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文化资源空间

西藏高原地域辽阔，自然条件独特，是地球上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它特殊的自然环境、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对人类文化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是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地区，其独特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和悠久的文化历史，都与其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上也呈现出独特的态势。

从迄今为止不完全统计的西藏自治区全区文物点发现情况来看，共有近5000处文物点，其中大部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后期的全区文物普查中发现的。这个数字与全国其他各省、区、市相比较，显示出西藏文物点的分布密集程度显然是较低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虽然西藏地域辽阔，全区的面积达12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8，仅次于新疆居全国第二位，但是，由于地广人稀，高寒缺氧，自然气候恶劣，因而是典型的人口低密度地区。据2012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西藏现有人口总数约为307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2%，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为2.4人，是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人口数量最少，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了西藏文物点在绝对数量上也同样为全国平均分布密度最低的地区。

但是，另一方面，西藏的文物点在分布规律、类别与文化内涵等方面，却又具有自身极其鲜明的特点。众所周知，古代人类的活动及其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与西藏高原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西藏高原的古代人类也明显具有对环境的选择与适应性特点，这些特点都同时反映在西藏各类文物点的分布状况上。

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可以大致将西藏高原划分为下述三个主要的地理单元。

一是以藏北“羌塘”高原为主体的高原湖盆区，这个区域包括南、北羌塘山原湖盆和昆仑山区，约占西藏自治区总面积的2/3，由一系列浑圆而平缓的山丘组成，从丘顶到平地相对高差只有100～400米，其间夹杂着许多盆地，低处常常渚水成湖，成为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理想区域。

二是位于冈底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藏南原湖盆谷地区，这里是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经之所，由许多宽窄不一的河谷平地和湖盆谷地组成。河谷的宽度一般在5～8千米，长度为70～100千米，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曲等河谷都汇集在这个区域。主要的湖盆谷地有藏西的札达盆地、马泉河谷盆地、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湖盆谷地和羊卓雍湖高原湖泊区等。这个区域地形相对平坦，土质肥沃，宜于人居，历来是西藏最富庶的区域。

三是藏东高山峡谷区，亦即著名的横断山脉区，这个区域由一系列从东西走向转折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组成，地势北高南低，地貌复杂，河谷纵横，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由北向南流经。这个区域内的海拔高度、气候与自然植被等均呈垂直分布，北部海拔可达5200米左右，山顶平缓，南部海拔为4000米以下，顶谷高差可达2500米。在这里可以观察到山顶部为终年不化的冰雪，而在山腰和谷底则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与常青的田园这样一种多样性的景观。

在上述三个区域内，藏北及阿里北部的羌塘高原自古以来便是游牧民族纵横驰骋之地。通过高原宽谷间平坦的草原和戈壁，游牧民族可以不受阻隔地迁徙往来，活动范围相当广阔。由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形态多为游牧经济类型，所以多以史前细石器、大石遗迹、石丘墓、岩画等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点的文物点居多，而很少发现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通过这个区域，还可与广袤的欧亚草原相沟通，许多迹象表明，西藏北部和中部的这些古代文化遗存，都与欧亚草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藏南原湖盆谷地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则是孕育西藏古代文明的温床。这里温润的气候和良好的河谷自然环境十分适合人类居住生存，茂密的森林可供人们采集，平坦宽广的河谷滩地便于渔猎和栽培，湖泊、河流和泉水可提供给人们饮用，附近还往往环绕有较高的山地可遮风挡雨，形成一个温暖湿润的小气候环境。所以迄今为止西藏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于这一区域。例如，位于澜沧江畔的藏东昌都卡若遗址、江钦遗址、小恩达遗址，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交界处的林芝市所发现的若干新石器地点，拉萨河谷的曲贡与昌果沟遗址等。

进入到历史时期，上述藏南和藏东这两个区域仍然是西藏高原人类活动最为密集频繁的地区。吐蕃部落的发祥地即在藏南雅隆河谷，其后在其首领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统一高原诸部，建立起强盛的吐蕃王国，并将其都城定在逻些（今拉萨市），由此开启了以拉萨河谷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吐蕃王朝灭亡之后，陆续建立的各地方政权，如元代的萨迦政权、明代的帕木竹巴政权等，其主要的统治重心仍然在卫、藏地区。明、清以来黄教格鲁派势力在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更是基本上奠定了近现代西藏以卫、藏地区为其核心的格局。以明宣德九年（1434）成书的《汉藏史集》的记载为例，元代十三万户中除“拉堆绛”可能位于今拉孜县以西、雅鲁藏布江以北之外，其余大多分布于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

以近年来的人口普查资料为据，西藏不同地区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是拉萨市、昌都市和山南地区，西藏人口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尤其是所谓“一江两河地带”——即位于北纬28°～31°、东经87°～93°之间，东起桑日，西至拉孜，北达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南麓，南至藏南高原湖盆地带的西藏中南部地区，其中以拉萨市人口密度最高，达12.72人/平方公里。而地处高寒（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的藏北那曲和藏西阿里地区，人口密度则很低，阿里地区仅0.2人/平方公里。

从西藏历史时期各类文物点的分布密度状况分析，它和现今西藏的人口分布密度状况大体上呈重叠趋势，这表明自古以来藏族先民对高原环境的适应与选择具有延续性，文物点分布状况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具有一致性。

在经过漫长的史前时期之后，西藏与其周边地区各古代文明的进程一样，也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这个阶段开始于吐蕃王朝的建立。西藏现存的吐蕃时代及其以后的各类文物点大多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并且分布广泛，几乎遍及西藏全区，这与西藏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时代特点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来看，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产生的原因一是自然原因，二是社会原因。在西藏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人们一方面努力地适应自然、选择适合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会求助于宗教的力量。早在佛教传入吐蕃以前，西藏已经有“本教”流传。本教也被译为“本波”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它的崇拜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等万物，其巫术具有明显的“萨满”教特点。本教用动物作祭祀时的牺牲，这种方式在吐蕃王朝时代的典礼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旧唐书·吐蕃传》等史籍中都曾记载，吐蕃在举行盟誓、丧葬等仪式典礼时，往往要屠杀大量的动物甚至活人作为牺牲。吐蕃时代的墓葬中，常可发现被肢解后或整体葬入墓地的动物骨骼，阿里日姆栋岩画中曾发现大量羊头与陶罐的画面，可能就与这种习俗有关。藏北高原还发现葬入动物头骨和陶罐的祭坛，可能也是本教各种复杂的崇拜祭祀仪式的反映。

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开始从印度和中原唐朝两个方向传入到西藏。佛教传入西藏之后，逐渐排斥和同化本教，并最终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西藏全民信仰的宗教，后来更发展为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正因为如此，在现存的各文物点当中，佛教文物占有很大的比例和重要的地位。不仅西藏的佛教寺院、石窟寺、摩崖造像、壁画、雕塑、木刻、唐卡等多为佛教遗存，而且由于佛教文化的影响，在其他诸如宫殿、庄园、城堡、民居等世俗生活遗存当中，也随处可见佛教艺术的流光掠影，成为西藏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文物单位的主要风格特色。就其分布特点而言，大体上按各宗教文化的中心、次中心及边缘区呈密度分级递减趋势。

正如有学者曾指出过的那样，由于西藏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洲腹地各主要文明的交接地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均曾汇集于这一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之上，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西藏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所”。从不同时代的文物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些特点。从史前时代石器中的手斧形器与南亚旧石器的联系、卡若遗址与南亚布鲁扎霍姆（Burzahom）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联系、拉萨曲贡墓地中出土的带柄铜镜与中亚文化的联系，到早期金属时代的大石遗迹、石丘墓、岩画与动物纹饰等与祖国北方和中亚草原文化的联系等，无不显示出西藏远古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复合性及其与各古代文化间的互动影响等特征。至于佛教传入西藏高原之后所遗留下来的各类佛教艺术遗存，更是显示了西藏与南亚、中亚和祖国西域与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这些文物点在其分布特征上，往往或处于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处于历史上的交通要道、枢纽，与文献典籍所记载的古代交通与文化交流可以互为补充。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西藏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十分悠久的发展与形成历史，虽然这个地区自然条件较之其他地区要严酷恶劣得多，但自从人类进入这片号称为“世界屋脊”、“人类生命禁区”的高原之后，便依托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之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创造出丰硕的文明成果，并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

不可否认，西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高原的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的。由于高原总体上恶劣的环境和严酷的气候，交通阻塞、生产生活难度较大，使得人类的生存活动与文明创造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挑战。但是，也恰恰由于高原封闭而独特的地理环境，又使得这一地区较之其他地区而言，原本较为薄弱的本土文化特征和外来文化因素都能够长时期的在高原上积淀、延续、传承，并且相互混同融合而变得水乳交融，使其文化面貌显得古老而厚重。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早年曾经如此评价过西藏文化的特殊价值与意义：“由于西藏与外界相对隔绝以及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当其他地区的文化已经发生变迁以后，这里仍然保存着原来的因素。如中亚早期佛教的梵文经典在印度已经佚失，然而在西藏佛教的经典中却有很多遗留，更有众多梵文贝叶经卷；又如在印度或中亚早已失存的古代艺术作风和内容，在西藏直至近代仍具有生命力。”今天我们认识西藏文化遗产的价值，也应当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用这样宽广的学术视野来加以思考，才能突破旧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获得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