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卫·李嘉图以后若干供给侧重派代表

自19世纪30年代起，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完全夺取了政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公开化。1831～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一些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日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矛盾。在资产阶级眼里，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用一些掩盖资本主义生产中内在矛盾的办法修正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急迫任务。不久，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在这种修正中解体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供给侧重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主导地位由法国的巴师夏、英国的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生产中内在矛盾的理论所取代。

一 用“和谐论”掩盖矛盾的巴师夏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巴师夏是19世纪中叶法国早期政治经济学家。1801年他生于法国的一个富商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825年他继承了祖父的一笔遗产，成为生产葡萄酒的资本家。1830年革命发生后不久，他当选为当地的名誉法官。在此期间，他广泛涉猎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发表文章抨击当时政府的种种限制措施。1845年他到英国考察反谷物法运动。1848年他继续鼓吹自由主义主张。1850年出版《经济和谐论》，这是他的代表作，此书出版时只有十章，同年巴师夏去世。1851年由他的朋友把手稿收集完整，出了完整的第2版。巴师夏一方面以经济自由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他又以经济自由主义公开反对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种用和谐掩盖矛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经济和谐论是巴师夏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中心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利益一致。这种“和谐”社会组织的基础就是交换，交换是彼此提供服务。人们相互提供服务，整个社会就不会有矛盾冲突，只有利益上的一致。经济和谐，是指包括经济生活的各种要素之间、各个领域之间、各个方面之间、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等，在自然的不受干扰的条件下都充满着和谐的关系，这就是巴师夏的根本观念及其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核心思想。

巴师夏的观点来源于“自然秩序”概念，他把“自然秩序”同“人为秩序”进行了区分。“自然秩序”是符合事物本来规律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而“人为秩序”是根据主观看法而要求的秩序。他反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这种理论把社会秩序理解为可以随着人的意志而塑造，会发生变动的危险。巴师夏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然秩序”本质上是一致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经济和谐充满了自信。

巴师夏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虽然仍然比较重视对供给的研究，但在对供给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重交换而轻生产的倾向。巴师夏从交换就是彼此提供服务引出价值。他认为价值是从交换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交换不只是确认和测定价值，而且产生价值”，“价值就是两项交换的劳务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对传统的价值观点的重复，但是由于在这个比例关系中注入了“劳务”的概念，其内容就发生了变化。巴师夏所说的“劳务”不一定是人们自己花费的，不一定是从事生产的，而且包括从别人那里能够购买的。他说“劳务不一定非得是实在的、有良心的和有用的，只要有人肯要，用别的劳务作回报就行了”。价值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服务决定价值，价值就是交换服务的比例。他说“实际上价值完完全全只是从提供的劳务中产生”，测定劳务的尺度是努力和紧张的程度。“价值只能从相互交换努力，或相互提供劳务中产生，因为价值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而是一种比例关系。”巴师夏以为交换是等价的，双方对努力和紧张的估计是相等的，价值只是一种劳动服务的交换关系。这样，这种非生产劳务和购买劳务创造价值的观点，为巴师夏用和谐掩盖矛盾、否认资本主义会产生不和谐的经济危机提供了理论支撑。

巴师夏认为，资本是其拥有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节俭而创造的，“抑制欲望，驾驭激情，为未来而牺牲当前，为将来生活得更好而忍受眼前的某些匮乏，这些都是资本形成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资本是其所有者延缓自己消费的结果。巴师夏把利润分解为利息和企业家收入。利息是资本家用“延缓”形成资本服务的报酬。企业家的收入是资本家经营企业的紧张和努力的报酬。地租是投资的利息，是为社会提供土地服务的报酬。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资本家的服务是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工资和利润就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是“和谐”的。这样，巴师夏就用他的经济和谐论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掩盖了起来，把当时已经存在、经常爆发的经济危机看作无须关注也不必解决的自然现象。

二 用“节欲论”掩盖矛盾的西尼尔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西尼尔是19世纪中叶比较有影响的供给侧重派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他出生在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1811年从牛津大学毕业，起初从事律师业务，1825年被选为牛津大学教授，开设政治经济学讲座。1830年，他离开了牛津大学，积极参加政府各种委员会的活动。1836年他担任平衡法院大法官，1847年重新回到牛津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1864年逝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年）、《政治经济学结论》（1827年）、《人口论二讲》（1831年）、《论工厂法对于棉纱制造业影响的书信》（1837年）。

西尼尔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财富的性质、生产、交换及分配的纯经济科学，又把它概括为四条一般原理。①享乐原理。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这一基本命题是一切经济学推论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其他命题多半只是对这一基本原理的解释。②人口原理。他认为，所有的人由于担心财富不足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所以会限制人口的增加。③制造业报酬递增原理。劳动能力凭借资本可无限制增加。④土地报酬递减原理。制造业所投入的追加劳动，其产品是递增的；而在农业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投下追加的劳动，其产品是递减的。

对于财富及其生产，西尼尔认为财富的基本特性是价值，财富是可以交换、具有价值的东西。要成为财富的东西必须具有三个特性，即“效用、可转移性和供给有定限”。第一个特性，西尼尔所说的效用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人们的主观感觉和评价，而商品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的供应量。也就是说，商品供应量增加，该商品的效用就会按照一定比例减少；相反，如果商品的供应量减少了，这个商品的效用就会按照一定比例增加。第二个特性，“可转移性”，指的是只有可以移交的东西才能用来交换。至于第三个特性，“供给有定限”是指供给是由生产产品的成本来限制的。既然西尼尔认为供给是由它的成本来限制的，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转向生产费用论。在他看来，上面这三个因素中，产品“供给有定限”即稀缺性，是形成价值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价值形成的基础。在这里，西尼尔用人们的主观心理来解释效用、稀缺性以及两者的关系，他把精神和心理因素引进经济学，这对于以后西方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产生较大的影响。

西尼尔认为，所谓生产成本，指的是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和节欲的总和，这是因为商品是在自然力的协助下由劳动和节欲生产出来的，而自然力则是人人都能利用、都能支配的，所以商品的供给只能由劳动和节欲来限制，生产成本也就由劳动和节欲来决定。劳动是工人放弃自己的安乐和休息所做的牺牲；节欲是资本家的牺牲。这样，商品是工人和资本家共同牺牲的产物，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由劳动和节欲共同决定的，也就是由工资和利润总额决定的。

“节欲论”是西尼尔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核心。西尼尔对生产三要素的看法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本身就是其他两个要素的产物，显然与土地和劳动不同。劳动和土地创造了财富，其所有者有权分享报酬。按此推理，本身就是由劳动和资本创造的资本如何来分享报酬呢？西尼尔提出这个“漏洞”由“节欲”来替代，也就是用“节欲”来代替资本。他认为，“节欲”虽然不创造财富，但是它有助于财富的积累。资本是“节欲”的结果，是资本家为了获得生产资料，而对个人消费的享乐和满足所做的牺牲。西尼尔把资本家对个人消费的所谓牺牲叫作“节欲”。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和“节欲”创造的，利润是对资本家的牺牲——“节欲”的报酬。

他说：“节制所表示的，既是不将资本投于非生产性使用的那种动作，也是将劳动使用于产生遥远结果而不是眼前结果的那种在性质上相同的行为。采取这些行动的人是资本家，这一行动的报酬是利润。”西尼尔还认为，资本家不仅在“节欲”，而且还进行劳动。他把资本家的收入也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利息和利润，另一部分叫企业主收入。前一部分是“节欲”的报酬，后一部分是资本家工作的报酬。显而易见，西尼尔对资本家“节欲”作用的夸大，字里行间渗透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倾向，好像社会的进步都是由于资本家这种“自我节制”行为造成的。“节欲”是一种美德，社会对这种牺牲精神当然要给予回报。但西尼尔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节欲本身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的，如果光有资本家“节欲”而没有雇佣工人从事生产，那么任何财富和价值的原子也创造不出来的。

在“节欲论”的基础上，西尼尔认为：三个要素的所有者，分别获得三种不同的收入，工人得到工资，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是对劳动者牺牲安逸的补偿；资本家得到利润，利润是对节欲的报酬，是资本家牺牲目前享受的补偿；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地租则是自然或幸运对未作任何努力和牺牲的自然要素所有者的赐予。他说：“按照政治经济学家的惯例说法，劳动、资本和土地是生产的三个手段，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是生产者的三个阶级，全部成果被分成工资、利润和地租，工资指的是劳动者所得的部分，利润是资本家所得的部分，地租是地主所得的部分。我们基本上同意这一分类所依据的原则。”

西尼尔认为，因为工资和利润这两者都出于牺牲的结果，所以都有一个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的问题。“断然确定为工资最低限度的，当然是现有劳动人民得以生存时所必要的那个数额。另一方面，由于工资率多半取决于工人的人数，利润率多半取决于资本的数量，因此，不论是高工资还是高利润，都有一种自动促使减退的倾向。高工资会促使人口，因此也就是劳动者人数增加，高利润会促使资本增加。”如果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增加，劳动者人数不变，利润会下降。如果劳动者人数增加，而资本量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工资则下降。因此，在他看来，决定工资率高低的近因，“必然取决于维持劳动者基金限度对被维持的劳动者人数的比率”。这样，西尼尔就用“节欲论”掩盖了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所以他是一个很受资本家阶级欢迎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

三 用“折中论”掩盖矛盾的约翰·穆勒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约翰·穆勒是19世纪中叶供给侧重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与大卫·李嘉图同时代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儿子。少年时代的约翰·穆勒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富论》和《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的哲学思想最先受到边沁主义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法国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的实证主义。1820年留学法国期间，他认识了圣西门和萨伊等人。1823年他发起组织了一个边沁功利主义的学会。同年，他到东印度公司通讯检察署当秘书，任职到1858年，长达35年，其间还当过检察官。

1865～1868年，约翰·穆勒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在一次大选中遭到失败，随即移居法国的阿维尼翁，于1873年逝世。他一生著作甚多，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1848年出版，并一版再版，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直到19世纪末一直是西方国家一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甚至被奉为经济理论的“圣经”。其他重要的著作还有《逻辑体系》（1843年）、《论自由》（1859年）等。约翰·穆勒综合了亚当·斯密以后至他生前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吸收了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西尼尔、巴师夏等人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某些因素，还汲取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某些观点，形成了一种用“折中论”掩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体系。

约翰·穆勒的折中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出现，与他的政治经济倾向有关。约翰·穆勒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但又反对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约翰·穆勒的折中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当时的经济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对以后西方经济学说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约翰·穆勒认为，任何生产都必须具备三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在这三个要素中，劳动不仅是指体力和脑力的支出，而且还包括由此引起的主观感受。他同意萨伊的观点，劳动只生产效用，不创造产品。所以，他对劳动进行分类时，也是以效用为依据的。

在他看来，劳动所产生的效用有三种：一是“固定和体现在外界物体中的效用，即运用劳动使外物有能使它们对人有用的性质”；二是“固定和体现在人身上的效用，在此情况下，劳动用于人具备能使他们对自己和对别人有用的品质”；三是“并未固定或体现在任何物体中，而存在于所提供的服务中，即给予一种欢乐，消除不便或痛苦，时间可长可短，但不会使人或物的性质得到永久性改善。在这里，劳动是用于直接产生一种效用，而不是像前两种情况那样，提供某些别的东西来给予效用”。与此相对应的劳动也有三种：生产第一种效用的劳动，一般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生产第二种效用的劳动，就是一切培养自身或他人的体力和智力才能所花费的劳动，它不仅包括教师的劳动，也包括政府官员、道德家、牧师和医生的活动；生产第三种效用的劳动，就是给人们提供一定快乐或避免烦恼痛苦的活动，它包括音乐家、演员、军人、法官和政府官吏的活动。

他认为只有生产效用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但又强调要以财富及其能够被积累的特征作为衡量生产性劳动的依据，只有生产了体现在物质对象中的效用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这种物质对象可以是产品，也可以是人本身。而提供服务的劳动（如演员等）虽然也提供效用，但是由于不能积累起来，不能创造财富，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性劳动；同时认为，“凡是只能带来眼前享受，而不增加耐久性享受手段积累量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资本是“以前劳动生产物的积累”，“资本为生产所做的事情，是提供工作所需要的场所、保护、工具和原料，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供养劳动者——无论什么东西只要用在这方面，即用来满足生产性劳动所必须的以上各种先决条件，就是资本”。他还认为，就业取决于资本中用来雇用劳动者的那一部分，而不是非生产性消费，因此，“财富的限度决不是消费者的不足，而是生产者和生产力的不足。资本的每一增加要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么会增加劳动报酬，要么会使国家更富裕，要么会使劳动阶级更富裕起来”。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采取回避和否认态度。

约翰·穆勒还分析了生产增长规律。他认为生产增长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效率，而且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增加。在他看来，生产增长依赖于劳动，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无限的，因此劳动不会成为生产增长的重要障碍；生产增长取决于资本，而资本的积累又依赖于人们的储蓄倾向。“就资本这一要素而言，生产可以无限制地增长。”通过节欲也可以增加资本。生产增长又与土地有关，而土地存在着报酬递减的规律，不过，约翰·穆勒已经认识到，生产技术进步能够阻止上述规律的作用。

约翰·穆勒上述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是以其折中主义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他说：“价值问题却是根本问题。在这样构成的社会内，几乎一切有关经济利害关系的思考都包含某种价值理论——幸运的是，在价值法则中已没有什么要留给现在的著作家或任何未来的著述家去澄清；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是完满的，需要克服的唯一困难是如何说明这一理论。”他认为，使用价值就是效用，即商品能够满足欲望或适合目的的能力。“价值是一个相对名词；某一商品的价值，指的不是该商品本身具有的某种内在的本质特性，而是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其他物品的数量。必须时刻记住，某一物品的价值是相对于另外某一种物品或一般物品而言的。”这其实是以交换价值来代替价值，否认价值实体的存在。他把价值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数量有限又不能随便增加的商品，这类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的稀少性，由供求决定。第二种商品数量可以无限增加，价值决定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还有资本。他还进一步用工资代替劳动、利润代替资本，这样价值由生产成本决定就变成了价值由工资加利润决定。第三种商品是供给数量可以增加而单位生产成本也随之增加的商品，其价值决定于供给量中单位成本最高的生产成本。

约翰·穆勒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如同他分析生产和价值问题时一样，充满着折中主义的色彩。他对工资的看法是，工资是使用劳动的代价。工资取决于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而且是一个固定的数量；社会中有一部分资本是预定用来支付工资的，支付工资的这部分资本叫作工资基金；从短期看，工资水平由市场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决定，并且要控制工人人数。只要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允许工资率有一个巨大幅度的变动，就可以把工资提高到一定程度。劳动价格不决定于工资基金的数额，倒是劳动价格本身决定基金的数额。

约翰·穆勒一方面同意利润率与工资成反比的观点，认为利润率取决于“劳动者所得到的份额的下降，而不是他们所得到的份额的总量——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李嘉图和其他各位所做出的结论，即利润率取决于工资，工资下降则利润率上升，工资上升则利润率下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利润是对资本家“节欲”的报酬，并认为利润是一种管理工资，是资本家指挥、监督生产所付出劳动和技能的代价。他认为，利润由利息、风险费和经营管理的报酬三个部分组成。在自由竞争的作用下，通过各种形式的资本转移，会使利润率有均等化的倾向和继续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的进步，给人更多的安全感，没有战争破坏，私人和公共的暴力已经减少，教育和正义在改进。这就降低了投资的危险性，从而降低了利润率。同时人类将表现出更多的深谋远虑和更强的自我克制，也是利润率和利息率下降的两个原因。约翰·穆勒还分析了地主阶级的地租，他指出：“对于使用土地所付的报酬，叫作地租——地租是垄断的结果——为什么地主对其土地可以要求地租呢？这是因为土地是许多人所喜欢的商品，而且只有从地主那里才能得到。”随着农业的改良，地主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

约翰·穆勒在分析生产的过程中，提出要关注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和人们福利的分配，实行适度的政府干预，并对经济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协调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他指出：“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只有落后的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富，而要更好地分配财富便离不开更为严格地限制人口。”约翰·穆勒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但他否认这种矛盾与经济危机的关系，试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适度改变分配关系，用折中主义的办法，把明明会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掩盖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