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国“欧洲均势”与法国“天然边界”两种欧洲外交大战略的对抗及其理论意义

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英法在欧洲大陆也呈现一种富有深刻内涵的外交关系，概括来说就是“欧洲均势”和“天然边界”的尖锐冲突。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一语道破：“关于英法关系，我最了解的就是中间隔着大海。”乔丹也认为：“影响英法外交政策的因素主要集中于两点：首要的是地理上，其次是心理上的，然而心理本身在某种方式上也受到地理位置不同的影响。”在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反复向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强调：“你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有不同的心理：你们居住在岛上，以大海为堡垒；我们居住在大陆上，边界形势严峻。”

如上所述，历史上英法一直在为争夺霸权而进行激烈的对抗。英国由于岛国情结一般不卷入欧洲大陆的纠纷，而是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只有当欧洲大陆出现一个霸主，并足以威胁英国的海洋利益时，英国才挺身而出，联合欧洲大陆其他力量来消灭这种霸权，并使欧洲大陆处于“均势”状态。法国无疑是欧洲大陆冲击霸权频率最高的国家，因此它就成为英国多次“平衡”的对象。法国之所以屡次破坏欧洲大陆的“均势”，是因为它认为地理位置使其处于一个最不安全的境地，因此必须不停地寻求自己的安全和“天然边界”。因此两国的矛盾爆发率是最频繁和最持久的。尽管英法的矛盾不像法国与其他邻居的矛盾那样直接，但是双方的每一次冲突都是激烈的，甚至超过了法国与陆上邻国的碰撞。这一点只能这样解释，即由于两国独特的地理特点而形成的外交战略导向使得两国矛盾不可调和。

“天然边界”政策是法国外交政策的一把标尺，法国保守的看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法国对“天然边界”过于执着的追求往往变质成侵略和霸权。对此历史学家安东尼·亚当斯维特一语道破：“对法国来说，安全和霸权是同义词……只有霸权才能确保持久的安全。”这一点尤为英国所忌讳。早在19世纪初，英国资深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时常站出来提醒英国人民说，法国的势力已突破它的“天然边界”——以居民语言为界限的边界，这说明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维持欧洲“均势”，而是要称霸整个欧洲。

这种矛盾在僵持当中找到缓和的契机。当法国不对英国海洋霸权构成威胁，并且在欧洲大陆又出现一个霸权国家时，法国和英国反而能够站在一起，共同维护各自的利益，这一点在欧洲历史上并不鲜见。不过英国外交政策的实质仍是不变——联合一个或几个国家反对霸权以维护均势。尤其是在一战前，德国成为新兴欧洲大陆霸权国家时，英法就结成同盟，并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这个霸权国家。对于一战爆发问题，英国学者洛斯·迪金森（Lowes Dickinson）在《欧洲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深刻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既不是德国也不是其他大国，真正的罪责在于欧洲的无政府状态为国家获得高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力量酿造了巨大诱惑”。

迪金森的论述让我们认识到英法外交政策背后的本质，即“欧洲均势”和“天然边界”所包含的深刻的国际关系理论原则。

英国和法国在漫长历史中都经历过强盛和衰弱，它们都知道国际政治的现实游戏规则，也深深懂得现实外交的意义。英、法两国外交是与现实主义外交一脉相承的，两国的外交家们在思想上继承了近代外交学之父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崇尚国家实力，这种思想经过黎塞留、拿破仑、霍布斯等人的不断完善，形成完整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并对英、法两国乃至整个欧洲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当代西方现实主义外交代表的米尔斯海默在回顾英法几百年的外交时总结道：“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止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的唯一大国。”他尤其强调，“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因为再没有其他国家能严重威胁此类巨无霸”。“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一战后英、法两国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即利用战胜国的身份来获得最大的安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

众所周知，一战后法国的安全问题是战胜大国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战后法国虽然损失惨重，但它掌握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陆军，有潜在的成为霸权国家的可能。一战中巨大的损失和英国潜在的遏制倾向令法国有些放不开手脚，但对不安全状态的恐惧及求生的本能使法国屡次铤而走险。米尔斯海默说：“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法国就是这种写照，一战后它在寻求安全未果的情况下，与英国缔结保证条约又遭失败，所以它力图冲破英国的均势遏制而单独寻求欧洲的优势地位。法国之所以多次采取主动行动，是因为“缺乏一个使受威胁的国家向其寻求帮助的中央权威，因此，国家彼此间具有更大的防范动机。另外，除了有第三方的可能利己因素，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惩罚侵略者。因为有时很难遏止潜在的侵略者，所以国家很不信任他国，而是做好与它们战争的准备”。法国从未放弃获取保卫本国生存的安全边界，甚至是欧洲霸权。

英国情况正好相反，虽然战争使它也受到损失，但大英帝国所获海外利益已达到扩张时期的巅峰。作为几个世纪以来一个具有浓厚“商业扩张和领土扩张”色彩的民族，它已经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作为战争中走出来的受益者，英国要做的就是维护好现状，不被那些不满意的胜利者和战败者颠覆，尽量维护自己在欧洲的霸权，这是它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压倒一切的目标。

其具体做法就是，英国政治家更关注自己的切实利益，而忽视道德义务。这种做法在外交大战略上的表现就是让自己做不负责任的“离岸平衡策者”：既要维护霸权又要阻止潜在的可能出现的霸权。卡尔早在1939年就说过，欧洲大陆国家把讲英语的民族看成“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

英国首相鲍德温在1923年11月的讲话很准确地概括了战后英国人的想法：“不列颠帝国在外国的利益首先是经济的和商业的。当我们谈到和平是最大的英国利益时，我们指的是英国的商业和贸易，这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是重要的，并在和平的条件下最为兴旺。”那么英国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1926年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或者更多一些。我们唯一的目标是保持我们所要的东西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事实是战争和关于战争、争吵和摩擦的谣言，无论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都会给英国的贸易和财政利益带来损失和损害……英国的贸易和英国的财政是如此多方面和无处不在，以致不论扰乱和平的后果此外还有哪些，我们终归将是遭到损失的人。”因此，英国对大陆法德矛盾，尽量以协调为主，平息矛盾，保证欧洲和平，同时坚决反对法国的霸权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