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

国际规范是国际体系中大多数行为体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它制约和塑造着国家的对外行为。20世纪后半叶的主要国际规范基本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构建起来的，国际规范的变迁也体现了西方国家对国际社会核心价值和规则认识的发展与变化。然而，进入21世纪后，国际权力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范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个人赋权（individual empowerment）和公民社会组织与网络的迅速发展，将来自社会层面的价值规范带进世界政治的舞台。同时，新兴国家的崛起也向国际社会输入了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构成了极大挑战，并导致西方对将可能丧失其长期拥有的“权力优越感”、“制度优越感”，乃至“文化优越感”的极度忧虑。由此导致世界上各种思想理念的交锋交融更为明显，不同发展模式与道路之争也更加突出。而理念的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出现缺失。

首先体现在国际安全领域，随着国际社会中人权规范的发展，传统主权原则面临严峻挑战。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体系最根本的一项国际制度，也是国际体系运转的基石。从主权制度引申而出的“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然而，二战结束后，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列人权保护国际公约的出台，人权保护问题从纯粹的国内事务向国际领域发展，人们开始考虑在国际层面上保护人权。不少西方人士认为：“推进人权是全球治理机制的责任，它非常重要，如果无法履行则会致使该机制丧失合法性。”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安全”概念的出现，人道主义干涉思想开始泛滥，“保护责任”概念也由此产生。“保护责任”概念的提出使得长期作为全球性规范的主权原则面临着严峻挑战。个别西方国家借“保护的责任”之名进行颠覆他国政权的活动，对他国主权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抵制。主权与人权，谁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性规范？这是国际社会要反思的问题。

其次反映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国际社会由于对“自由”与“发展”关系问题长期处理偏失而产生了严重后果。现有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由于过度强调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这个最重要的主题，从而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和穷国消费力严重萎缩等突出问题。对于一些涉及经济发展的全球性重大议题，如发展援助、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转让、减少贫困等，特别是涉及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代价分配责任，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各种方式推卸责任，在积极推动自由化进程中基本上不考虑弱势经济体及弱势人群的利益和扶助问题。事实上，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气候变化等许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全球经济治理应该首先关注发展议题，尤其是世界均衡性发展问题。

再次在全球贸易领域，金融危机后出现的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竞争与矛盾，使得当前全球贸易机制面临新的规制建构。随着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领域出现攻守易位，传统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方面这些国家通过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惩罚等方式不断加大新兴经济体扩大市场准入的压力，另一方面美欧凭借自身优势寻求多哈回合之外可以主导的平台，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区域谈判。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在自由贸易体系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危害，因而遭到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抵制。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竞争使得全球贸易机制面临新一轮规则构建。

最后在气候变化治理中，长期作为国际气候合作制度的基石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今也面临严峻挑战。受金融危机的打击，发达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在减弱，加上国际气候谈判的政治生态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在减排承诺、资金和技术援助等方面表现十分消极，并极力改变甚至否定气候治理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得气候治理的基本原则面临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