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长江流域城市群研究状况

长江连接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其干流通航里程达2800多千米，是举世闻名的“黄金水道”。长江流域是中国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地区，对中国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江经济带是潜力巨大的区域经济增长带，这一经济增长带升级为中国经济新支撑带，为长江流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机遇。为响应国家战略，推动自身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各地学者们对长江流域发展进行了广泛讨论，积极寻求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关于长江经济带的范围和形成条件

1．关于长江经济带的名称和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实施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地处我国沿海经济带上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得到了超常规发展，带动了全国经济的繁荣，而作为我国除沿海地区之外的另一条发展主轴线的长江沿岸地区，其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提出则相对较晚。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由此，长江经济带建设开始进入实质性启动和加速发展的新阶段，1992年成为长江经济带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始点。尽管在长江流域内存在一个完整的大尺度的经济单元是公认的事实，但学术界对这一经济单元的具体空间范围和名称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先后提出了多种名称，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有11种（见表1-1）。

2．长江经济带的形成条件

区域经济学理论指出，经济带形成的基础是产业带。产业带是在特定经济空间中，由众多相互配合、协作密切的产业部门，围绕资源富集区、中心城市或者交通方便的区位（或节点）而集聚，所形成的由线状基础设施和若干大小不等的中心共同组成的，具有共同内在经济联系的产业集聚区域。陈修颖（2007）认为长江经济带是兼顾自然地理、人文脉络、经济区的整体功能和行政区的完整性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一种经济区形式，它是以流域为基础、以长江为纽带、以城市经济区为基本单元的宏观协作经济区。罗祖德等（1998）指出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的一条资源带，是一条能源带，是一条产业带，是一条城市带，亦是一条中国的财富聚集带（约聚集了全国1/2的财富）。

（二）关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协作机制

1．发展战略

段进军（2005）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分析长江经济带的联动发展。他认为从横向来看，重点要突出以上海、武汉和重庆为中心的三大区域的特色，并要进一步推动这三大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为实现长江经济带的整体联动发展提供动力；从纵向来看，就是为长江经济带的联动发展提供制度、市场、交通等条件，还要充分重视企业和企业集团在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陈友国（2001）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应该放弃建立中心城市的做法，而要努力实现跨江的多层次的经济发展区，即把距长江两岸各200千米的地区连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在以主要城市为基础的前提下发展沿岸广大地区经济，从而出现多层次的经济发展区。他认为接近和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可以建成若干卫星城市，并促进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唐辉和杨新梅（1999）提出以沿江中心城市为重点，以水资源联合开发利用为突破口，构筑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综合运输网络带和长江商贸走廊，建设旅游文化组合纽带和沿江科技开发协作纽带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共同发展的基本思路。朱英明和姚士谋（1999）通过以回归分析的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农村人口转化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人口的转化：近期内要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非农化转移并重的战略，中长期内要将大中城市打造成吸收农村人口的主力军。辜胜阻等（1997）认为进行长江流域经济开发有利于缩小我国东、中、西部差距，能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2．协作机制

沈玉芳等（2000）研究了上海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在各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的区域间的经济协作及其协调机制的问题。他们认为，首先要从市场准入、建立合理的要素流动机制、建立跨地区融资机制、建立恰当的中央政府行政调控机制、建立跨地区的协调机制等方面入手来营造区域合作的良好环境；其次，要以市场手段和中央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方法来协调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李靖等（2003）探讨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发展的意义及其可行性。他们认为，应当加强中央与地方共同组成的协调机构的协调力度，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减少政府没有必要的干预，促进区域市场的优化，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措施。

3．空间布局

陈修颖和陆林（2004）对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形成基础及优化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各个空间结构单元的区域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他们还运用拓扑分析的方法分别对1984年和2003年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交通网络的通达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交通网络的迅速优化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链接，2003年空间结构的紧密程度远较20世纪80年代初要高，尤其是上游地区，空间的封闭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并且发现今后要进一步改善长江经济带的交通网络结构特征，提高环度比改善连通性更为重要；而对于空间结构的优化而言，他们认为其重点在于空间管理体制的创新、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优化以及通道的优化三个方面。陈修颖（2007）认为，当前长江经济带形成了特殊的条状的核心—外围—边缘结构，而核心就是指上海—武汉—重庆核心。这种空间结构的本质特征是经济带发展空间极化作用的结果，集聚仍然是经济带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主流力量；加快提高经济空间结构的整体性，加强空间链接，尤其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各次区域的进一步链接，对最终实现整个长江经济带一体化至关重要。这些学者对研究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战略、空间布局以及协作机制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4．产业结构

彭劲松（2005）对长江上游经济带产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区位熵和产业贡献率的计算结果来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以及优先发展的产业。他认为，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产业布局应遵循这样的思路，即以长江水道、成渝线、宝成线、渝黔线、渝怀线等高速公路（铁路）构成主干发展轴线，并依托重庆、成都两个特大型城市以及发展轴线结点和端点中心城市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增长。陈雯、周诚军等（2003）对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下的中游地区产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地区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地区之间缺乏有效的产业关联与协作，区域整体效益差。他们判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区域经济势必在市场作用下走向一体化，而产业间的联系也将日益密切。在此前提下，他们提出要将中游地区打造成为区内进口替代——面向区外市场的农业和制造业的半成品和最终产品的加工基地。

（三）关于长江流域经济城市群的研究进展

1．长三角城市群

丁三青（2006）通过对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对徐州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地区界限、体制界限和行业界限日益成为制约我国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三大障碍，也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钱芝网（2006）通过对长三角经济圈区域物流一体化的研究认为，只要长三角各市能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局出发，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区域物流资源整合为抓手，统一规划，加强协调沟通，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物流的一体化，并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长足发展提供保障。金春良（2005）的研究表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存在着行政招商引资的无序竞争和重复建设、产业重构以及各中心城市地位不突出的三大障碍，并认为长三角地区只要坚持市场主导，就能逐步克服重复建设带来的弊端，形成各城市间合理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体系，其前提在于政府要成为这一进程的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

汪祝龙（2005）分析了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状、产业布置与分工的模式以及阻碍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促进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对策：一要进行统一的战略规划；二要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三要建立推进长江经济一体化协调委员会；四要制定长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五要加快沿江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等等。陈湘满和刘君德（1999）提出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促进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的观点。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献虽然将研究区域范围扩大到整个长江流域，但就其研究程度而言则是较为初步的。

2．成渝经济区

李迅（2008）对成渝经济区形成及发展的基础进行研究，认为成渝经济区形成及发展有着法律政策、历史文化、地理区位、资源和产业五个方面的基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2010）对我国区域经济规划现状及成渝经济区发展远景进行研究，认为成渝经济区与沿海的差距仍然较大，但这种差距将随着核心经济圈发生多元化调整重组而趋于缩小，竞争将更趋激烈，所以成渝经济区只有找准战略定位，加快区内资源整合，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才能在区域竞争中胜出。刘朝明、董晖和韩斌（2006）对西部增长极与成渝经济区战略目标定位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成渝经济区要成为西部区域增长极的最基本条件以及实现区域发展转型和可持续成长的可行途径是破除行政区域的界限，按同质产品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王海芬（2010）对推进成渝经济区产业融合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要很好地推进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就要促进成渝经济区的产业融合。李文东（2009）的研究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利用危机对经济结构的倒逼机制，来实现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发展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孙继琼等（2006）对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较为分散，优化其规模结构已势在必行，提出重点发展特大及大城市，特别是重庆和成都两个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壮大小城镇的发展方针。薛宗保（2011）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成渝经济区进行的研究表明，一个城市要有较高的城市流强度，就要有较高的总体实力，还要有较高的综合服务能力，而要实现城市群全面均衡的发展就要提高城市流强度。

3．“中四角”长江中游城市集群

（1）武汉城市圈。

辜胜阻、易善策和李华（2007）对武汉城市圈与东部三大城市群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的基石是工业化，要推进城市群建设就要深化产业分工，要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则需要培育地区创新精神并依靠技术创新来发展产业集群，还要在城市群建设过程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王昌兴（2004）对武汉城市群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武汉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内在经济联系，构建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的产业结构体系；还认为武汉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是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曾翔旻（2003）认为武汉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加强政府引导，以市场推进为主的发展模式，其发展定位是在推进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基础上的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健康的发展。方创琳和蔺雪芹（2008）认为武汉城市群是我国东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纽带，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出建设生态型城市群的总体思路，将其总体发展定位为内陆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提出延伸十大优势产业链，建设具有区际意义的15个产业集群和7大特色产业带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思路；提出武汉城市群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作方案。赵伟（2006）对中部地区崛起的城市群战略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中部城市群发展还不成熟，还处于初期阶段；还认为有必要把包括武汉城市群在内的中部城市群发展提升到战略层面。

（2）长株潭城市群。

董力三和张文佳（2006）对长株潭成为中部新增长极进行分析，认为构筑长株潭经济增长极将形成带动全省城乡和谐发展的综合中心，有利于同一空间布局，有利于促进分工协作和整体经济发展；长株潭经济增长极的建立是可持续增长的保障，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能够拓宽我国战略腹地。孙红玲（2007）认为通过政府力量引导和启动长株潭“3 +5”城市群建设，关键是要抓紧实施打造长沙中心城市、建设一个半小时通勤圈和对都市圈内城市功能定位三大工程，做到在推进新型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强大的产业体系、先进的创新体系、完善的市场体系、快捷的物流体系和现代交通通信体系。刘茂松（2008）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进行了思考，认为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创新，即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冷红（2011）认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尽管势头良好，但也存在管理不协调、经济发展总量和速度有较大差距、资源不足、污染严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统筹规划城市群、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利用区域人才优势等举措，形成可持续的区域创新体系。陈雯等（2003）对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进行优劣势分析后，认为应以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为契机，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在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服务、城乡空间、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全方位联合。在继续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扩大产业规模，提高产业层次，引导分工协作，合理资源配置。此外，还需治理污染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市。

（3）皖江城市带。

陈晓华和张小林（2006）在研究中指出融入长三角是皖江沿江城市空间整合的前提，实施跨江发展战略，建设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制造业基地，构建与长三角接轨的基础平台，打造“马芜铜”核心增长极，是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皖江城市空间整合的主要策略。程必定和袁宏（2010）认为要体现中国区域发展的时代价值，有效承接产业转移，皖江城市带应在化解产业转移“区域黏性”上有新突破。王洋（2010）的研究表明皖江城市带具有重工业发展快速、长三角经济圈带动、国内外资本和产业转移步伐加快等优势，也面临着产业区域竞争态势日趋激烈、与长三角发展落差扩大、环境和生态压力逐渐增加、市场机制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等问题与挑战。李停（2010）则从晋升博弈分析的视角出发，研究皖江城市带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问题，发现政府官员对于区域整合和合作的努力激励不足，对无益于区际整合和合作的努力激励过度，区域合作空间很小。他认为加强皖江城市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合作，需要建立干部离任责任追查制度，逐渐淡化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主导作用，建立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机制。马怀礼和刘保满（2011）对汽车产业、冶金及金属加工产业、建材及新材料产业、电子电器产业、造船产业和旅游文化产业的整合做了分析，指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产业整合应加强组织领导，协调区域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建立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探索服务融入的体制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4）环鄱阳湖城市群。

麻智辉（2006）认为要加快江西在中部崛起，必须构建以南昌为中心，九江、景德镇、鹰潭为次中心的环鄱阳湖城市群，整合区域内经济、文化、科技和资源优势，加快区域交通、产业等市场的一体化进程。黄新建和廖汉鲁（2008）通过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城市群发展经验，结合江西在“十一五”规划中的目标和中部崛起的要求，从多个方面厘清现存的矛盾和问题，并从调整行政区划、优化功能布局、大中小城市配套发展等八个方面对构建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进行了探讨。赵黎黎和黄新建（2008）认为加强环鄱阳湖城市群空间的经济联系，应该构建一体化的环鄱阳湖城市群基础设施，建立环鄱阳湖城市合作机制，以信息化带动产业化。刘耀彬和刘玲（2011）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群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全面分析，建议在区域内形成统一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和辐射作用，重点发展低碳经济，做好区域间产业转移、转换工作，以新兴工业化推进城市群建设质量，增强城市群建设的开放程度，增加教育投入，建立统一的环境监督体制和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图1-1是长江流域的城市群。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1．总体研究涉及内容繁杂

通过文献调查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转移、区域合作、区域经济差异、区域不平衡和协调发展以及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政策建议等方面。因此，正确分析和认识长江经济带在1992年以后的发展变化，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

2．研究依然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发展中心城市，通过中心城市来带动经济带整体的发展，但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发展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各地区如果要制定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考虑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协同发展。其次，在协作机制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市场、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这些市场影响者的良好协作能够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形成。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调节机构的协作，可以建立更好的政策环境，使长江经济带的企业和市场得到良好的发展。再次，在长江经济带空间布局方面，现有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空间布局应该主要从空间管理体系、城市体系以及通道这些方面进行考虑。另外，上海、武汉、重庆这些核心城市所形成的外围和边缘地区的聚拢效果对促进长江经济带空间布局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最后，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方面，上述的研究综述主要表明长江流域产业关联和协作性不强，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逐渐加强产业间联系。

二 新型城市化研究现状

“新型城市化”是我国学者提出的概念，目前还未得到国际学者的普遍认同。如果从时间尺度上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内首次发表有关新型城市化的文献是康就升于1985年6月30日在《人口学刊》上发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村人口城镇化》一文（这呼应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时间），随后发文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如果从文献来源结构看，国内的新型城市化研究发文主要来源于《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28314篇）和《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14530篇），反映出国内新型城市化研究不仅得到学者的重视，也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

（一）现有代表性观点的综述

1．关于新型城市化的概念研究

新型城市化的概念提出大致可分为四种思路。第一，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新型工业化的提出必然也对城市化的发展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工业化是内容，城市化是工业化存在的空间形式，类似于新型工业化的内容，新型城市化是能够集约利用资源、促进人口地域和劳动力职业有序转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适宜居住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陈永国，2006）；新型城市化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新”在科学发展、高效集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特色鲜明、城乡统筹（杨帆，2008）。按照传统观点，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因此，用新型工业化中的“新”是有一定依据的，但又是片面的，因为单向的工业化影响城市化理论是对城市化初期阶段的反映，当城市化跨越初期阶段后，城市化反而推动工业化升级，城市化的演进不再主要表现为工业比重上升，而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正如钱纳里-赛尔昆模式所揭示的一般趋势一样。仅用工业化内涵来定义是不够的。第二，新型城市化立足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推动农村发展的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有利于消除传统的城乡社会经济利益矛盾，突破传统城市化的生产要素约束，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曹萍，2004）。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不但要看速度、数量，更要重视质量，实现城乡良性互动且协调发展（朱铁臻，2008）。新型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化的最大区别是公平，二元经济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的经济问题，虽然贫富差距普遍存在，但是二元经济矛盾却导致了机会的不均等与差别化。第三，新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结构转型和创新，它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文化结构四大结构的城市化转型（程必定，2008）。第四，新型城市化具备循环和生态特征，重在城市功能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发展模式由二维转变成三维（张静，2004）。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原新等，2006；彭红碧等，2010）。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

2．关于新型城市化的测度研究

新型城市化作为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是科学的城市化，是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全新城市化理念，也是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提出的全新城市化战略。由于理解不同，学者对新型城市化的测度明显存在不同，目前存在三大类测度指标体系。第一，中国科学院测度体系。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牵头完成的研究成果《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战略背景、战略选择、战略依据、战略内容和战略目标，同时，拟定了衡量和测度新型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中国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CNUIS）由城乡发展动力、城乡发展质量和城乡发展公平三大系统，城乡基础实力、城乡统筹能力、城乡竞争能力、城乡自然质量、城乡人文质量、城乡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水平、城乡制度建设八大状态和资源禀赋指数、经济规模指数、工业发展指数、基础设施指数、财政统筹指数、投资统筹指数等21个变量及人均土地面积、土地资源占全国份额、水资源占全国份额、GDP占全国份额、人口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DP密度等50个要素组成（牛文元等，2009, 2010）。第二，浙江政府测度体系。杨帆（2008）认为新型城市化既要借鉴世界各国城市化经验，也要继承中国城市化好的做法，更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由此提出从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城乡一体五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董嘉明等（2008）强调推进新型城市化要坚持集约、和谐、统筹、创新发展四个原则，由此建立了经济集约发展、社会和谐发展、环境友好发展、功能优化发展、城乡统筹发展五个方面30个指标的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第三，典型性指标测度体系。李红波等（2011）将新型城市化的内涵理解为“资源集约化、城市现代化、城乡统筹化”的城市化，由此建立了3大方面6大类22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江苏省的新型城市化进行了测评，并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思路；王承强（2011）在界定了新型城镇化和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得出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的基本框架，即包括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在此基础上，遵循既定的指标选取原则，构建了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徐君（2012）在对中原经济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中，提出了从城市化人本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来构建新型城市化的指标体系的思路和评价方法；曾志伟等（2012）在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度内涵的基础上，从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新型度的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和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构架了新型城镇化新型度的定量化评价思路和框架。

3．关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从两个方面对此展开研究。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作用的。蒋满元（2005）研究了城市化与经济结构演变互动机制的逻辑模型，认为在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逻辑模型中，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良性互动关系。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经济支持，而城市化又为工业化的有效与有序进行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依托条件。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的辩证逻辑表明，工业化是内容，城市化是形式，工业化的特点决定了城市化的形态；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的现实经验表明，二者的协调推进并不是指二者同比例、等速度的发展，而是有一定的范围。在我国，既然作为内容的工业化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演进，那么作为形式的城市化也应向新型城市化发展；同时，作为形式的城市化对作为内容的新型工业化有反作用（陈永国，2005）。柯映红（2005）探讨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市场化相关联。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和发展战略转向新型工业化，既奠定了城市化的体制基础，也强制解构了与传统工业化、城市化相依存的制度安排，诱致与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相匹配的制度安排，进而实现了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替代（季小立等，2007）。第二，地区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余华银等（2007）对安徽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理念是以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为特征。李秀霞等（2007）对吉林省人口城市化与经济社会的关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吉林省人口城市化超前经济发展的结论，认为以后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工业对城市化的动力作用，注重城市化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杨烨军等（2012）建立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方法计算2000～2008年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水平、新型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并运用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计量分析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促进了新型城市化的加快发展，新型城市化也推动了新型工业化进程，两者互为Granger原因。

4．关于新型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关系的研究

产业结构与新型城市化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来丰富城市化的内容和形式，影响着新型城市化。陈甬军（2004）研究表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持续发展，会协调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蒋满元（2007）认为三次产业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的充分发展才能加速城市化进程；程必定（2005）认为空间联系的加深，城乡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导致城乡产业结构的联动调整，同时产业结构的创新对城乡经济具有推动作用（姜永生，2008）。第二，新型城市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陈明森（2004）认为正是城市化的发展缺陷使得城市化产业结构存在偏差，表现在城市的内部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偏低。朱烨等（2009）认为新型城市化是在内涵与外延发展方式下逐渐形成的城市-区域变换过程，以信息流、技术流等实现空间网络交流，使地理摩擦大大减少，减少信息搜寻与交易成本，共同促进公共技术创新，加快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扩散等，最大可能地利用范围经济和分工效应。第三，产业结构与新型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关联。安虎森等（2005）结合国外经验，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产业结构变化是城市化的前提条件，而城市化进一步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

5．关于新型城市化道路与战略的研究

关于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城市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和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上。第一，芝加哥学派和洛杉矶学派比较。基于工业城市发展而阐发的、推崇单核城市发展的芝加哥学派，让位于力主多中心的洛杉矶学派的现象可为借鉴。如果能在这些单核城市发展过程中尽早向多中心格局过渡，同时防止地方政治零碎化倾向，则有助于优化区域经济资源配置，大幅度提高城市化的社会经济效益，减少浪费，少走弯路（王旭，2006, 2009）。第二，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基本上有三派。第一派认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展。以前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道路有过争论，主要是讨论我国城市发展方针，争论者基本上都认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展。第二派认为应该走都市圈化之路。原新等（2006）提出，都市圈化是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牛文元（2009, 2010）提出在新型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中，发展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和乡村“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有效空间镶嵌体，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新型城市化的高级演替形态。第三派认为应该推行大都市区化。沈南生（2007）认为构建大都市区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最佳选择。王旭（2006）认为美国的新型城市发展时期就是大都市区化阶段。城市化大致可分传统城市化时期和新型城市发展时期。如果说，传统城市化的典型是英国，那么新型城市发展的典型则首推美国。陈甬军等（2008）针对这些争论，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并对发展目标进行了预测。第三，对城市化存在阶段性、地域性的道路选择研究。城市化特征的地域差异反映出城市化阶段性。原新等（2006）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尚不能说已经像发达国家那样从整体上进入了都市圈时代，但沿海地区可以说已经或正在进入都市圈时代了。因此，准确地说，中国的都市圈化，应该对应于中国沿海地区，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还是要提倡城市化。沈南生（2007）建议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不能简单、盲目地仿效三大经济圈的做法，而是要根据各地区大中小城市及城镇体系的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的规模结构，来制定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自身的城市化道路。地域性与阶段性相联系，不同地区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城市化模式也不同。

6．关于新型城市化促进政策研究

关于新型城市化的政策研究着重讨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区域规划三个方面，此外政府在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也得到讨论。第一，技术与制度变革和创新。魏娟等（2008）以创新理论为出发点，构建了新型城市化支持系统，以此提出快速推进“十一五”时期江苏省的城市化进程。姜永生等（2008）系统阐述了新型城市化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即城乡统筹的城市化、集约发展的城市化与和谐发展的城市化，由此从结构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角度对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和政策选择进行了研究。仇保兴（2010）在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城市化的12条发展对策。徐光平（2011）认为“十二五”时期，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妥善解决好二者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迁村并居的推进问题、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等；其次，要深入研究二者协调推进的环境条件、动力机制和成功模式等；最后，要重点探讨二者协调推进的对策措施，以指导实践工作。陈建军等（2009）分析了“两型社会”背景下武汉城市圈新型城市化道路中人地矛盾、产业结构、城乡差距及生态退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两型”角度提出土地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和环境服务城市化等具体建议和措施。程必定（2012）考察中外城市化的演变史发现，城市化道路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如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方向，应该是走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第二，区域规划创新。邹军等（2010）从城乡统筹和规划协调视角指出城市群战略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因而从都市圈、城市群核心城市、城市群外围点状地区等不同尺度提出了区域差异化政策和规划策略。第三，关于城市化中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城市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不可替代的作用（傅恒杰，2007）。吴江等（2009）专门研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各地都有政府的城市化指导意见和具体的政策措施。如2006年8月8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第三次专题研究推进城市化的会议上，提出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浙江省推行的城市化政策有：全面取消县（市）级以下地区的户口迁移限制，有些地方实行了新的人口管理制度，在社保、医疗、就业、教育、培训等方面，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同等待遇，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向农村延伸（董嘉明等，2008）；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使户籍呈现三市一体化特征。2007年11月，长株潭三市户口迁移条件放宽，购房落户标准实现统一。

（二）现有代表性观点评价

1．研究的不足

总体来说，尽管新型城市化或者新型城镇化方面的文章近几年层出不穷，不过多停留在政策解读或是初步论述上，真正涉及理论内涵、推行道路探寻以及具体实施方法的文献不多，而从经济角度能深入分析的文章就更是凤毛麟角。当前，对于新型城市化的内涵、评价、路径选择和战略实施应该在包容性发展的理论框架下统帅，借鉴国外在建设现代化城市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多种因素出发分析，但是目前还未出现此类文献。

不仅如此，现有学术研究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第一，新型城市化主要评价标准转移到了城市的人口的城市化。新型城市化的标准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新型城市化主要在于转移到城市的人口的城市化。一般认为，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市，成为城市人口，接受城市的文化，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这就是城市化了。但这个可能在真正成为城市人方面有点距离，这只是暂时的，慢慢就会完全适应；就算一直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这种情形可能是针对农民工而言，农民工存在是否真正城市化了的问题。可见，新型城市化应该不主要看这些转移到了城市的人是否真正变为城市人。因此，新型城市化的主要评价标准为转移到了城市的人口的城市化，值得商榷。第二，新型工业化决定新型城市化。一种意见认为，新型城市化主要是由新型工业化决定的，新型工业化决定新型城市化。我国主张走新型城市化的道路，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已由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开始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决定了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工业化是内容，城市化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工业化进程中企业或项目决定了城市的性质和规模；工业项目及其配套产业的规模及发展速度决定了城市的容量和发展速度；大、中、小城市之所以产生和分布，归根结底是工业化进程中技术、设备、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聚集自然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意见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相互作用的，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城市化促进工业化。显然，不敢赞同“工业化由传统变为新型、城市化也就由传统变为新型”这一逻辑。如按此逻辑，在研究为什么推进新型工业化时，不就可以说是因为城市化变为新型城市化？新型城市化其实是对过去城市化的“拨乱反正”，回归到真正的城市化，实施应有之义的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既是人口城市化，又是城乡一体化。新型城市化反而对工业化提出了要求，即当前我国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日渐受阻和信息化浪潮的不期而至，导致城乡新旧二元经济的双重叠加，城乡二元经济转换日益困难。基于此，在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应导入新型工业化的理念。因此，新型城市化由新型工业化决定这一观点仍值得商榷。

2．研究趋向

目前关于新型城市化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新变化。第一，城市化关注重点发生了转移。城市化的关注重点由城市变为农村、从有形变为无形，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过去的研究是从地域去思考城市化，考虑人的空间迁移。新型城市化除了考虑这个因素外，可能更多地考虑迁移到城市的人和农村居民的变化。尽管已经转移到城市，但由于其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与城市水平相差甚远，在城市又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这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人口；相反，有些人口尽管还没有转移到城市，但由于其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已经接近城市水平，应当称为基本城市化或准城市化。第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在于新型城市化。不少学者发表了文章，论述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必须靠新型城市化，这是一个创新。过去认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就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新型城市化包括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在于新型城市化，是可以接受的。第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市化紧密关联。新型城市化更多地关注农村，因而新型城市化自然与新农村相联系。新型城市化并不只是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减少，除此之外，农村也不断发生变化。而新农村建设就是使农村发生重大变化，据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