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

大概谁都晓得，这是马克思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重要思想观点，旨在证明，要认识资本的过往史，必须首先对资本有深刻的把握。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观点，作为方法论，引导我们解剖马克思的社会技术思想进而哲学地思考社会技术的“过去和未来”呢？我认为，这大概是可以尝试的。

“社会技术”是20世纪末中外思想家、科学家提出的“新”概念，旨在证明，在现实社会的生产生活中，技术分为多种方式多种类别，其中人类适应、改造、建构社会关系的实践手段、方法的总和就是社会技术。

21世纪初，在许多哲学家特别是科技哲学家并不认同、认可“社会技术”这一提法的“权威”“压迫”下，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社会技术”纳入科技哲学的领域，吃了“社会技术哲学”这个“螃蟹”。东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一批学者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俨然开辟了社会技术哲学新领域。我本人撰写的《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社会技术哲学的专著，于2003年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杂志，关注并发表了我关于社会技术（社会工程）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近20篇。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公开出版了我自己围绕社会技术哲学、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学术专著7部。

在这些论著中，我引证过马克思的相关学术思想，也“拓展”过马克思的若干论述，甚至也曾公开发表过关于“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论文，但更多的是基于21世纪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技术哲学思考，不断创新“社会技术”范畴，其间领略了加拿大、日本、英国哲学家，诸如邦格、三木清、波普尔等的社会技术思想，也关注了科学家钱学森对社会技术的深刻思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技哲学“嫁接”、自我“闭门”与专家“对话”、现实矛盾与“批判武器”的“互动”中分析、把握和研究社会技术及其哲学问题。尽管很难说“合理”“科学”，但这些研究毕竟是对“社会技术”有了哲学把握，特别是对21世纪以来中外社会技术思想给予了归纳、梳理，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中予以创新、解释与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上溯对“社会技术”史的研究，目前对社会技术的认识、把握大概可以成为对既往某时代、某思想家社会技术思想把握的钥匙。但是，解剖哪个时代、哪位思想家的社会技术思想呢？

我选择了马克思。

马克思是举世公认的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举世公认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凡50余卷是举世公认的理论宝库。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到终极关怀，我们不难发现其社会技术思想的深刻性、丰富性和现代性。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学术富矿。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2]当我们理解了“社会技术”，或者当我们对“社会技术”有了一种也许并不错误的理解之后，我们便可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随处“发现”马克思的社会技术思想。

研究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意义不在于研究本身，而在于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方法论支持。

本著作的意义在于回到马克思文本，来到社会现实，把握时代精神，实现学术创新。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从全局出发，把握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哲学意义，并了解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学术地位。第二章，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详细阐述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生成、发展、超越以及具体化问题。第三章，分别从社会技术与社会有机体、社会技术与社会形态、社会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技术与社会文明多个角度分析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之根本。第四章，对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产生源泉进行多方向、全方位的梳理，为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五章，结合实际，对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进行分析。第六章，从社会技术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揭示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中的重要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