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困境与变革

所谓国际体系是指多种国际行为体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通常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它构成了一国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外部环境。一种类型的国际体系之所以发生变革，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一是支撑该体系的国际实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该体系的基本运行方式和规则出现重大缺陷，难以继续维持。具体到金融领域，由于上述两种原因，已经运行了近40年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目前遭遇了严峻挑战，正面临着变革的巨大压力。

首先，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导致全球经济实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原有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进行调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40年里，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在“一超多强”的实力结构之上，即美国作为金融超级大国，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作为金融强国，处于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位置，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处于边缘。该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金融独霸的实力格局形成了根本性的区别。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垄断国际金融事务，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便是这种实力格局的集中体现。

但是，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实现的大规模崛起，可能是21世纪区别于20世纪最根本的特征。在多个经济和金融指标上，新兴国家不断跻身排名前十的行列，并开始在国际金融治理、国际金融规则等多个方面对原有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挑战，从而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动力。

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实力对比相比20世纪70年代最大的变化就是，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出现了群体性的崛起，从而冲击了西方发达国家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传统经济格局。其中又以中国的表现最为抢眼，它在多个经济指标上都强有力地体现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特征。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了6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美欧日等传统发达国家一直复苏乏力，并且先后遭遇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2%，其中“金砖国家”就高达49.1%。这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道“奇观”。然而，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40年里，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几乎毫无发言权，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严重不足。

为了应对自身在面对各种国际挑战时的不足，同时随着G7关注议题的不断扩展，冷战结束后，G7也尝试着进行了几次制度改良，通过“成员扩大、议程增设和机制深化”，力求向“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转变。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极为有限的制度改革无力扭转G7所面临的日益加深的合法性危机。

第一，通过吸纳俄罗斯以提高代表性。根据G7成立时的声明，成员国应具备两个条件：实行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强国，二者缺一不可。这是一个颇为严苛的准入标准。因此，G7在成立之后的20年中没有吸纳任何新的成员，甚至连关于吸纳新成员的内部会议讨论都屈指可数。虽然G7后来决定以渐进的方式将俄罗斯吸纳成为正式成员国以鼓励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但俄罗斯依然被排除在核心的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之外，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相关议程上的话语权远远弱于其他成员国。G7吸纳俄罗斯参加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事务的事实。

第二，举行G8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会议，以增强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性。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从21世纪开始，G8加强了与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以加强应对人类在诸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疾病威胁和经济稳定等全球性问题方面的挑战，八国首脑会议发生了从G8到“G8 +N”的变化。但在该框架下，与会的其他国家毕竟是客人身份，难以完全平等、充分地参与重大议题的讨论和决策。而且，关于国际金融事务的讨论仍然是在G7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尽管进行了一些有限的制度变革，G7在垄断国际金融治理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重大制度变化。

第三，加强与既有机制的联系，以增强执行能力。90年代以后，G7加强了与现有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系，邀请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的代表参加G7峰会或工作会议的对话和协调。通过这些联系，G7一方面与联合国的关系制度化，另一方面借助世界三大经济组织——WTO、世界银行和IMF的功能，贯彻并实施其会议决议和具体政策。不仅如此，G7也注意到全球公民社会在现代世界治理中所拥有的国家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具备的优势，因此G7加强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对话和沟通，这更有助于从社会底层入手解决困扰整个国际社会的全球性问题。

第四，成立G20部长级会议，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1999年12月，G7邀请来自全球新兴经济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这标志着包含新兴经济国家在内的非正式对话机制——二十国集团宣告成立。有学者指出，二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的成立是朝着“全球性”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它第一次将新兴国家纳入讨论国际金融治理的结构。该机制所包括的19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占当时世界总量的81%，从而使其进行全球金融治理时具有充足的合法性。不过，在从1999年到2008年的最初十年里，二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制度形式，虽然每年都召开例行的双部长会议，但并没有如部分乐观者想象的那样，发挥出金融治理的实际功效。

尽管G7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努力，力求维护自身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但从总体上而言，G7在扩大正式成员规模上，特别是放松对国际金融治理的垄断权上，表现得异常保守。这对于改善G7的合法性和行为能力十分有限。

因此，在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明显脱节，实力与权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格局。而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力不从心之感，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来自新兴国家的支持，包括资金流的供应和协同的经济刺激政策。对此，主要新兴国家开始团结起来，集体呼吁和施压国际金融改革，增进自身权利。2008年年底，首次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召开，就是发达国家无力应对危机的最重要体现。而在2009年“金砖峰会”的成立和2011年“金砖峰会”的扩大，更是新兴国家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改革、争取自身金融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因此，国际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推动国际金融变革的最重要结构性力量。

其次，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冲击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运行规则的合法性，积累了变革的动力，而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更是成为压倒该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对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过度“推崇”、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全球化运动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深度发展，它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安全问题，引发了各种地区性金融危机。在布雷顿森林时代，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各国对非生产性资本特别是短期证券资本的跨国流动实行了比较严厉的管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固定汇率制的终结使得资本管制已无必要。此后美国进一步在全球鼓吹开放资本账户，解除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而随后信息技术革命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又为这轮浪潮推波助澜。在这轮全球化运动的推动下，短期证券资本（俗称热钱）的跨国流量已经远远超出产业资本的流量，绝大部分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和生产无关，这使得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与实体经济活动的需要脱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金融体系和监管能力难以承载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深度发展的金融全球化和短期非生产性资本的无序高速流动，成为日后地区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并迅速蔓延的渊薮，其中就包括影响重大的亚洲金融危机。

作为支撑该轮金融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华盛顿共识”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遭受激烈批评，并确实刺激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比如在1999年创建金融稳定论坛，以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潜在威胁进行分析。但是，那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并没有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构成实质性威胁，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而非金融自由化。因此，真正更大规模的变革动力最终只能来自国际金融体系中心国家的危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国内制造业的逐渐衰落，美国开始步19世纪英国之后尘，全面走向“金融立国”的道路，并在全世界强力推动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的金融体系。这种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国挟美元霸权之利，向全世界提供最富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吸引世界的资本以各种有价证券的方式（各种股票、债券等）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另一方面则将制造业外包给德国、日本和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国家。美国从此成为世界的银行家，专职向世界发行货币和提供金融服务，以此进口来自世界的消费品。这种国际金融模式助长了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以至于最终需要大规模借贷。

由于这种体系是建立在国家间金融和生产职能分配高度失衡的状态之下，它扭曲了国际金融资源的流动，一旦世界对中心国家的经济前景和偿债能力产生信心上的动摇，这种体系便危如累卵，并最终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酿造了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完全暴露了现有金融体系的缺陷。

无论是先前主要发生在美国的私人金融机构的危机，还是当下正在上演的欧美主权债务的危机，都揭示了当前国际金融循环的一个重大病症，即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过于依赖对廉价金融资源的占有来维持过度消费。这使得国际金融改革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全球性话题。它所带来的变革效应，构成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分水岭。

总之，全球经济实力结构的变迁与金融全球化暴露了传统金融模式的缺陷，它们构成推动国际金融改革的两股强大力量。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治理机制、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都面临着变革的压力。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正在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