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供给侧重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虽然在重商主义流行的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威廉·配第、休谟（David Hume）、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等一批不同程度地摆脱了重商主义观念束缚、重视研究生产供给的经济研究者，但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1723～1790年）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出版，才最终战胜了重商主义，实现了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创立了重视研究生产供给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后李嘉图、穆勒和马歇尔等人，又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个体系的传统。尽管穆勒和马歇尔等人也较多地研究了需求，而且研究的重点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流通领域，但我们还是在和需求侧重派相比较的意义上，在这些经济学家仍在较大程度上重视研究供给问题的意义上，把他们归为供给侧重派。这些经济学家虽然直接研究经济危机问题较少，但他们的理论都实际上为从一定角度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 建立了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亚当·斯密是早期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亚当·斯密从1752年开始构思《国富论》，1764年动笔创作，直到1776年出版，前后共花费了24年的时间和心力。这个时期，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并开始出现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趋势。总的说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产物。所以，“人们把他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
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大概是15世纪50～70年代已发展到为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说：“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一个手工业工场，犹如一个由许多“局部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用他的许多握有工具的手按照不同的操作需要，在相等的时间内提供不等量的“局部产品”，各自担负着某种简单的专门职能。这样，“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变成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这就是说，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由于劳动过程分解为最简单的操作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就使机器的使用成为一种可能。
当时，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不仅为机器的使用提供了物质技术上的准备，而且提供了经济上的准备。从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的300余年中，英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国内，通过圈地运动实现了对农民的剥夺，从而基本上消灭了农业中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这就为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同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机器，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在国外，先后战胜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取得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进行了残酷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掠夺了巨额财富，积累了为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所有这些，都为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同时，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工场手工业的生产也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和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贪欲了。工场手工业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它既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也不能把小生产者完全排挤出去。此外，工场手工业不能大量利用工资低廉的童工和女工来代替具有高度技巧的熟练劳动力。所有这些，都推动着资产阶级使用机器以代替手工劳动。
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标志着工业革命到来的一系列新技术已经开始出现。作为先进阶级代表的亚当·斯密也敏锐地预感到工业革命的来临。当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制图仪器制造员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刚开始进行蒸汽机试验时，亚当·斯密就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见到蒸汽机的前景，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英国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埃里克·罗尔（Erie Roll）在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文章中，曾用几个极富启发意义的时间来说明亚当·斯密与所处的时代是如何紧密相连的。他指出，1776年3月9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同年的7月4日，在费城签署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前7年，即1769年，詹姆斯·瓦特制造了单动式蒸汽机；后6年，即1782年，瓦特又制造了复动式蒸汽机；后13年，即1789年，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颁发了《人权宣言》。他认为，这几个重大事件与《国富论》出版时间的接近，绝非偶然。这说明亚当·斯密是与时代进步同行的。
当时在英国工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工场手工业。那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其说是运用机器，不如说是依靠改进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时技术的进步是同分工密切相关的，因此他把社会分工的发展看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而机器只起“从属作用”。而且，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仍然受封建残余势力的限制，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大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利用在议会中的多数把持着政府和社会中的一切重要职务。他们不仅保留，而且颁布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法令，并在对外贸易方面坚持实行一系列早已过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保护关税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问题尚未显露。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要求，是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解除封建主义残余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束缚，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和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从理论上论证这一时代的要求，是当时摆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亚当·斯密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为了适应这一任务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
亚当·斯密为适应当时资产阶级的需要所建立的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早期政治经济学体系，是集当时一切经济科学知识之大成而建立起来的。他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好比一条宽广的大河，许多大大小小的支流都和它汇合在一起。澎湃的大河掩盖着这些支流，人们的眼睛注视着主流，却看不见这些支流。亚当·斯密也这样地长期掩盖着自己的前辈。这就是说，亚当·斯密在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曾汲取了前人所建立的知识成就，但这并没有抹杀或降低他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上的巨大贡献。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把已经存在的种种分散的经济思想观点，依据当时的客观条件综合成一个适合于时代发展要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某些概念的原来意义。
从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上看，亚当·斯密是一个二元论者。他在研究经济危机相关问题时，既采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法进行研究，又采用经验主义方法进行描述。马克思对亚当·斯密所运用的这种二元论方法曾做过如下评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
亚当·斯密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两种方法进行研究，是由其两重的研究任务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例如，亚当·斯密在研究商品价值时，“他的‘内在的’见解不断和他的在广度上占优势的外在见解纠缠在一起，但他的科学本能还不时让内在的观点一再表露出来”。
亚当·斯密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生理过程时采用历史唯心主义方法，把由人的本性产生而又适应于人的本性的自然秩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既然个人利益是从人的本性产生的，所以它是合法的，有存在的权利，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只要不妨碍其他人的利益，除此以外，就不再受别的限制。亚当·斯密并不否认社会和社会的利益，但他认为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利益也是由个人的利益产生的。这样，就形成了他的方法论原则：分析社会和社会利益，应当以分析个人、个人的本性和个人的利益为基础。亚当·斯密的思维过程是这样的：①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的；②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③利己主义的人互相帮助不能没有代价；④利己主义者的互相帮助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⑤因此人们互相帮助的最合理的办法就是交换。由此，得出交换又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它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亚当·斯密所讲的这种人的本性，其实是历史上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本性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把资本家看作资本的“人格化”。这就是说，资本家的本性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这是对人的本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可是，在亚当·斯密看来，恰好相反，好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由人的本性（即资本家的本性）决定的，这就充分表现出亚当·斯密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亚当·斯密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生理过程时，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他把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人的本性，理解为一般的抽象的人的本性，即把人的本性绝对化了。由此，他也就把体现资本主义关系的经济范畴，看作超历史的范畴。亚当·斯密不理解，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个人同时也是社会整体中独立的个人，是整个社会的一分子，个人是受社会制约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尽管亚当·斯密关于人的本性和这种本性的倾向性的说法，是形而上学的，但也不应该忽视，在这个形而上学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合理的内核”的东西，这就是关于规律性的思想，关于经济制度是按照它所固有内在规律发展的思想。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现象出于人的本性，由此也就把这些现象看作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看作有规律的、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现象。这样，亚当·斯密通过把经济现象看作自然现象，看作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存在，就使政治经济学从主观主义的目的论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打破了只把经济政策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正确地把研究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客观经济规律，规定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才使对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具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
同时，亚当·斯密虽然一方面抽象地来理解人性，把人性看作支配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源，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把受个人利己心支配的人类经济活动看作人类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从而在这种基础上形成阶级、政府、法律等上层建筑。他认为“在狩猎社会中”，不存在财产不平等的现象，因而也不存在阶级和政府，到了牧畜社会，财产不平等现象出现了，贫富差别也发生了，阶级和政府也就出现了。在财产私有制未出现之前，不存在政府。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护财产，保护富人，使其免受穷人侵犯。没有私有财产，就不会有政府，政府纯粹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这种经济现实服务的。同时，少数人的富有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贫穷的基础上的，贫富对立引起阶级斗争，一切政权机构实际上就是富人阶级对穷人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
亚当·斯密写道：“有大财产的所在，就是有大不平等的所在。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富人的阔绰，会激怒贫者，贫人的匮乏和嫉妒，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那些拥有由多年劳动或累世劳动蓄积起来的财产的人，没有司法官保障庇护，哪能高枕一夜哩。富者随时都有不可测知的敌人在包围他，他纵没有激怒敌人，他却无法满足敌人的欲望。他想避免敌人的侵害，只有依赖强有力的司法官的保护，司法官是可以不断惩治一切非常行为的。因此，大宗价值财产的获得，必然要求民政政府的建立。在没有财产可言，或顶多只有值两三日劳动的价值的财产的社会，就不这样需要设立这种政府。”可见，在亚当·斯密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二元论的研究方法中，也包含着某些唯物的、发展的观点。正是在这些唯物的、发展的观点和方法支配下，亚当·斯密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常常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有所触碰。
二 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
亚当·斯密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从分工开始进行论述的。他的《国富论》第一篇的第一、二、三章就是论述分工和交换问题的。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分工。分工理论在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分工，并把分工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一方面是和他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有关。在他看来，分工是由人们具有的互通有无的交换天性产生的。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从这种抽象的人性出发，把人都看作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产品进行交换的天性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这又和当时所处的工场手工业时代有关。在亚当·斯密所处的那个时代，机器只起着某种从属的作用，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对社会财富的增长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亚当·斯密对分工的分析引出了对交换的分析。他认为，财富不仅是一个工场手工业中的许多工人共同劳动的产物，而且是社会上各种有关行业各种种类的工人共同劳动的产物。他写道：“劳动者居住的地方，往往相隔很远，把材料由甲地运至乙地，该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者啊！染工所用药料，常须购自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地方，要把各种药料由各个不同地方收集起来，该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业，该需要雇用多少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啊！为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类的劳动啊！复杂机械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织工用的织机，姑置不论，单就简单器械如牧羊者剪毛时所用的剪刀来说，其制造就须经过许多种类的劳动。为了生产这极简单的剪刀，矿工、熔铁炉建造者、木材采伐者、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者、泥水匠、在熔铁炉旁服务的工人、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等，必须把他们各种各样的技艺联结起来。”虽然他把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混同了，但他的用意在于，生产一种商品不仅是个别生产部门工人劳动的结果，而且是社会上有关生产部门工人共同劳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商品都是凝结着社会上许多工人的劳动的，社会财富就是由这种社会劳动所创造的。
然而，社会上这些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劳动，毕竟是分散工人的私人劳动。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些分散的私人劳动结合起来，化成社会劳动的呢？亚当·斯密认为，通过交换就使许许多多的分散的私人劳动结合成社会的总劳动，从而私人劳动就构成了社会总劳动的一个部分。就这样，他通过对分工的研究，初步论证了生产商品的私人的实在劳动如何转化为形成价值的一般劳动。马克思指出：“他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之转化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转化为资产阶级劳动的基本形式。”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对分工和交换分析的理论意义，就在于为其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他的这种论述，实际上指出了在分工基础上所进行的私人劳动是如何通过交换转化为形成价值的一般的社会劳动的，正是这种一般的社会劳动构成了社会财富的实体。马克思指出：“在农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等实在劳动的特殊形式轮流地被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
亚当·斯密在论述了分工和交换以后，接着在《国富论》第一篇的第四章中论述了货币的起源问题，他不是从商品价值形态的发展引出货币，而是从物物交换的不便与困难引出货币的。他对物物交换的困难，曾做过这样的描写：“假设甲持有某种商品，自己消费不了，而乙所持有的这种物品，却不够自己消费。这时，甲当然乐于出卖，乙当然乐于购买甲手中剩余物品的一部分，但若乙手中，并未持有甲目下希求的物品，他们两者间的交易，仍然不能实现。比如，屠户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肉，放在店内，酿酒家和烙面师，固然都愿意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份，但这时，假设他们除了各自的制造品外，没有别种可供交易的物品，而屠户现时需要的麦酒和面包，已经得到了供给，那末，他们彼此之间，就没有进行交易的可能。”
那么，怎样克服这种不便和困难呢？亚当·斯密指出：“自分工确立以来，各时代各社会中，有思虑的人，为了避免这种不便，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见拒绝。”这种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的物品，就是货币。他认为，货币就是交换的工具。在未开化的社会，曾用家畜作为交换工具，并使被交换之物都按照家畜的头数来评价，如某物值几头牛，某物又值几头牛，等等。他指出，由于金属具有不易磨损、久藏不坏、易于分合、便于携带等特点，所以各国都逐渐以金属作为交换工具。他说：“进步国家，为了避免此种弊害、便利交易、促进各种工商业发达起见，都认为有必要，在通常用以购买货物的一定分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公印。于是就有了铸币制度和称为造币厂的官衙。”亚当·斯密关于货币起源的这种论述是非常肤浅的。他只做了一些事实的描写而没有做理论的分析，他只是把货币作为克服交换困难的技术手段来理解，而不是从商品的内在矛盾和商品价值形态的发展去认识。
亚当·斯密在研究了货币之后，接着在《国富论》第一篇的第五、六、七章中探讨交换按什么原则进行、交换的比例由什么决定等问题，转到了对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研究。在研究商品的交换价值时，首先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这里，亚当·斯密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说明了这两个概念包含的内容，使用价值是指物品的效用，交换价值是指物品的购买力。我们知道，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先秦后期的墨家，都曾提出过物品有两种用途，如草鞋，既可用来穿，也可用以交换。可以说，他们已有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思想萌芽，但都没有提出过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
亚当·斯密不仅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还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他说：“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物品才能与之交换。”这里，亚当·斯密提出了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和使用价值大小的关系，并以此批判了那种认为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由其效用决定的错误观点。这是亚当·斯密对价值学说的一个重要贡献。但他认为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可以有交换价值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这说明亚当·斯密还不懂得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并不真正了解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
亚当·斯密对商品价值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从商品交换过程中所表现的劳动量的关系，来说明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另一方面，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来说明商品的价值量。因此，亚当·斯密在论述商品价值时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亚当·斯密认为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是这个商品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他说：“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后，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予自己的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予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顾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里，亚当·斯密所讲的劳动是购买到的劳动，即商品价值在交换过程中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指价值外在尺度——交换价值。另一个概念是“商品的真实价格”。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真实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他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就是指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可见，亚当·斯密所讲的“商品的真实价格”，就是指价值本身，即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价值。亚当·斯密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内在尺度是指商品的价值，外在尺度是指商品的交换价值，但是，亚当·斯密在论述商品价值时，毕竟是从商品价值的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两方面加以说明的（他把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看作决定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把商品交换中所能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量看作衡量商品价值的外在尺度），并指出了内在尺度决定外在尺度。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生产时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交换时购买到的劳动量。
亚当·斯密认为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而在交换中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又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即“商品的真实价格”决定“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虽然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但是，“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因为“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因此，“以一种商品所能购得的另一种商品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比以这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较为自然。而且，我们说一定分量的特定商品，比说一定分量的劳动，也更容易使人理解。因为，前者是一个可以看得到和接触得到的物体，后者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纵能使人充分理解，也不像具体物那样明显、那样自然”。在货币产生以后，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多按货币计算了。然而，“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金银的价值时有变动，时有高低，其购买也时有难易”，而“自身价值会不断变动的商品，也决不是计量他种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
但是，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却当别论”。因为“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所以，“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这样，亚当·斯密就得出了商品价值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结论。这是亚当·斯密的重大科学贡献。亚当·斯密还正确地认识到，商品的价值量是同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的。他还看到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他把复杂劳动看作倍加的简单劳动。
亚当·斯密关于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的论述，对于暴露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是对威廉·配第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第一，亚当·斯密和威廉·配第都认为价值的根源是劳动。但是，威廉·配第认为只有开采金银的劳动才直接创造价值，亚当·斯密则撇开了劳动的特殊形式，认为不论开采金银的劳动还是其他哪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直接创造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第二，他们都认为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但是，威廉·配第认为一切商品只有在同货币交换时才有交换价值，因此，他所研究的是商品同货币交换时的数量关系。亚当·斯密则认为不仅商品同货币交换，即使商品同商品交换，都有交换价值，因此，他所注意研究的是商品同商品交换时的数量关系。第三，他们二人都把价格和交换价值混同了。但是，威廉·配第受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过于重视价值的货币形态，认为这是价值的唯一形态，因此，他把交换价值归结为价格，就是说，在他看来，除非体现在金属货币中，否则交换价值是不存在的。而亚当·斯密则刚好相反，他把价格归结为交换价值，在他看来，一种商品的价值固然可以由货币来体现，但是不由货币而由其他商品来体现也未尝不可。从这里可以看到，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的发展，更加侧重了生产供给在价值决定中的地位。
但是，亚当·斯密关于价值由劳动决定的论述，也是混乱的，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后来被一些经济学家放大以后，又起到了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作用。
首先，一方面，亚当·斯密把交换价值从商品价格中抽象出来，得出了劳动是“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的结论；另一方面，他又把交换价值和商品价格混同起来，因而使他的价值观产生了矛盾和混乱。亚当·斯密往往把货币看作流通手段，认为货币只是一种普通商品，从而把商品的流通（商品—货币—商品）和物物交换（商品—商品）等同起来，看不到货币对商品的交换与商品对商品交换行为的区别。在亚当·斯密看来，商品价值由货币来体现和由其他商品来体现是一样的。这说明亚当·斯密并不懂得商品价值只有在货币形态上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他就把交换价值和商品价格等同起来。
亚当·斯密之所以会把交换价值和价格等同起来，是因为他研究的只是商品和商品相交换的量的关系和比例，他没有研究形成商品价值的实体，而只研究了商品价值在两个商品之间的数量表现。因此，他所讲的交换价值由劳动决定的这种劳动，只是决定商品交换之间的数量关系的尺度。他没有通过交换价值的分析，揭示出形成价值的实体，也没有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抽象出价值形态来。这不仅是亚当·斯密的缺点，也是整个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
其次，亚当·斯密在论述商品价值时，虽然得出了生产商品时所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正确结论，但是却把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与商品交换中所能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在量上看作相等的，因此，他常常把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与交换中购买到的劳动混为一谈，把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与交换中购买到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混为一谈，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从而他往往把交换中购买到的劳动当作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这是错误的。
再次，亚当·斯密在论述商品的价值量时，有时把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归结为劳动时间，有时又把这种耗费劳动做了主观主义的解释。他把形成价值的劳动，看作劳动者对“安乐、自由与幸福”的牺牲，而不是把劳动看作“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即不是把劳动看作“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亚当·斯密关于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理，虽然包含许多矛盾、缺点和错误，但他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性质及其来源时，基本上是运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量这个正确结论的。马克思指出：“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以及把完全不同的规定混为一谈，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探讨，因为斯密凡是在发挥他的论点的地方，实际上甚至不自觉地坚持了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规定，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
在剩余价值问题上，亚当·斯密的分析比他的前辈前进了一大步。正如前面提到的，亚当·斯密认为，价值的源泉不是某种特殊形式的具体劳动，而是一般社会劳动。因此，他认为，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亚当·斯密的这种解释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导致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亚当·斯密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从研究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转到研究生产条件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时，提出了利润的源泉问题，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他说，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去劳动，向他们提供材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出售中，或者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加到那些加工材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所以，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这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
从亚当·斯密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他意识到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条件。所谓“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指的是生产条件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所谓“利用它使勤劳者去劳动”，指的是生产条件所有者凭借对生产条件的占有迫使失去生产条件的劳动者进行雇佣劳动。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利润”，也就是为了取得剩余价值。第三，利润不是从“劳动产品的出售”中产生的，不是高于价值出售的“让渡利润”，而是“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被资本家没有支付代价就拿去出售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利润是工人加到劳动材料上的价值中的扣除部分，是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
亚当·斯密还进而直接从工人必须在用来补偿工资的劳动量之上进行追加的劳动，来说明利润也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他说：“在这种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用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这就更明确地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工人在生产工资等价物所用劳动之外的劳动追加量，即归结为无偿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在评论亚当·斯密的这一观点时说：“这完全正确。如果我们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那末表现为货币或商品的物化劳动所买到的，除了它本身包含的劳动量之外，总还有一个活劳动的‘追加量’，‘作为资本的利润’，但是，换句话说，这不过意味着，物化劳动无偿地占有，不付代价地占有一部分活劳动。”
在亚当·斯密看来，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地租则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形式。亚当·斯密把地租归结为工人在生产工资等价物所用劳动之外的另一个劳动追加量，即归结为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无偿的剩余劳动。他认为，一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劳动者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所有者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构成地租。地租和工业利润一样也是“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的一部分，是被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同劳动相分离并且同劳动相对立的作为地产的土地，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是土地所有者无偿占有“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一部分劳动量或价值量所凭借的经济条件。
说到利息，亚当·斯密认为，只要不是工资本身的扣除部分，就是从利润或地租中支付的，而利润或地租都是对劳动者在生产工资等价物以上的劳动追加量，都是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的直接扣除。在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下，劳动产品全部都成为劳动者的工资。在文明社会中，“地租和利润吃掉工资，两个上层阶级压迫下层阶级”。既然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被地租和利润所有者及其食客，例如利息所有者、家仆等吃掉了，那么现在作为工资归工人的就只是没有被那些人吃掉的那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产品的一部分被利润和地租的所有者吃掉，另一部分被他们的食客吃掉。因此，能够重新用在劳动（生产劳动）上的那部分产品究竟有多少，就取决于产品中没有被资本家、租金所得者和他们的食客（同时也是非生产劳动者）吃掉的那部分究竟有多少。”
对于利润和地租这两种形式的剩余价值，亚当·斯密并没有等量齐观。他强调利润的首要性，而把地租看作剩余劳动扣除利润之后的余额。他认为，土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产出较大量的食物，也就是说，除了以当时最优厚的条件维持使食物进入市场所必需的全部劳动还有剩余。这个余额又始终超过那个足够补偿推动这种劳动的资本并提供利润的数量。所以这里始终有一些余额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这种说法，如果撇开重农学派的色彩，那么，主要是强调在剩余劳动产品中先要扣除利润，然后才扣除地租。这反映出亚当·斯密对资本比土地所有权表现为更主要的生产条件的认识，而不再像配第等人那样把土地所有权看作生产的主要条件，以为资本从土地所有权那里强取了一部分剩余价值。
但是，亚当·斯密的这一进步还是不巩固的，他有时又把地租看作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而把利润看作第二个扣除。他认为，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劳动者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乎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获以前很少有维持自己生活的资金，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从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样的扣除，来支付利润。在所有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大多数劳动者需要雇主预付给他们劳动材料以及工资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雇主从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材料上的价值中得到一份，这一份也就是雇主的利润。
马克思十分重视亚当·斯密有关剩余价值的论述，多次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亚当·斯密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真正的本质”，“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马克思又说：“在亚·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
亚当·斯密有关剩余价值的论述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明确地把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在一起，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生产条件属于一个阶级而另一个阶级除劳动以外别无所有的结果。尽管亚当·斯密在剩余价值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然而他始终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的专门范畴来说明剩余价值，而是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在一起，直接从利润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这就陷入了矛盾和混乱之中。当亚当·斯密从利润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时，他便不再把剩余价值看作工人加到材料上的劳动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之上的余额，而是看作超过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之上的余额，也就是看作超过预付资本总额的余额。
亚当·斯密认为，企业主的利润完全取决于其所使用的资本量，利润的大小必须同所使用的资本的多少成比例，如果他的利润不同所使用的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很明显，亚当·斯密在这里不是用剩余价值的本质来说明利润，而是用资本家的“兴趣”来说明利润。马克思指出：“亚·斯密没有感觉到，他这样直接地把剩余价值同利润，又把利润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也就推翻了刚才由他提出的剩余价值起源的规律。”亚当·斯密没有提出剩余价值概念，导致他不仅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而且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地租，以致不仅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而且把剩余价值同地租混淆起来。亚当·斯密不通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把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同它的特殊形式混淆在一起。他只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而缺乏对于阐明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
尽管如此，亚当·斯密还是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由对生产供给的研究入手，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暴露了引发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亚当·斯密指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这三个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这里，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论述已经克服了重农主义者关于阶级结构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亚当·斯密从劳动创造财富的一般观点出发，打破了在阶级划分上的部门界限。他依据经济地位或收入状况来划分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三个基本阶级，即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亚当·斯密在把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阶级结构概括为三个基本阶级以后，进而分析这三大阶级与整个社会利益的关系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三大阶级中，第一个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和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凡是促进社会一般利益的，亦必促进地主利益；凡是妨害社会一般利益的，亦必妨害地主利益。地主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级。他们不用劳动，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而且，随着国民财富和资本的增加，地租也必然随之增加，地主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到最大的好处。但是，“这一阶级所处的安乐稳定地位，使他们自然流于懒惰。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使他们不能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
第二个阶级即靠工资过活的阶级的利益，也同样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工资也必然上涨。不过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经历不到的痛苦。劳动者没有了解一般社会利益的能力，更没有能力理解本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因此劳动者阶级是无法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
只有构成第三个阶级的资产阶级，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阶级。亚当·斯密说：“劳动者的雇主即靠利润为生的人，构成第三个阶级。推动社会大部分有用劳动活动的，正是为追求利润而使用的资本。资本使用者的规划和设计，支配指导着劳动者的一切最重要动作。”并且，“他们终日从事规划与设计，自比大部分乡绅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他们比乡绅高明，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公众利益，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于这种比较优越的理解，他们往往利用乡绅的宽宏施行欺骗手段，使他老老实实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众利益，唯有他们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并使他仅仅凭了这单纯而诚笃的信念，舍弃自己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去迁就他们”。但是，亚当·斯密认为，随着资本的增加，利润有下降的趋势，因此，这个阶级从社会中得到的利益不如其他两个阶级，亚当·斯密的这一观点，表明了他作为产业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总是为资产阶级着想、总是觉得资产阶级得利太少的政治经济倾向。
亚当·斯密在分析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时，一方面，他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各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这种阶级利益和谐一致的观点，被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三位一体公式”。另一方面，他的分析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各阶级的利益不一致。列宁曾经指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一产生就注意去解释这种阶级的划分。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有了许多进步，而马克思更加向前跨了一步。现代资产阶级被这一步吓得魂不附体，对现代经济进化中十分明显、十分有威力的‘规律’感到惶惶不安，以至资产者及其思想家们竟然准备把一切古典作家和任何规律都一笔勾销。”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二重见解，是他生活在18世纪的那个过渡社会的产物，又和当时引发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问题不突出有关。当时的资本主义工业还处在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尚处于从不足到过剩的过渡阶段。因此，他一方面描述了社会上各种利益的相互协调，另一方面只对各个阶级利益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裂痕做了一定程度的暴露，而后一点正是亚当·斯密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包含的深刻意义。
三 对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和政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批判了重商主义、创立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来，他一直以其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经济学学科体系开创者地位而受到人们的关注，这种情况延续到了200多年后的今天。但在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在《国富论》出版初期，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他针砭时弊而提出的政策主张。当时，多数人并不理解他的理论及其重要性，一些人则把他的《国富论》看作论述贸易和赋税的著作。到19世纪上半期，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麦克库洛赫和约·斯·穆勒等人，一方面尊称亚当·斯密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另一方面则贬其内容陈腐，体系不完善。到19世纪下半期，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们，则把亚当·斯密作为哲学家来对待，他们所关注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对比悬殊甚至矛盾的问题是那个时期的主要议题。从此以后，亚当·斯密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才不断受到历代经济学家的重视。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需要，在批判地继承早期政治经济学成就基础上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揭示了亚当·斯密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是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说：“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所建立的这个经济学体系，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中心，以研究生产供给为侧重点的。体现这个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国富论》，其结构是相当巧妙的。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基本上是在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对许多艰深理论的阐述，总是联系实际旁征博引，并辅之以尽人皆知的比喻。在亚当·斯密以前，没有人侧重生产供给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达到同亚当·斯密一样的系统而连贯的分析水平，亚当·斯密的分析尽管经常从实际生活中引用实例，但在许多地方是高度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次被公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后来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许多经济学者把亚当·斯密看作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其实，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并不是亚当·斯密，而是威廉·配第和弗朗斯瓦·魁奈等人。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他系统地批判了重商主义，实现了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一次革命，创立了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重要影响，就是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经济生活看作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思想。在他看来，政府是不应当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如果政府制定规章制度和采取措施对经济生活加以干涉和限制的话，那就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对社会造成灾难。这就是说，他承认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恩格斯指出：“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学，都认为经济规律——就他们所理解的——是‘自然规律’。”
虽然重农主义者比亚当·斯密更早开始从“自然秩序”中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但他们把这种“自然秩序”看作由上帝制定的，而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在于他抛弃了重农主义者的这种带有封建神学色彩的神秘观念。亚当·斯密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在他看来，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人组成的，而每个个人的行为都受一定的动机支配。他认为支配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就是这些经济人的利己心。他把商品交换、分工协作、货币流通等经济现象都看作从个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中产生的。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就是通过这种体现利己主义本性的一系列经济范畴来建立的。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经济人”这个假设的第一人。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经济人”活动的结果。亚当·斯密所谓的“经济人”，其实主要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每个资本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确确实实是从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动机出发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追求价值增殖，即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主观目的，但也“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亚当·斯密从个人利己主义动机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事实上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这样就使他能够比较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经济规律，暴露出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
就其影响来说，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科学因素，不仅为李嘉图等早期政治经济学家所继承和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对商品价值的研究，就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因此，亚当·斯密所建立的侧重研究生产供给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庸俗因素，差不多都为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所接受，并加以发挥和宣扬。例如，亚当·斯密关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经过萨伊等人的阐释，后来就成了有名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庸俗辩护论。又如，他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漏掉了不变资本（C），后来就成了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奉行的“斯密教条”。《国富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问题很多，这就为各种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寻找根据、汲取营养提供了便利条件。亚当·斯密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也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和政策，西方世界出现了社会动荡、大量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局面，这种情况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解释不了的，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经济政策所无法对付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借助亚当·斯密的理论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和政策主张，从20世纪70年代起重新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1976年，西方经济学界大张旗鼓地举办了《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为这次纪念活动曾举行了三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英国出版了完整的六卷本《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出版了新的传记和体现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提出了不仅要通读《国富论》的五篇，而且要“通读他的全部著作”。在这次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谈得较多的是这样三个问题：对市场机制的分析、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他们重视对市场机制的分析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证，是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待经济危机问题的经济政策之争有关；重视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则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需求侧重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策主张应对经济危机等问题导致经济停滞，于是不得不借助亚当·斯密的理论重新重视研究生产供给的情况。
历史上，亚当·斯密在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所阐明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政策主张，成为当时新兴产业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和进行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把这种自由放任政策，看作现代“文明的原则”，并认为这是亚当·斯密最大的历史功绩。如埃里克·罗尔曾写道：“不管《国富论》对纯经济理论有什么样的贡献，它的划时代的性质在于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这点上，如同后来的一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韦斯利·米切尔所认为的那样，亚当·斯密是‘现代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他的书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最重要的是由于它对当时‘那些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则’的批判，并制定了‘正在出现的文明的原则’。”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常常被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作为制定某些政策的依据。例如，时任英国首相兼财政大臣诺思在编制1777年和1778年预算草案时，就是以《国富论》中有关税收的论述作为立案依据的。在英国下院以至上院讨论议案时，议员们常常引用这部著作中某些文句或段落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不少场合，论敌往往为这种引证所折服，不再坚持己见。一些政府官员常常在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问题上征求亚当·斯密的意见。例如，1779年，爱尔兰各地发生骚动，在强烈要求享有自由贸易权利的局势下，英国贸易大臣卡莱尔等人，曾一再要求亚当·斯密就给予爱尔兰这种权利可能产生的后果发表意见。亚当·斯密在给他们的长信中对此做了分析，认为允许爱尔兰商品自由出口和国外商品自由进口是完全合理、无损于英国的利益的。
1784年上台的英国托利党领袖、年轻的首相小皮特，在执政的最初几年贯彻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他取消了对爱尔兰实行的贸易限制，同法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根据亚当·斯密的建议制定了简化征税方法和管理财政收入的法律，并试图将亚当·斯密的学说广泛用于立法实践。还有这样一件传闻：1787年，亚当·斯密在伦敦时，曾到一位达官贵人家参加政治家们的聚会。客厅里坐满了社会名流，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也在座。当亚当·斯密进来时，全体起立欢迎。亚当·斯密出于自己的教授习惯，举手说：“先生们，请坐。”小皮特首先回答说：“博士，您不坐，我们岂敢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啊！”亚当·斯密曾说：“皮特比我更能理解我的思想。”这件传闻，反映出资产阶级政治家确实敏锐地觉察到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英国产业资本的重要意义。
亚当·斯密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不仅影响了英国的经济政策，而且影响了其他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直到当代，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仍适用于今天。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兴起时，有人借用英国某诗人的一句诗：“亚当·斯密！你现在活着该有多好：英国需要你。”这句诗，充分表达了当代很多经济学家在采取需求侧重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策主张应对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停滞时，在困境中向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求援的急切呼声。亚当·斯密创作《国富论》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亚当·斯密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现在的时代与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仍然面临着“清洗”经济关系上的旧社会“残污”“扩大生产力”的任务，他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可以提醒人们发展生产供给的重要性，不断反衬出一些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认为只要扩大需求就可以克服经济危机促成经济发展主张的局限。这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影响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