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组织拓扑结构的“理想型”及其社会学启示
摘要:本研究从宗教组织的拓扑结构出发,基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方法,考察了中国传统民间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组织结构特征。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描述宗教组织不同元素之间形成的网络结构,展示了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弥散性特征、天主教组织结构的层级特征以及基督新教组织结构的平等化特征。在宗教组织拓扑结构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各自宗教传统下的组织特征对于不同宗教的团结程度与权威水平的影响。
关键词:拓扑结构 理想型 民间宗教 天主教 基督新教团结程度 权威关系
引言
在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主题便是探究不同对象之间如何彼此互动、联系,从而形成具有特定结构特征的组织或者团体(Simmel, 1950)。因此,很多社会学家都从组织结构(organizational structure)的角度来理解某个特定对象的聚集体(aggregate)特征。由于很多宗教传统通常会以超越单独个体的团体形态存在,因此它们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聚集体。例如,不同的基督教信徒彼此联系形成某一教会(church)或者教派(sect),而不同教派进一步聚合起来构成某一宗教传统。依照社会学的研究进路,我们便可以从组织拓扑结构的角度来考察不同宗教传统的特征。依此,我们会得到哪些启示呢?
本文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笔者通过结合不同宗教传统下信徒(follower)与超验存在(supranational being)之间的联系模式,讨论了民间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这三大宗教传统所具有的独特组织结构特征。基于这些组织层面上的拓扑(typological)结构,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传统下宗教组织的团结程度和权威结构。
宗教组织结构的“理想型”:民间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
我们这里首先考察的是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聚合性特征。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中国民间宗教所具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其松散的组织结构(Clart, 2007; Yang, 1961)。此外,和其他宗教传统相比,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吸收和借鉴了多个宗教传统的神灵体系,因此是一个典型的多神宗教(Weller, 1987; Wolf, 1974)。基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近似地勾勒出民间宗教组织结构的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见图1)。
图1 民间宗教的组织结构理想型
说明:图中圆点代表特定的超验存在;三角形代表信徒;箭头代表了膜拜关系。
在图1中,每一个圆点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神灵”,而每一个三角形则代表了一个民间宗教的参与者。二者连线则代表了某种膜拜关系(例如,从A指向B的箭头代表了A膜拜B)。这一图示综合反映了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几个典型特征。首先,民间宗教的神灵崇拜并不具有排他性,因此,信徒们可以同时膜拜多个神灵。这在图1中表现为同一个三角形可以和多个圆点产生联系。其次,不同元素之间的连线只发生于信徒和神灵之间,但是信徒彼此之间则缺乏联系。这一特征在前人的研究中也多有提及。民间信仰的实践活动代表了个体与超验存在之间的某种契约性(contractual)关系,即:一方面,民间宗教实践者提供供奉并提出某个具体的要求(例如,高考能够考入理想的大学),另一方面,神灵在接受供奉的同时则具有了某种责任,并通过自己的超验力量来满足信徒提出的要求。否则,这些神灵将会被认为不灵验,从而丧失其供奉者(Weller, 1994, 2006, 2007)。在这一契约性关系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并不存在特定的机制保证信徒之间彼此沟通、联络。因此,图1的三角形之间便缺乏联系。
与民间宗教不同的是,天主教的组织结构呈现显著的层级(Hierarchical)特征(见图2)(Callahan and Higgs, 2008; Kohmescher, 1999)。具体而言,天主以及相关的超验存在居于顶端,其下是天主教会,最后是信徒。在这样一个组织结构中,信徒和神灵的联系需要通过教会的中介才得以完成,因此教会的角色就变得非常重要(从严格意义上讲,教会也属于世俗信徒的一部分,因此在图2中用三角形进行标注。但是由于其较一般信徒具有更重要的角色,因此这里采用了更大的三角形标注)。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在图示中将信徒与神灵直接连接起来,以此凸显出教会团体的中介角色。此外,在天主教的组织结构中,信徒之间的联系虽然存在,但是非常微弱。这是因为天主教的层级性特征决定了天主教信徒的主要宗教活动方向是向上而不是平行的。因此,虽然教徒们会彼此聚集起来参与活动,但是从一个理想型的角度出发,信徒们的活动依然倾向和教会成员进行沟通交流,以此拉近与天主的距离。
图2 天主教的组织结构理想型
说明:图中圆点代表特定的超验存在;三角形代表信徒;单箭头代表了膜拜关系;双箭头代表信徒之间的联系。
与民间宗教和天主教相比,基督新教的组织结构又呈现不同的特征(见图3)(Chadwic, 1990)。首先,信徒不再仅仅通过教会的中介才能够与神灵接触。相反,除了这一中介之外,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与上帝进行沟通。正因为如此,教会的神职人员所具有的权威也不如天主教教会的神职人员(故而这里的三角形设置为与一般信徒一样大小)。此外,和天主教相比,基督新教传统中信徒与超验存在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平等化,而非如天主教传统中那种严格的等级关系(Kirkpatrick, 2005)。因此,这里信徒与超验存在之间的联系采用了双箭头进行表示。基督新教与民间宗教和天主教传统相比,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基督新教信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很多原因造成了这种较强的横向(horizontal)联系。例如,基督新教教徒会更加倾向于参加团契或者其他的查经班,这也就直接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此外,基督新教教会的活动更加生活化,很多教会在常规的宗教崇拜活动之外会组织一定的社会活动(Stark, 1997, 2012)。这些都是基督新教信徒之间的联系形成的原因。
图3 基督新教的组织结构理想型
说明:图中圆点代表特定的超验存在;三角形代表信徒;双箭头代表不同主体之间的一般性联系。
社会学启示
通过上述的三个图示,我们展现了民间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组织结构的特征。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网络分析集中论述了不同的组织特征如何影响组织的聚集性特性(Scott, 2013;Wasserman and Faust, 1994)。那么,上述的三个宗教传统所具备的性质是否会影响各自的宗教传统呢?如果是,这种影响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这里,我们尝试从团体权威结构和组织稳定性(stability)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我们首先考察的是团结程度。社会学家穆迪(James Moody)在对社会学学科发展过程的讨论中指出,一个特定团体的团结程度取决于这个团体中元素的连结性(connectivity)(Moody, 2004)。所谓连结性,是指当我们从这个组织中去掉一些元素以后,这个组织是否还能够维持一个组织化的形态从而不至于分崩离析。连结性这一概念可以从电路设计中的串行线路和并行线路的区别进行理解。串行线路的连结性要弱于并行线路,是因为串行线路中去掉某一个元素会造成整条线路崩溃,但是多条并行线路却保证了至少有其他线路维持整体的畅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传统民间宗教的团结程度很低。这是因为民间宗教信徒之间缺乏联结,整个信仰网络的团结程度完全依赖特定的神灵。因此,如果这个神灵不存在了,或者被认为不灵验了,那么民间宗教的网络立刻会分裂为不同神灵及其信仰者的小团体或者“山头”。与民间宗教相比,天主教传统的结构所展现出的团结程度更加低。这是因为整个天主教组织网络的连通性完全依赖一个点,即天主教会。如果教会这个点不存在,那么天主教的整个信仰网络就会剩下单独的超验存在(天主)以及大量的彼此联系松散的信徒。无疑,这样的组织体系是比较脆弱的。与民间宗教和天主教相比,基督新教的组织结构则具备了比较强的团结程度。这是因为在图3描述的网络结构中,无论是信徒、教会神职人员还是超验存在,彼此之间都可以通过某种途径联结起来。因此,我们无论去掉哪一个元素,整个网络都是比较稳定的。举例而言,如果某一个信徒离开这个网络,其他信徒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同理,如果教会神职人员决定不再提供宗教服务,上帝与信徒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因此而断掉。最极端的情形,即使不存在超验这个节点(圆点),整个网络还是能够维持住。例如,这个网络中,教会可以团结信徒寻求另一种超验存在并将其放置在圆点位置(例如,美国一些宗教团体甚至以科学作为一种超验存在而建立起一个宗教)(Melton, 2000)。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新教具有最强的灵活性和团结水平。
组织结构的特征对组织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其团结程度。通常而言,组织网络中不同的元素会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权威水平。这在上述的三个宗教传统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民间宗教的组织网络中,权威的分布是很平均的。这里的平均不仅仅是指在信徒之间,还指信徒和神灵之间权威的分布比较均衡。如前文所述,信徒和民间信仰的神灵之间具有某种功利性的交换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信徒和神灵之间在权威方面是对等的,即信徒可以因为不灵验放弃神灵,而神灵亦可以因为某些原因不向信徒提供庇佑(Yang, 1961)。天主教的权威结构就和民间宗教不同。正如很多研究所指出的,天主教会在整个天主教组织网络中具有很高的权威(Kohmescher, 1999)。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权威恰恰体现了博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理论(Burt, 1992)。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关系体之间的非重复关系,亦即不同关系团体的交界。这里我们借用涂尔干对神圣—凡俗的划分可以发现,天主教会恰恰成了信徒与天主之间沟通的中介,其位置处于神圣世界与凡俗世界相联系的结构洞位置。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天主教会成了“垄断”信徒与超验存在之间的代理人,其权威便不难理解了。最后,在基督新教中,教会的这种结构洞位置便不复存在。这是因为信徒可以绕过教会直接和上帝形成对话。在基督新教的组织体系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用星形放射结构来形容其权威特征,即:上帝拥有最高的权威,因此处于整个宗教体系权威结构的核心。与之相比,无论是一般信徒还是基督新教教会都处于这个核心放射圈的边缘。此外,信徒和教会之间的权威关系也是对等的。由于基督新教教会不处于天主教教会那样的垄断位置,因此新教信徒和教会的权威关系在同一个等级上,并都低于上帝这一超验的权威中心。
结语
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宗教传统的性质,考察了中国传统民间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组织结构特征,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了各自宗教传统下的组织特征对于团结程度与权威水平的启示。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分析,本文仅仅基于韦伯理论意义上的理想型,在理论层面上提供了初步的考察,因此在经验数据允许的情况下,未来可以对本文提出的命题进行经验层面上的验证。此外,本研究通过结合社会学领域内的社会网络分析,展示了宗教社会学和其他社会学分支乃至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的广泛交叉,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宗教社会学经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llahan, William J. and David Higgs
2008. Church and Society in Catholic Europ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dwic, Owen
1990.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Penguin.
Clart, Philip
2007. “The Concept of ‘Folk Relig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In The Fourth Fu Jen University Sinological Symposium: Research on Religions in China: Status Quo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Zbigniew Wesolowski, pp.166-203. Xinzhuang, Taiwan: Furen University Press.
Kirkpatrick, Lee A.
2005. Attachment, Evolu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Kohmescher, Matthew F.
1999. Catholicism Today. Mahwah, N. J. : Paulist Press.
Melton, J. Gordon
2000. 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 Salt Lake City: Signature Press.
Moody, James
2004. “The Structure of a Social Science Collaboration Network: Disciplinary Cohesion from 1963 to 199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213-238.
Scott, John
2013.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ousand Oaks: Sage.
Simmel, Georg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Stark, Rodney
1997.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One.
2012.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How the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One.
Wasserman, Stanley and Katherine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ller, Robert P.
1987. Unity and Diversity in Chinese Relig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Capitalism, Community, and the Rise of Amoral Cults in Taiwan. ”In Asian Visions of Authority, edited by Charles F. Keyes, Laurel Kendall, and Helen Hardacre, pp.141-16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Market Development, Political Change, and Chinese Cultures. ”In Developing Cultures: Essays on Cultural Change, edited by Lawrence Harrison and Jerome Kagan, pp.215-233. London: Routledge.
2007. “Within and Beyond the Market: Religions, Moralities, and Philanthropies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Markets, Morals&Religion, edited by Jonathan B. Imber and Peter L. Berger, pp.231-246.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Wolf, Arthur P.
1974.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ited by Arthur P. Wolf, pp.131-18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C. K.
1961.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