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重视研究生产供给的传统，是供给侧重派的重要代表，马克思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那里，“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
，“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李嘉图生活的时代，是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正是由于时代的不同，虽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倾向相似，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必将引发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有更多的揭示。
一 在生产基础上研究分配和其他经济危机相关问题
从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国富论》的发表（1776年），到大卫·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下简称《原理》）的问世（1817年），相隔仅仅40年，却发生了许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等。亚当·斯密基本上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而大卫·李嘉图则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在经济史上刚好相差一个时代。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期间，在英国发生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早期政治经济学发展最有影响的事件，那就是工业革命。
所谓工业革命，就是指资本主义发展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过渡，即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通过工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从而建立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相适应的技术基础。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新的技术基础，是由一系列的技术发明产生的。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原有的技术工具已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在英国棉纺织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特别是棉纱的生产赶不上织布的需要。于是新的技术发明，首先就在棉纺工业中展开。1764年，织工兼木匠的哈尔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能同时纺16～18根纱。由于珍妮纺纱机是以人力发动的，随着珍妮机带动的纱锭日益增多，用人力来发动越来越难以胜任，于是就产生了利用其他动力的思想，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詹姆斯·瓦特于1769年制造的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他又制成了复动式蒸汽机，从1785年起，蒸汽机已开始应用于棉纺工厂。
蒸汽机的发明，不仅使棉纺织工业发生了技术变革，而且对社会各个部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恩格斯指出：“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由于蒸汽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推动了各个部门的机械化，从而产生了机器制造业。制造机器必须以金属为材料，随着对金属材料需求的扩大，推动了冶金工业和采掘工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
工业革命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由于生产技术的革命、各种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使英国变成了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的商品运销到世界各地；第二，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剧烈的破坏，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一切阴暗面的加剧和扩大，以及资本主义使劳动大量社会化。因而，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峰，是它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最高峰。
工场手工业的劳动者，还只是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一般说来，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不大，工人人数不多，而且同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还有一小块土地，利用闲散时间进行耕种），他们分散在许多小作坊中，各种狭隘的行会利益使他们彼此隔开，因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经过工业革命以后，在机器大工业企业内的劳动者，不仅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而且在实质上也隶属于资本了。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工人阶级的队伍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工业从农业中完全分离了出来，他们的一点小私产也被剥夺了，这就消除了他们要恢复手工业者地位的空想和对行会利益的偏见。所以，只有在机器大工业时期才形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当时英国就成为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即由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构成的社会。
19世纪30年代以前，英、法两国的产业资产阶级都还没有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的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工人运动虽然已经发生，但主要带有自发的性质，如表现为捣毁机器的运动等。一般说来，在大卫·李嘉图时代的英国工人运动，还不能算是独立的工人运动，而只是构成一般民主运动的左翼。当时，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公开的主要的阶级斗争是工业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也就使得大卫·李嘉图在看到各阶级的对立和矛盾以后，能够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研究生产的基础上分析分配和其他经济危机相关问题，没有太多顾忌地把这些对立和矛盾揭示出来。
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学“这门科学虽然已经由于杜阁、斯图亚特、斯密、萨伊、西斯蒙第等人的著作而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这些著作对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的自然过程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资料”。因此，他提出把分配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他说：“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在他写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更加强调这一点。他不同意马尔萨斯关于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一般定义，他极力主张，经济学“应当探讨决定勤劳产品在共同制造这种产品的各阶级当中进行分配的法则”。
不能说大卫·李嘉图以前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没有研究过分配和其他经济危机相关问题，但是可以说，分配和其他经济危机相关问题不是大卫·李嘉图以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注意的中心，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研究分配和其他经济危机相关问题。发现地租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工资的对立，这是大卫·李嘉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重要贡献。以这种观点为指导来研究经济学，不仅扩大了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研究范围，还使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具有了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更好的基础。
大卫·李嘉图是生活在激烈阶级斗争氛围中的。首先是工业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阶级为争夺国民财富的份额而进行的斗争，这就使大卫·李嘉图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生产不仅是一个技术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这就是说，财富的增长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影响自然，如何从自然界中取得更多的财富，还在于财富如何分配。一种分配方法会减少财富的增长，而另一种分配方法，则能促使财富的增加。大卫·李嘉图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上的贡献，是把分配当作生产的一个因素来考察。
大卫·李嘉图是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他虽然把分配问题当作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但同时他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因此，他并没有把生产和分配割裂开来，而是把分配问题当作生产在分配领域的继续来分析。他不是从分配本身来研究分配的规律，而是在生产中寻找分配的基础。这样，大卫·李嘉图就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研究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经济学理论的各个部分是否相互一致？是否都是同一基础？大卫·李嘉图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基础，那就是劳动价值论。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学理论的各个部分，必须相互一致，首尾一贯，建立在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上。
大卫·李嘉图就是以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个原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其他经济范畴时，都以这个原理为基础，看其他各个经济范畴是否和这个原理相适合或相矛盾。大卫·李嘉图就是应用这种抽象法，把掩盖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一切东西，都抽象掉了，他所描绘的是一个以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卫·李嘉图笔下的社会，看起来已经不像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面貌了。因此，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大卫·李嘉图看作一个交易所商人闯进了“科学之宫”，而开始亵渎圣物，即开始歪曲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面目。
他们根本不知道，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最大贡献，正在于他没有戴着银行家和交易所商人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大卫·李嘉图是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他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从而才使他能深入资产阶级社会的生理过程中去。正因为大卫·李嘉图能深入资产阶级社会的生理过程中去，他才能运用这种抽象法，使必将引发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得到比其他早期政治经济学家更大程度的揭示。
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大卫·李嘉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既把分配问题提到首位，又把分配作为生产的一个因素来分析；另一方面，它要求经济学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原理出发，并使之建立在这个原理的基础上，这一基础既适合对生产的分析，也适合对分配的分析。大卫·李嘉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具有的这两个特点，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充实了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同时又赋予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以统一的逻辑体系。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
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也存在重大缺陷，即大卫·李嘉图所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他却以为他所研究的是一切生产的规律，他把一种经济形态的规律，当作社会一般的规律。大卫·李嘉图既然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看作生产关系一般，因此，在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中，只有生产力是发展的，而生产关系是静止的、不发展的，这就使他只看到生产的量的增加，而看不到生产的社会形态的变化。
同时，大卫·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分析，只是做了量的分析，而没有做质的考察。大卫·李嘉图虽然揭露了工资、利润、地租之间的对立，并把这些对立看作阶级关系的表现，但是，他把这种对立看作一种自然的现象，是一般社会所固有的东西。所以，在他看来，成为问题的，不是阶级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的扩大，也不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形式，而是各阶级在国民财富中所占份额的量的变化。
大卫·李嘉图根本没有探讨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的起源和发展变化。在他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中，经济范畴不是随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有所改变，或趋于复杂化，大卫·李嘉图没有从简单的范畴上升到更加复杂的范畴，而是跳过中间的环节。例如，从价值到生产价格，必须经过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和平均利润等这些中间环节，才能证明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可是李嘉图并没有一一研究这些中间环节，而是直接把价值和生产价格并列起来，直接论证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这就使他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体系产生了不能克服的矛盾。
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虽然有这些缺陷，并且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而完全接受了萨伊等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观点，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限度内，他还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过程时得出了不少比较科学的结论，把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发展推向了前进。
二 发展了亚当·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论
正如前面提到的，大卫·李嘉图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以其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这个价值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从批判地继承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开始的。大卫·李嘉图在《原理》的第一章，开宗明义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
大卫·李嘉图首先肯定了亚当·斯密关于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把使用价值归结为“某种物品的效用”、把交换价值归结为“购买他种财货的能力”是正确的。但是，亚当·斯密断言“使用价值往往极小或完全没有”的东西，也有“极大”交换价值的观点，则是不正确的。在大卫·李嘉图看来，一切物品如果毫无用处，那么谁也不会要它，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交换价值。因此，他认为，交换价值必须以使用价值为前提条件。他说：“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如果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实际上大卫·李嘉图已把使用价值看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了。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互关系上，大卫·李嘉图比亚当·斯密大大前进了一步。
大卫·李嘉图在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的相互关系以后，就转而研究交换价值是如何决定的问题。他首先提出：“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源泉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从表面上看，好像大卫·李嘉图是一个二元论者，似乎商品价值是由其稀少性及生产它所耗费的必要劳动这两个因素决定的。其实不然，大卫·李嘉图没有主张，同一种商品由两个因素决定，他只是将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增加劳动不能增加它的数量，这类商品的数量极有限，如古钱、古画等；另一类商品，则是可以由劳动而无限地增加其数量的商品。他认为第一类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稀少性决定的，而第二类商品，则是由劳动决定的。大卫·李嘉图认为，在市场上不能由劳动增加其数量的第一类商品是不多的；绝大多数的商品是可以由劳动无限地增加其数量的商品，他着重研究的就是第二类商品。他说：“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因此，我们不能把大卫·李嘉图看作一个二元论者，他始终坚持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
大卫·李嘉图就是在坚持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原理，并在这个原理的基础上，以及在分析批判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发展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他分析批判了亚当·斯密将耗费劳动和购得劳动混淆起来，从而把它们都当作价值尺度的见解。在大卫·李嘉图看来，商品价值只能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并认为价值量的大小同这种劳动量成正比。大卫·李嘉图在批判亚当·斯密关于购得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同时，指出了坚持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对于建立完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他说：“除开不能由人类劳动力增加的东西以外，这一点实际上是一切东西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因为在这门科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
而且，大卫·李嘉图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资本发生和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以后，商品价值不是由劳动而是由三种收入决定的观点。大卫·李嘉图虽然也同意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价值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但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价值就由三种收入决定的观点，他始终坚持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他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只是产品价值的分割，它们相互之间处于对立地位，但它们并不影响商品价值。如果工资影响商品价值的话，那么，某种产业部门的工资上涨（亦即利润下降）引起这一产业部门的产品价值增加，同样的，另一种产业部门工资上涨也会引起该生产部门的产品价值增大。可是如果各种产业部门都因本部门的工资上涨而提高它们产品的价值，最终结果等于商品价值没有提高。
在他看来，价值就是交换价值，也就是商品的交换比率，各种商品因工资上涨而提高其价值，那么各种商品的交换比率还是和工资没有上涨、利润没有降低以前相同。所以，工资和利润的变动绝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关于地租，他认为地租只是两笔或两笔以上相等数量的资本和相当数量的劳动投入在不同质量的土地上所得的产品差额，它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结果。因此，地租不可能影响商品的价值。正如“人们曾经正确地指出，即使地主放弃全部地租，谷物价格也不会降低”。由此他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这个原理，仍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看一看更为进步的、工商业都很繁盛的社会情况，便会发现商品价值仍然是根据这一原理而变动的”。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看作商品价值的分割，它们来自商品价值，但并不影响商品价值。这是大卫·李嘉图的一个重大功绩。这也是大卫·李嘉图的价值论比亚当·斯密的价值论更进步、更科学的地方。
关于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问题，是整个早期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基本论题。威廉·配第以后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差不多都感到，创造价值的劳动，并不直接就是生产该商品的劳动。威廉·配第还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的影响，所以他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和生产其他物品劳动的区别，看作就是开采白银的劳动和生产其他商品劳动的区别。大卫·李嘉图已彻底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他已看不到生产金属货币的劳动和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有什么区别了，他把这两种劳动都归结为量的表现，不管劳动有什么具体形态，大卫·李嘉图都把它归结到劳动时间上去。因此，大卫·李嘉图虽然没有发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但他已替这种发现扫清了道路。因为他把一切劳动都归结为劳动时间，这实际上就等于说，具体形态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一定是抽象掉了它的具体形态的劳动。大卫·李嘉图的这一观点，已比他的前辈更接近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观点了。这也是大卫·李嘉图使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它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一个表现。
大卫·李嘉图虽然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掉它的具体形态的劳动，但他并没有回答，而且也没有提出劳动为什么要表现为价值的问题。在大卫·李嘉图的心目中，价值既不是一个历史范畴，也不是人们生产关系的表现，而只是生产物品时所耗费劳动的表现。因此，他对价值的研究，从而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研究，仅仅是从量的方面来考察的。他认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也只归结为量的区别。他说：“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并且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相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的强度。估价的尺度一经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动。如果宝石匠一天的劳动比普通劳动者一天的劳动价值更大，那是许久以前已经作了这样的调整，而且它的价值尺度上也已被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了。”这里，大卫·李嘉图已看到了在同等时间内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李嘉图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是模糊的。
在大卫·李嘉图看来，直接劳动固然会影响商品的价值，间接劳动也有同样的作用。他说：“没有某种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因此，海狸和野鹿这类野物的价值，就不只是由捕猎所花费的直接劳动决定，而且还必须由包括制造捕猎武器所花费的间接劳动来决定。这就是说，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劳动，还有间接劳动。关于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在价值创造上的作用，大卫·李嘉图还认识到能够创造新价值的只是直接劳动，而间接劳动不过把原有的旧价值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上去而已。他指出，如果耗费在生产资料上的劳动较多，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转移到利用这种生产资料所制成的商品上去的价值也必然较多；如果某种生产资料使用的时期较长，则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就比较少。这说明大卫·李嘉图已经正确理解到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在价值形成上的不同作用，这也是大卫·李嘉图的一个贡献。
在劳动价值论上，大卫·李嘉图还有一个贡献，即他还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并不是个别生产者在生产商品时实际所耗费的劳动，而是必要劳动。问题是，大卫·李嘉图所说的必要劳动，并不是指商品生产社会中具有中等生产条件的一般熟练程度的生产者在普通劳动强度下生产每单位商品所耗费的抽象劳动，而是指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生产每单位商品所耗费的最大劳动。
大卫·李嘉图在分析商品价值量时，已考虑到需求因素的影响了。他所说的最不利条件，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受需求限制的边际生产条件。在大卫·李嘉图看来，一个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在需求既定的前提下，是由该商品的边际生产条件中所耗费的劳动量确定的。从这种观点出发，大卫·李嘉图推导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劳动工资的变动不可能使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任何变动”。这一结论，实际上已隐含着工资与利润对立的命题了。由此可见，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尽管有缺点和矛盾，但它毕竟是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就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劳动价值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最重要理论基础，大卫·李嘉图在这一基础理论上的成就超越了他的所有前辈，把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发展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三 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阶级对立
正如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在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生产和价值理论是作为他的分配理论的基础来研究的，他的《原理》则是探讨赋税对社会各阶级收入的影响。大卫·李嘉图的所谓分配问题，就是指“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以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正是由于他非常重视在生产和价值理论基础上对收入分配进行研究，导致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阶级对立，就被他比他的前辈们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出来。
马克思说：“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大卫·李嘉图的全部研究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出发的，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工人这些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到的全部土地产品的份额是极不相同的。除了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产品全部分解为收入的错误之外，大卫·李嘉图的功绩在于自觉地研究三种收入之间从而研究三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在他看来，经济关系就是阶级关系。
大卫·李嘉图发现，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利润的高低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他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工资跌落，利润就会上涨；工资上涨，利润就会跌落。”又说，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具有同一价值，“工资增加时，总是牺牲利润；工资跌落时，利润总会提高。”。大卫·李嘉图举例说，在农业中，如果把谷物在租地农场主和工人之间分配，工人得到的份额越大，留给租地农场主的份额就越小。同样，在工业中，如果把呢绒和棉织品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分配，分给工人的份额越大，留给雇主的份额就越小。大卫·李嘉图的结论是：“劳动价值”即工资提高，利润就不能不降低。在《原理》中，大卫·李嘉图又说：“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明必需品的实际价值每有跌落，劳动工资就会减低，资本利润则会提高。换句话说，在任何一定的年产值中，付给劳动阶级的份额将会减少，而付给那些使用他们的资金来雇用劳动者的人的份额则将增加。”。可见，大卫·李嘉图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
大卫·李嘉图还探讨了“劳动价值”即工资提高导致利润降低的原因。他的思路是：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食物的价格，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生活资料特别是对食物的需求增加，耕作沿着下降序列过渡到劣等地，农产品的价格因而上涨，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地租必定上涨，由于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提高，利润随着工资的提高而下降。这样，在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里，通过工资这个中间环节，把地租和利润对立起来。这说明，大卫·李嘉图认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
亚当·斯密认为耕地的扩大会提高农产品的数量，从而提高实际地租。也就是说，随着农产品数量的增加，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产品份额也增加，亚当·斯密由此得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相一致的结论。大卫·李嘉图也用同样的方法说明耕地的扩大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使地租的份额增大，但是他得出和亚当·斯密相反的结论。如果说，亚当·斯密只是遮遮掩掩地攻击过土地所有者，在某种程度上指出过土地所有者的寄生性，那么，大卫·李嘉图则是公然地、毫不掩饰地对土地所有者发起强大的理论攻势，指出土地所有者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对立的。
大卫·李嘉图指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消费者和工业家的利益永远是对立的。除了土地所有者以外，一切阶级都会因为谷物价格上涨而受损失。“地主和社会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跟买卖双方都可以说得到了利益的贸易关系不同，这种关系是一方完全受损失，另一方完全得到利益。”大卫·李嘉图尖锐地批判了亚当·斯密关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不相冲突的错误推论。大卫·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关系的观点，受到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指出：“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先生在他的一本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名著中，一开始就谈到，社会（就是英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彼此处在你死我活的和不可调和的对抗之中，因为地租的提高和降低同工业利润的提高和降低成反比，而工资的提高和降低又同利润成反比。按英国法学家的说法，三种敌对力量的均势构成英国宪法这个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基石，按李嘉图先生……的说法就是，英国社会的整个制度充满着作为生产的主要动力的三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
大卫·李嘉图对于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的揭示和说明，实际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抓住并揭示出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这是大卫·李嘉图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毫无顾忌的和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的主要成果之一。具有特殊的阶级嗅觉的美国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亨·凯里，曾给大卫·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他写道：“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在凯里看来，大卫·李嘉图关于阶级对立的经济分析，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的产物，相反，似乎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阶级对立倒是李嘉图的理论煽动起来的结果。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对大卫·李嘉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攻击从一个方面证明，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确实抓住了资本主义机体的内在联系。
虽然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阶级对立，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局部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并把局部性的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叫作“工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认为这是“由于资本从一种行业转移到另一行业而引起的暂时困难和意外事故”，但和萨伊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一样，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过，也应当看到，大卫·李嘉图同后来的那些在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面前仍然蓄意否认经济危机必然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毕竟是有区别的，因为“李嘉图自己对于危机，对于普遍的、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世界市场危机，确实一无所知”。在大卫·李嘉图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还没有达到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程度，这是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爆发普遍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