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学以后的发展

上面谈到的社会学经典学者都是欧洲人。不管今天的社会学史家撰写的社会学史有多少个不同的版本，他们总会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欧洲去追寻现代社会学的童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学一词已经被社会广为接受，也有许多社会学专业刊物和学会被创办出来，但是社会学并没有在大学里扎下根来，欧洲大学只是教授零零散散的少数社会学课程，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甚至没有社会学专职教授（Porter and Ross, 2003: 341）。社会学的学院化最早是在美国实现的。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于1892年和1894年分别建立了其国家最早的社会学系，其后一些著名大学纷纷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进入了黄金时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大学纷纷成立了社会学系，社会学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迅速提高。在世界各国中，美国的学术包括社会学差不多算得上是独领风骚，对世界各国也具有很大影响。

我们知道，在社会学史上，美国学者帕森斯是极具影响力的一位社会学家，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理论。帕森斯继承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认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任务是解释社会何以不至于分裂，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在他看来，这要从分析人的行动入手。他把人们的行动看作一个系统，认为这个系统又包括四个子系统，即有机体（作为生物个体的人）、文化（价值观念等）、人格或个性（个人的动机、目标）以及社会（个体之间稳定的制度化关系）。他认为，每个系统或子系统要存在下去而不至于崩溃，都需要四个子系统或子子系统来满足四种功能需求：适应（处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目标达成、整合（维持系统或子系统的团结使之不至于分裂）和维模（维持一定的基本模式。例如西方国家的学校教育向学生灌输认可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价值观，发挥着维模的功能）。

帕森斯的同时代人、美国著名哲学家布莱克（Max Black）20世纪60年代初曾严厉批评帕森斯的理论，认为它不过是貌似高深的技术术语伪装下的常识而已（参见Lopreato and Crippen, 1999: 33）。或许布莱克的批评适用于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促使他集中火力专门进攻帕森斯的一大原因在于，帕森斯当时声誉如日中天，较易引起注意。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推出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后，在社会学界内部也受到了种种批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来自冲突理论。在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 1916 －1962）和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lf, 1929 －2009）等冲突理论家看来，帕森斯的理论过于注重社会稳定、均衡的一面，忽视并无法解释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其实，无论一个理论是重视考察社会的稳定、整合还是重视考察社会的变迁和冲突，从演化社会科学的某种视角看，社会科学理论（恐怕特别是社会学理论），只要不与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生物演化论打通，都很难摆脱以技术术语表达常识的实质。理由是简单的：每个人都在社会中生活，每个社会都有合作、竞争、冲突、稳定等基本面相，不同的人即便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提出的理论又能有什么实质差别呢？不同的理论也许反映了社会不同的面相，它们流行的一大原因在于各自符合一部分人的世界观或利益。而我们总能识别出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的几种世界观或利益，以及反映这些世界观或利益的几种思想或理论倾向。进一步说，当代的理论我们总是能找到它们在以前时代的原型。这种早期社会思想与后来的社会思想实质上一致的观点，曾经也为帕森斯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俄裔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所大力支持（默顿，2006: 37～41）。

帕森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变迁理论，这有时也被看作社会学的社会演化理论。在帕森斯（Parsons, 1966）看来，人类社会演化的总趋势主要表现为从原始社会到中间社会（intermediate societies，例如古代中国）再到现代社会（即他所在的西方社会）的转变，其中每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更为进步。社会演化也表现为结构分化程度加深和适应能力（即处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提高的过程。而衡量适应能力高低的主要标志是分化程度。在这里可以看到，帕森斯对社会演化的分析带有受到斯宾塞和涂尔干影响的痕迹。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诸如各民族内部方言减少而使用标准语言、资本集中和世界性宗教扩散的过程，这些都是与分化过程相背离的。因此，很难把分化当作人类社会演化中的连贯一致的普遍过程（Sanderson, 2007: 143－144）。

帕森斯的学生、著名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 1910－2003）20世纪中叶就尖锐地指出了社会学及社会学理论的一大问题，即理论与经验研究或曰方法的分离——一方面，一些社会学家满足于对经验现象的观察、总结，跟理论基本扯不上关系；另一方面，如帕森斯等理论家热衷于建立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这些理论又极难应用到经验研究中去。

完全专心于能从中推导出所有局部理论的权威概念体系就要冒把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引向过去庞大的哲学体系的风险，后者花样繁多，体系壮观，但灼见贫乏。那种完全局限于对极度抽象的总体系进行探索的社会学理论家，其思想就如同时髦装饰品，空洞无物而令人生厌（默顿，2006: 75）。

于是，默顿主张，社会学家应专注于发展中层理论；而中层理论既不同于帕森斯式的宏大理论，也不同于经验研究中用到的工作假设，而是处于两者之间，是可以推导出工作假设的中间范围的理论。默顿把涂尔干的自杀理论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当作中层理论的两个典范。默顿也把他通过对传统功能主义思想的改进而提出的功能分析范式以及失范理论、参考群体理论和自我实现的预言理论等当作中层理论的实例。

默顿反对马上建立起宏大理论，其一大根据在于科学史。他认为，自然科学里的宏大理论都是在先前长期研究积累后发展出来的，因而，社会学也需要在有了很多积累，建立了很多中层理论之后，再提炼出宏大理论。其实，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就可以看作生物学的宏大理论。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那样，今天的生物学史家通常认为，达尔文之所以取得重大突破，关键性原因在于地质学家莱伊尔和（或）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思想的启发，而不是受到别的什么生物学的先驱的影响。默顿主要引用物理学史上的例子来说明其观点，姑且不论他举的具体例子是否恰当、有效，这些例子是否真的如他说的那样。从生物学史来看，很难说达尔文宏大理论的提出就是生物学研究长期积累的产物。因为说到“积累”，显然应该意味着接受了这个领域的前人思想的精华，去其糟粕而又有所创新、发展。而达尔文发动了对拉马克等前人的一场革命，这是重大的断裂，并非积累性的发展。简言之，生物学史不支持默顿的科学史观。

从演化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现在就应当有自己的宏大理论，即在达尔文思想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物演化论。不幸的是，默顿不仅反对马上建立宏大理论，也反对把生物学思想应用于社会学研究，认为人类社会已经驯服了人的生物性——“人作为一堆未驯服的生物冲动的形象看起来更像是一幅漫画而不是肖像”（默顿，2006: 260）。默顿坚持了涂尔干等人以非生物学的社会因素本身来解释社会的传统。在笔者看来，默顿算得上社会学史乃至于整个思想史上少有的智者之一，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深刻而睿智的洞见。可惜的是，他像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那样，仍然主张维持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分离，而不是促成双方的合作。

20世纪60年代及之后在西方社会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George Homans, 1910 －1989）开创的社会交换理论。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把人们的社会行为看作理性的社会交换。例如，按照构成其理论基本内容的六大命题中的成功命题，个人的某一行动越是经常得到报酬（既包括金钱也包括非物质性的能满足个体需求的东西），他就越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现代演化生物学家和演化社会科学家也经常把动物和人类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行为看作社会交换或曰互惠合作，也用成本、报酬之类的概念解释社会交换，对社会交换的研究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霍曼斯（Homans, 1961: 17）在其代表作《社会行为：它的初级形式》里，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探讨是从考察动物行为开始的，明确宣称关于动物研究的某些结论也适用于人类。从形式上看，现代演化生物学家和演化社会科学家探究人类行为时，也常常从考察动物行为入手，然后把关于动物行为的某些观点引申到人类身上。在形形色色的现代社会学理论里，霍曼斯的基本理论思路大概是跟演化社会科学最为接近的。但是，霍曼斯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较大，他像那个时代很多社会科学家那样，把人生下来的心灵看作一块白板，认为人的行为和心理是后天刺激—反应的结果，看不到先天遗传和人类进化史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用。正是这一点把霍曼斯等人与许多演化生物学家和演化社会科学家深深隔离开来。

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Blau, 1918 －2002）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交换理论（布劳，1988）。科尔曼（James Coleman, 1926－1995）等人提出的理论虽然通常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科尔曼，1999），但他们的理论也首先把人们的社会行为处理成理性的交换行为。社会交换理论和科尔曼等人的理论有时也被统一看作交换理论或理性选择理论。

除了上面提及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20世纪50年代后，在西方社会学界，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00 －1987）和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等人的符号互动论、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1917 － 2011）等人的常人方法学、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的沟通行动理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1947－）等人的新功能主义理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流派，等等，都纷纷登台竞技。在社会科学各学科里，社会学的理论派别大概是最多的。常常有社会学者感慨社会学缺乏统一的范式。即便如此，一部分社会学者还是不嫌社会学理论太多，还是把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和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等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家挖掘出来，推介给整个社会学界。但一部分演化社会科学学者则更容易回忆起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1862－1939）这位早年社会学家、英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介绍韦斯特马克的思想。而第七章将详细介绍20世纪后期以来兴起的以生物演化论为宏大理论的演化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