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问题

增长与发展辨析

与其他概念一样，增长和发展的概念也是一定社会经济过程的产物。作为概括或观察历史过程的重要概念，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出现某些变化，例如给出某些新的诠释，或进行某些修正，或添加某些新内容，力求使之更科学，解释力更强。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更重要的是，增长和发展不只是学术研讨的课题，在当今世界，它们还成为不少国家公开追求的目标，因此，如何理解增长和发展，有可能对政府决策、资源配置甚至社会发展的走向产生实际影响。

尽管人们对增长和发展问题关注日久，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也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演变，但到目前为止，还远不能说这个认识过程已经完成了，而且，即使学术界逐渐产生了某些共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立在现有认识基础上的政府决策导向，似乎远没有产生所希望的经济社会后果。放眼世界，少数国家已经很富裕，而大多数国家仍处在不发达状态，其中还有很多国家陷入贫穷难以自拔。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半，成功者寥寥，有些地方一度看来有望赶上，到头来却差距依旧，而有些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实际上还在下降。这种状况，自然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在不少情况下，对增长和发展的认识不足甚至误解，有可能助长了政府决策和导向的偏差，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赶超目标的实现。因此，为了探寻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复兴之途，有必要再次挑起这个话题，对增长和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辨析。

一 一般概念及演变

在一般意义上，关于增长，中文词典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增加；提高。在英文中，根据韦伯斯特（Webster）大词典的解释，增长主要指某个有机物由小到大，或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或越来越重要的过程。“增长”一词首次出现在西方英语中大概在1120年之前。

关于发展，《现代汉语词典》给出如下解释：①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②扩大（组织、规模等）。根据韦伯斯特大词典的解释，发展主要指通过扩大、增大或完善的改进行动，或某种东西在程度上进入一个不同阶段（特别是一个更先进或更成熟阶段）的过程。“发展”一词首次出现在英语中要晚一些，大概在1321年之前。

概括地说，增长通常只表示数量的增加，而发展包含的内容则要广泛、丰富和复杂得多，它不仅表示数量变化，更重要的是表示质量改进过程，表明向新的阶段或更高水平演进的过程或状态。

在经济领域，增长通常表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和均量的增加，最常用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工农业产值增长率以及派生的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增长等。发展不仅包括数量增加，而且表明经济过程的整体性进步。西方发展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而把经济发展定义为经济结构的改变，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很大差别。直到今天，经济增长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发展问题则越来越成为经济学更多专业分支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课题。

如果说，有关增长的定义基本清晰、鲜有争议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进展，有关发展的观念却在不断发生变化，其基本趋势是含义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反映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认识的不断完善。在西方经济理论继续热衷于增长理论、努力发现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条件的同时，发展理论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1960～1970年代，就业、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成为发展的重要内容。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有关发展的观念，即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也不等同于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只有当贫困、失业、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得到改善，才能认为这个国家有所发展，否则，即使经济增长了，也谈不上发展。

随后，环境和社会进步被纳入发展的视野中来，成为衡量发展的必要尺度。例如，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扩散，可持续发展观念似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参见路爱国，2004），而围绕人的发展，或者说以人为本的发展，又给发展这个概念赋予了更深厚、更丰富、更复杂的含义，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进一步拓展了现代发展观。

为了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各国发展状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首次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UNDP, 1990），并且制定了衡量的具体指标，标志着广义的发展概念开始在世界上得到较为普遍的接受。自那以后，该机构每年发表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每期一个主题，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从此，人类发展这一概念在学术界逐渐流行起来。该机构发表人类发展报告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把发展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到人类发展上来。

《人类发展报告》建立的指标体系，对建立正确的发展观具有重大意义。它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摆在评价发展的重要位置，不但看人均收入持续增加，更看社会效果，看收入水平变动和收入分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效果，包括一般居民营养状况、居住条件、医疗保健条件、普通居民受教育程度、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变动、物质与文化环境变化等等。当然，分配状况的改善，即降低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程度，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二 经济增长理论

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制度和非正统经济学家很久之前就在两者之间进行了概念区分，例如，较早的发展经济学文献经常把增长看作GNP/人均GNP的数量增加，而认为发展则应包含更多的内容，例如定义为制度和结构的质量改变，与一些人例如缪尔达尔（Myrdal, 1968, 1974）强调的“非经济”变量有关。但是，这种区分通常并不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把两个词当作同样的概念。

二次大战后，人们经常假定，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无非是经济增长，因此，主流增长理论对那些发达国家已经足够了。结果，“在西方战后的思考和写作中，经济发展被解释为几乎是经济增长的同义词”（Arndt, 1987: 2, 49－88），因此，“似乎既无必要，也不值得在两个概念之间进行区分”（Dorfman, 1991: 573; Henry, 1987）。

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偏向静态分析，或最多是比较的静态分析，这种分析主要关注均衡，难以解释发生在每个均衡之间的转化（发展）动态或流动过程。例如，凯恩斯框架下的宏观经济学涉及“比较静态”，而作为先决条件的技术和结构转化动态明显处于凯恩斯分析框架之外，因此，它不能解释社会和文化的结构转化，而后者对任何有关经济发展演进的理论都是必要的。

哈罗德和多马尔试图建立一种动态理论，来克服凯恩斯方法中固有的比较静态的缺陷。但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并非在于研究技术变化的动态，或者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因为他们假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同一概念。总起来说，战后初期经济学家的研究倾向表明，他们没有适当的概念来研究发达国家之外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1975年之后，新古典经济学遭遇许多难题，面临需要突破的巨大压力（Blanchard, 1987）。索罗提出，要素投入的简单增加导致87%的生产没有得到计算（Solow, 1957, 1970, 1988）。他提出要通过引入技术改变的外生变量来讨论“我们所忽略的余值”。但是，索罗的研究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反而加剧了争论，这是由于，除了索罗框架本身的弱点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变动。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出现长期衰落的可能性，呼唤一种能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长期过程的经济理论。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教条理论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新经济增长理论呼之欲出。

经济发展这个词在当年的讨论中还很少被提到。斯科特在质疑熊彼特和赫希曼（Schumpeter, 1911, 1954; Hirschman, 1970）所做贡献的时候，曾经提到经济发展，认为他们没有提出正规的发展模型（Scott, 1989），尽管熊彼特和赫希曼的理论通常被归入经济发展理论而不是经济增长理论。直到那时，“发展问题”研讨会所讨论的问题仍然不是普雷维什、辛格和罗斯托等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而是新古典增长模式及其相关问题（Ehrlich, 1990）。人们主要关注和分析的问题是，在一个分散化的市场体系背景下，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或所谓内生/外生变量的关系。改变这个重点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文献的一个主要议题，例如在罗默（Romer, 1990）和卢卡斯（Lucas, 1988）的研究中都有所反映。但是，在谈论“需要发展理论”的时候，卢卡斯无疑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认为发展问题是“对一系列国家在一系列时间内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和水平，通过计算和观察得到的模式”。他还说：“增长理论的定义是我们有所理解的经济增长的一面，而发展的定义是那些我们不理解的方面。”（Lucas, 1988: 13）

另外有些经济学家，主要是库兹涅茨和罗斯托，则倒过来看这个过程，他们认为发展是独立变量，而增长依赖发展。但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他们同样混用增长和发展这两个词，例如，库兹涅茨谈论的总是“现代经济增长”而不是“现代经济发展”（Kuznets, 1973a: 257）。不过，尽管库兹涅茨总是使用经济增长一词，但由于他强调结构变化、制度调整和技术进步动态，他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应该被定义为经济发展。在《经济增长阶段和经济增长理论》中，罗斯托也用经济增长而不是发展一词。多尔富曼把经济发展与罗斯托联系在一起，强调“在罗斯托和我使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时候，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Dorfman, 1991:573）。

罗斯托关注的目标是“把经济理论运用到经济历史中，探讨经济力量和整个社会生活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Rostow, 1984: 229）。虽然很难说他是制度经济学家，但他与崇尚整体和跨学科方法的缪尔达尔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研究这些变量是为了在经济学家的领域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建立联系（Rostow, 1990）。

熊彼特和库兹涅茨都认为，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熊彼特把由经济刺激产生的不连贯的重大创新作为他的体系的中心（Rostow, 1990: 234），而他关于“创造性破坏”的理论强化了发展经济学的共识，即“经济发展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Gillis, Perkins, Roemer, and Snodgrass, 1992）。

库兹涅茨在计算国家收入上所做的贡献把他置于主流经济学之内，但由于他对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与制度经济学有关，因此，他同时也可以说处于主流经济学之外（Kuznets, 1966）。他赞成给发展做如下清晰的定义，即发展指的是那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具有持续的方向性，最后导致进入一个质量不同的崭新阶段（Kuznets, 1973b: 212－213）。在他眼里，现代经济增长指“国家经济和社会框架的彻底转化”（Kuznets, 1966: 462）。

在制度经济学家中，真正把社会性质纳入经济过程研究的是缪尔达尔。他把发展定义为“整个社会体系上行的运动”（Myrdal, 1974: 729; 1968）。除经济要素外，缪尔达尔的社会体系还包括非经济要素，例如教育和健康设施、阶级分化、社会的权力分配以及一般制度和态度。他认为，单一经济指标例如GNP/GDP不足以表明体系的运动，“只有一种总体性的方法在逻辑上才站得住脚，我称之为制度”（Myrdal, 1974: 730）。在他看来，整个社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文化，因此，文化及其演变组成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表现，构成了经济演化过程的经验积累和转型的实质（Brinkman, 1992, 1995）。

尽管如此，把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仍大有人在，他们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获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长，例如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富国的水平，这种增长难道不就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吗？由此类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难道不是同一个过程，因而它们在概念上难道不可以互换吗？如果经济发展可以相对简单和直接地如此理解，为什么还需要加进其他一些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分析？总之，直到今天，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观念仍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理论中，继续影响着一些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

三 马克思和其他社会科学家

自然，经济学不是唯一关注增长和发展这个课题的社会科学。事实上，大量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都关注增长和发展，除古典经济学家之外，许多著名思想家以及其他社会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有关增长和发展的讨论，只不过，由于某些原因，不少这类论述往往被忽略了。

把增长作为唯一关注中心，忽略或避而不谈发展而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倾向，可能与社会科学的分科逐渐固化有关。不同学科研究不同的对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综合一体的社会过程的观察。经济学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建立了各种增长理论和模型，对政府实现增长的思路和决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就强化了把经济与其他社会领域割裂开来的方法论倾向，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除了经济增长，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其他更要紧、更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也是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相关话语权的原因之一。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 294）。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落脚点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的问题集中在发现能够使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对此，恩格斯曾经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意大利文刊物《社会评论》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 730～731）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异化”进行了彻底批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 267～268）。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是深层次的异化，因为构成人的本质规定性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转变为外在的、强制性的、属于他人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谋生的异化活动，这是人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 271）。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如果发展指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导致人的自我异化，而不是促进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那么，这样的经济过程无论实现了多少经济增长，都不能被看作发展。

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尽管做了大量有关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的论述，但他们把收入看作实现重要目标的多种不同方式中的一种。他们也深入讨论了这些目标与收入的不同性质，认为需要认识到，人们有理由珍视收入和财富之外许多其他事物的价值。亚当·斯密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是经济发展能给个人带来怎样的自由，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仅仅是其中一个指标。实际上，与一些新古典经济学教条不同，他们在广义上理解现在被叫作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仅仅把它看作经济增长（参见斯密，2007；约翰·穆勒，1991，2005, 2007; Mill, 1929）。

熊彼特是最早提出“结构”理论的学者之一，他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1911）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等著作中都阐释了这个理论。在他看来，相对于枯燥的“增长”而言，“发展”的动力是经济环境中那些断续的变化（discontinuous punctuated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这些变化由各种因素导致，例如新要素供给的突然发现，但核心因素是企业家创新。这就是说，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中，企业家的技术发明能够开启新的盈利空间，因此，更多的企业家被吸引来进行发明，从而在整个经济中增加了利润，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当“企业家供给”在任何特定一代人中从数量上耗尽的时候，资本家开始相互撕咬，在竞争中导致利润开始下降，经济放慢。不过，利润下降将逐步再次诱使那些具有企业家倾向的人再次进行发明。

这个理论也被认为属于周期理论而不是增长理论，但不同的是，熊彼特认为，发明中存在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s），使企业家推动的经济活动勃兴并导致收入不断提高，因此，他强调发明所导致的结构变化，认为这就是数量增长和质量发展的区别，否则，即使有100辆马车，也不能与一列火车相比。

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看来，只有增长的社会不是值得崇尚和追求的社会。他在题为“本世纪未竟的事业”的演讲中指出，所谓未竟的事业，其实归结起来就是“发展与和平”，人类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需要建立一个“好社会”。这个思想更全面地体现在他的著作《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加尔布雷斯，1999）中。这是他总结其一生理论成就的小册子，他在其中阐发的思想就是：经济增长的社会是有效率的社会，但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社会，就要完成另外一个未竟的事业，那就是维持和平。

在现存经济学家中，阿玛蒂亚·森无疑是推动广义发展观念的突出代表。在一系列著作（Sen, 1984, 1985；森，2002, 2003, 2006）中，他指出，判断发展竞赛中哪个国家将要领先，要看给发展和进步下怎样的定义。很多人把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作为界定标准，而他表示自己宁愿站在亚当·斯密一边，因为他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是经济发展能给个人带来怎样的自由。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仅仅是其中一个指标。发展既意味着物质富裕也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提高；既意味着进步的医疗供应也意味着享有宗教信仰的权利；既意味着公民参与政治决定也意味着防止警察的专断行为等。森的发展思想能更好地诠释“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内容就是：人是发展的目的，人们能不能获得使自己过上值得珍视的生活的能力是发展的衡量指标，而参与能力是以此为目标的发展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从人的自由权和能力的角度来解释福利和定义发展，这是森对增长与发展的观念演变做出的一个贡献。

四 发展经济学

在对增长和发展的大量研究中，基本经济学建立了一些有趣乃至精致的经济模型，但批评者认为，这些模型未能解释不发达国家中存在的没有增长、增长缓慢或增长倒退的经济变化模式。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如此不同，但传统经济学对此始终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推出的各种增长模型似乎也不适用于那些软弱和失败的增长模式。从1940年代开始，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逐步拓展，成为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也可以说，发端于二战后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状况和低生活水平的关注和研究，使得发展经济学成为一个经济学分支（Meier, 2005）。

发展经济学同样聚焦于经济增长，尤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方法，同时也考虑经济、社会、政治和制度机制。与其他经济学领域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吸收了社会和政治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提供建议。与传统经济学还有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发展并不集中于各国的内部经济，其中有大量研究涉及世界范围的问题，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达到发达国家已有的发展水平的问题，就此而言，发展经济学具有更广阔的时空视野。

1950年代由罗斯托首先形成的线性阶段增长模式奠定了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他的著作（罗斯托，1988, 1990, 1997, 2001）聚焦资本的加速积累推动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个普适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包括5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大众消费。后来，罗斯托认为大众消费阶段之后还有一个阶段，于是又增加了一个超越大众消费或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个理论认为，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或必然经过这几个阶段，进而从传统社会进入丰裕社会。

批评者指出，资本积累虽然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这就是说，这种早期的简单化的理论没有把阻碍发展的政治、社会和体制障碍考虑在内。另外，由于这个理论是在冷战早期发展出来的，并且主要是从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中汲取经验，因此，有些批评者质疑其理论假定，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与二战后欧洲的条件并不相同。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是经济学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现代化理论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也涉及现代化问题，例如在社会学领域由Levy（1967）提出的相对现代化社会和Smelser（1964）提出的结构分化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由Coleman（1965, 1968）提出的分化—平等—能力模型等。虽然划分阶段的方法不同，论证的角度也不同，但这些现代化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发展意味着实现现代化。

在另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意味着它们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变为“更现代、更城市化和产业更多样的制造业和服务经济”。这种结构变化理论提出了两个模式，一个是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模式，认为农业社会由大量剩余劳动力组成，能够用来推动城市化的工业部门的发展（Lewis, 1955, 1966, 1978；另见Ranis, 2004）。另一个是钱纳里的发展模式（Chenery et al. , 1975），它主要对发展类型进行经验分析，研究不发达经济的经济、产业和制度结构逐渐改变的前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产业如何取代传统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结构变化理论更关心推动经济结构变化的政策，研究如何使经济落后国家变为发达国家，具有较强的实践倾向。批评者认为，他们以农村发展为代价强调城市发展，会导致一国内部产生巨大的地区不平等，特别是，两部门剩余模式的基本假定未必成立，即农业为主的社会未必都遭受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困扰，因为对一些实际情况的研究表明，这种剩余劳动力只是季节性的，把这些劳动力吸引到城市会导致农业部门崩溃。

现代化理论的阶段论和结构变化理论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挑战，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国际依附理论。这个理论在1970年代兴起并风行一时。与早期现代化理论不同，起源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障碍本质上主要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更强大的发达国家，但后者的利益不在于让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而在于维持它们的主导地位。依附理论有三个不同的主要形式：新殖民主义依附理论、错误范式模式和双重依附模式。新殖民主义依附理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失败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历史性发展的结果（参见So, 1990: 91－165）。

到1980年代，随着一些西方国家保守政府上台，发展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向古典经济理论回归的倾向，所谓的新古典理论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占据了上风，与国际依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理论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没有受到扰乱的市场是产生高速和成功发展的最好的手段；只要政府不进行过度调节，竞争性的自由市场能够自然保障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保障经济增长以及保持稳定。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能有效促进增长和实现发展目标。这个理论思潮尽管遭到很多批评，实践中也没有证明其所宣称的发展功效，但目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仍然相信，这种政策有助于经济增长。

但是，人们对增长和发展的认识毕竟与以前有所不同，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发展所包含的其他重要内容不能也没有因为新自由主义盛行而重新被淹没。相当一段时间内，关于发展的理论尽管继续集中在探讨最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或投入上，但早已不限于经济领域，而越来越涉及更多的问题，例如初级、中级和高等教育，政府政策的稳定性，贸易壁垒，法律体制，基础设施状况，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清洁饮水，收入分配平等程度（例如基尼系数），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包括影响经济发展的所有政策。例如，人们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普及和提高教育能使国家采用最新的技术和为新发明创造必要的环境。人们还发现，有限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趋异，其原因在于一小部分发达国家加速技术变革速度，而这些国家的加速技术进步则是由于大众教育的扩大，这又导致人口激励机制和采纳新发明新方法框架的建立。

总之，发展经济学研究一系列有关发展中国家更快发展的问题，因而，在如下问题上有更多的自觉性。传统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极少或完全不进行区分，习惯于把两者几乎等同起来，但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巨大不同：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概念，涉及人类生存的改善；GDP是经济福利的狭义衡量标准，它没有涉及重要的非经济方面，例如闲暇时间，医疗和教育的可及性，环境，自由，和/或社会公正；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发展指的是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减少乃至消除贫困、不平等和失业。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发展意味着实现三个目标：生产更多维护生命的必需品，例如食品、住房和医疗，以及扩大这些必需品的分配范围；提高生活水平和个人尊严；扩大经济和社会选择以及减少恐惧（Todaro and Smith, 2006）。

五 人类社会发展

如果说，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那么，经济发展也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广义的发展必须包括社会发展在内。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至少存在几种观念。第一，两者是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因，社会发展是果，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第二，两者是先后关系，先有经济增长，后有社会发展，这种观念导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思路；第三，两者是对立关系，只有牺牲社会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关注社会发展必然牺牲经济增长。

不管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如何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求重视社会发展的社会呼声似乎越来越强烈，从社会发展角度评价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也得到更广泛的大众认可。

社会发展被认为包括如下重要领域。领域之一是消除贫困。2006年底，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单靠经济增长不能解决贫困问题，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至少同样重要；在中国、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提高了许多人的收入，但是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同时加重，限制了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使大部分成果落入富人之手，而流入穷人家庭的太少。今天，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不能完全消除贫困，尽管现有的物质财富足以让所有的人都过上没有贫困的生活。领域之二是缩小和消除贫富差距。包括中国改革实践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自然而然地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人们看到的往往是相反的情况。领域之三是收入增长，内容包括：收入增长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甚至更快，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上升还是下降，是否所有劳动领域的收入都在增长，低收入人口是否在减少，等等。领域之四是保证就业。领域之五是人的能力是否提高，其标准是教育、医疗的全民可及性，经济、政治生活的全民参与水平，个人选择自由度等，而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提高和强化人的这些能力。领域之六是环境保护。领域之七是社会和谐。

广义发展观不但包含经济增长和发展，而且包含社会发展，其中一个重要视角，是把发展看作实际自由的扩展，即人们能够追求他们认为有理由珍视的活动，因此，提高人类能力就被看作发展过程的核心特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后来根据这种认识，建立了被广泛接受的一套衡量发展的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HDI），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在三个基本人类发展领域，即预期寿命、教育程度以及调整后的实际收入（个人PPP）的成就。与此同时，还建立起衡量人的能力被剥夺的指数，包括40岁以前死去的人口百分比、成年人文盲比例、得不到医疗服务和安全用水的人口比例，以及5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等。

这些指标建立在特定理念的基础上，而这些特定理念又与一定的价值观相联系，即什么是判断“好坏”的标准。首先，一切生产和社会活动都应该着重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以此为出发点，无论经济增长还是财富分配，都只是手段，人类本身的发展才是目的，因此，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应该以人为中心。其次，人类发展主要体现在人的各种能力的提高上，这些能力包括：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身体健康的能力，获得更多知识的能力，拥有充分收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等。最后，人类自身的发展和人的各种能力的提高可以归结为人的全面发展，而这一点应该成为判断经济和社会进程“好坏”的标准，这就是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就是好的、积极的、正面的，需要大力倡导和加以推动，否则，就是不好的、消极的、负面的，需要加以克服和改变。这里的人，对一个国家而言，应该指全国人口，而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部分人。不难看出，这种发展观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比较接近。

把人的全面发展和能力提高作为判断标准就容易看到，要实现这个目的，当然需要有经济增长，因为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能增加社会总产品，也才有可能不断增加生产性就业以及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和改善文化条件，为人的能力的提高创造更大的可能性。没有经济增长，这些能力的提高将受到很大限制。但是，有了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导致一个国家全体人口的全面发展，因为经济增长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比较各国的经验可以看到，在同等经济水平上，国家之间的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异，这说明物质财富并不总是能够或者甚至常常不能被最大限度地用于提高人的能力。在一定物质基础上，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发展，还必须建立合理、有效、科学的资源利用机制。今天，人们对这些机制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知道哪些是能够促进人类发展的机制，因此值得提倡，例如，收入更平等有利于提高整体人口的能力，因此，平等是好的，是值得倡导和争取的，而两极分化是不好的，是需要克服和解决的。再例如，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不但破坏增长，最终还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有利于环保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好的，相反则是需要反对的。还有，惠及广大人民的发展离不开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包括参与经济和公共事务，尤其是参与决策，使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是提高人的综合能力的必要条件。

从较长时期看，经济增长一般而言会推动人类发展，提高人的能力，但在短期，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产生这样的结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UNDP, 1996）着重讨论了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联系，其中指出了5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

（1）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工作意味着生活保障，没有工作就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生活能力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同时损害了其尊严和自尊。当然，缺乏工作机会可能是经济增长缓慢造成的。但是，即使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也常常不能增加足够的就业机会。例如，在巴基斯坦，1975～1992年实际GDP每年增长6.3%，而就业只增加2.4%；印度在1975～1989年GDP年均增长5%，而就业增长只有2%，更糟糕的是，加纳在1986～1991年，GDP每年增长4.8%，而就业反而减少了13%以上。

（2）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始终伴随着民主和自由的扩大。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但还远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公共生活中很少听到民众的声音。有人认为，吃饭的自由远比选举的自由更重要。的确，免于物质匮乏使人们能够获得对他们生活更大的控制。但是，民主和增长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加强。民主也能促进增长。

（3）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而更加严重了，增长的利益大部分落入富人手中，穷人的状况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有些反而恶化了，穷人的数目和比重甚至上升了。1970～1985年，全球收入增加了40%，而穷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7%。1965～1980年，收入下降的人数为2亿，而在1980～1993年，这个数字已超过了10亿。除了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之外，还存在着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表现为健康不佳、营养不良、文化程度低等。例如，据估计，1993年，在总人口中，中国的收入贫困人口占11%，而能力贫困人口却占17.5%；印度尼西亚收入贫困人口占17%，而能力贫困人口高达42%；在南亚地区，收入贫困人口与能力贫困人口的比例悬殊，前者占29%，而后者高达62%。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收入贫困人口的比例为21%，而能力贫困人口为37%，如果不包括中国，后者的比例更高达45%。

（4）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据称，世界上有1万多种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增长模式能够培育和增强各种文化传统，使不同种族和民族享受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具有排外性和歧视性的增长模式能够毁灭文化的多样性，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把传统文化看作现代化和发展的累赘，从而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强迫少数民族和种族接受标准的文化和语言，结果使民族和种族冲突不断，甚至演变为残酷的国内战争和邻国之间的战争，导致经济萧条、萎缩，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以及通信和传媒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更迅速地向其他国家扩散，使这些国家的当地文化面临生存危机，而国家面临失去文化根基的危险。

（5）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不顾自然资源枯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也不值得持续下去。这种增长模式不仅损害了当代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更严重的是给后代带来巨大甚至不可逆转的损害。现在不少国家，甚至那些由于把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结合较好而受到称赞的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在毁坏森林、污染河流、毁灭生物多样性和耗竭自然资源。例如，在198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森林面积损失了120万公顷，泰国在1961～1988年的森林覆盖率从55%下降到28%，而东亚一些国家大城市的水与空气污染在世界上都是最严重的。

以上讨论再次强调，增长和发展是两个相互联系但显然不同的概念，发展必然伴随但不限于物质财富的增加；发展不但是数量变化，更是质量和结构的变化。发展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但要与本国的过去相比，而且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增长不等同于发展，还因为后者不但意味着经济增长，还意味着社会发展，即人的能力的全面改善和提高，以及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增长和发展既不等同，也不一定同步发生或齐步并进，甚至也不总是正相关关系。增长促进发展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增长本身不一定必然转化为人类发展，也不必然导致相应的人类发展。例如，如果出现上述“五无”的情况，增长就没有导致人类发展。增长甚至还可以在损害人类发展的条件下发生。

六 世界体系分析与发展主义批判

世界体系分析是发展研究领域1970年代兴起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虽然它并不直接讨论增长和发展问题。事实上，世界体系分析的关注点与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相当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世界体系分析强调从长时段大范围观察社会总体的变化，其分析单位是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是一个历史体系，本质上是拥有单一分工的经济体，这就是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经济。它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三个部分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不同，在世界商品链条上处于不同位置，由此决定了它们在世界经济发展利益分割中的不同地位，而这些特点可以从世界范围内资本、利润、产品在各个地区之间的流向反映出来。处于核心地区的国家大致与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或最富的国家重合，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大致为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而处于半边缘地区的国家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地带，带有其他两个地区的某些而不是全部特点。世界体系的结构本身是稳定的，但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中个别国家的位置可能出现变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上移，例如处于半边缘地区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从而跻身核心地区，或者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上移到半边缘地区，这就可以被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发展。换言之，在世界体系论中，所谓发展或许可以看作核心地区之外的国家缩小了与上邻地区的距离，沿着边缘—半边缘—核心的阶梯上升，例如，由边缘国家变成半边缘国家，或从半边缘跻身核心地区。

根据历史经验，世界体系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总结出几个有助于半边缘地区国家“上移”或“发展”的战略，包括：第一，抓住机会，指国家能够抓住世界经济周期变动提供的机会，采用包括“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之类的发展战略，让本国的技术和产业能力迈上一个台阶；第二，受到邀请，指核心国家出于本身的利益例如地缘政治利益，对一些国家网开一面，对它们实行特别优惠的经济政策，例如开放本国市场，增加对它们的投资，容忍它们的某些经济政策例如贸易保护，从而使这些国家依靠特殊的优惠条件，实现所谓经济腾飞，比较典型的是亚洲四小龙；第三，自力更生，有时也被叫作“脱钩”，即有的国家可以依靠本国政府的强力干预，摆脱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Waller stein, 1974）。

但是，在世界体系分析看来，只要世界体系的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世界经济中各国的竞争和发展就仍然表现为零和游戏，有些国家上升，另一些国家必然下降，因为体系的顶端永远只能容纳极少数富国。沃勒斯坦曾经评论说：“假如在今后30年，中国或印度或巴西真的‘赶上去’，那么，世界体系中很大一部分人口所在的世界其他地方作为资本积累地的地位就会下降。无论中国、印度、巴西的赶超是通过脱钩还是出口导向还是任何其他办法，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参见So, 1990: 193）因此，个别国家甚至一部分国家的“发展”并不能改变世界体系的结构，只要世界体系的结构不变，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全部成为发达国家，它们当中绝大部分只能永远处于世界体系的底层，以便维持顶部极少数国家的优势地位。

由此，世界体系分析指出，是在现存世界体系内集中力量赶超，争取实现向上的移动，还是争取平等，努力通过反体系运动来改变现存世界体系的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发展。世界左翼的回答当然应该是后者（参见沃勒斯坦，2003）。

沃勒斯坦在《发展：指路明灯还是幻象？》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发展”的批评（Wallerstein, 1991）。在一个层面上，发展意味着实现更大的平等，即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赶上”先进国家，众所周知就是全面赶上美国。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历史问题：“国家的发展”是如何实现的？在哪里实现了？与1750年相比， 1950年似乎有更多的地区获得了“发展”，进入核心地区，但是，这并不是这10～20个国家“发展”其“国家”经济的结果，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占有和享受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扩张的主要成果。因此，得到发展的事实上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因此，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发展无论主张或采用何种办法都不过是幻象。如果发展中国家都全身心地追求这个方向上的“发展”，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有可能像熊彼特所希望的那样，为自身的生存再延长200年时间，从而为地球上的特权阶层提供时间，使之过渡到一种完全不同但同样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但是，如果人们在争取平等的意义上看待发展，那么，发展也可以是指路明灯。这就需要转换关于发展的思路，由追求赶超发达国家转向要求各国、各地区和广大民众有更多的参与，要求提高实际收入，要求在政治上动员起来，在经济上重新分配，推动改变世界体系的结构，把人类从资本积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总之，在世界体系分析学派看来，由国家政权推动的赶超发展策略只能是幻想，只有通过争取平等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发展。

然而，无论在现实还是决策中，甚至在学术研究中，传统的发展观仍然十分顽强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工业化”或“现代化”仍然被当作发展或人类进步的标志。批评者把这种发展观称为“发展主义”，认为它是既不可取也不可行的目标。他们认为，发展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在发展主义者看来，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发展”等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等于美好生活。将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了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例如自由市场、出口导向、依附发展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发展主义本来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却被看作普遍适用的真理，支撑着整个有关发展的信念。无论采用什么表述方式，这种信念倾向于把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简化为单一的向度，因此，归根结底，该主义还是仅仅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一切进步的标准（参见许宝强，2007）。

也正如许宝强（2001）指出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各种发展主义学说没有或没有能力反思一系列类似沃勒斯坦提出的基本问题，即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增长是否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它对弱势群体有什么影响？除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发展（或“不发展”）道路，能够更直接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提高人们的普遍福利和能力？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或无力回答的重要课题。

七 历史经验

运用以工业化或现代化为标准的传统发展观观察历史，人们很容易发现，直到今天，现实中能够保持较长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并不多，而真正实现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更是少之又少。世界大多数国家仍在不发展状态中踯躅不前。一些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出现了赶超的势头，但最后往往证明，这种势头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与发达国家的相对距离并没有缩小，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扩大了。有研究（参见Arrighi, 1991）表明，在1930～1980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不少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它们当中在世界体系中实现位置上移的可谓凤毛麟角，能够实现赶超的只是极个别的例外。

那么，实现经济增长却没有实现发展的情况是否存在？事实上，增长而不发展是不发达国家过去和现在屡屡遭遇的经历，历史案例和证据很多。利比亚和中美洲是两个实例（Clower, Dalton, Hawitz, and Walters, 1966;Kibbey, 1993）。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那里棉花生产虽然越来越多，却是一种重复的数量增长过程，没有出现现代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创新。库兹涅茨曾认为，奴隶制妨碍经济发展，因为现代经济增长“与文盲和奴隶不相适应”（Brinkman, 1995）。

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历史案例，还可以援引以下几个研究，这些研究甚至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增长而不发展”这样的标题。

拉丁美洲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1950～1980年，拉美地区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较高增长，是拉美发展史上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但是，1960年代之后，一场社会政治危机全面爆发，并且持续了10多年，深深震撼了整个拉美大陆。有研究者认为，这场社会—政治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分化（苏振兴，2006）。拉美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继续采取忽视社会公平的政策，致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1970年前后，拉美10个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除阿根廷为0.44外，其余9国都在0.48～0.66的水平上；同期，10个国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而处于极端贫困的占到19%。当时拉美最知名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承认：“从社会观点来看，发展已偏离方向”，“一极是繁荣以至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1970年代，国际上关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说法，首先是针对拉美地区提出的。

然而，拉美的情况并非个例，世界各地不难找到它的“难兄难弟”。世界银行发展研究课题组2001年发布了题为《增长而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巴基斯坦案例研究》的报告（Easterly, 2001），报告指出，1950～1999年，巴基斯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它得到援助者和国际组织的大量援助，拥有受到良好教育并表现不俗的精英和海外侨民。但是，巴基斯坦在大多数社会和政治指标上一直达不到与它收入水平相适应的预期高度，包括教育、健康、卫生、生育率、性别平等、廉洁、政治稳定和民主等。这些指标的改善总是不及人均GDP增长的速度。男女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正因为如此，即因为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该报告把巴基斯坦这种模式称为“增长而不发展”。

某些对印度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印度：增长而不发展：宣传和剥夺》（Samuel, 2002）一文表明，印度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1992～2001年达到6.4%，而印度的政策制定者也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宣布，经济增长导致贫困率从1993～1994年的36.19%下降到1999～2000年的26.10%。但是，该研究认为，这种宣传完全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印度人口中有44.2%的人以每天不到一美元为生，根据《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印度人类发展指数（HDI）仅仅为0.571，位列世界第115位。总之，印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扩大了。该研究的结论是，增长而不发展将深化不平等，从而产生危险的社会政治后果。

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也能提供一个现成的增长而不发展案例，有学者把这种增长模式叫作“内卷式”发展，因为它根本没有生产力的突破（黄宗智，1986。相关争论见黄宗智，2003）。当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资本化程度不断提高时，长江三角洲却正往更高的劳动密集化这一相反方向演变，结果是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亦即出现了所谓内卷模式。

黄宗智（2003）认为，内卷式增长使长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这体现在单位面积的产出及其支持复杂的城市网络、发达的国家机器和成熟的精英文化的能力。但这种发达的状况是依靠单位面积上极度的劳动密集化、单位劳动的低度资本化以及单位工作日的较低报酬实现的。农村家庭工业几乎仍然完全维系于旧式的家庭农场经济，二者都是生存的必要支撑，缺一不可。这样一种内卷式增长与发生在英国的那类转变无法相提并论。英格兰的经济出现了五大变化（革命）以及矿（煤）业的早期发展，即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新型人口模式、新型城市化、新的消费形式以及大量的煤炭产出。但所有这些在18世纪的中国或长江三角洲都没有出现。这里所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源头，而是19世纪巨大的社会危机的根源。以丝的生产为例，农民以额外的劳动时间生产丝，虽然报酬率在下降，家庭收入却能够得到增加。作者把这种内卷化的概念清楚地表达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那么，有没有相反的情况，即有发展而无增长，或者发展程度超过经济增长通常所能预示的水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历史上，西方大国并不是依靠GDP的逐年渐进或数量增长而发达致富的，海外掠夺殖民地的所得，与本国技术革命一道，为它们的所谓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韩国经济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似乎主要也不是依靠经济或GDP的渐进式增长，因为即使几十年维持较高的经济年增长率，似乎也并不能使它们变成目前这样的发达国家或者接近发达国家的状态。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同样维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中国迄今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并且，国家领导人还宣布，这个阶段至少要持续100年。相反，日本、韩国却能够在类似的GDP增长基础上，更早地摆脱这个“初级阶段”，进入发达或准发达国家的行列。还有，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国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一再下降，有人提出一旦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就会降低国家竞争力，所以必须继续压低劳动力价格，而同样作为后发国家，日本、韩国却在进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由政府提出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非但没有降低它们的竞争力，反而提升了人力资本价值与国内产业结构，提高了竞争力。

社会发展超越经济增长水平的历史实践，在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在内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更为鲜明和突出。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指标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更加优越。这些国家的“超前”社会进步得到了世界公认。

不过，对各类成功实现了“超前”发展的历史经验，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才能做出更科学的结论。

八 结语：认识有待深入，道路仍需探索

在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上，学术界直到目前还远没有形成所谓共识，不过，除了那些坚守某些新古典经济学教条、以研究增长为主业的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之外，笃信增长等同于发展的发展观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参见Fine and Jomo, 2005）。理论研究和历史实践更倾向于表明，增长不等于发展，而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也不等于一个好社会。

在实践中，实现了发展的成功案例直到今天仍然寥寥无几，仍然局限于世界极少数国家。但是，在如何成功发展的问题上，当今的主导思潮似乎明显落后于认识和观念的进步，尤其在政策制定者中间。直到今天，把GDP增长等同于发展的情况仍然十分常见，以至于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的政府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似乎仍然相当流行，尽管以往和现在的结果往往或者是既无增长也无发展，或者是有增长而无发展，在实现发展目标上屡战屡败。这表明，认识有待深入，道路仍需探索。

综上所述，在增长和发展问题上，主要的观点或流派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最保守、最落伍的偏颇立场是那种把经济增长甚至GDP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立场。可惜的是，如果说这种思路在理论上越来越站不住脚，但它在中国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例如，不少人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而增长往往进一步被简化为GDP增长，于是，在不少地方，GDP增长成了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具有让一切为之让路的优先地位，结果，非但社会公平、人的发展以及资源环境成了牺牲品，就是在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技术改造和创新、人力资源的培育等，如果被认为影响眼下GDP增长，也统统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这种增长，注定与发展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事实上，与把增长等同于发展相比，把GDP等同于增长进而等同于发展离真理更远。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它不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指标，本身并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动态，况且，作为一个衡量指标， GDP本身存在许多重大缺陷，例如，它不能反映没有纳入货币流通过程的经济活动，只反映当年产出的流量而不反映不计入成本的人工和自然财富存量的损失，更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质量”改变等。

第二，认为发展包含但不限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只反映一个阶段内经济领域的数量变动，而发展则表明社会总体状况的改善，体现的是经济增长的实际成效。具体来说，发展意味着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人民福祉的全面改善和提高，人口各种能力的全面增强，简而言之，发展应该指经济/技术、社会/人文、文化/文明的全面进步。这种社会进步或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或与经济增长相联系，但它不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还意味着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可能是当前历史条件下大多数人认可的一种发展观，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奋斗目标。

以这种发展观为指导，衡量发展中国家是否发展似乎主要应考察以下两方面的进展：一是“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国改革前提出的强国目标；二是人类社会发展指标，这是联合国提出的、目前得到公认的社会发展指标。此外，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和速度也应该成为一个衡量标准，例如，接近这个目标的速度越快，就可以认为发展的成就越大。

第三，认为在现存世界经济结构中，即使以上那种广义的发展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这种立场对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发展主义提出批评，认为应该批判和抛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框架中谋求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以追求平等而不是经济增长作为优先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各国和世界范围的人类共同发展。无疑，这是目前比较激进的发展观，正由于激进，它难免遭到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更难以为视“增长/发展”为使命或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政府所接受。但是，这种立场观念也许更接近真理，更能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因此，有可能指明了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类社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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