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编辑史研究是编辑思想研究的基础，编辑思想研究是对编辑史研究的深化。编辑思想研究是编辑史研究充分展开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编辑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编辑活动活跃，编辑类型丰富，编辑实践创新，而且诞生了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编辑家，像萧统、徐陵、陈寿、范晔、释道安等。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专题地对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进行研究的专著。甚至，学界有关该时期编辑思想的个案研究也寥寥无几。笔者试从编辑史和编辑思想史研究两个方面来总结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史研究的状况。

一 魏晋南北朝编辑史研究概况

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编辑史专题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编辑史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周少川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是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推出的《中国出版通史》的一部分，堪称唯一对该时期编辑出版史研究的专论。该书侧重于出版史研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做了全面论述，包括出版事业的发展及时代背景、编辑出版机构、图书收集整理和出版、图书编辑和出版、重要的编辑出版人物、出版物的材料和形制、出版相关技术、图书流通和管理、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出版等内容。其中，图书编辑和出版一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编辑活动进行了论述。该章用分门别类的方法，把该时期的书籍编辑活动分为经部典籍的注疏和出版、史书的编辑和出版、子部典籍的编辑和出版、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佛经的译撰和出版等几个方面。该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编辑活动进行了总结、概括，尤其对这一时期的重大编辑成果有很好的介绍。

二是散见于通史中的编辑史研究。除专题研究，对该时期的编辑史研究还包含在编辑出版史的通史研究著作之中。姚福申先生的《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第一部系统地、完整地对中国编辑活动进行研究的通史著作。该书以时间为序，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古代编辑史，着重探讨了编辑活动的起源、历代编辑活动概况、重要编辑家和编辑成果，以及编辑活动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关系。下编为近现代编辑史，重点阐述了近代以来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状况，以及一些著名编辑出版家的功绩。该著的最大特色是，开编辑史通史写作的先河，打破了此前编辑史研究“单兵作战”、个案为主的状况，把宏观叙述和微观分析相结合，将编辑史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有机结合，以时间为线索较为清晰地勾勒了中国编辑活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轮廓。该书第六章《中国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进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编辑活动进行了简要概述。内容包括当时书籍编目情况、汲冢书的编辑活动、总集编辑活动、韵书编辑活动、早期佛经翻译工作和科技编辑活动等。这一部分虽然在论述逻辑上稍显凌乱，但是概括了这一时期编辑活动发展的基本状况和重要成果。继姚福申先生的《中国编辑史》之后，青年学者靳青万的《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我国古代编辑史研究的又一成果。在该书中，作者摒弃了传统编辑史写作以时为序的方法，尝试按历史逻辑的方法对编辑活动进行分期叙写。作者将古代编辑活动分为萌芽、形成、发展和繁荣四个时期，然后对不同时期的编辑活动状况进行概述。该书中有关编辑定义的论述、编辑起源的观点等，对深入认识编辑活动很有启发意义。作者对编辑活动的分类非常明确，主要有：字书、辞书、韵书；历史类书籍；文学类书籍；类书；丛书；目录编辑等。这种对编辑活动分门别类的叙写方法，是研究古代编辑史的一个新的思路。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编辑的发展时期，在古代编辑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对该时期的编辑成就进行了简要概括，如《三国志》《后汉书》等历史书籍的编辑，文学总集的编辑，类书的编辑，以及目录编辑的发展等。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是中国古代书籍编辑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曹先生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论述、凝练的语言，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辟的学术见解。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断代史研究，对不同时期的图书编撰机构、编撰家和整个时代的图书编撰特点进行了论述。下编为专题研究，包括四部丛谈、著者纵横、编撰方法论、古籍编撰特点四个部分。该书上编第二章是《魏晋南北朝图书编撰》。该章论述了魏晋南北朝的编书修书机构和官修书状况，并对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图书编撰家逐一举要，还总结了该时期书籍编撰的主要特点。这些内容虽然没有从深层涉及编辑思想，但是曹先生所总结的编辑成果，为笔者展开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他对该时期书籍编辑特点的概括，是我们认识把握这一时期编辑思想整体特点的参照。北京大学肖东发先生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是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的又一经典之作。该书综合了编辑出版两项活动，在出版史的背景下简述了古代编辑机构和编辑活动。该书第四章《编辑出版的初兴时期》，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概述了这一时期政府编辑机构和编辑活动的主要状况。其中对这一时期编辑活动的概述，包括书目编辑、史书编修、类书编辑、别集和总集编辑、姓氏谱、地方人物传编辑、佛经编译、科技典籍的编辑等。这部分对编辑成果介绍全面详细，但很少关涉编辑思想。此外，韩仲民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申非的《编辑史概要》（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版）等编辑出版史著作，都或多或少涉及对魏晋南北朝编辑活动的论述。

三是散见于文献学、目录学、校雠学中的相关研究。之所以说编辑学是一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学科，就在于古代编辑活动中包含了文献整理、书目编制和文字校订等丰富的文化创构活动。正因为此，编辑学与古代的文献学、目录学、校雠学和版本学，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古代编辑思想的研究，不能不从编辑学的相关学科中寻找营养、汲取智慧。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是我国文献学方面的力作。该书对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整理文献的基础知识、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家的非凡业绩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其中，张先生对著作、编述和抄纂区别的论述，对准确地界定古代编辑活动的范围很有启发意义。同时，他对前人整理文献丰硕成果的归纳，对深入认识魏晋南北朝的编辑活动，很有借鉴价值。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第三章，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整理的基本情况。他对何晏、王弼、虞翻、王肃、韦昭、杜预、颜之推等几位编辑家进行了评价。其中，有很多地方对这些编辑家的文献整理特点进行了概括。这是笔者认识这些编辑家编辑思想的不可多得的线索。程千帆、徐有富的《校雠广义》（齐鲁书社1998年版），对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的起源和发展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不乏魏晋南北时期编辑个案的举证。此外，姚明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王余光先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都有不少内容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籍编辑活动，是笔者展开研究的重要基础。

四是编辑史的单篇论文研究。这方面，有很多单篇论文，对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进行了深入论述。例如，陆宜新的《〈齐民要术〉的编辑特色》（《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对该时期的科技巨著《齐民要术》的编辑特色进行了分析；李传印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经世特点》（《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是对这一时期史书编辑思想的总结；薛建立的《皇甫谧在中国古代编辑史上的贡献》（《史学月刊》2009年第8期）对皇甫谧的编辑活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论述；钱汝平的《魏晋南北朝的类书编辑》（《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7期）对该时期类书编辑情况进行了论述。此外，武宗华的《诠品译才 标列岁月——从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特点看其学术地位》（《图书情报论坛》2007年第2期）、李传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兰州学刊》2008年第11期）和《编辑家徐陵和他的〈玉台新咏〉》（《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等，都是有关这一时期书籍编辑活动的论文。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的编辑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魏晋南北朝编辑史专题研究还没有出现。有关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研究，都分散在相关编辑史、出版史、书籍编辑史的研究之中。

二是对这一时期编辑活动的单篇个案研究不多。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编辑活动的发展较之前代显得复杂多变，优秀的编辑家个体不容易受到关注。

二 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概况

一是有关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的系列史论。最早对中国古代编辑思想进行系列研究的是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胡光清先生。《编辑之友》从1989年第1期到1990年的第6期在《编辑学讨论》栏目中，连续12期发表了他的《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系列论文。在开篇之作——《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一般特点——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之一·绪论（上、下）》中，胡光清先生首先指出了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的一般特点是“编辑、著述、校雠为一体”，然后概括了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的三种方式：编纂、校雠和注释。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编辑活动与编辑思想的有机联系，概括了中国古代编辑思想研究的三个基本内容：关于编辑目的的思想、关于编辑设计的思想和关于编辑方法的思想。并指出了编辑思想在编辑活动中的三方面重要作用：一是编辑书籍活动的灵魂，二是规范所编之书体例的准则，三可使所编之书别具特色。从第三篇论文开始，他分别从“述而不作”“辨章学术”“部次条别”“沉思翰藻”“以类相从”“举撮机要”“编次之纪”“经世应务”“互注别裁”几个方面以分论的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编辑思想的基本内容。应该说，胡光清先生这一系列论文，是古代编辑思想研究的开山之作。他不仅最早提出了编辑思想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而且初步阐明了编辑思想研究的价值。他还指出了古代编辑思想的研究的基本内容、研究方法，而且从宏观的角度以分论的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编辑思想的几个基本方面。胡光清先生的这一系列论文，为我们继续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早胡光清先生三年，著名编辑家戴文葆先生从1986年《出版工作》第1期开始发表《历代编辑列传》系列论文，分篇论述了孔子、吕不韦、刘安、刘向、刘歆、班昭、许慎、刘义庆、萧统、徐陵、颜之推、僧祐、欧阳询、房玄龄、刘知几、吴兢、杜佑、赵崇祚、李昉、欧阳修、司马光、李焘、朱熹、袁枢、元好问、欧阳玄、王祯、解缙、徐光启、冯梦龙、陈子龙、顾炎武、方苞、姚鼐、纪昀总共三十五位编辑家的编辑实践和编辑成果。这一系列论文总共三十五篇，从1986年第1期开始，一发而不可收，直到1990年第2期结束。该系列论文发表前后历时四年之久。这一系列论文前后时间跨度之长，论文数量之大，堪称当时编辑学研究的亮点，是其时中国古代编辑史研究的重量级著作。在论述这些编辑家编辑人生、编辑成就的过程中，戴文葆先生不惜笔墨，用大量的篇幅对这些编辑家的编辑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述。这一系列作品可以说无编辑思想研究之名，但有编辑思想研究之实。其中关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编辑家有刘义庆、萧统、徐陵、颜之推和僧祐四位。戴文葆先生学术功底深厚，文史知识渊博，论述举重若轻，纵笔驰骋，纵横捭阖，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继胡光清先生之后，1996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阎现章主编的《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一书，该书于2007年修订再版。该书以人物评传的形式，专门研究了中国古代编辑史上几十位取得非凡业绩的编辑家，包括孔子、刘向、刘歆、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司马迁、班固、道安、杜佑、朱熹、袁枢、黄宗羲、皇甫谧、贾思勰、王怀隐、唐慎微、王祯等。全书围绕这些编辑家的生平事迹、编辑成果、编辑思想及其影响展开论述。在论述过程中，比较重视对编辑家编辑思想的分析和概括，强调编辑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因此，该书虽为编辑家人物传记，但有明确的编辑思想研究价值取向。该书中所涉及的道安、皇甫谧、贾思勰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编辑家，书中对他们编辑成果的介绍和编辑思想的概括，为更深入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是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单篇研究情况。对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进行研究的单篇文章主要有：左建的《萧统的文学编辑思想》（《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王毅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试论萧统的编辑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都是萧统编辑思想的个案研究，前者比较简略地指出了萧统《文选》编辑的选文标准、编排方法，后者分析了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编辑思想内涵。傅刚的《〈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则从《文选》编辑背景、《文选》文本研究两个方面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萧统《文选》的编辑状况，其中包括对《文选》编者和编辑时间的考证，对编辑宗旨和体例等的论述都颇有创见。王立群先生的《〈文选〉成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一书围绕《文选》的成书过程、成书时间和成书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详尽的考证。这两部有关《文选》研究之书，虽然不是萧统《文选》编辑思想的研究，但其中有诸多方面关涉萧统编辑思想，比如他们对萧统编辑《文选》的宗旨、方式的论述等，都是萧统编辑思想的重要内容。段乐川的《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编辑思想》（《中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林田慎之助的《〈文选〉和〈玉台新咏〉编纂的指导思想》（《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阿忠荣的《六朝的文学编辑思想及特点》（《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几篇，都是对该时期编辑家编辑思想的个案研究。

除此之外，近两年还先后出现了一些古代编辑思想的专题研究论文。如钱荣贵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两汉编辑思想研究》（2008年）对先秦两汉的书籍编辑思想进行了深入论述，李乐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书籍编辑思想研究》（2008年）对宋代编辑思想进行了断代研究，胡程立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编辑思想研究》（2007年）是对明代书籍编辑思想的专题研究，芦珊珊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编辑思想研究》（2009年）对唐代编辑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

总体来看，学界明确地提出了编辑思想研究这一课题，深入研究正在推进之中。但是有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专题、断代性质编辑思想研究，还没有出现。与此同时，有关这一时期的编辑个体思想研究数量较少，笔者查到的仅有数篇。有关该时期编辑思想的宏观、系统研究更是没有出现，这导致对该时期编辑思想开掘不够深入，编辑主体思想产生深层动因论述不够全面。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与研究者的研究视角有关，也与编辑史研究的现状有关。因为，编辑主体思想的研究，是建立在编辑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一时期编辑史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关注、高度重视的状况下，编辑主体思想的研究就很难进入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