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羊经世：温和的变革观

晚清的公羊学，一开始是作为一种经学而被探讨，但后来因“经世”之需逐渐衍化为一种政治思潮，遂与传统经学渐行渐远。这个情形是如何发展的呢？下文仅以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公羊学说为线索，来讨论公羊学与晚清变法的关系，当然我们所述的这段时期的公羊学说，相对来说是较为温和的。

（一）庄存与的开创性贡献

一般的学术论著，往往将晚清的今文经学（公羊学）的源头追溯到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持此说者最早可以追溯到龚自珍：“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而正式将常州学派和晚清公羊学联系在一起的，则是梁启超，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现代学人，也多持此论。但蔡长林教授则认为这种说法不妥，认为这是一种“线性历史叙事”，是以终结替代开端，从而“模糊了常州学派与晚清今文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因关注课题之异所产生的各具特色的论述话语”。所以蔡主张“除了要以开端替代终结外，也要有充分的去今文学化意识”。此话诚然不假，常州学派实际上是一个很芜杂的学派，并不专指今文经学，还涉及汉学考据学、阳湖文派等，但是不可否认，常州学派最有价值和最有影响力的学说，还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即便庄存与本人并没有后来龚魏的“经世”和康梁的“变法”之志，且其所述经义也主要是给宫中皇子讲学所用的讲义，但这也不能否认其对后世公羊家的启蒙之力。诚如论者所示：“此后，清代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或者和他有师承关系，或者受到他的影响，开创之功，不可埋没。”庄乃常州学派的开创者，此后自第二代庄述祖、庄有可，到第三代刘逢禄、宋翔凤，再到第四代龚自珍、魏源，其间的师承关系至为明显。至于其影响所及，如此后湖南的今文经学家王闿运、皮锡瑞，四川的廖平，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可以说是受益于庄的开创性著述。

庄存与，常州武进人，曾在上书房行走多年，为乾隆皇帝的近臣，并教授诸皇子经书，一生著述颇丰，其公羊学代表作品为《春秋正辞》。庄存与本是正统理学进士出身，又官居高位，思想本偏于保守，其学术作品如前所述，最初皆为教授诸皇子所编讲义，故而庄存与本人并无意识去复兴公羊学乃至开创常州学派。但是由于其置身于其时如日中天的“汉学”氛围之中，不可能不受到汉学的影响。作为一名帝国官僚和学术精英，庄必须要为现存意识形态辩护。但是汉学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理学正统地位，自皖派出，疑古之风盛行，其以训诂的力量，甚至断定某些帝国长期奉行的教条为前人之伪（如理学“危微精一”之旨为《大禹谟》名句，而考据显示此为晋人作伪，非复圣人之言），继而以此为突破口，怀疑既存的一切，汉学因之越来越激进。于是庄在教授中和著述中，有意无意地要维护圣人之道，公羊学春秋大一统之道，对他而言，是最好的反击武器，诚如学者所言：“庄存与的学术主张旨在抵消他所认为的汉学的激进政治影响，这种影响似乎从18世纪40年代即威胁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巩固。”

庄本意如此，但是一旦他走向公羊学研究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他借《公羊传》这样一部非正统经典发挥己意时，就不仅有异于汉学，甚至走到理学的对立面。‘真汉学’切断了与汉宋两家的联系。重建今文经学的理想鼓舞着庄存与的弟子们向汉以降的一切基于古文经学的政治话语宣战。”

庄存与揭示的公羊要旨很丰富，我们仅举与晚清变法有密切关系者来叙述。首先，庄存与重新强调了世人尊崇春秋，并非因为春秋是一部记“事”之书，而是一部记“道”之书，记“事”之“辞”，只不过是“弘道”的手段，正所谓“寄言出意”。比如对《春秋》“僖公五年，冬，晋人执虞公”这一段辞，庄解释道：“此灭虞也，曷为书执而已？忌也。虞，畿内之国，灭而不忌，是无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晋国人，晋侯也。目人以执王官，罪既盈于诛矣。举可诛而人杀之，以不失罪；不书灭以隐之，而不伤义。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所以，读《春秋》，明事更要明道。

那么《春秋》所揭示的最大的道究竟是什么呢？换言之，孔子作《春秋》究竟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庄存与认为：“所谓《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也。”这就表明，《春秋》之目的乃是“述往事，思来者”，通过对《春秋》人事的评价，来为后世立法。

那《春秋》为什么在遣词造句上如此谨慎而简练，有时整个句子仅仅只记某时、日、月呢？庄氏认为，“君子作《春秋》，起教于微渺”。《春秋》本意在记治乱，治乱中渗透着变革之道，庄含蓄地表达了孔子改制的用意。所以庄总结：“《春秋》约文而旨博，不以人事多寡为繁省，识天下之故而已矣。”

当然，庄氏如此解读《春秋》，除了学术立场外，也有政治上的忧患缘故。乾隆后期，和珅势力崛起，并在他的周边逐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贪腐集团，而皇帝对此不以为意，信任有加，这种情形又加速了乾隆后期政治的腐败。作为和珅对立面的庄存与对此既痛心又无奈，于是将一腔愁思化作文字，寄于公羊学中。后来魏源（与常州学派关系密切）对此揭示得很明白：“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

后来庄存与家族的举业受到了和珅集团的打击，庄氏后人的仕宦业绩大不如前。但是庄在著述以明志的过程中，虽然含有变法的意图，却也并不明显。而且，庄存与治公羊，只是其学术兴趣的一途，他同样兼治古文经学，且用的方法并不排除汉学，故要说庄氏是一纯粹的公羊学家，自然并不确切。实际上，庄的公羊学著作，当时也未发表，其影响力在他身后才开始上升。但是他的这一学术转向，却意义深远，诚如论者所示：“庄存与没有预见到，他的大胆开端将会导致一种对经典政治学说激进式的重新发挥，同时还将影响他曾维护过的儒教国家的合法性。”

和庄存与同时治公羊学，并被后世同尊为清代复兴公羊学的第一代功臣曲阜孔广森，则是公羊学研究专家，其所著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也是严格意义上的清代第一部完整的公羊学解释之作。但是孔广森治公羊用的还是汉学方法，从训诂入手，试图解决“微言大义”的问题，而没有按照西汉“家法”的方式来研究。比如他在解释（隐公）“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这段经文时说：“是会《左传》以为正月，盖鲁之旧史如是，《春秋》将假隐无正月以见义，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义，《公羊》得其义而不详其事，每以《左氏》之事证《公羊》之义，乃益决《公羊》之可信云。”所以梁启超评其学为：“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者不宗之。”但是孔广森和第二代公羊学作者庄述祖一样，是在一个学术的范畴上发展了公羊学，虽然在揭示“微言大义”，即思想性方面要逊于庄存与，然而就解释的完整性和规范性而言，却是公羊学发展历程上重要一环。于是到常州学派第三代刘逢禄那里，公羊学作为“学”就正式复兴于学术舞台。

（二）刘逢禄集清代公羊学学术之大成

刘逢禄出身簪缨之家，其祖父刘纶、外祖父庄存与皆做过乾隆时代的大学士，刘逢禄早年从其外祖父庄存与、其舅庄述祖学习今文经学，可谓家学渊源深厚。正是在他手里，原本作为常州家学的今文经学传至北京，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学问。也正是在他手里，所谓“公羊家法”得以重建，公羊学作为一门学问正式确立。刘长于用《公羊传》解释经典，其著作体例精严，思想深邃。梁启超为此盛誉：“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为最有价值之著作。”而且，正是因为他的研究，其外祖父庄存与的公羊思想才真正得以传播。

刘逢禄对清代公羊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将董仲舒、何休的观点进一步发挥，并总结出了春秋的30个“例”，每一例均有充分的证据，且不拘泥于《春秋》一书，和《论语》相互发明，迭出新意。诚如论者所示，刘对清代学术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响亮地提出只有公羊学说才得孔子真传，并重理了《公羊传》——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学派系统，堂堂正正地拿来与古文学派相抗衡，强调这是被埋没的儒家正统，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得显扬”。

本文无意全面分析刘的公羊学说及其学术贡献，笔者着重讨论的是刘的公羊学说对晚清变法的影响。当然刘本人无意也无力做改革家，但是其代表作《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却因为《公羊传》本身内蕴的变革思想以及作者对公羊精义深刻的发掘，深深地启发了后来的思想者。从这个角度上说，刘既可谓清代公羊学集大成者，又可谓改革思潮的引路之人。

首先就《春秋》一书的性质，刘站在传统公羊学的基础上，认定其是圣人欲有所作为之书，既可用于学术研究，亦可用于持身治世：“《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天道浃，人事备，以之贯群经，无往不得其原；以之断史，可以决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则先王之道可复也。”所以要体察圣人之道，必须首先要读通《春秋》一书，正所谓“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

然后，就《春秋》所记242年的顺序、详略，以及孔子为何如此安排，刘解释说：“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于所见微其词，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内诸夏、不言鄙疆是也。”这是对“公羊三世说”的进一步发挥，鲁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正是在这种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更要用《春秋》来施行王化，这就是公羊学“王鲁”一义的延伸。《春秋》当新王，在于构建一个理想的秩序，未必就是复兴鲁国，且鲁本不过周的一个诸侯国，孔子是绝对不会有将鲁凌驾于周的想法的，且事实上也无此可能。在鲁国的衰败中，孔子想到的是保存祖先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文质彬彬”的礼乐文明，所以与其说王鲁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秩序的阐发。故而“《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极太平”一说后来被康有为演化为“大同”世界，康并且用很大篇幅的《大同书》来描绘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

刘同时就“春秋大一统”也发挥新义：“慎言行，辨邪正，著诚去伪，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则合内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谓 ‘大一统’也。”认为王者一统并非纯用武力可致，更在于“德化”, “德博”才能“王化”, “君道”成，“大一统”方可致。我们要体察刘的用心，他并没有谈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更注重“一统”的道德正当性。作为一个公羊学家，他自然深通“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的道理，所以不可能有类似“暴君放伐”的激烈言论，他所说的一切，都还是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但是字里行间，却隐含着变法的主张。比如他在论述《春秋》的变革之义时，提到“《春秋》通三代之典礼，而示人以权”。这里面的“示人以权”，就是要求人们因时损益，通权达变，在通三代的基础上，发掘最好的治理之道，而不是拘泥于周代制度。

再如对于为什么《春秋》会有选择性地书写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这个问题上，刘逢禄在归纳了朝例、聘例、伐例、侵例等50余种“例”后，指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日月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省悟。如美泓战书朔，贬内去时日之类是也。故曰：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勿辨，其言弥微，其旨弥显，使人属辞比事，而辨惑崇德，斯善学也”。故在刘看来，《春秋》不用把话说得很明白，只要看其时月日例的用法，就可以知道圣人的态度。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刘在文中已经明确地提到圣人志向在于“经世”，这为此后龚自珍、魏源更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基础。

我们知道，孔子《春秋》致用，所用的方法首先是“正名”，正名的要求，就是要摆正各自的位置，刘逢禄认为《春秋》在所记内容的详略上，贯彻了“正名”的主张：“然则详于王而略于侯国，正王以率侯也；详大国而略小国，正大以率小也；详诸夏而不及夷狄，正内以率外也。”“是以论王政，则曰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改制质文，审法度也……”这里明确地提到“改制质文”，也就是圣人因时而变法。孔子曾经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逸周书》中也曾提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也就是夏朝属于“文”，商朝属于“质”，商代夏，正所谓“文质相救”，明确地提到了革命或变革的动力。孔子态度相对平和一点，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与上面谈“文质”的“文”不尽相同，它更多表文明之意，但是其中已经蕴含了与时损益的观念，在孔子看来，周朝鉴于夏、商二代之得失，制礼作乐，已经达到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世界，所以才让孔子向往。故就现实生活而言，孔子其实是不保守的，而是有着变革的理念，这一点孟子一语道破，孔子乃“圣之 ‘时’者”。刘逢禄所说的“改制质文”，也就是孔子“以《春秋》当新王”的公羊学义理。后来这个义理被康有为进一步发挥，直到把孔子塑造成改制的大教主，而主张激进的变法，“汉臣董仲舒所谓：‘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故不变则已，一变则当全变之，急变之”。这一点或许是刘逢禄难以预料的。总体看来，刘逢禄所持的还是一种渐进式的变革观，本质上并没有脱离出学术考证的范畴。

综上，在借助于对春秋之“例”的阐发上，刘构建了一套阐发变革进化的历史哲学，为后来改革者“穷变通久”的改革理论提供了最好的学术支持。《春秋》在这些改革者看来，实在是一部“为万世开太平”的指导之作，刘氏一语实可谓代表：“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

（三）龚自珍、魏源的“公羊经世”的改革主张

龚自珍、魏源是清代法律思想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围绕着龚、魏的思想，学界研究硕果累累。本文不打算梳理龚、魏思想研究的学术史，而是要找出清代公羊学对他们的变法主张有何意义。

龚、魏两人同时受业于刘逢禄，年龄相仿（龚出生于1792年，魏出生于1794年）且为密友，两人思想主张有许多相似之处，是以可以同论。龚自珍并没有专门的公羊学著作问世，只有一些单篇的论文，贯彻着公羊之义。魏源著有《诗古微》《书古微》两部公羊学专著，但是这两部专著并没有将公羊学理进一步深化，只是将公羊之义套在《诗经》和《尚书》这两部经典当中。作者试图证明的是，《诗》和《书》同样贯彻着大一统、通三统等公羊义理，并且试图总结《诗》 《书》中的公羊之“例”，作为对《诗》《书》本身的研究，的确富有新意，但是对于公羊学而言，并没有知识上的“增量”。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认定龚、魏的公羊学研究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本来志向就不在纯学术上。对他们而言，“通经”只不过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致用”。其学术说到底是为他们的改革设想服务的，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惜曲解经典。所以其作品表面上是考证发微之作，而骨子里则是为改革制造依据。诚如梁启超所云：“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所谓作“经济谈”，乃是“经邦济世”之论。

由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再来看公羊学与龚、魏经世思想的关系。龚自珍，出身于浙江仁和一仕宦之家，外祖父为著名的汉学家段玉裁，龚早慧，早岁能文，并能关注时弊，有经世之志。其早年的作品《明良论》四篇，就是针对社会情势，而思补救之道。段玉裁读后，批曰：“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甲戌秋日。”联系到段玉裁、龚自珍活动年代，可推定此甲戌年为1814年，时龚自珍22岁。于此可见段玉裁对龚自珍的嘉许，以及龚思想的早熟。

比如龚提到当时官场的风气为“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而这种风气的造成，不仅仅是由于个人道德问题，还和制度相关：“律令者，吏胥之所守也；政道者，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守律令而不敢变，吏胥之所以侍立而体卑也；行政道而惟吾意所欲为，天子百官之所以难免而权尊也。”在年轻的龚自珍看来，清代以律令（例）治国，束缚了官员的手脚，所谓“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其不罚不议者，例之所以得行者，虽亦自有体要，然行之无大损大益，盛世所以期诸臣之意，果尽于是乎？”

正因为例禁森严，为官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士大夫不复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保住功名利禄，不惜如妾妇般自处。对此，他对比古今，有一段很深刻的议论：

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夫乾纲贵裁断，不贵端拱无为，亦论之似者也。然圣天子亦总其大端而已矣。至于内外大臣之权，殆亦不可以不重。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弊。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待其弊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矣！

古之时，守令皆得以专戮，不告大官，大官得以自除辟吏，此其流弊，虽不可胜言，然而圣智在上，近日虽略仿古法而行之，未至擅威福也。仿古法以行之，正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是行而不虞其陊也？

仿古改制要留心哪些方面呢？龚提出要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天子加强监督，而对地方放权，地方则要改变畏首缩尾的习气，大胆改革弊政，为黎民造福。

整体看来，青年时期的龚自珍的改革思想，实际上没有脱离传统士大夫“经世”的作风，不去探讨理论，而只是就实际情形阐发感性的认识，所以整个思想呈现的是一种“碎片化”的面貌。这种情形，随着他后来从学于公羊学大师刘逢禄，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在阐发春秋公羊学的基础上，自觉以公羊学为批判现实、改革制度的武器，“渊渊夜思，思所以掸简经术，通古今……”正是龚自珍的夫子自道。

龚自珍认为要振衰起弊，必得破除人们的保守习气和陈旧观念。而此习气和观念乃人们长期迷信经典所致。因此，龚首先从为“经”“正名”开始，龚认为“经”的定名，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如“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这些观点在习惯了传统经传的人看来，无疑是很大胆的，而龚的意思就是要人们破除盲从盲信，不要拘泥于经典。

然后，他又强调，圣人制作六经，目的是应用，龚自珍用《春秋》之例来证明此点：“谨求之《春秋》，必称元年。年者，禾也。无禾则不年，一年之事视乎禾。”而“禾”恰恰是百姓日用所必需，所以，“经”是切合人伦日用的。正所谓：“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民事终，天事始，鬼神假，福祉应，圣迹备。”而不是简单地应人们“进德修业”之需。

那么圣人制作经典，如何能够满足人伦日用之需呢？最终的结果只有一条，就是“应时制宜”。龚自珍同样用春秋公羊学来解释礼的制定也是时代的要求，就祭礼而言，“夫《礼》据乱而作，故有据乱之祭，有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不同的时世，用不同的祭法。而刑罚同样如此，在一篇文章中，龚同样用春秋三世说来解释“刑罚世轻世重的”的内在原理：

愿闻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轻典，据乱故，春秋于所见世，法为太平矣。世子有进药于君，君死者，书曰：弑其君。盖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责忠孝也密。假如在所传闻世，人伦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闻世，人伦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由此可见，公羊学给龚自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工具，龚自珍用他来表达对世道的关切以及提出改革的主张，这既源自对社会危机的直感式的忧虑，更有积淀于学术之基上的理论推衍。两者的结合，使得龚自珍后来的思想超越了早期的感慨式议论，而更加系统深刻。

首先是时代的原因，龚自珍弱冠时看到的是一幅颟顸官僚充斥官场、无所事事的画面。这幅画面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加以改善，相反，到龚中岁时，变得更为沉闷，不仅匹夫无天下兴亡与己有责的观念，士大夫也不复以天下为己任。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万马齐喑的状态。他敏锐地预感到“衰世”的来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临，未即于床。”这个时代，“士气不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甚至连才盗、才偷都不可得。更可悲的是，在此日之将夕之际，更多的人还沐浴在“盛世”的余晖中，龚应用“春秋三世”，直陈现在的世道是“衰世”，而衰世开始的表现还类似于“治世”，但是如果履霜还没有做好防备“坚冰至”的话，那么“乱亡”的命运也就不远了。他说：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履霜之峤，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劳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三代神圣，不忍薄谲。士勇夫，而厚豢驽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

这是在建基于公羊学理之上而发出的“盛世危言”，那么如何防止呢？龚自珍的答案是改革。他依旧运用公羊学思路，首先表明“圣人”制作法制以垂统，孔子作《春秋》给世人立法。“天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也，存亡绝续，俾枢纽也。”正是因为孔子的制作，所以文明相传不绝。“圣人者，不王不霸，而又异天；天异以制作，以制作自为统。”

又如前所述，圣人制作，是因时而动的，既然看到了弊端，就得相应改革，于是在公羊学所内蕴的历史进化的思想上，龚自珍发出了堪为当时最强音的改革呼声：“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这就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龚氏“自改革”法律思想。

吊诡的是，龚自珍的改革言论，尽管已经是当时公羊经世的最强音，但是在社会上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即便有少数知识分子认同龚氏，至多也不过是死水微澜。1841年，龚氏年仅五十，突然辞世。翌年，1842年9月28日，城下之盟《南京条约》签订。近代史上“赠来者以劲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龚氏此语，颇有点一语成谶的味道。

魏源的学术路径和人生轨迹与龚自珍相似，不同在于他比龚多活了十余年，更可体会夷氛渐炽、匪患渐剧的时代危机。魏源本湖南邵阳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家迁居江苏扬州，道光二年（1822）中举，但此后仕途蹭蹬，最大不过以知州见用，所以其经世之志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晚年更是辞官归隐，著书以明志。其公羊学如上所述，无大发明。但是在“经世”这一途上，却比龚自珍走得更远。

首先，魏也用“改制质文”的公羊变革观，来表达自己“变道”的主张，即所谓：“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箸。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于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和龚自珍相同，他在许多著述中多次总结时代的弊病，诸如“堂陛玩谒”“政令丛琐”“物力耗匮”“人才嵬蜶”“谣俗浇酗”“边埸驰警”等。在魏的笔下，世道较之龚自珍益为“衰世”，于是魏的“经世”之志，比龚更强烈。龚多少还用春秋公羊学作为经世的依据，并屡屡引公羊学章句。而到了魏源这里，直接宣称如果经书不能治国经世，那么就是“无用之王道”。言下之意，如果能经邦济世，那么即便不用经书，也是符合“先王之道”的。

魏源经世的实践，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阐发公羊学的道路，但不引公羊章句，不等于没受影响。事实上，他的实践，是完全以公羊学的内在理念为指导的。前已述及，他仕途不顺遂，所以经常是以高级幕僚的身份，以经术干诸侯。众所周知，他在封疆大吏林则徐的幕中，就协助林编订《四洲志》，后来他又完成《海国图志》，而在大吏裕谦幕中，又完成《圣武纪》，这些都是经世之作。他最为清晰的经世思想，则贯穿于他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订《皇朝经世文编》一事上，从文章的选择和编排上，无不可见其“公羊经世”的理想。魏在《皇朝经世文编》“凡例”中指出：

书各有旨归……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纡途广径？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时务莫切于当代，万事莫备于六官，而朝廷为出治之原，君相乃群职之总，先之治体一门，用以纲维庶政，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会典之沿明制，犹周官之监夏、殷。然时易势殊，敝极必反。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星历掌之专官，律吕只成聚讼，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律之属可略焉勿详也。论议之与叙事，本皆要文，而碑传之纪百行，难归各类，今惟蛮海各防，间存公案数则，其他纪述之作，虽工焉勿登也。例画则义耑，宗定则志一。

从“学术乃其纲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时务莫切于当代”一语可以想见，魏源并没有忘记“学术”之效力，但是“学术”仅可以作为纲领，而不应作为经世的主体内容。因此“天文乐律”之属，尽管有许多著作高深精微，却不在编著之列。有些经史之论，虽不乏晓畅透彻，但因不切时务，也不再选编之列。

对比同一时期的曾国藩及其幕僚所编影响也很大的《经史百家杂钞》，我们可以看出魏源和曾国藩在编书要旨上很明显的区别。曾的眼光在文化传承上，所编选的有经世文，但更多的是涵养心性、博通眼界之文，而魏则注意切合实用，是以所选文章很多文辞并不雅驯，大多是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措施，诸如治河、赈灾、漕运、用刑等实务方面的内容，且也谈不上多少理论性。

总之，龚自珍、魏源都是志在公羊经世，并且都利用公羊学为自己的改革主张（经世本身就蕴含了改革的味道）提供“合法性”依据。只是限于个人兴趣和时代际遇的不同，两人公羊经世的具体做法又有所不同。龚自珍长期在京师担任闲职，目睹京师官场喑黯的局面，其首要致力于“破”，因此他利用公羊学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在批判之后，提出改革的主张，但是并不具体；魏源尽管也曾经担任小京官，但更多时间是在疆吏的幕中度过，他目睹民生凋敝的时局，而首要致力于“立”，他著《诗古微》《书古微》是为了表明这些经典均是王者致用之书，但是如何致用呢？就是要服务于具体事物，而他服务的东家，那些大吏，并不要求其做学术上的说明，“是什么”“为什么”未必为他们考虑的重点，他们更关心“怎么办”。所以魏源后来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难以用春秋公羊章句解释。于是魏源最终将公羊学作为一个指导原则，而在具体处理问题的时候，基本上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留给后人最为振聋发聩的言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难以用传统公羊学加以解释的。正如我们后面还要加以阐释的那样，越是瞄准于“致用”，实际上离开公羊学的学术本义就越远，但是公羊学隐含的价值却又于此得以更大的发挥。龚、魏的著作和实践，恰好就证明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