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宗教认同

导言：探索“宗教认同”研究的基本路径

何其敏

社会学是以观察社会、发现问题、寻找解释路径为基本责任的学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在不同文化圈、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关注要点。认同问题的研究即出自对全球范围出现的经济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而产生的社会回应的反馈，由于“认同某个群体，与被指派到这个或那个社会范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心理状态。……它对于自我评价有重要影响”（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10-11）。社会认可的身份内涵与个体认同的主观选择之间的张力在宗教信仰与其他社会文化身份相交织的群体中尤为明显。随着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给社会稳定、世界秩序带来的灾难，对传统价值观提出的挑战，宗教身份与对宗教的认同，在诸种认同中被“高度重视”。社会中“实在的”冲突与意识形态领域中观念的冲突，都再次引导社会学回归到最初关注社会问题的动机——解答社会如何实现整合、社会整合的基础等问题。

随着全球化过程扩大了对文化群体的界定，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发生的急剧变迁和更加多样化的文化选择，凸显了人们对群体特质的自觉追求和将群体特质化为身份自觉的状态。社会规则的身份指标与社会成员对身份的自觉认同形成互动的关系。由此，最初社会化建构的诸种身份会被主体有所选择的强调，不同的认同选择又会导致在相似的文化、制度、语言、实践等情境中，存在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行动选择问题；在有差异的文化背景中也会出现相似的价值追求和行动选择。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宗教认同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等多种身份归属感的复杂张力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正是出于对这个学术动向的关注，在本栏目中，我们组织了4篇论文呈现我们“宗教认同研究”课题组的初步思考。

中国的多文化传统历史悠久，与移民国家的多元文化是基于物质财产和社会地位差别的纵向分层（如地位、阶层、贫富、城乡、种族、种姓等）相比，中国的多元更是基于文化和价值认同差别的横向分类（如民族、族群、宗教、语言、地域等文化认同群体）（张海洋，2006:3），依此建构的稳定的集体性身份认同，更具文化的深度，更能凝聚人的情感。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个体性比较强的宗教信仰，主体选择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但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出发，我们更需要在复杂的文化网络中抓住宗教作为身份的主线，观察它与其他社会网络的关系。后者正是实现中国语境的学术创新的重要步骤。这一步骤的研究需要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两个途径的分析论证。

在学理层面，将兼具神圣性和神秘性的宗教认同纳入“社会”“文化”的背景系统予以重点考察，视其是否具备逻辑合理性，是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整体的信念证成理论”与宗教认同》和《从“认同”的逻辑与内涵浅析“宗教认同”》两篇论文从哲学认识论和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分别探讨了“信念的获得机制”和宗教信仰的“个体与群体因素的解释项”的关系。《“整体的信念证成理论”与宗教认同》一文通过原生信仰的思维形式与现代理性的思维形式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论证，提出了信念证成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系统：基本信念与推论信念之所以能够形成“整体的信念”，一是因为信念系统是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产生的，是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信念系统是可信赖的；二是因为“整体的信念证成”系统具有彼此相互联系的四个原则：支持性原则、相对性原则、包容性原则和可错性原则。论文认为，这两个方面不仅是原始思维特有的，也是今天的信念证成基础。《从“认同”的逻辑与内涵浅析“宗教认同”》一文将宗教认同作为众多社会认同机制的一种，在探讨一般“认同”的共性逻辑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宗教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所持的宗教信念的自我阐释或相互阐释，它涉及个体或群体所拥有的信念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归纳出信仰者、信仰群体和作为广义的他者的社会解释项不是“可分的概念”。三者之间的互动具体表现为“社会形塑”、“群体建构”与“个人体验”之间的内在互动。因此，对主体“认同”的研究必然会从最初对“个体同一性”的探索发展到对个体“归属感”和“群体同一性”的关注之中。

信仰同一性的三个解释项在宗教信仰群体的实践中如何互动，即宗教信仰如何与客体化表述的一致性、可预言性相联系，使行为动机能够植入一个以情感信靠为突出要素的神圣性向度中，需要实证的支持。《韩国萨满教、基督宗教和民族—国家认同》和《在宗教信仰与多重身份之间》两篇论文正是从案例研究入手，梳理了社会的“传统文化滤网”与外来信仰相遇的契机、张力以及互动特点。《韩国萨满教、基督宗教和民族—国家认同》一文从韩国基督宗教发展与传统萨满教的关系入手，探讨了韩国人在接纳外来基督教时，如何依据自身原有文化结构对“宗教认同的社会文化结构特质”做出解读的。《在宗教信仰与多重身份之间》一文则通过对中国云南景颇族宗教信仰的研究，探讨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信仰群体“根基性”的文化情感联系与中国民族分类的纵向社会身份效应的重合所形成的“传统文化滤网”，使得景颇族在接纳新的宗教信仰内容时，会借助原有的基本信念解释体系。

4篇论文的叙事视角有别，却又有相同的指向：“认同”行为的出现源于人类寻求确定性和稳定感的本能需求，它的维系体现在个体和群体的行为之中。宗教认同与社会文化有关的重要证据在于，“整体的信念证成”系统形塑了我们的“所见”“所说”，在主动或者被动接纳新的宗教信仰内容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传统的框架，借助原有的认知结构吸纳外来信息及文化，并依据自身原有文化结构予以重新解读。

作为初步的探讨，4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指出了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由此形成了个体身份与社会结构的连接，形成了对身份的核心内容（既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也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的理解，导致对文化解释系统的遵从性选择——不同的宗教就是依据基本信念对神圣的特定理解的一种认同，也因此可以纳入“基本信念”叠加“推论信念”的“整体的信念”逻辑体系。这种保守性和开放性结合的逻辑关系，既保证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保证了在社会变动中对其他文化的接纳。尽管宗教的整合特征，如神圣化、客体化与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日益分化的特征可以互补，但各个宗教所描绘的神圣宇宙秩序导致的宗教信仰者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并非可以永恒地保证与宗教本身的整合。与一般主体实现社会认同条件不同的是，宗教的基本信念与群体生存结合的紧密度，文化传统与群体的形成历史、发展命运，都会对是否，或者以何种强度接纳外来宗教文化提出限制。

宗教认同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基于上千年的生存环境的滋养，中国的宗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民族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生存的“根基性情感”。我们的任务，一方面，需要在复杂的网络中抓住宗教作为身份的主线，观察它与其他社会网络的关系；另一方面，必须注意主体“情感信靠”的文化传统，以及基本信念的“传统文化滤网”对宗教认同选择的内容和方向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两篇对具有传统文化信念群体的“宗教认同”实证研究论文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外来宗教——基督教相遇的处境，以回应学理层面提出的：主体“认同”的逻辑前提即是与他者的交往实践，信仰群体通过达成交往共识和一系列的群体行动对自身宗教认同的维系通常都带有建构性的色彩等命题；两篇论文还提出了，从交往实践的角度，“传统文化滤网”的密度与民族群体连接的强度、民族发展的社会需求形成的与外来宗教的适应张力，常常决定着交往实践的走向和能否实现建构、如何建构整体信念的状态。笔者认为，与将“传”与“取”结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滤网的佛教相比较，与由信仰群体带入，并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伊斯兰教相比较，基督教以“社会行动”传入的特点比较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滤网”之间的张力是否更具有典型性，值得继续努力研究。

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的研究都表明，身份差异和边界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而身份的内涵、认同的倾向则与文化、社会的建构有关。无论是强调宗教核心层面与其他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立，还是强调有差异的认同在其他意义层面的选择与重合，都是一种建构性叙事。宗教认同既有相对稳定的基本信念，也有地方性文化解释的动态特征。宗教认同的神圣性始终离不开与多种身份的交集、整合。对信仰个体，认同更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旦世界上的种种区别被整合简化成某一单维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类体系——诸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民族或者文明划分，并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按照这种方法把其相关维度看作唯一起作用的，那么，文明共享的人性就受到了粗暴的挑战。这个单一划分的世界比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有分裂性”（森，2009: 2）。因此“在当代，实现世界和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多重性的更为清晰的把握，以及充分认识到，人们的这种多重身份是纷繁复杂的”（森，2009:3）。如何通过理解不同的认同群体，了解宗教认同的基点、交叉点，梳理与宗教认同有交集的群体文化，以协调不同身份群体的关系，整合不同性质认同的关系，是我们在面对不同社会结构的张力时，使社会文化实现整合并得到维持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印〕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民族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