，等等。这些论述对考察唐代清商曲音乐形态很有启发。
许健《琴史初编》写先秦至现代之琴史。书分为10章，每章设“琴人”“琴曲”“琴论”等节，介绍各个时期琴学情况。琴乐在乐府中是很特殊的一类，既有作为伴奏之琴，也有独奏之琴，既有艺人之琴，也有文人琴。弹琴是古人一项文化素养，很多文人能弹琴，记谱自成一法，留下了很多琴谱、琴论著作。琴史之作，古人早有，但许史简明朴素，可从中窥见中国琴史大概。
除了著作，有些论文集值得注意。如阴法鲁《阴法鲁学术论文集》，所收论文主要作于20世纪。其中《汉乐府与清商乐》《唐代乐人对外来音乐的态度》《隋唐时期的“文康乐”》《读杜甫〈剑器行〉诗杂记——为〈中华舞史研究〉创刊而作》《公孙大娘——唐代技术超群的女舞蹈家》《唐代乐舞简介》《唐代的乐舞艺术》《唐宋大曲的结构》《霓裳羽衣曲》《漫谈唐代舞蹈中几个舞种》《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资料》《敦煌石窟提供了什么音乐资料》《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词史讲话之三：汉代的乐府和民歌》《词史讲话之四：魏晋南北朝的清商乐和民歌》等文章均与乐府有关。
这一时期台湾研究乐府音乐论文也有很多。如林秀贞《两汉乐府对乐舞的发展与影响》、胡红波《武帝后乐府官署的裁员、改词及罢撤》研究汉代乐府活动，论述较为深入。胡红波《“但歌”与“但曲”》论乐府音乐术语含义，结论信实可靠。杨玉成《诗与乐的交融：“清商三调”新探》从乐府体制入手分析清商三调作品，方法可取，见解新鲜。陈万鼐《琵琶：汉代弦乐器六种及“相和歌”敷衍研究（1）》《琴、筝：汉代弦乐器六种及“相和歌”敷衍研究（2）》《箜篌、筑：汉代弦乐器五种及“相和歌”敷衍研究（3）》《汉代相和歌的敷衍：汉代弦乐器五种及“相和歌”敷衍研究（4）》从乐器入手研究汉代相和歌。刘怡慧硕士毕业论文《唐代燕乐十部伎、二部伎之乐舞研究》专门研究唐代燕乐十部伎以及坐、立部伎乐舞。
著作方面，有胡红波《乐府相和歌与清商研究》，研究相和歌和清商曲。沈冬《唐代乐舞新论》以音乐行家身份论述唐代乐舞，取得一系列新见，对《折杨柳》和《杨柳枝》关系分析给人印象尤深。杨旻玮《唐代音乐文化之研究》附录《唐代音乐纪事年表》《〈全唐诗〉中有关唐代音乐文化之诗作辑录》《〈全唐文〉中有关唐代音乐文化之作品辑录》可供描述唐代乐府诗音乐形态时翻检资料之用。廖美云《唐伎研究》从历史演变、狎妓风气、娼妓类型、才艺特色、诗歌特色、对诗词创作贡献和影响等方面描述唐伎生活情况。娼妓作为音乐活动主体，弄清其生活工作情况，本身就是追寻乐府诗音乐形态要做的工作。
香港学者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研究乐府的成果。曹本治、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中国道教音乐史略》研究道教音乐史，可作为研究与道教有关乐府之参考。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乐府音乐研究成果很多。如狩野雄《“作为歌谣的古乐府”——基于歌唱场景的一项考察》从还原歌唱场景入手考察古乐府。水原渭江《敦煌所见舞谱〈浣溪沙〉（资料3）以及〈凤帰云〉（资料1）的解読——敦煌舞谱研究第七稿》《敦煌所见舞谱〈浣渓沙〉（资料3）以及〈凤帰云〉（资料1）的解読——敦煌舞谱研究第八稿》《敦煌所见舞谱〈浣溪沙〉（资料3）以及〈凤帰云〉（资料1）的解読——敦煌舞谱研究第九稿》解读敦煌乐府舞谱。川上忠雄《六朝乐舞（1）》《六朝乐舞（2）》《六朝乐舞（3）》对六朝乐舞进行系列探讨。
（三）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乐府文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质量参差不齐，新旧交替特征明显。表现之一：沿袭前一时期惯性，选题集中在《陌上桑》《羽林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龟虽寿》《观沧海》《敕勒歌》《春江花月夜》《燕歌行》《行路难》《蜀道难》等少数名篇上。例如80年代很多学人集中探讨李白《蜀道难》寓意问题，一时之间，众说纷纭，成为热点。其他篇目虽然有所涉及，但数量有限。说明多数学人仍然尚未把乐府当作一个研究领域进行长期研究，仍是随机选题，凑凑热闹而已。表现之二：成果水平参差不齐，学术含量不足。这一时期报刊数量陡然增加，一些文艺、教改或知识普及刊物，不要求文章有多少创新。很多论文算不上科研成果，很多作者称不上是学术中人。表现之三：沿用“左倾”年代批评框架，仍以人民性、现实主义等概念论说乐府。如蔡守湘、李进才《从〈诗经〉、两汉乐府民歌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朱思信《刘兰芝形象的典型意义》等。表现之四：宏观概说有余微观探究不足。如吴庚舜《略论唐代乐府诗》、振甫《唐代乐府的继承和发展》、商伟《论唐代的古题乐府》等。上述情况说明，这一时期乐府尚未成为独立研究领域，很少有学人因以研究乐府名家。高校当中硕士论文选乐府为题仅见商伟《论唐代的乐府诗》、徐建华《边塞诗与乐府》、刘曙初《李白乐府研究》少数几篇，博士论文未见以乐府为题者。
到1990年代（包括此前发表的少数文章），乐府文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乐府在诗歌史上标志性作用被逐渐认识，越来越多学人开始从乐府特性出发考察乐府，考察视角日益走向多元。表现之一：更多诗人和诗作受到关注，像曹丕、傅玄、刘琨、萧衍、卢纶、温庭筠等以前很少被人论及的乐府诗人，像《安世房中歌》《汉郊祀歌》《燕歌行》《西洲曲》等很少被人论及的乐府诗作，开始有人论述。如张晶《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融：温庭筠乐府诗简论》、刘崇德《李白〈猛虎行〉〈草书歌行〉新考》、张瑞君《李白〈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解疑》、张宏《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等。表现之二：注意阐发乐府诗的诗歌史意义。如张国星《西晋乐府诗“拟古”论》、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吴怀东《建安乐制及拟乐府诗形态考述》《民歌升降与刘宋后期诗风》、陈桥生《论王公贵人对南朝乐府民歌的接受》等。表现之三：开始探索乐府自身创作规律。如王春淑《李白乐府对前人乐府的继承发展》、傅如一《李白乐府论》、钱志熙《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刘则鸣《上追汉魏，不染时风：鲍照拟古乐府诗述论》等。表现之四：引入新视角观照乐府现象。如胥树人《从音乐角度看李白的乐府诗》、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陈晶《从叙事学角度证〈西洲曲〉乃男子思念女子之说》、姜彬《吴歌的衬字和叠句试探》等。表现之五：反思以往诗歌史描述框架。如王启兴《白居易领导过“新乐府运动”吗？》、罗宗强《“新乐府运动”种种》等。表现之六：注意从乐府体制入手分析乐府诗特点。如廖仲安《“欲饮琵琶马上催”小辩》从琵琶表演形态入手解读王翰诗句真实含义（《读何景明〈明河篇〉》对唐后乐府诗进行深入分析，这在当时并不多见）。陈贻焮师《评曹孟德诗》在谈到《步出夏门行》“云行雨步”一首时说：“曹操这一篇和两首古辞内容都不相干，是‘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又一例。艳辞不整齐，和正曲四章不同，又有不甚可解的地方，可能本是用散文写的序，后来合乐时用做艳，为了迁就乐调不免改变原来的句读。正文每章末尾两句也是入乐时加上的，和正文无关。”从乐府诗表演形态进行解释文本特点，与纯粹从文学角度来论述作品不同。
葛晓音师1990年代一系列文章可作为这一变化的代表。其《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探索盛唐清乐衰落和古乐府兴盛的关系。指出从初唐到盛唐清乐在宫廷虽然趋于式微，但在民间依然流传，古乐府诗创作仍有实际音乐背景。从景云至开元中宫廷再度提倡雅乐，崇尚雅正思潮成为主流，也促成了盛唐古乐府诗创作的兴盛。《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描述李白乐府创作诗歌史意义，并对其成因做了清楚的揭示。《新乐府缘起和界定》在辨析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新乐府定义基础上，重新界定新乐府含义。《论杜甫的新题乐府》总结杜甫新乐府创作历史性功绩。这些文章注意从乐府诗音乐属性出发来观察诗人乐府创作特点和成就，使一个时期乐府诗在诗歌史上标志作用得到了更加清晰的揭示，集中体现了90年代唐代乐府诗研究达到的新境界。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多种乐府诗研究专著，如王汝弼《乐府散论》、姚大业《汉乐府小论》、天鹰《论吴歌及其他》、萧涤非《乐府诗词论丛》、张永鑫《汉乐府研究》、郑文《汉诗研究》、倪其心《汉代的乐府诗》、王运熙《乐府诗集导读》等。葛晓音《八代诗史》、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虽非乐府研究专著，但含有很多论述乐府内容。
王汝弼《乐府散论》选汉魏六朝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进行分析评点。内容有知识介绍、问题研究、主旨阐发、艺术品评、注释商榷等。书中大量沿用“左倾”年代批评话语。如评《战城南》云：“这首民歌充分反映了汉乐府构思超脱，感情奔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特征。……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反战情绪，是《铙歌》里战斗性最强的一篇檄文。”
杨生枝《乐府诗史》是时隔40多年后出版的一部乐府诗史。较之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细致许多，述及一些新诗人，提出一些新问题。例如解释武帝“乃立乐府”：“我认为，‘乃立’绝非后人注释的‘始立’之义，而是包含着重建、扩建的意思。正由于汉武帝对乐府机关的重大改革，使宫廷的典礼机构成了独立的伎艺机构，由教育性大于娱乐性而变为娱乐性大于教育性；又因为乐府在汉初虽有其官，但采民间歌谣以入乐府却从汉武帝开始。”说法虽非原创，但在1980年代说出来还是觉得很新鲜。但作者初涉乐府，难免出现知识问题。例如对“乐府”称诗原因的分析，对“声依永”的理解，将《大明三年宴乐伎录》作者王僧虔说成是萧齐人，等等。将汉唐各个时期乐府诗史分为“两汉——乐府创始期”“魏晋（西晋）——乐府拟作期”“六朝——乐府新变期”“北朝——乐府渐兴期”“隋唐——乐府完成期”，没有多少理据。《乐府诗集》中唐人作品占多数，但叙述隋唐乐府仅占一章，总体叙述格局也有失平衡。
张永鑫《汉乐府研究》分四编十六章，第一编“乐府考源”论乐府起源、汉代乐舞、秦代乐府、两汉乐府、乐府界说等问题。有关秦代乐府描述问题较新。乐府设立非始于武帝问题虽不新鲜，但描述武帝以前各帝乐府情况就很新鲜。对两汉乐府民歌性质问题辨析最有新意。第二编“汉乐府的音乐性”，考证相和歌表演体制和歌辞协律各种情况。第三编“汉乐府的分类和编集”考证班固《汉书》、蔡邕《礼乐志》、徐陵《玉台新咏》、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郑樵《通志》和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见之汉乐府，属于文献研究。第四编“汉乐府的特质”论述汉乐府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及历史地位，属文学研究。可见该书从音乐、文献、文学三个层面论述汉乐府，层次清楚，问题意识强。可惜很多问题未作深入论述。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除了收录其1950年代出版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以外，又收录其1976年以后一批新作乐府论文，编为《乐府诗再论》，具体包括《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乐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关系》《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读汉乐府相和、杂曲札记》《蔡琰与〈胡笳十八拍〉》《论吴声与西曲》《吴声、西曲中的扬州》《谢惠连体和〈西洲曲〉》《柳恽的〈江南曲〉》《梁鼓角横吹曲杂谈》《读〈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论乐府诗绝句四首》等文章。文章与前两编文章内容或有重复，但也有新的发现。例如揭示乐府诗内容与本事关系，考察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考证蔡琰《胡笳十八拍》创作年代，都能根据史料做出合理分析。从地域角度研究乐府对后学也有开启意义。白璧微瑕在于受时代影响，时以阶级分析学说分析问题。书后附《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一文，谈治乐府经验，有利于后学深入理解其乐府研究，体会治学思路，获得宝贵经验。作者与王国安合著之《乐府诗集导读》分“导言”和“选读”两部分，各占一半左右篇幅。导言除了介绍乐府学知识和典籍外，主要讲述汉唐乐府诗史，文字达10万字左右，相当于一部小型汉唐乐府诗史。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专论新乐府诗派。前两章溯源，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新乐府传统，后八章论唐代新乐府。所论新乐府不局限于张王元白，而是将张王元白新乐府当作唐代新乐府辞发展高潮，所以描述下来很像一部唐代新乐府诗史。但该书有很多问题：（1）囿于老文学史言说框架，以现实主义、人民性为核心价值标准描述新乐府；（2）将《乐府诗集》所收新乐府辞统统当作新乐府诗派诗作，没有看到这些新乐府辞作者之间有无诗派关系；（3）将很多非乐府诗，如杜甫《石壕吏》、元稹《连昌宫词》等当作新乐府论述；（4）未能从音乐属性来谈新乐府。
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从音乐入手考察汉魏乐府，涉及汉代音乐雅俗之变、各类乐府诗艺术体制、乐府诗和乐府功能与汉代社会、建安文人乐府诗创作等问题。论武帝好神仙与郊祀歌内容，建安时期“篇”题乐府创作等，都有新意。
葛晓音师《八代诗史》描述汉隋诗歌史，对《平陵东》《秦女休行》《孤儿行》《战城南》《步出夏门行》《孔雀东南飞》以及曹植《白马篇》、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等具有标志性意义乐府名篇有深入分析和精彩评论。对汉乐府观风俗、察时政的论述，《梁鼓角横吹曲》保存和流传的论述，也很有新意。
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以很大篇幅论述汉乐府。有关“汉初雅乐之新变”“乐府诗的产生与界说”“西汉乐府诗的抒情特征”“异出同源的东汉两类乐府诗”“东汉乐府诗的艺术特征”的论述，相当于对汉代乐府诗史做了重新勾画。“《郊祀歌》十九章新论”和附录“《安世房中歌》作者、时代考”“《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考论”，对汉代三组重要乐府展开深入论述。所论虽然是前人广有涉及，但都能提出己见。例如指出以民歌称乐府之不当，分析《郊祀歌》十九章艺术成就，从使用范围分析汉铙歌十八曲军乐性质等，均发前人所未发。这些代表着这一时期汉乐府研究最高水平。
台湾这一时期乐府文学研究相当活跃，一批硕博士论文以乐府为题。硕士论文有张国相《唐代乐府诗之研究》、张荣基《李白乐府诗之研究》、廖美云《元白新乐府研究》、巫淑宁《张籍及其乐府诗研究》、陈秀文《张籍乐府诗研究》。博士论文有张修蓉《中唐乐府诗研究》、金银雅（韩国留学生）《盛唐乐府诗研究》。这些选题说明，这一时期台湾学人已经把乐府当作独立研究领域。
这一时期台湾出现了一批乐府诗研究专著，数量与大陆相当而时间略早。如张清钟《两汉乐府诗之研究》、胡红波《乐府相和歌与清商研究》、江聪平《乐府诗研究》、亓婷婷《两汉乐府研究》、陈香《白居易的新乐府》、张静哗《白居易新乐府研究》、范淑芬《元稹及其乐府诗研究》、张修蓉《中唐乐府诗研究》、汪中《乐府诗纪》等。其中有断代研究，有分类研究，有诗人研究，选题以两汉和中唐乐府为多。
张清钟《两汉乐府诗之研究》描述汉乐府体制，深得要领，但述多作少，很多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廖美云《元白新乐府研究》论元白新乐府文学特点，观念虽不新颖，但结构合理，持论适中，较前人同类论述深入细致。黄浴沂《唐代新乐府诗人及其代表作品》简述唐代一系列新乐府诗人及其作品，为准学术著作。谭润生《北朝民歌》对北朝乐府展开多层面解读，篇幅和细致程度都超过前人。书中以“句式”“套语”“诗语”等概念分析乐府形式，是为乐府诗体式研究，很有新意。最大问题是将北朝乐府认定为“民歌”。所著《唐代乐府诗》相当于一部唐代乐府诗史。书中新乐府认定标准有失宽泛。
同期论文选题仍然以汉乐府和中唐新乐府为多。如张草湖《乐府诗总论》、傅锡壬《汉代乐府诗中反映的妇女生活》、吕正惠《元和新乐府运动及其政治意义》、邱燮友《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时代使命》、林文瑞《乐府诗的特性及其源流之研究》、黄浴沂《唐代新乐府运动产生之背景》、蔡正发《白居易〈新乐府〉与〈策林〉比较研究》等。
所论问题已经变得十分广泛，视角和方法也呈多元化倾向。如王成荃《古诗十九首与古乐府》、陈玉倩《论古诗十九首与汉代乐府诗的关系》、林彩淑《汉代乐府诗与古诗十九首之关系析论》所论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关系问题就十分复杂。有些论文选题虽泛，但论述深入细致。如陈万鼐《汉代乐府之研究》对汉代乐府活动一系列有代表性事件和典型问题都有涉及。王淳美《西汉民间乐府与后人拟作之研究》研究汉乐府拟作问题。朴英姬《从〈艳歌何尝行〉论汉魏晋乐府诗的几个问题》通过分析一首诗论一个时代乐府问题。姚道生《〈陌上桑〉罗敷“以礼自防”探微》论一首诗中一个具体问题。翁成龙《李白乐府诗的技巧》分析李白乐府诗比兴使用。李白志在删述，乐府多用比兴，对此深入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李白古乐府学内涵。李清筠《三曹乐府诗中的神仙世界》论三曹乐府神仙题材书写。王文颜《乐府诗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乐府“表声词的运用”“不可解的歌词”“写定时省略部分歌词”“开头语、结束语的运用”“拼凑性的乐词”，从表演体制入手考察歌词文本形成。亓婷婷《汉代乐府诗的社会功能》归纳汉乐府诗功能：“1．乐教观念的弘扬；2．祭祀礼仪的凭依；3．民情舆论的宣泄；4．帝国盛世的反映。”戴丽珠《汉乐府诗与曹植乐府诗的比较》从言说角度分析汉乐府与文人乐府诗之不同。罗联添《李白〈蜀道难〉写作年代考辨》《李白〈蜀道难〉寓意探讨》重新探讨李白《蜀道难》写作时间和寓意，综论前人众说，提出自己看法，集《蜀道难》本事研究之大成。而邱燮友《汉乐府诗所反映的生活艺术》、杨国娟《汉魏乐府诗中数字美学之探究》、李丰楙《六朝乐府与仙道传说》、沈志方《论邺下乐府的主题类型》、林淑贞《杂歌谣辞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等，都是从新角度研究乐府问题。邱燮友《乐府诗的特性及其源流》言及唐后乐府（知识多有不确处），蔡鸿江《皮日休乐府论析探》触及乐府诗学问题。叶慕兰《庾信乐府诗探析》、朱我芯《刘禹锡乐府风貌》、谭润生《张祜乐府诗试探》、巫淑宁《张籍乐府诗中社会写实内容之探讨》则专论某一乐府诗人。
台湾乐府研究主要问题有：或执着于旧观念，仍以民歌称乐府，如杜若《乐府、民歌》、王建生《汉代诗歌——乐府与民歌》等；或在乐府诗修辞技巧上做文章，陷于小道，如林丽桂《乐府及诗词中的顶真（宋以前）》、翁成龙《李白乐府诗的修辞技巧》等。
同期日本乐府文学研究成果很多，论题广泛，探讨深入。如中森健二《关于鲍照〈拟行路难〉的构成》、道家春代《古乐府和古诗十九首》、后藤秋正《围绕〈陇上歌〉的注释》、矢田博士《关于曹植神仙乐府》《曹植〈泰山梁甫行〉创作时期考——以陈祚明“黄初元年说”当否为中心》、市川桃子《中国古典诗中谐音双关语：关于乐府〈江南〉古辞的、“鱼”（1）》、佐藤大志《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创作意图》《鲍照乐府诗的特质》、松元幸男《汉初礼乐祭祀与乐府（官署）情况》、森野繁夫《谢灵运的乐府（上）——以〈上留田行〉为中心》《谢灵运的乐府（下）——以〈上留田行〉为中心》、松浦友久《李白〈将进酒〉是乐府诗还是歌行？——以“样式和表现机能”为视角》、镰田出《李白将进酒〉表现考——乐府和歌行的表现机能与饮酒》、狩野雄《傅玄〈咏史乐府〉的创作——魏晋文人乐府制作的一个背景》、松原朗《李白〈梁甫吟〉考（上）——乐府〈梁甫吟〉谱系定位》《李白〈梁甫吟〉考考（下）——乐府〈梁甫吟〉的演变》《从盛唐到中唐——导致乐府文学变化的手法》、长谷部刚《南朝文人乐府与声律论》《沈约乐府诗与声律论》，等等。
有些研究已经触及乐府学核心问题。如清水茂《“行”的本义》从先秦出土之“行钟”入手探讨“行”之含义，虽然未能最终解决问题，但开启了“行”之含义探索的新思路，即“行”可能是某种歌唱活动。较之古人望文生义解释，推进幅度不可以道里计。再如斋藤功《〈乌夜啼〉变迁考》考察一个曲调的变迁情况，釜谷武志《以鲍照的“代”为中心》、土屋聪《鲍照〈代东门行〉古辞〈东门行〉：求其“代”作意图的一个考察》，探讨鲍照乐府创作标记含义，佐藤大志《关于崔豹〈古今注〉音乐篇》研究晋代乐府学著作，山口为广《汉魏时人乐府观》分析魏晋人乐府观念，所论均为乐府学重要问题。
有些论文视角相当新颖。如增田欣《“西去都门几多地”的意味构造——白居易〈骊宫高〉诗句意味和日本之变相》、向井芳树《〈孔雀东南飞〉与〈心中宵庚申〉：日中的夫妇心中剧》、后藤昭雄《平安朝乐府与菅原道真之〈新乐府〉》论古代乐府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均为中国学人关注不到者。
1990年代末冈村贞雄《古乐府的起源与继承》出版。书中选取两汉魏晋南北朝代表性乐府曲调，如《陌上桑》《折杨柳行》《挽歌》《少年行》《子夜歌》《读曲歌》《华山畿》等，考察其由来和后世拟作，相当于为这些曲调写一个小型历史。书中还考察了蔡琰、曹植、傅玄、梁武帝等有代表性诗人乐府诗创作继承和创新情况。在继承和创新中揭示诗人乐府诗创作特点以及著名乐府曲调沿革情况，有助于揭示乐府诗特性。乐府诗有固定题名、本事、曲调、体式、风格，这些要素时刻要求后人拟作回归其固有传统，但诗人创作总是要有创新。就在这继承和创新当中，乐府诗历史得以延伸。将乐府诗创作当作一个特殊系统加以考察，揭示其内在沿革机制和原理，是一项重要工作。
四 2001年至今
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在观念植入和方法使用上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介绍西学；二是将中国学术纳入西学言说系统。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主要是引进吸收运用西学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呼唤民族文化自觉，成为一项客观需求。于是揭去西学种种遮蔽，重估古代传统价值，勇于进行自主设计，成了学术发展大趋势。在这一背景影响下，乐府学也迎来了自主设计时代。其标志有三：乐府学成为独立研究领域；乐府学研究有计划进行；一批学人以研究乐府名家。
（一）文献研究
陈贻焮、陈铁民、彭庆生主编之《增订注释全唐诗》是第一部《全唐诗》全注本，包括所有乐府诗作。虽然注释较为简单，但这毕竟是对一个时代乐府所做全面注释，其文献整理价值不言而喻。
有计划研究《乐府诗集》等乐府学经典著作是这一时期乐府文献研究最大特点。《乐府诗集》是乐府学集大成之作，弄清《乐府诗集》对于整个乐府学，具有“一览众山小”的作用。从《乐府诗集》入手进行研究，便抓住了乐府学研究的关键。
受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中津浜涉、增田清秀等人研究《乐府诗集》成书工作的启发，21世纪初王小盾指导博士生喻意志撰成《〈乐府诗集〉成书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尚丽新撰成《〈乐府诗集〉的刊刻和流传》博士毕业论文。喻文重点考察了郭茂倩家世，《乐府诗集》编纂文献背景和音乐背景，《乐府诗集》资料来源等情况。尚文考察了《乐府诗集》在宋元明清各代刊刻流传情况。这是大陆学人首次对《乐府诗集》成书和流传所做专门研究。此后喻意志围绕《乐府诗集》成书撰写了一批论文，如《从宋本〈乐府诗集〉小注看〈乐府诗集〉的编纂》等都考证翔实，言之成理，值得重视。
吴相洲主持之《乐府诗分类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丛书含9部专著，分别是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韩宁《鼓吹横吹曲辞研究》，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周仕慧《琴曲歌辞研究》，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袁绣柏，曾智安《近代曲辞研究》，张煜《新乐府辞研究》。各著均含乐府文献研究，如类目成因、收录标准、曲辞补录以及具体作品文献考证等。如《郊庙燕射歌辞研究》论郊祀歌在《乐府诗集》中位置、汉郊祀乐章名称、汉郊祀歌、诗整体完成时间及其作者、“邹子乐”等问题；《鼓吹横吹曲辞研究》辩驳有关郭茂倩鼓吹曲辞概念出自《宋书·乐志》鼓吹概念等问题；《相和歌辞研究》论《乐府诗集》编纂相和歌辞标准与收录范围与相和歌概念发展过程的关系；《清商曲辞研究》论郭茂倩在唐人基础上对“清商”范围做出独特界定，从而使清商曲辞成为吴歌西曲专称，补录部分曲题和曲辞；《舞曲歌辞研究》指出舞曲歌辞多辑自《宋书》《南齐书》《晋书》等正史，其类目根据这类歌辞所属舞乐系统的特殊性而设立；《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对部分杂曲歌辞进行重新归类，补录杂曲歌辞进行，订正杂歌谣辞中误收乐歌；《近代曲辞研究》论盖嘉运盛唐献乐给唐玄宗，《乐府诗集》中却出现中唐曲辞问题；《新乐府辞研究》在《乐府诗集·新乐府辞》辑补唐代新乐府170题，等等。
当然不是所有《乐府诗集》文献研究都值得肯定。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黎明、彭勃编《全乐府》。该书编纂目标不是整理《乐府诗集》，而是依自己理解重新编辑注释乐府。书中将《乐府诗集》各类曲辞进行拆分，按朝代先后重新排列。顺序也不再沿袭《乐府诗集》，而是按自己理解，并自创“史歌谣辞”等种类。如第一卷“先秦两汉”排列顺序是：“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歌谣辞”“史歌谣辞”“古诗逸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舞曲歌辞”“郊庙歌辞”。诗作下有注释。因包含《乐府诗集》全部诗作，实际上是对《乐府诗集》所收诗作进行全部注释。但注释简略，难点问题均未触及。该书不再保留《乐府诗集》原有叙论和解题，只将部分内容作为引证材料加入新的叙论和注释当中，因此该书不包含对《乐府诗集》叙论和解题的笺注。编者因不了解乐府诗留传特点，随意校改《乐府诗集》所收作品，尤为不当。《乐府诗集》收录作品主要依据宫廷歌录，并非诗人别集或诗歌总集，是一个特殊诗歌留传系统，后人整理时要特别注意尊重诗集原貌，不能轻易用传世其他文献校改诗作。《全乐府》根据史志改动作品做法更不可取。如晋鼓吹曲辞《宣辅政》“云泽雨施”据《晋书》改为“云行雨施”，《文皇统百揆》“并化无内外”据《晋书》改为“至化无内外”等等，均属不该。
除了《乐府诗集》，王小盾在丘琼荪《历代乐律志校释》基础上，带领学生对历代正史乐志展开研究。成果有孙晓辉《两唐书乐志研究》、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温显贵《〈清史稿·乐志〉研究》。著作主要考察两部分内容：各史乐志编纂及史料来源；各代音乐沿革情况。第一部分内容属于文献研究。
这一时期乐府学著作展开系统研究的要数郑祖襄。其《华夏旧乐新证》中所载《〈古今注〉“横吹曲”史料真伪谈》《“增其事，省其文”，难免疏漏——〈新唐书·礼乐志〉若干记载讨论》《〈通典·乐典〉述评》，《华夏旧乐新探》所载《〈汉书·艺文志〉中的音乐书》《〈古今乐录〉“相和歌”的文字标点及释义》《〈隋书·经籍志〉音乐书述略》《〈荀氏录〉考》《〈古今乐录〉辑佚本汇编说明》《关于智匠和〈古今乐录〉》《〈古今乐录〉辑佚本汇编》等，均为乐府学著作研究成果。《华夏旧乐新探》所收《唐宋“雅”、“清”、“燕”三乐辨析》《说“高祖乐楚声”》等文所论，也与乐府文献密切相关。此外，如孙尚勇所著《乐府文学文献研究》，论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体例及影响》等，也就汉唐一系列乐府学著作展开论述。
音乐史学者有关音乐文献教科书中所介绍各种音乐文献，其实就是古代乐府学文献。如方宝璋、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学》介绍正史、会要、政书、十通、类书、乐书、乐论、乐谱、报刊、工具书以及佛藏、道藏当中音乐文献，对指引初学者查找乐府学文献有参考价值。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除了介绍音乐考古学一般知识外，还介绍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考古发现的乐器、壁画，可作为乐府学者利用音乐考古资料入门参考。
王小盾《隋唐音乐及其周边》，共收4组文章，其中第三组“音乐文献研究”收《音乐文献学和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任半塘、王运熙先生的音乐文献工作》《中国音乐文献学：以杨荫浏为枢纽的两个时期》等文评介当代学人音乐文献研究。《关于〈古今乐纂〉和音乐文献的辨伪》《再论音乐文献辨伪的原则和方法》《从〈琴操〉版本论音乐古籍辑佚学》《敦煌舞谱校释》《论〈道藏〉中的音乐史料》《关于各史乐志音乐名词的书名号等问题》等文，或从一部具体音乐文献出发谈音乐史料整理原则和方法，或对某一具体音乐文献进行整理，观点和方法均值得借鉴。
除了乐府学典籍，其他一些乐府学文献问题也有人关注。如钱志熙《汉魏乐府艺术研究》下编《汉魏乐府丛考》所收汉魏乐府研究8篇文章。《论蔡邕“汉乐四品”之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辨析以往学界一直将“短箫铙歌”当作蔡邕《礼乐志》所列汉乐第四品问题，从文献著录细心比对中发现原文存在遗漏，并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等引用中找到这一遗漏，从而认定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周汉“房中乐”考论》《相和歌辞与清商三调关系问题》《乐府“行”之本义再探讨》《关于李延年依胡乐造“新声二十八解”问题》四文辨析乐府学研究中一些老问题，综论各家之说，力求有所推进。《〈汉书·艺文志·诗赋〉所列歌诗目录集考、集说》《〈汉书〉、〈宋书〉著录汉代歌诗存佚篇目综述》两篇文章研究汉乐府诗著录情况，已触及乐府诗文献研究核心问题。这种普查加追踪式研究，有利于厘清汉乐府留存状况。《汉乐府佚诗〈河东蒲反歌诗〉考索》一文从王充《论衡》中辑出《河东蒲反歌诗》一篇。汉乐府为乐府源头，关注者多，研究充分，发现一首未收乐府，实属不易。
许云和《乐府推故》就汉《房中祠乐》《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汉《郊祀歌》十九章、鼓吹铙歌《芳树》《石留》、“四面楚歌”“采诗夜诵”等十几个乐府诗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有的学界争论已久，有的是作者首次提出，论述中常发挥新见。尽管有些难题无法完全解决，但作者思维活跃，有益读者开启心智，解决类似问题。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要素研究》含4部专著，论乐府诗题名、曲调、本事、体式等要素，分别是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向回《乐府诗本事研究》、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乐府诗题名研究》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考察题名所依之据、所含之义、所属之类、所历之变，有一系列发现。如指出乐府以“歌”字题源于乐府定音乐器“歌钟”；“曲”由最初像盛放器物的宛曲之形辗转演变为宛曲之曲、合乐之曲，所以凡是以“曲”为题之乐府大都篇幅短小，风格婉转；“行”用作乐府题名是词义假借，在甲骨文中“行”与“永”通，而“永”与“咏”通，等等。《乐府诗本事研究》辨析《陌上桑》《秋胡行》《杞梁妻》等曲调本事的复杂形成过程。《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指出《朱鹭》曲辞所述情境为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及器物造型中的流行构图，寓意男女欢合、子孙繁衍，等等。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断代研究》含5部专著：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王淑梅《魏晋乐府诗研究》《北朝乐府诗研究》、王志清《齐梁乐府诗研究》、韩宁《初唐乐府诗研究》均包含文献研究。如《两汉乐府诗研究》以列表方式揭示《诗经》和汉乐府命名方式之差异。《魏晋乐府诗研究》探讨魏晋乐府诗文献著录问题，指出魏晋乐府诗不分解歌辞是其常态，是这些歌辞的原始面貌；分解歌辞皆为“清商三调”歌诗，是西晋荀勖撰旧辞施用于清商三调时所留存，是这些歌辞再次入乐之标志；“本辞”是荀勖“撰旧辞”所用底本旧歌诗，不入晋乐；书中补录了93首魏晋乐府歌辞。《齐梁乐府诗研究》通过考察齐梁雅乐歌辞、俗乐歌辞文献著录情况，揭示齐梁宫廷音乐观念、创作情境、创作风尚以及乐府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北朝乐府诗研究》考察乐府乐、辞使用和分布情况及其文献著录来源，并补录部分北朝乐府曲辞。《初唐乐府诗研究》认为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并非乐府《白头吟》；《回波乐》也非曲水饮酒之意，等等。
刘航《汉唐乐府中民俗因素解析》从民俗角度考证刘生、王昌、西施、张女、何满子、青溪小姑、文康等乐府诗中常见人物，城南、折柳、衣带等乐府诗中常见意象。吕肖焕《中国古代民谣研究》将民谣分成风谣、谶谣等类别，附录中有“风谣的分类整理”“谶谣的分期整理”等内容，可供杂歌谣辞研究参考资料。
这一时期台湾乐府文献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如李立信《〈文选·饮马长城窟行〉〈古辞〉考辨》探讨古辞与拟作关系。朱我芯《〈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义界与分类意义之商榷》认为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所持新乐府概念“既不符合李绅原创‘新题’乐府的‘病时’概念，亦不考量新乐府诗人早已并作标举的时事性与讽喻性诗旨。当代学者普遍无疑地认同郭氏的广义界定，却忽略考察历代诗论中有关新乐府的所指，其实绝少与郭氏同调者，显示郭氏的界定在新乐府定义的接受史中并非主流，而是出于诗歌总集编类考量下的一种类别概念。”因而将唐代乐府分为“古题”“声诗”和“新题乐府”三类。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所述为乐府诗分类问题，值得继续探讨。刘德玲《〈乐府诗集〉体例与收诗之商榷》认为“《乐府诗集》缺乏统一的分类准则……在收诗方面，郭也犯了取材不知裁度的毛病，导致全书收诗庞杂紊乱。”类似指责古已有之，皆因不了解郭茂倩编辑思想和编辑实际情况所致。有些批评更无道理，如云《乐府诗集》未收汉高祖《大风歌》，其实并非没有收录，只是题名易为《大风起》，论者没有看到而已。
这一时期日本乐府文献研究论文也有很多。白居易新乐府仍是学人关注重点。如金木利宪《〈河海抄〉所引用的〈新乐府〉和〈源氏物语〉（特集新乐府：讽喻的精神）》、陈翀《实相院密乘建长四年笔〈文集卷第三 新乐府〉（书影四枚）（特集新乐府：讽喻的精神）》、冈部明日香《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乐府庆安三年版本〉：介绍和校点翻刻（特集新乐府：讽喻的精神）》、太田次男《白氏新乐府序——从旧抄本·刊本的文本来看》，等等，探讨白居易新乐府版本及其对日本文学影响问题。小川恒男《六朝乐府译注（8）〈芳树〉（下）四首》、乐府诗读书会编《六朝乐府诗译注（1）〈艾如张〉一首、〈战城南〉二首、〈将进酒〉一首》《六朝乐府诗译注（2）〈巫山高〉前半四首》等文章，翻译注释六朝乐府名篇。柳川顺子《〈宋书〉乐志和〈乐府诗集〉——以“相和”“清商三调”的分类为中心》讨论《乐府诗集》编纂与《宋书·乐志》乐府诗著录的继承关系。道家春代《汉代升仙乐府和画像石》将汉画像石与升仙题材乐府相印证。这些文章皆立足文献考察具体问题，选题旨趣、研究方法均值得借鉴。
（二）音乐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学人意识到了从音乐角度研究古代诗歌的重要性。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永明体与音乐关系研究》，赵敏俐《中国古代歌诗研究》等，都是这方面成果。成果虽然没有使用“乐府”这一概念，但汉唐时期很多歌诗是乐府，而已是对乐府音乐问题的研究。
2009年吴相洲主持“《乐府诗集》分类研究”项目成果9部专著均含有乐府音乐研究内容。如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探讨汉房中乐歌、房中乐、房中歌之“房中”、演奏场所、乐器使用等问题；韩宁《鼓吹横吹曲辞研究》从音乐角度辨析鼓吹、横吹概念；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探讨了歌诗消费多元取向以及声乐文化、器乐文化大发展与汉相和歌生成问题；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探讨《神弦歌》祭祀组曲的内在结构；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探讨中原旧舞在南朝流变和南朝舞曲在唐代留存情况；周仕慧《琴曲歌辞研究》考察南北朝琴曲和当时流行的清商乐关系；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探讨曹植杂曲歌辞入乐问题；袁绣柏、曾智安《近代曲辞研究》探讨盛唐“选诗入乐”方式对唐诗繁荣影响；张煜《新乐府辞研究》证明40题新乐府曾经入乐，等等。
赵敏俐著《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上编“汉乐府制度与歌诗艺术生产”详细描述汉代乐府活动，对参与乐府活动各层人员及作用情况描述尤其详细。中编“汉代歌诗艺术分类研究”对《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鼓吹铙歌》十八曲、相和歌辞、舞曲、琴曲、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文人歌诗一一展开分析。这些作品学界已经多有论述，但作者能在前人基础上是是非非，不做惊人之语，不作烦琐考据，结论平实可信。例如相和歌表演体制及其相关术语，文学和音乐史学界都做过很多解释，但结论都不如该著阐述那样通达可信。下编“汉代歌诗艺术成就研究”从乐府功能和表现形态、因舞台表演而形成的文本体式特征、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等角度入手论述汉乐府艺术成就。作者为汉代诗歌研究专家，熟知研究对象和研究历史，既能从音乐特点入手考察问题，又能跳出问题之外引入新视点加以深刻反思；既描述乐府活动一般情况，又不落前人窠臼而时出新见。这种老成治学境界，值得后学体会学习。
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详细描述了魏晋南北朝各朝乐府活动情况，以及诗人参与活动创作诗歌情况。书中对邺下后期公宴雅集、西晋故事体、代言体歌诗、梁武帝制礼作乐与歌诗关系等论述，均深入而有新意。可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乐府活动的重要参考。
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就唐代乐府制度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由于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对唐代乐府活动情况描述已经十分详细，所以该书只能在岸边书中描述不充分不准确处做文章。因此该书内容可以当作岸边著作补充，一同作为唐代乐府制度研究之参考。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要素研究》4部专著中都含有乐府音乐研究。如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认为“引”为乐府诗题是因弹奏竖箜篌动作似引弓而来；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认为“铙”不是汉鼓吹曲主要乐器，汉鼓吹曲和汉骑吹曲区分在于鼓的使用；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考察乐府对话体、对唱体、套语、声辞合写、三字节奏、五言四句体、声律等体式特征，等等。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断代研究》各部专著中也有乐府音乐研究内容。如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考察相和歌乐器变化情况：汉代以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合奏为主，到南朝则转为以弹拨乐器为主；王淑梅《魏晋乐府诗研究》探讨魏晋音乐体制以及鼓吹曲、相和歌及杂曲歌辞入乐问题，指出缪袭鼓吹曲辞与西晋新辞在句式、韵式方面有明显一致性；王志清《齐梁乐府诗研究》认为南齐宫廷音乐建设主要特征是在充分继承前代乐歌和乐府歌辞基础上进行局部创变，其音乐创作带有新声化和开放性，深受流行音乐影响；王淑梅《北朝乐府诗研究》考察后魏乐府音乐来源，认为除了北狄乐，尚有中原、江南、西域、辽东、西凉、龟兹、高昌等各地音乐，等等。
吴相洲《乐府歌诗论集》所收《略谈唐代旧题乐府的入乐问题》一文对唐代古乐府不入乐说法提出质疑，证明相当数量古题乐府在唐代仍然入乐，为从音乐角度研究唐代古题乐府提供了依据；《论王维的乐府诗》一文逐首考察王维乐府诗音乐形态；《论元白新乐府与歌诗传唱的关系》一文从歌诗传唱角度揭示了元稹、白居易新乐府创作与宫廷音乐以及流行音乐关系。
21世纪以来音乐史学者、历史学者乃至文学史学者所作音乐研究成果也值得关注。以下列举数种。
刘崇德《燕乐新说》上编《燕乐新说》在凌廷堪、林谦三、丘琼荪基础上继续研究燕乐，包含“雅乐三律说”“燕乐三律说”“宫调长论”“乐拍说”“乐谱说”“今存唐乐乐谱”等章。对研究近代曲辞音乐形态有借鉴意义。
刘明澜《中国古代诗词音乐》研究历代诗歌音乐特点。第二章“秦汉乐府歌曲”、第三章“魏晋南北朝乐府音乐”中所论“相和歌的音乐特征”“汉代的短箫铙歌”“魏晋清商乐的艺术形式”“南朝的吴声西曲”等问题，均与乐府音乐形态有关。作者为音乐学者，能根据直接经验分析问题，因此该书值得文学研究者借鉴。
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汉传佛教音乐，可作为研究与佛教有关乐府之参考。
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在描述历代舞蹈发展史过程中，涉及许多乐府名篇，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深入理解这些乐府诗的音乐形态。2010年刘青弋主编10卷本《中国舞蹈通史》，古代部分占7卷，对各个时期宫廷舞蹈描述更为详细。如《秦汉卷》（彭松著）第二章“歌、舞、乐间奏的相和大曲”、第七章“秦汉宫廷的典礼乐舞”，《魏晋南北朝卷》（彭松著）第一章“清商乐舞”、第二章“宫廷女乐”、第四章“中外各族乐舞文化的交流”、第七章“魏晋南北朝的雅乐舞”，《隋唐五代卷》（王克芬著）第二章“来自民间的宫廷宴享乐舞”等，都是研究乐府音乐形态重要参考书。
孙晓辉《两唐书乐志研究》、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温显贵《〈清史稿·乐志〉研究》对各史乐志所载乐府活动情况进行考察，使用这些乐志资料时可适当参考。
毛水清《唐代乐人考述》为112位唐代乐人作传。乐人是乐府活动主体，也是构成乐府诗音乐形态的重要元素。这些考述有利于弄清唐代乐府诗音乐形态。书后附录“先唐音乐与乐人概述”“唐代乐人曲名表”，也便于研究参考。但书中“乐人”包括皇帝、著名诗人，标准有失宽泛。
关也维《唐代音乐史》名为唐代音乐史，实为唐代音乐通论，涉及唐代民间音乐、宫廷燕乐、琴曲、雅乐、民族音乐、乐理、记谱方法、燕乐调式、创作方法、音乐机构、乐舞教育、音乐思想、文艺政策等多个方面。规模远远虽不及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之研究》，但有些内容为岸边著作所无，尤其是有关唐代各民族音乐交流方面，比岸边著作表述丰富。较之20世纪出版多部中国音乐通史有关唐代音乐描述也详细许多，可作为研究唐代乐府诗音乐形态的重要参考。
音乐学界在古代乐谱破译上做了大量工作，有些成果直接再现乐府音乐形态。长期以来人们经常质疑文学史工作者从音乐角度研究乐府的可行性，认为乐府曲调已经消失根本无法研究。敦煌琵琶谱、舞谱、日本所传中国古代曲谱以及长安古乐谱等乐谱破译成果，有力回应了这种质疑，为从音乐角度研究乐府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与唐代乐府相关曲谱有敦煌琵琶谱、敦煌舞谱、长安古乐谱、明清工尺谱、日本所传唐代乐谱等，破译这些曲谱就有可能还原部分乐府音乐形态。这些乐谱数量很多，仅日本所传乐谱就有《五弦琴谱》《仁智要录》《博雅笛谱》《古谱·笙谱律卷/吕卷》等。关也维《唐代音乐史》曾这样介绍《五弦琴谱》《仁智要录》：“现藏于日本京都市右京区阳明文库的《五弦琴谱》，共录大曲（包括摘遍）、小曲与调子品等28首乐曲，成书于842年。其中有《秦王破阵乐》《武媚娘》《平调火凤》《移都师》《苏罗密》《王昭君》《昔昔盐》《饮酒歌》《天地长》等曲目”，“日抄本《仁智要录》筝谱集成，是日本平安朝的太政大臣藤原师长（1138～1192）所编纂。全书共十二卷。载有传入日本的大量唐代音乐。其中既有唐代大曲的摘遍，亦有通俗小曲，对研究唐代音乐具有重要价值。”。古代乐谱破译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8年日本学者林谦三就曾着手破译敦煌琵琶谱，此后不断有人进行破译，下面列举数种。
叶栋《唐乐古谱译读》分“论文篇”和“译谱篇”。“论文篇”收录《敦煌曲谱铅研究》《唐代音乐与古谱译读》《唐传筝曲和唐声诗曲解译——兼论唐乐中的节奏节拍》《唐大曲曲式研究》等论文。“译谱篇”收《〈敦煌曲谱〉译谱25首》《唐传〈五弦琵琶谱译谱〉32首》《唐传十三弦筝曲译谱30首》《唐大曲筝曲译谱6首》《〈仁智要录·高丽曲〉译谱31首》《〈三五要录〉琵琶谱译谱9首》《横笛谱译谱5首》《合奏谱4首》《唐声诗曲配钢琴伴奏曲7首》《敦煌舞谱〈浣溪沙〉配〈敦煌曲谱〉3首》。所译曲谱《倾杯乐》《伊州》《三台》《上元乐》《平调火凤》《王昭君》《何满子》《六胡州》《惜惜盐》《武媚娘》《秦王破阵乐》《如意娘》《夜半乐》《凉州》《玉树后庭花》《春莺啭》《回杯乐》《婆罗门》《长命女儿》《泛龙舟》《扶南》《想夫怜》《甘州》《剑器浑脱》《渭城曲》等，均为乐府曲调。虽然其破译准确性尚有争论，但毕竟开启了这方面的工作。
陈应时《敦煌乐谱解译辨证》从林谦三1938年破译敦煌琵琶谱遗留问题入手，经过多年探索，破解了敦煌乐谱翻译中一系列难题，包括“认识敦煌乐谱”“乐谱解译”“谱字音位辨正”“琵琶定弦辨正”“节拍节奏辨正”“乐谱校释”“同名曲比较”“p.3808敦煌乐谱译谱”，等等。从中可见敦煌乐谱破译过程之曲折与工作之繁难。
李健正先生是长安古乐谱破译最大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版了《最新发掘唐宋歌曲》，从长安古乐谱中破译了《望月婆罗门》《忆江南》《伊州歌》等近代曲调。2011年其“唐宋音乐三书”出版，包括《（新版）最新发掘唐宋歌曲（增订）》《大唐长安音乐风情》《长安古乐研究》。其中《大唐长安音乐风情》又破译了《甘州歌》《凉州》《倾杯乐》《三台》《霓裳羽衣曲》《捣衣曲》《清平调》等唐代乐府曲调。而《蔡氏五弄》中的《游春》《渌水》《幽居》，以及清商曲《子夜吴歌》等创调时间更在唐代以前。李健正手中还有30本古乐谱，约2200页，其中《后庭花》《明妃怨（商调）》《小阳春》《雨淋铃》《望海潮》《拜新月》《贺圣朝》《小石调》《浪淘沙》《感皇恩》《喜迁莺》《越调》等乐谱，也很可能是乐府曲调。李健正破译遵循依谱说话、史实佐证、逻辑合理、歌名相符四项原则，结论信实可靠。他的工作为研究乐府音乐形态提供了有力支持。
还原乐府音乐形态，除了出土、传世乐谱以外，还有很多其他文献、文物可资利用。这方面历史学者、音乐史学者也有成果问世，也可以参考借鉴。
萧亢达《汉代乐府百戏艺术研究（修订版）》第一章绪论，介绍“乐舞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雅乐和俗乐”“汉乐四品”“俗乐乐人身份”，属于一般音乐史内容。第二章“文物资料所见汉代乐器”，介绍“中原乐器及其演奏艺术”和“外来及边地民族乐器”，证之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详细描述各种乐器形制和演奏方法，对了解汉乐府音乐表演中乐器情况很有帮助。第三章“汉代歌舞艺术”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描述汉代歌舞，对认识汉乐府相关作品音乐形态借鉴意义更为直接。第五章“余论”论汉代乐舞演出场地、舞台、乐队。这些内容其他音乐史著作较少涉及，对追寻汉乐府音乐形态却十分重要。
彭适凡、王子初等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音乐考古学界历时多年推出的重大科研成果。大系以省为卷，分“乐器”“图像”等章介绍古今音乐文物。卷前有一省音乐文物综述，卷后有索引附录。每一文物介绍分“时代”“藏地”“考古资料”“形制纹饰”“音乐性能”“画面内容”“文献要目”等细目。是描述历代乐府诗音乐形态的重要参考资料。
除了上述专著，像如童忠良、谷杰、周耘、孙晓辉《中国传统乐学》、李玫《中国传统律学》等介绍乐学、律学知识的教材，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不失为入门读物。如果想深入了解相关领域研究动态，可以参考有关学科反思成果。如项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反思中国音乐文化史学科建构诸多问题，如怎样在建构民族音乐文化史时如何对待中西音乐学理论问题，如何打通使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田野调查、古乐留存问题。所论都从具体研究出发，进而升华到理论问题、方法问题、方向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音乐史学界对其学科建设反思情况，而且有助于文学史工作者描述乐府音乐形态时开启思路。其《以乐观礼》所收《礼乐·雅乐·鼓吹乐》《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礼乐文化缺失的思考》《中华礼乐文明、礼仪之邦的历史与现代意义》几篇论文，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礼乐制度，有助于思考乐府学研究现代意义。
21世纪台湾学者也推出一些与乐府诗音乐形态相关的成果。以下介绍四种。
陈美娥《中原古乐史初探（上篇）》共8章，后3章论汉魏六朝音乐，涉及一系列乐府音乐问题。如第七章“论魏乐”“论晋乐”“论相和三调”“论清商大曲与演奏形式”“论雅乐清商之变”“论吴声与西曲”“论南北曲式”等，都是魏晋南朝乐府音乐基本问题。作者长期从事南音整理和演出工作，对音乐有独特感悟，没有陷入学界对有关问题争论当中，凭借所见资料谈自己看法，表述简洁明白，是其可取之处。
廖蔚卿《中古乐舞研究》有意接续台静农先生《两汉乐舞考》，具体考察魏晋南北朝乐舞诸多问题，如“建安乐府诗溯源”“晋代乐舞考”“乐府王明君曲考”“南北朝乐舞考”“南朝乐府与当时社会的关系”等。可作为描述魏晋南北朝乐府音乐形态之参考。
刘月珠《唐人音乐诗研究——以箜篌琵琶笛笳为主》分析唐人歌咏箜篌、琵琶、笛、笳等器乐诗作，描述这些器乐曲表演特点效果，涉及一些器乐曲名称。对描述相关乐府诗音乐形态，不失为一种参考。
刘德玲《两汉雅乐述论——以典礼音乐为主的考察》从音乐入手探讨两汉雅乐渊源和体制，进而论述两汉雅乐歌辞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以及价值影响。因着眼于音乐，与纯粹从文学角度论汉乐府不同。但因所论问题太大，只能就个别问题展开辨析，如《安世房中歌》作者和创作年代等，部分作品解释性按语也时有新意。唯将两汉雅乐歌辞修辞技巧分析作为艺术成就描述，有堕入小道之嫌。
日本学者乐府音乐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如斋藤聪《王维〈少年行〉 ——关于新题乐府的咏唱法的研究》研究新题乐府咏唱方法，狩野雄《舞台上的曹丕乐府——围绕曹丕乐府的乐舞表现》研究曹丕乐府实际表演情况，都有新意。
（三）文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乐府文学研究论文选题已向更深更广领域开掘，专著选题也开始有规划和设计。
吴相洲主持的“乐府诗分类研究”丛书9部专著，对《乐府诗集》所收12类乐府诗题材、主题、艺术特点、语言形式乃至风格影响都有论述。如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阐述汉房中祠乐艺术风格；韩宁《鼓吹横吹曲辞研究》指出唐代鼓吹乐府诗在赋题、体式和风格上对南北朝鼓吹乐府创作有所发展和创新；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指出作为音乐作品组成部分的“相和歌辞”是相和歌的歌诗文本，在创制方式及艺术形态上与徒诗不同；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论述清商乐歌与南朝、唐代诗歌关系；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指出舞曲歌辞音乐特征不仅表现在主题、内容、风格上，也体现在歌辞体式上；周仕慧《琴曲歌辞研究》认为南朝琴歌因借鉴了吴歌西曲等乐歌中流行的五言体式以及和、送声形式，呈现出音韵婉转的风貌；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认为许多杂曲歌辞只是文人用于自我抒情与自我欣赏，在审美趣味、艺术追求、创作手法上，和大众娱乐乐歌大异其趣；曾智安《近代曲辞研究》认为隋朝近代曲辞创作表现出了融合南北文风的特点；张煜《新乐府辞研究》认为张、王古乐府开启了元、白新乐府，而元、白新乐府则影响了张、王新乐府创作，等等。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要素研究》4部专著中均包含文学研究内容。如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最大限度地弄清乐府诗题名含义以及发生、发展、变化情况；向回《乐府诗本事研究》指出乐府诗本事包括单曲本事与组歌本事、始辞本事与拟辞本事、辞内本事与辞外本事三大组六种类型；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将汉鼓吹曲建构为带有意识形态的组曲；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揭示对话体、对唱体、套语、声辞合写、三字节奏、五言四句体、声律等体式特征。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断代研究》5部著作均含有文学研究内容。如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指出汉乐府与《诗经》以篇首命名为主不同，题名当中包含了音乐性、文学性等多种因素，且越到后来音乐内涵越丰富；王志清《齐梁乐府诗研究》指出梁武帝有恢复古乐、建构宏大雅乐的理想，加上个人音乐修养和文学才能，使梁代宫廷雅乐建设得以顺利开展；王淑梅《北朝乐府诗研究》认为后魏一朝是北朝乐府发展的关键时期，北朝存在采诗制度，使北朝乐府诗得以保存、流传；韩宁《初唐乐府诗研究》探讨了《帝京篇》《临高台》等长篇乐府诗出现的成因，对沈佺期、宋之问等初唐重要诗人乐府诗创作在初唐诗歌发展史上地位做了重新估计。
赵明正《汉乐府研究史论》是新时期为数不多乐府研究史著作。除“导论”“结语”外，有“汉代：汉乐府研究的滥觞”“魏晋南北朝：汉乐府研究的发展”“唐宋：汉乐府研究的集成”“元明清：汉乐府研究的总结”“20世纪：汉乐府研究的转型”几章，每个时期选取典型乐府学著作论述。
21世纪以来台湾乐府文学研究继续活跃。硕士论文选作乐府截止到2005年就有赖昭君《李白乐府诗研究》、邱欣心《隋代乐府诗研究》。博士论文选作乐府的有刘德玲《乐府古辞之原型与流变：以汉至唐为断限》、黄丽容《李白乐府诗色彩之研究》、朱我芯《诗歌讽谕传统与唐代新乐府研究》、陈钟琇《唐声诗研究》。说明乐府作为相对独立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学人普遍认识。
组诗仍是台湾学人喜欢论述的对象。如曾进丰《皮日休〈正乐府十篇〉析论》、蔡造珉《南朝乐府中“神弦歌”之内容探析》、林素美《对酒叙长篇——论鲍照乐府诗〈拟行路难〉十八首》、林秀珍《汉〈十九章之歌〉探究》等。白居易新乐府仍然是热点。如许东海《讽谕与谏诤——从谏诤意识论白居易新乐府创作之理念与实践》、吴静如《云龙风鹏，志在兼济——白乐天新乐府管窥》、李柏翰《白居易讽谕诗之语言风格探析——以新乐府五十首为例》、朱我芯《白居易“新乐府”的讽谕手法研究》等。女性主义被引入乐府研究。如陈惠龄《爱与怨的基调——两汉乐府叙事诗中妇女的生命之歌》、黄淑贞《汉乐府诗中的妇女问题》等。少数文章曾论及唐后乐府。如辛金顺《魏源的经世文学观与〈江南吟〉十首探析》。一些论文仍关注修辞。如王之敏《〈吴歌〉、〈西曲〉谐音现象探讨》、黄陶陶《南北朝乐府民歌的修辞艺术（上）》、《南北朝乐府民歌的修辞艺术（下）》等。
从台湾新时期发表论文中可以看出学人们在努力开创乐府文学研究新思路。如朱我芯《由杜甫新乐府看讽谕诗人主体建构》、小屏《从章法观点看“梁鼓角横吹曲”》、苏瑞隆《论刘宋诸王对鲍照乐府创作的影响——以七言体与绝句体为主的探讨》、殷善培《谶言与美刺——汉代谣辞的两种类型》等，都在努力选取新视角，探讨新问题。
关注乐府诗学是这一时期台湾乐府学研究一个亮点。如温光华《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诗论探析》、杨淑玲《冯班的乐府诗论》等，都是典型乐府诗学研究。欧纯纯《皮日休〈正乐府〉十首探析》“将元结《系乐府》、白居易《新乐府》，与皮日休《正乐府》间，‘系’字、‘新’字、‘正’字间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明乐府诗在中唐之后，继承、创新、匡正的发展历程。”已触及唐代乐府诗学一个重要问题。
著作则有沈志方《汉魏文人乐府研究》。该书专论汉魏文人乐府，包含概念界定、范围划分、创制性质、思想内涵、表现艺术、后世影响等篇。其中“汉魏文人乐府的创制性质”篇，实际上探讨文人乐府与音乐关系，包含“依前曲作新歌”“空无依傍的创制”“文人乐府的模拟方式”等章和“曹魏文人乐府入乐表”“相和诸曲乐器表”“相和诸曲演奏程序表”三个附表。这是对汉魏文人乐府诗创作音乐形态所做较为系统的探讨。“汉魏文人乐府的影响”一篇包含“五言诗的成熟与七言诗的展开”“文人乐府与依声填词”“模拟方式与拟古传统的确立”“文人叙事乐府的滥觞”“组诗形式的扩充及影响”等章，考察乐府诗创作历史。
新时期日本乐府文学研究论文选题十分丰富。如长谷部刚《关于陆机的拟古乐府以及拟古诗》《从乐府文学史看陶渊明的〈怨诗楚调〉》（《中国诗文论丛》（21）, 2002年12月，第83～99页）《杜甫〈兵车行〉和古乐府》、狩野雄《石崇乐府《吟叹三曲》——“史”的性格和背景》、加藤敏《元结诗小寓——关于〈演兴〉四首和〈系乐府〉十二首》、佐藤大志《乐府文学和声律论的形成（六朝诗的词汇及表现技巧的研究）》《六朝乐府文学的展开和声律论》、大村和人《从巫到“小妇”——乐府〈三妇艳〉的小妇》、牧角悦子《曹植创作中乐府的变化：围绕“兴”的表现和物语性》、畑村学《白居易〈新乐府·道州民〉的制作意图：关于与元和年间实录编纂的关系》、斋藤聪《关于王维的〈老将行〉在乐府文学中的定位》等，选题视野开阔，中国学人很少留意的诗人和作品，一些从未论及的问题，日本学者已经关注，且有深入论述。
对唐后乐府诗的关注尤其值得称赞。中国学人对唐后乐府诗很少关注，而21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了一批研究唐后乐府诗的文章。如儿岛弘一郎《杨维桢的咏史古乐府——以制作背景为中心》《尤侗〈明史拟稿〉与〈拟明史乐府〉——史与诗之间》、要木纯一《杨维桢〈古乐府〉中的女性像》、西冈淳《陆游蜀中乐府考》、运天亚纪子《铁崖古乐府中的“情性”描写研究》、荒井礼《关于王渔洋的〈咏史小乐府三十首〉》，等等。唐后乐府是乐府学有待开垦的大片荒地，日本学者多人以此为题进行研究，可见其学术眼光之敏锐。
从比较文学角度入手研究乐府依然有文章问世。如新间一美《白居易的讽喻诗和菅原道真：以新乐府〈牡丹芳〉诗的影响为中心（特集 新乐府：讽喻的精神）》、月野文子《乐府诗〈子夜歌〉缪辞及其受容——围绕万叶歌中“莲”和“丝”的表现》、山本淳子《彰子之学——〈紫式部日记〉“新乐府”进讲的意义》等。但选题仍集中在白居易新乐府，其他乐府诗对日本文学影响研究则不多见。日本诗人乐府诗创作研究似乎未纳入学者视野。
著作成果以佐藤大志《六朝乐府文学史研究》为代表。该著沿袭冈村贞雄《古乐府的继承与继承》工作思路，从乐府诗拟作入手考察六朝乐府文学史诸问题。总论部分以乐府题名为切入点，考察东晋乐府断绝后乐府诗如何拟作、梁陈文学集团乐府诗创作诗题取用，以及《陌上桑》题名变迁问题。分论部分探讨鲍照乐府诗创作、何承天鼓吹铙歌创作、崔豹《古今注·音乐篇》对后人拟作乐府影响等。论述时有新见，如鲍照乐府诗创作具体场景，何承天《鼓吹铙歌》用赋题法创作乐府，崔豹《古今注·音乐篇》解释乐府本事影响对后人拟作乐府影响，等等。书后附有《汉魏晋南北朝乐府相关论著目录》中文篇与日文篇，便于乐府学者参考。
（四）乐府学走向自觉
从民国建立到20世纪末，乐府学与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相比，呈总体落后局面。具体表现是研究者少，重视不够，投入不够，深度不够，广度不够，成果不多，深层原因则是理念不清、没有理论自觉。21世纪以来，乐府学迎来转机，也开启了“自主设计”时代。
其表现之一就是更多学人把乐府当作一个研究领域。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硕博论文选乐府为题成为一种趋势。仅2002～2007年以乐府为题硕士毕业论文有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冯淑华《〈唐声诗〉研究》、张斌《中晚唐文人音乐文学研究》、涂珍兰《论中唐新乐府与古文运动的文化取向》、金波《论李贺乐府与歌行》、梁旭艳《李白古乐府创作四题》、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周仕慧《〈乐府诗集·琴曲歌辞〉研究》、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吉文斌《李白古题乐府曲辞研究》、王旭《唐大曲之流变》、何林军《试论元结与新乐府运动》、亓娟莉《〈乐府诗集·琴曲歌辞〉研究》、卓若望《中晚唐乐府题边塞诗研究》、王琳《刘禹锡乐府诗研究》、李淼《李贺乐府诗研究》、何谊萍《李白〈上云乐〉中基督教成分试探》、方孝玲《〈白纻〉舞、歌、辞考论》、陈瑞娟《唐代乐府诗论》、朱玉葵《论唐代法曲的起源与流变》、杨青《论唐代“边地大曲”》、孙明慧《论刘禹锡的乐府诗》、张建军《李杜乐府诗比较研究》、雷乔英《论〈伊州〉》、马欢《唐代音乐机构研究》、张磐《〈乐府杂录〉研究》、徐维《中唐妇女题材的乐府诗研究》、赵岩《论中唐乐府题边塞诗》等。2001～2006年以乐府为题的博士毕业论文有李锦旺《唐代乐府诗综论》、喻意志《〈乐府诗集〉成书研究》、尚丽新《〈乐府诗集〉的刊刻和流传》、孙尚勇《乐府史研究》、周期政《唐代乐舞歌辞研究》、王立增《唐代乐府诗研究》、刘亮《晚唐乐府诗研究》、袁绣柏《近代曲辞研究》、张煜《新乐府辞研究》、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研究》、韩宁《〈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研究》、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等。此外，喻意志还有《汉唐音乐典籍叙录》博士后出站报告。这一现象是20世纪所没有的。说明进入新时期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学人把乐府当作一个独立领域进行研究。
其表现之二是初步建构起现代意义乐府学理论。2006年吴相洲在《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建构现代乐府学构想，主张从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研究乐府，就某一具体作品而言，从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五个要素进行把握，目标是使乐府诗发生、发展、变化情况和所属音乐特点以及文学特色得到尽可能清晰的描述。2012年在《王维乐府诗的文献留存和音乐形态》一文中对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做了具体设计：“所谓‘音乐形态’是指乐府诗所属一切音乐活动形态。包括四个方面：一、创调情况，包括乐调创立时间、本事背景、所属曲调等；二、表演情况，包括表演者（尤其是歌者、舞者、作者等）、表演方式（是否配舞、舞蹈形制、舞蹈规模、舞容舞具、舞者情态、歌者情态等）、表演场所、表演时间、表演目的、表演功能、表演效果等；三、流变情况，包括乐调的变异、衍生、消失、再造等；四、创作情况，包括哪些乐府诗是选词入乐、哪些乐府诗是依声作词、哪些乐府诗曾经借用过别的乐调、哪些乐调曾经导致过乐府诗的割裂与拼凑、哪些乐府诗在哪些时期内曾经入乐、又在何时不再入乐等。探寻乐府诗的音乐形态，是乐府学研究的核心环节，意在从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中把握其文学特点，如题材、主题、体式、风格等等。”在设计这些理论同时组织一系列具体课题研究，即“乐府诗分类研究”“乐府诗断代研究”“乐府诗要素研究”。分类研究对《乐府诗集》所收12类乐府从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进行研究；要素研究是研究题名、本事、曲调、体式四个要素；断代研究从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考察各个时段乐府。
其表现之三有专门刊物和学会，信息交流、学术规划、队伍培养更加有序。为了倡导乐府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乐府学辑刊《乐府学》1～10辑，吴相洲任主编。每辑栏目都按乐府学理论设计，如“文献考订”“体制探源”“音乐研究”“文学研究”“名篇解读”等等。从2007～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举办了4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乐府学》的编辑和发行以及两年一届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扩大了乐府学影响，使乐府学这一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学人的认可。2007年8月第一届乐府歌诗研讨会于北京召开，傅璇琮先生提议成立乐府学会。会议向学界发出《关于筹建中国乐府学会的倡议》，倡议得到了海内外学界同仁积极响应，40多位著名学者签名表示支持。2009年8月第二届乐府歌诗研讨会召开，选出了学会筹备机构，吴相洲负责筹备申请事宜，开始了具体申请进程。2010年成立申请得到北京市教委批复，2011年得到教育部批复，2013年初国务院办公会议通过，2013年3月28日民政部下发同意成立乐府学会通知，2013年8月24日，召开乐府学成立大会。乐府学会成立是乐府学史上标志性事件，表明乐府学这一概念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可，乐府学研究将会在更有规划和设计基础上进行。乐府学研究真正步入了自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