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及其历史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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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14年7月8日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之后,再次强调政治经济学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更好地回答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针对性强的、有效的应对决策,克服各种阻力和陷阱,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在这种政治经济学广泛传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了巨大遏制力量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在相对来说比较短暂的一个多世纪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增长了几十倍,发达国家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和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也不断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资本主义在不改变其基本经济制度的情况下不可能永久避免经济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严重的“滞胀”, 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在经济金融化和信贷扩张中,以及在全球化急剧发展中,经济社会结构出现畸形,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垄断后的发展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如何认识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以及探索经济危机的应对对策和治理途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新任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生产、分配过程和政府宏观调控等层面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例如,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开放性和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拥有不断容纳先进生产力的能力,这决定了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历史空间,它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比原来的预测要漫长得多的历史过程;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不能消除它固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

2007年以来,源于美国而蔓延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不论从经济运行层面还是从经济制度层面来看,都对形形色色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提出了挑战。在这些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发展中,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而提出了政府干预。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从20世纪70年代起备受争议和批判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似乎又走到了台前。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回到凯恩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问题。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核心来自三个立足于人的心理因素的“有效需求不足”,它的政策主张是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或创造有效需求,却没有揭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制度根源。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将暴露无遗。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于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对立型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

所以,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基本原则或研究方法,研究有关经济危机的各种问题,评论各种经济危机理论,并且从头至尾把这种原则和方法贯穿其中。这样本书对各种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将不仅仅停留在它们对经济危机问题本身的论述上,还要探讨它们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它们的政治经济倾向、它们在经济危机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以及它们对经济危机理论发展的影响。也就是说,本书研究的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当作政治经济学来研究的各种经济危机理论。

“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经济科学的范畴,是在17世纪产生的。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在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在之后被当时的经济学家所认可和采用。其本意是研究国家层面的重大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使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发生了伟大而根本性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剖析中,既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功绩,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规律的揭示,为我们提示了一条走向“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样,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政治经济学就成为一门阐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关键而基础性的环节。

与马克思同时代及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基本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当代“社会主义倾向派”,特别是其中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看到了这一学科研究方向所具有的政治危险性,便不再以经济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为研究重点了,常把自己的经济学仅称为“经济学”。这样,“政治经济学”在今天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有名词,现在人们提到政治经济学时,也一般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他怎样说,更要看他怎样做;同样看一种经济学说,不能只看它自称是什么,更要分析它实际是什么。

尽管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都不承认自己的理论具有政治经济倾向性,说他们是代表全人类的,并且刻意回避经济研究中必然要涉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方面,但他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实际上都是具有政治经济倾向的。即使一个经济学家真的要保持一种奥林匹克式的超然性,政治经济倾向也会在分析的开始就进入他的“视野”:分析前要选择现实中的某种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在分析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对资产阶级不利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故意把对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排除到经济学范围之外,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自然的、最佳的、永恒不可改变的,实际上也代表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他们的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也是由某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支撑的,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

本书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的各种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公然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公开宣布自己的经济学说要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为最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为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服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在社会明明存在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关系和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硬把某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说成全人类的理论。这种政治经济学认为,隐蔽自己的政治经济倾向,不但违背了客观事实,而且会模糊自己学说的实践任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把自己的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密切联系起来。在表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倾向的同时,也要客观揭示其他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治经济倾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它认为,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实践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实践是社会的活动。社会实践包括许多方面。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向自然索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斗争。没有生产活动,人类就不能生存,就谈不上其他活动。

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和人之间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人们又结成其他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实践除了改造自然的活动以外,还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各种社会活动。产生于社会实践之中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无不具有政治经济倾向。一般来说,自然科学不直接具有政治经济利益倾向,但在一定条件下,它也会和政治斗争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僧侣曾经因为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地动说对作为封建的上层建筑的神学不利而加以反对,宗教裁判所曾经残酷迫害自然科学家等。自然科学尚且卷入政治经济关系,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就更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关系在真空中存在了。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危机理论,就要结合社会实践来研究不同经济危机理论的来源和作用,结合社会实践研究不同经济危机理论的政治经济倾向,结合社会实践研究不同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总的发展脉络。

从国内外经济学界对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的已有成果来看,主要存在三种不足:一是在结合实践揭示出西方某些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治经济倾向以后,对其采取因人废言、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于他们的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可资借鉴的东西,没有给予适当的肯定和分析;二是对西方某些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治经济倾向熟视无睹,全盘认同这些理论的自我评价和西方经济学界对其的评价,把它们所有说法都看成适用于全人类的所谓“普世价值”,对它们的理论采取照抄照搬、盲目崇拜的态度;三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说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称为激进的经济理论,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称为建设的经济理论,认为对于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最多只是“病理学”,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才既是“病理学”又是“治疗学”,所以在对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中,只应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或只创新发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就可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只讲了经济危机的危害和后果,与应对和克服经济危机问题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

本书的研究将为克服以上三种不足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揭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政治经济倾向的同时,对其中的错误因素和合理成分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打破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盲目崇拜,揭露其中某些理论自我评价和西方经济学界对它们评价的虚伪性和片面性,力争还原它们的本来面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做出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体系和视角、历史作用和科学方法,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除了革命性质以外,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质,是一种集革命与建设于一体的整体性经济理论,它不但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对克服历次经济危机起到了任何别的经济理论没有起到的标本兼治的作用,而且提供了在追求人的解放和富裕的过程中,化解危机和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并对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做出积极探索。本书的具体布局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各种不同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做了概括性阐述,指出了它们的来源、作用和政治经济倾向,并申明了本书的指导思想。它指出,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等学科相比,出现得比较晚。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把理论研究的重点由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初步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们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济根源。由于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彻底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在他们的理论中,除了有科学成分外,也存在某些庸俗因素。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在早期政治经济学中又出现了一些更注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19世纪初期,还有一种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立物而出现的经济学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与以往一切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并在五六十年代最终形成。政治经济学实现了伟大的变革,把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牢固地建立在了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本来早就走上庸俗化道路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便把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它的一项根本任务。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欧各国经济学界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和各种理论,如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等的“边际效用价值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的“均衡价格论”、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的“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以及以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等。这些流派和理论除卖力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外,还集中攻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伟大的真理,而真理是不会被驳倒、被击败的,相反,它在斗争中得到了考验和检验,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指导可以看到,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都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技术主要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它追求的真理总是服务于人类社会某一人群的利益和价值,必然具有政治经济利益倾向。只有注意到了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政治经济利益倾向的片面性和阶级性,我们才能更好地吸收其中的科学因素,用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是一种借全盘肯定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历史作用、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历史作用而否定社会主义运动、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种思潮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全部经济危机发展史认识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与经济危机的缓解和克服无关,试图在中国达到乱史灭国的目的。本书通过对不同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历史作用的研究,将尽力还原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历史作用的本来面目,为揭露这种思潮的错误做出贡献。

第二章根据有些早期政治经济学家更侧重从生产供给方面研究经济危机相关问题的情况,把他们称为“供给侧重派”,结合他们的政治经济倾向和历史作用,研究了他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它指出,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从生产供给的研究入手,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引发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生活的时代,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发生激烈变化。正是由于时代的不同,虽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倾向相似,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必将引发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有更多的揭示。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大卫·李嘉图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还没有达到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程度,这是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爆发普遍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完全夺取了政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公开化。1831~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一些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日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矛盾。在资产阶级眼里,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用一些掩盖资本主义生产中内在矛盾的办法修正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急迫任务。不久,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在这种修正中解体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供给侧重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主导地位由法国的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英国的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和约翰·穆勒(John Mill)为代表的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生产中内在矛盾的理论所占据。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前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供给侧重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则是侧重从供给方面分析经济问题。他们虽然也很重视研究需求,尽量回避研究生产领域的问题,但同需求侧重派比起来还是对供给问题有较多研究。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开始被称为现代经济学,它们把经济过程的外部表象以及社会生活的非经济方面冒充为本质这种趋势加强了。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利用从其他知识领域(诸如国民经济史、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神学等)借用来的材料。借助于这类方法,他们力图推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这一时期这些经济学家运用的方法不同,使得有可能把他们分为不同的供给侧重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代表。

第三章根据有些早期政治经济学家更侧重从消费需求方面研究经济危机相关问题的情况,把他们称为“需求侧重派”,结合他们的政治经济倾向和历史作用,研究了他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它指出,西斯蒙第(Sismondi,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是第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的政治经济倾向是偏向于劳动人民的,在他的著作中充满着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他继承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诚实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传统,同时,他又以自己需求侧重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供给侧重派进行了激烈的论辩。西斯蒙第把财富看作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手段,因此,他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特别重视消费需求与生产供给关系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他弥补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一个不足,强调了生产供给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孤立发展的正确观点,为揭示引发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生活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期,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小生产者的大批破产、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以及贫困的增长引起了受压迫者的抗议。这个抗议表现在欧文和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之中。他们宣布资本主义制度是群众贫困和受压迫的主要原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新兴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不断发生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马尔萨斯一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又站在地主贵族的立场上,反对资产阶级对地主贵族利益的侵犯,提出了一套侧重研究需求问题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马尔萨斯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要求资产阶级把他们从劳动群众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通过地租、赋税、国债等方式,转归以土地贵族为主体的寄生阶级,供他们挥霍浪费。然而,马尔萨斯却把这说成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这清楚地暴露了马尔萨斯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辩护性质。马尔萨斯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需求方面,强调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起到的决定作用,这无疑是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矛盾。他不但没有做出正确的分析,而且还用人口问题掩盖制度问题,推出为地主阶级辩护的结论。但从理论上来说,他的研究涉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扩大有效需求,以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问题。正因如此,他的思想被湮没了一百多年之后,被凯恩斯挖掘出来,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半个世纪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即西方经济学说史家所谓的“边际革命”时期。经过这个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一般就被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以萨伊(Jean Baptiste Say)、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为基础,吸收了当时心理学和数学发展的某些成果,将心理分析和增量分析引进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而奠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特别是其需求侧重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基础。现代西方经济学需求侧重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方法论上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论证和表述经济现象的特点更为突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供给侧重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侧重研究供给有关理论,只是把数学方法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可用方法。他们在运用数学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并不排斥其他的方法。如英国以马歇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瑞典以卡塞尔(Gustav Cassel)为代表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美国的费雪(Irving Fisher)等,都是如此。现代西方经济学需求侧重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侧重研究需求有关问题,一般把数学方法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必用方法,其中包括英国的杰文斯(Jevons)、法国的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和意大利的帕累托(Pareto)等。

现代西方经济学需求侧重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数量化特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也不是偶然的现象。首先这一时期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广泛传播,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走向瓦解,已无力胜任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任务。现代西方经济学需求侧重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这时运用数学方法,只对资本主义关系做数量上的说明,而抛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加以研究,这样就更有利于掩盖引发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剥削。重点研究需求方面,可以回避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内在矛盾。

第四章把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自称反对资本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称为“社会主义倾向派”,对他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做出了研究。它指出,“社会主义倾向派”之中,有些特别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提出的措施往往不切实际,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等主张也未必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仅就其政治经济倾向来说,还是比较偏向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但后来的一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政治经济倾向大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改良主义,它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很多时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甚至比纯粹的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19世纪前半叶,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加强。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得必将引发经济危机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步暴露和激化。这个时期倾向于用创建社会主义的办法应对经济危机的理论,主要是以法国的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以及英国的欧文(Robert Owen)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代表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他们的理论反映了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揭露了资本主义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的弊端,并对如何建设新社会以克服这些弊端做出了天才构想和大胆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19世纪上半期,除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以外,还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继承者的经济危机理论也很有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李嘉图理论为主要依据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继承者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以圣西门和傅立叶理论以及其他理论为主要依据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继承者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这些理论都宣称赞成社会主义,可以算作社会主义倾向派,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以前,对于启发工人的觉悟起过积极的作用。他们的学说具有明显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倾向,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还参加过工人运动,但是,他们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大都走上了脱离工人运动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反对者,在很多问题上还散布过小资产阶级影响。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继承者大都同时具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倾向。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无视历史的发展,在阶级对立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仍然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所以,他们虽然起过某些积极的作用,但有些则最终堕落成反动的宗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它以“修正”马克思的学说为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虽然修正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倾向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他们公然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正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表白把他们归入了我们定义的“社会主义倾向派”。他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都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歪曲与攻击,具有涣散工人阶级斗志、削弱对经济危机的遏制力量的历史作用。

大约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暴露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倾向派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现代复杂国际环境中,除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社会主义,其中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倾向派理论当属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了。从它近几十年发挥的作用来看,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只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若干改良,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生的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重要理论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回到资本主义,它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重要理论桥梁。

第五章针对凯恩斯主义内部的不同流派,结合历史和现实,研究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它指出,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本人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刚刚提出的时候,还是很新鲜、很吸引人的,对于缓解经济危机和推动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起过一定的作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也因此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在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中,最本质之点就是主张政府调节经济、干预经济生活,也就是主张发展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凯恩斯认为,只要政府进行干预,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就能克服经济危机。他在必须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名义下,提出了一系列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其中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但这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没有也不愿去揭露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从一些表面的经济现象出发,开出了一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药方,长期服用这些带毒的药方,还会带来许多副作用,引起各种各样的新病症。

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又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派,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世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在其鼎盛时期曾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学流派。它在西方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滞胀并存”局面的出现开始动摇,并且日益受到其他学派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不过,这些批评并未阻止它至今仍是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主流理论之一。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相比,具有对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辩护性,更倾向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危机无关,资本主义经济前程似锦。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更多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和萧条,因此又被称为“萧条经济学”。而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则完全摒弃了凯恩斯本人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悲观情调,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景十分乐观,对混合经济制度能够驯服经济周期波动满怀信心。

凯恩斯本人对待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这导致了后凯恩斯主义者的争议。英国的一些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凯恩斯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脱离的,因而主张与之进一步决裂;而美国的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则力图将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说相融合。这两派都以凯恩斯正统自居,并且互相攻击和责难。在这场论争中,英国凯恩斯学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为新剑桥学派(Neo-cambridge School)。新剑桥学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不同于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它敢于揭露和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如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富裕中的贫困”,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赤字财政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严加指责。他们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现状及其他弊病。他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有一定益处和启发的。新剑桥学派想通过其主张的收入分配制度消灭经济危机,并认为不用革命就可以消灭食利者阶级,把资本主义推向文明生活“新阶段”,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办不到的。但是,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对广大劳动人民比较有利,对于在短期内缓和阶级矛盾确实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冲击,引发了一批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基础的再认识。结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了另外一种以新的风格出现,同时又具有凯恩斯主义结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这种理论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首先是对名义的工资和价格刚性(缓慢调整、黏性等)进行解释,由此再解释非自愿失业、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以及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就其核心内容讲,本质上是凯恩斯本人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现代的翻版。它的兴起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还不可能单独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主流,政府干预的政策思想并未被完全打倒。

第六章结合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蔓延至今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研究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它指出,以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倒闭为标志,一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酿成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面临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其主要特征是全球性、全面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刻的内在矛盾的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的本性使然,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使然。而这次危机的直接根源则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深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提出的各种主张,都是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理论一方面虚假地承认工人阶级也应有财产,也可以创业;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工人按劳动贡献获得工资、参与利润分享,积累创业的资本。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论辩对手主要是对生产力发展贡献不大的封建贵族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则是一种赤裸裸地把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规定为自己的任务的学说。它处处试图打压对生产力发展也有很大贡献的除企业家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极力诋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比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具有更大片面性的理论。

哈耶克(Hayek)是最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代表,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作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受其影响较大的国家中,虽然短期内显露出了一些正面效果,但很快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严重的经济衰退。例如,美国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段时间后,经济虽然有了相当发展,但如果对美国的统计数字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只不过是表面的繁荣,实际也埋下了股市泡沫、私人部门债务膨胀、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等隐患。即便在高科技和经济霸权时代,美国发展速度并不快,且发生经济衰退,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和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弗里德曼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最大不同是,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套货币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弗里德曼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专利,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史的,是错误的。它在市场主体方面过分强调私有企业和个人,否定国企也是市场主体,这不仅不符合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更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它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过分强调市场调节机制,否定政府调节机制,否定这二者的结合,甚至否定政府在保障产品安全、防范能源危机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的。当今世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弗里德曼只要市场调节,不要政府调节的理论是错误的。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8年下半年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并最终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包括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冲击性影响,直接导致这场危机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和思潮的过度泛滥。从政治经济倾向上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代表了资产阶级与企业上层管理者特别是金融领域上层管理者的意志和愿望,这个阶级及其代理人力图借助这个学说及其政策措施恢复和扩张自己的全球霸权地位。资产阶级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战略从其本身想达到的目标来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战略实施以来,少数资产者的收入和财富有了巨幅提高,他们在全球的霸权支配地位也一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正是这个战略导致了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至于人们把此次经济危机称为“新自由主义危机”,它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战略的深层矛盾和不可持续问题。

第七章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了这个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创立的有关经济危机的各种基本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基石,它们的科学性是蕴涵在其内容的丰富性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对经济社会运动规律的一种整体分析,具有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的整体体系结构。过去很多研究者只把马克思一些著作中的某些片段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得出了马克思没有完整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结论,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是贯穿于他创建的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结合生产来研究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理论,可以增强用于研究经济危机的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更具包容性地揭示经济危机根源,并为寻找克服经济危机的标本兼治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历史作用来说,目前经济学界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最多只是有关经济危机问题的“病理学”,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才既是有关经济危机问题的“病理学”又是有关经济危机问题的“治疗学”,只有新古典经济学,最多再加上凯恩斯的理论,才是可以治理经济危机的理论。并且历史上每次经济危机都只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理论起作用的条件下得到了克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是讲了市场交换机制和政府干预在克服经济危机中的作用,都没有论述生产分配关系中工人阶级地位提高和实体经济发展在其中可以起到的根本作用。在历史上,历次经济危机之所以能够得到缓解,在有些时期和阶段,还能使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根本原因并不像西方经济学界宣传的那样,只是遵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理论扩大了财政支出和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或只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等理论稳定了货币供给和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广泛传播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力量对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变化。

第八章结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就如何在这种研究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进行了探索。它指出,2008年9月,随着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发生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并迅速向全球扩散。若干年来,虽经各国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预,避免了世界经济出现更严重的萧条,但是金融危机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仍在困扰着全球经济。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无论是美债危机还是欧债危机,都表明世界经济仍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不但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而且创建了可以用于全面分析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问题的独特视角。把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应对危机和促进发展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一种结合整个经济过程来研究经济危机的理论,关注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全貌,包括对于西方经济学关注的流通领域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直接原因的分析,也包括西方经济学回避的对于生产和社会领域的深层原因的分析。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既要研究来自流通领域的直接原因,也要分析生产和社会领域的深层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主张对经济危机实行标本兼治的理论,它既主张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铲除经济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也主张在经济政策方面,让各种金融创新和政策工具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所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我们既要思考如何在生产分配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冲击,也要思考如何在流通领域的金融创新和政策工具方面应对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冲击。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在从温饱向小康跨越的历史过程中,既有可能进入“黄金发展期”,也有可能陷入“矛盾凸显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面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冲击,中国现在实际上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应对方法,兼收并蓄其他理论应对方法中的合理因素,引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化“危”为“机”,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以新自由主义危机相关理论为指导,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的制度应对方法,用“激进改革”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致使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在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冲击下停滞倒退。所以,当此中国社会发展的“临界点”,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为指导,排除有些人试图进行资本主义激进改革的干扰,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应对方法,才能有效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正如书名所示,本书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各种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将不仅仅停留在它们对经济危机问题本身的论述上,还要探讨它们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它们的政治经济倾向、它们在经济危机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以及它们对经济危机理论发展的影响。也就是说,本书研究的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当作政治经济学来研究的各种经济危机理论。通过这种研究,笔者设想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搞清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产生背景和政治经济倾向,打破某些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普世价值”的伪装,还原它们的本来面目。第二,客观分析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政策主张,肯定和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揭露和批驳其中的不合理因素,正确评价它们的历史作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有。第三,结合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整体性体系、历史作用和科学方法,并对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进行自己的探索。笔者深知,本书实际做的和想达到的这个目标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只是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以后人们对这一课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架起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