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消费率的相应增长。表1-1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消费率与经济增长指标的数据。1978～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0.0%，而与之相对应的我国居民平均消费率增速却是-0.69%，1978～2011年我国的平均年消费率不到60%。特别是2000年后，一方面我国经济出现双好（宏观、微观）的局面，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消费率逐年走低的态势。2000～2011年度，我国的平均消费率只有53.5%。消费率不增反降这种现象似乎和经济运行良好的走势出现了背离。从图1-1来看，消费率增速与经济增速差异巨大。中国消费率之谜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目光，也成了每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关注的问题。

表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消费率与经济增长指标

图1-1 消费率增速与GDP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现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拉动，表1-2给出了1981～2011年度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我们注意到，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较快，其平均增速高达38.9%。固定资产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的财富在增加，为此本书关注了近年来在经济分析中很重要的概念：资本存量。资本存量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的是社会财富水平，因此其重要性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年度资本存量是指每年度的资本总量，但资本存量并不是简单的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存量需要运用一定的统计方法进行测算，我国目前尚没有官方公布的资本存量的数据，国内有部分学者对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但估算的方法有差异。测算的结果虽然也有差异，但经过这些学者的研究，对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已经越来越达成共识。那么，中国资本存量到底有多少，本书将在第七章专门测算我国的资本存量。资本存量对我国的消费率有什么样的影响？从资本存量这一新的视角考察其对我国消费率的影响，国内尚未有学者做此尝试。

表1-2 1981～2011年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理论上，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居民收入增长；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其消费也会增长，至少不会下降。然而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消费率却没有增加，而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为何居民没有将收入大量用于消费？本书注意到，虽然居民收入在增加，但对以后医疗养老等风险的顾虑使得不少人不敢消费。本质上，居民不敢消费还是因为没有持久的收入，由此本书研究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特别提出了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率的影响。财产性收入是居民家庭因拥有的银行存款、证券等动产或者房屋、土地、车辆等不动产等这些基础资产所获得的派生收入。一般来讲，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利息、租金、专利、红利等收入。我国提出财产性收入的概念较晚，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才拉开财产性收入研究的序幕，并很快吸引了大量学者的注意。当年，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只有2%，但财产性收入是比较稳定且相对容易的收入。那么，财产性收入对我国的消费率有什么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消费率却持续走低，甚至下降，这种低消费率现象是否正常？其根本原因何在？本书尝试从资本存量和财产性收入这两个新的视角来解释我国的低消费率现象。

二 理论意义

在总需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消费，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从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开始，几乎每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将消费作为研究重点。

从宏观上来说，总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只要再生产运动能够正常运行，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就会呈现出此高彼低、此消彼长的格局。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哪一个因素扮演重要角色，这更多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话题。

从微观上来说，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关注消费者行为，认为消费率取决于消费者行为，并因消费者行为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考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那么，又是哪种因素起决定作用呢？就现有文献来看，似乎还没有人做过探索。

把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消费率放到同一个框架内研究的相关文献很少。国内外学者大部分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进的互动关系，消费率大小仅仅是其总体研究的一部分，消费率高低也仅仅被看作经济发展和结构演进的内生结果。因为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居民消费行为却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消费率问题又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居民收入、物质基础存量和居民消费结构等又常常被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所冲淡。再者，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践、发展和完善的，它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沿着线性路径发展，好像经济发展、结构演进、居民收入增加、生活质量提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经济发展阶段与居民消费超前或滞后的矛盾在他们那里并不突出。如果不是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也许不会有人怀疑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这样的事实（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出清的），这也许就是主流经济学忽视这个问题的关键。

本书从我国消费率问题入手，经过对比得出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事实。我们不否认中国目前的消费率偏低，也不否认外生因素（制度变迁改变居民预期、非经济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分配政策扭曲）对消费率下降的引力，然而，我们更强调引起消费率下降的内生因素（资本存量、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等）对消费率的关键约束。我们不仅要探讨消费率为何偏低及这个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说明了它本来就应该是低的。与影响消费率的外生因素相比，内生因素才是判断消费率高低的关键。除了更加深入讨论我国大多数学者关注的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外，本书还将中国过低的消费率置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中，并重点分析和实证检验经济发展阶段对消费率的制约机制——这也许是解释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一个新视角：首先，本书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是制约消费率的关键因素。这为重新认识我国当前偏低的消费率提供了可能，并以此解释了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真实原因，以期能够使公众客观、理性地看待我国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其次，我国高投资率、经济高增长率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具有可持续性，本书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当前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消费启而不动的深层次原因。这在理论经济学上或许是个小小的突破，也许能够解释中国消费率低迷对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困惑。

三 现实意义

到目前为止，对我国消费不足的大范围讨论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出口受阻，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启动国内消费；第二次是在2002年以后，我国贸易顺差扩大、贸易摩擦频率和摩擦度的升级及我国消费率连年下降的现象，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国内消费不足的关注；第三次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当年我国消费率更是降到了35.3%。由此看来，每当出口受阻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动力——消费。然而，我国200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不论在质量上还是在速度上都无可挑剔，这仍挡不住消费率的逐年下降。这几乎又成了一个“中国之谜”——中国经济形势大好，消费率却持续下降。因此，近几年来，学术界和媒体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较快增长（和谐发展）的途径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驾“马车”——消费的因素上。目前，认同度较高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尽快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让经济增长更快和更多地建立在消费增长的基础上，这可以扭转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贸易部门和投资过度依赖的局面。但是，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都没少在中国内需上下功夫，可是效果十分有限。“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当前的消费‘过低’是一个问题”。因此对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这一“中国之谜”，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认为我国投资率过高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主流的观点。遗憾的是，这些主流观点只看到表面现象，其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如果让这些观点成为我国政府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则我国经济难免会出现偏差。这里面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向市场经济成功转轨的典范，关于我国近年来消费率偏低的说法也必将引起世界的关注，所以对我国消费率偏低的解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而解释的正确与否将会对我国经济制度、政策调整及下一步的经济发展规划起到基础性、指导性作用。因此，探求中国消费率较低（似乎已形成持续下降的惯性）的原因，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无疑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考虑资本存量这一因素的前提下，本书从财产性收入角度，研究了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率的影响。虽然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率负相关，但财产性收入与消费率正相关，要想提高消费率，资本存量是消费的基础，同时大力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必然的路径选择。本书的研究不仅论证了一国的资本存量是消费率高低的决定因素，而且为大力提高财产性收入来拉动消费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