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背景下的中国变迁
郜若素（Ross Garnaut） 宋立刚 蔡昉 汪诗伦（Lauren Johnston）
中国经济正经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深入的增长放缓。在21世纪初的10年中，经济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0%，到2014年下跌至略高于7%。我们曾于2006年和2013年两次在“‘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探讨过，适当经济放缓对中国当局来说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庆幸的。当时估计经济放缓其实是利好消息，因为它源自结构性因素，对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很有必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正在关注的这次放缓，是否正如先前预期的那样能够为中国经济走上世界生产力的前沿奠定基础？还是由其他什么因素所导致？
所谓的“其他因素”可能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周期性经济下滑，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了保持增长而投入的大量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影响正逐步消减，因此经济步入下调休整期。停止刺激政策后所暴露的金融体系的自身弱点，发达经济体的长期问题导致其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这些情况都可能使周期性经济下滑更加严重。其二是不太好的结构性调整，它不是源自新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生产力结构变化，而是因为旧增长模式中的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纠正，不断累积而成的，这些结构性问题随着中国生产力不断发展逼近世界前沿而变得愈来愈具有危害性。
2015年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主要关注点在于新经济模式下的结构性转变之细节。许多章节详细研究了为保持增长而在经济领域需要进行的转变。作者大多记录了一些初始进展并发现有理由保持乐观，但几无证据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并能够让其在接下来10年成为一个高收入的现代化经济体。
不过，在两个领域内的确存在生产力结构调整。第一个源自劳动力市场上非熟练工人从过剩到缺乏的转变；第二个来自政策驱动下增长与环境压力关系的长期持续性转变。
中国近两次经济放缓都发生在应对外部危机时，分别是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与当时一样，有意见认为实体经济放缓的程度要比官方统计显示的更为严重。前两次危机时都有人通过某些局部经济指标，如电力消费或物流量，来说明实际经济放缓程度比官方总体统计数据所说明的更大。李克强总理在省委工作时就曾指出，一些具体经济指标比汇总统计更可靠。于是最近一个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就是电力消费（2015年4月相对2014年4月同比下降1.1%）和铁路物流量（2015年第一季度相对2014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9%）的大幅下降。黄（2015）曾认为，截至2015年初，一年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大约为5%，而非官方统计的7%。
对前两次经济增长放缓的分析说明，有必要在增长放缓时对官方汇总统计指标进行缩减。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在需求不足且经济有通缩倾向的条件下，计量物价缩减指数有一定难度。最近的数据中可能有过度估计。不过，结构性调整（尤其是在与能源使用高度相关的板块）已经充分显现，这让我们能够预见局部经济指标和实际增长的传统关系将产生根本性变化。经济的能源密集度（电力消费为相关表现）下滑5.6%，是2014年下滑的小幅延伸。而后者亦不过略高于对“十二五”规划所预期的年均4%的下滑度。这种情况下，电力消费的小幅下滑不太可能长期持续，那么7%的总产出增长率就并非完全不可能。同理，煤炭占中国铁路物流量的很大份额，而在新环境目标下煤炭不再作为主要能源了，大规模能源调整导致2015年第一季度的煤炭使用量与上年同比大幅下降，因此铁路物流量也大幅下降了。
此次经济放缓可能比官方统计结果表现的要略严重，而且绝对更为实质和深入。更重要的是，新增长模式到目前为止所带来的结构调整说明：未来还有比现在更为强烈的逆风冲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低速增长也要维持一段时间，以为中国转向高收入经济奠定基础。
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九章探讨人口和劳动力市场变化是如何部分地导致经济放缓，而周期性及不良结构性因素又是如何进一步推波助澜的。这些不良结构性因素主要涉及为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而在采取相关财政、货币政策期间出现的不平衡问题。
2006年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曾强调人口与劳动力市场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并将其总结为“经济增长的转折阶段”。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从21世纪的头五六年开始保持稳定，可见农村地区劳动力已经不再充足且易得，很快工资增长速度将会超过产出增长。其他变化是劳动力市场的转折期造成的：长期以来，投资在产出分配中的份额不断增长，而消费在其中的份额难以提升，现在，工资增长将对上述二者之间的比例进行调整。国民经济收入中的工资份额上涨，将对长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趋势产生逆反作用。可以预见，这将逐步减少国内支出中的投资份额，进而让资本市场发展减慢，并与劳动力衰退因素共同抑制经济增长率（Garnaut and Song，2006）。而经济缓滞将发展到什么地步，取决于政策——提高生产力的经济改革——能否让经济更加富有活力并更加有效地调配资源实现生产力最佳配置。
2013年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曾介绍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经济增长模式下，政策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压力共同驱动以实现新目标（Garnaut et al.，2013）。这些新目标包括：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更多的家庭消费，尤其是服务性消费和农村地区的消费；接受一个略低的增长率；缓解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逐步增加的压力。这种新经济增长模式被认为对持续增长十分必要，能让中国从目前已经达到的中上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并加入为数不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人均产出就要在2010年的水平上进一步翻倍，这需要很多制度和政策上的改革。这些优先目标和这个增长模式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做的改革决策中有具体体现。
认为这次增长放缓受到的周期性影响大于结构性政策影响的观点，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得到支持。到目前为止，此次经济缓滞明显受劳动力市场转变的影响。但是，除了增长和环境压力关系的重要转变，目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新政有意于让经济产出与社区目标更为和谐一致或者为向高级现代经济体转变奠定基础。
增长的减速已持续多年，一直延续到2015年第一季度，这并不只是（从高速增长）“回归到平常状态”（Pritchett，Summers，2014），还反映了三种趋势的合并效应：新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动力转换，这是保持增长所必需的；消除旧经济模式下内外发展不平衡的痛苦；减轻过度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的后遗症，虽然这些刺激帮助中国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其中第三种趋势，其周期性影响包括高负债（尤其在地方政府层面）以及许多行业产能过剩，这两方面都增加了中国的金融风险。
我们所谓的“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自此已经被中国政府和其他方面人士称为“新常态”。新常态增长要求广泛的制度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户口改革，消除在城市高效利用农村劳动力的人为障碍；金融体系，让资本分配到最有生产效率的地方；土地管理，让稀缺土地资源的机会成本在使用中得到充分体现，并让农民因向更高经济价值的用途转让土地而得到合理补偿；教育投资增加和教育资源更佳利用，尤其在农村地区，增加所有公民在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体中的机会；加强产权保护和支持知识交流，消除创新和高效利用知识资本的障碍；消除或更加经济高效地监管政府垄断，提高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效率。以上方面的改革能提高生产力，产生“改革红利”以部分地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并降低劳动力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Lu，Cai，2014）。此外，生产率提高对增长的推动力可以通过长期放松人口政策进一步增强，不过改变独生子女政策的实际效果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尚不明确。
中国走向高收入状态需要多方面改革的互相促进来驱动。生产力应全面提高，鼓励资源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资源从低效利用向高效利用的结构转变有很多方面：从低利润公司流向高利润公司；从低价值产品和服务流向高价值产品和服务；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力地区流向高生产力地区。正如Kuznets（1961）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发现了的，资源需要不断从低生产力领域（如农业）转向高生产力领域（如工业）——在旧增长模式下已是这样，已有超过2.5亿名农民工移民流向城市。在“创造性毁灭”能够增加经济价值的地方，中国应接受这个概念并需要改革制度和政策，以允许“创造性毁灭”发挥其作用。
中国现在要继续把资源从相对低生产率领域转移到高生产率的经济活动中，这面临几个风险。第一，从农村到城市的新农民工在数量上可能不足以弥补现在开始返乡的农民工造成的缺口。这个风险源自人口变化以及阻止农民工永久居留城市的制度壁垒。流入城市的移民数量年均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4%下跌到了2014年的1.3%。这一趋势如果保持下去将成为威胁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估计，农村到城市的新移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已为超过一半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做出了贡献。
第二，城市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除非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能及时下调，否则资本将会被浪费在产能过剩上面。
第三，新增长模式所涉及的工业结构升级需要受过教育且有经验的劳动力。当前的农村教育标准和刺激新移民在城市工作中累积并应用技能的动力，也许不足以让日益扩张的城市工业获得更高级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如果没有城市失业保险或其他社保，就会面临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风险。与此同时，他们很难在农业板块中获得再就业的机会，不但因为他们自身的就业偏好已经改变，也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新。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是造成社会不安的潜在因素。
第四，在中国试图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中找到新的平衡、增加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例的过程中，总体的生产力可能有所下降。第二产业总的来说比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更高。例如，2013年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工业附加值与全体就业人数之比）在第二产业是1.45，而在第三产业是1.22。但是，这对生产力的影响取决于第二产业是否转向更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及其相关服务行业（包括为其提供支持的研发、设计、市场和售后服务）。那样的话，总体生产力可以因服务业板块的支持而巩固提高。然而，仅仅涉及将劳动力从低端产品制造转向低端服务的工业结构调整，恐怕对生产力增长有负面影响。
这些风险凸显了通过改革持续引导资源流向更高生产力领域的重要性。实现持续的结构性经济升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创造性毁灭”（熊彼特，1934）。它能让低效率或无效的经济活动从市场剥离，为高效创新和更有生产力的经济活动保留更多资源。若要“创造性毁灭”得以成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停止挽救亏损和失去竞争优势的企业。相反，它们应该培育市场竞争并将结构转型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弱化了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性竞争优势指数（定义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与全部出口额的比率，相对于世界整体出口的同一指标而言）从2003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3.4。此下降趋势仍在继续。
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整合已经迫使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新调整分配。中国的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从沿海转向内地，同时也转向了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和非洲。“领头雁”或“飞龙”模式对全球经济是具有潜在积极作用的，也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的工业升级有促进作用。
国务院近期发布了一个全国计划，名为“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个10年计划，旨在将中国从一个低端制造业国家转变为高端制造业巨头。它涵盖以下10个板块（《人民日报》2015年5月22日在线版）：新信息科技；数控工具和机器人；空间设备；海洋工程设备和高科技船舶；铁路设备；节能和新能源设备以及交通工具；电力设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医疗设备；农业机械。这个新国策，连同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支持的“一带一路”国际策略，反映了实现新增长模式的全面措施。如果这些策略成功实施的话，中国的高端工业产品出口将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支持中国自身的产品结构变化。
各项措施的成功实施要求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在多边贸易体系弱化而特惠贸易协定扩散的背景下，人们对于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有愈来愈多的担心。此外，很快将可能产生一个把一些亚洲大国，如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排除在外的特惠贸易区。乐观者把这个看作一个亚太地区泛自由贸易的垫脚石。现实主义者却看到巨大收益蕴含的风险——过去半个世纪中支持了亚太地区发展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风险。
在亚洲以外，面对来自高附加值产品供应者的竞争及其大量出口倾销的产品，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变，但害怕经济增长缓慢，亦怕触动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神经。国际一体化整合的持续深化将帮助所有国家面对它们的经济挑战；而逆反这个过程则让大家都日子难过。中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从国际领导角色中获益的机会（Garnaut，Song，2006）。在某些领域中，中国具有在新一轮国际一体化浪潮中领头弄潮的领导力，而在另外某些领域中则没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是一个良好信号：世界需要一些新的机制，以帮助资本和固定资产产品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并建立支持其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机制，以在相似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恢复发展动力。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类似的国际领导力，可以让中国帮助国际经济和自身经济发展，这可能是走出在亚太地区愈来愈浓厚的特惠贸易协定之迷雾氛围的最佳办法。
在出口和内需之间重新找到平衡以作为中国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动力，还可以减小世界其他地区的调整压力。因为与旧增长模式相比，它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扩张创造了一套不同的机会，旧增长模式倾向于矿物和能源商品出口，这些传统出口国家面临种种资源主导型增长模式带来的挑战（Collier 2007；Sachs and Warner 1997）。
下一个五年的转变对新增长模式的成功至关重要。若成功，则人均收入从2010年到2020年将翻一番。这将会把中国提升到发达国家的行列。成功的机会很大，但并不绝对。改革必须继续深化以提高生产力，并且让增长更富有包容性、环境保护性以持续发展。
2015年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提供了国内和全球的双重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转型的这一新挑战阶段。接下来的章节探讨的是在中国经济内一系列专门领域的政策改革、制度转变和经济表现。许多论题本身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它们都探讨了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行列靠拢这一复杂转型过程。
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把全面深化改革界定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很显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遵循西方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推荐的模式，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如此。
本书结构
第二、三、九章重点讲述宏观经济故事，关注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以及提出的补救政策。
在第二章，Ross Garnaut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变迁。变迁源自经济发展内生的压力以及新目标和新政策。前者包括提高工资以及高收入在以下方面带来的相对优先次序变化：提高收入、健康质量、长寿以及自然环境。新增长模式接受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稀缺性及其价值，注重收入分配公平和环保舒适，这对于保持增长、让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具有必要性。转变到一个新增长模式并且如果成功的话，要继续成为一个高级经济体，这个过程可能顺利亦可能坎坷。如顺利调整，则投资下降且消费量上升，生产力增长，并部分地抵消经济体中劳动力和资本边际产出不断下降的效应。
目前有一些好迹象说明应用新增长模式的进展。实际工资上升速度大于GDP增速。基尼系数所体现的贫富差异在上升多年后开始下降。投资和家庭消费分别占GDP的比重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变化，但变化细微、难以察觉并测度。到目前为止，从经济指标上只能看出新增长模式的微弱迹象。
新增长模式的实施进展有限，经济放缓程度却超出相应的预期。这说明，自2011年以来的增长放缓具有大范围周期性因素和非生产性结构因素。全要素增长率带来的增长显著下滑，虽然他国经验也说明这些因素并非都是中国特有。这意味着，位于新增长模式和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核心的制度性改革进展甚微。
新增长模式确有进展的一个领域是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间关系的变革。低排放能源的使用正迅速增加，曾在21世纪早期爆炸性增长的煤炭及其他石化能源的使用仓促进入尾声。密集型和复合型能源使用的变化，源自国内对于健康和寿命的关注，也源自国际上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以及减弱对进口石化能源过分依赖而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从更纯粹的经济角度贯彻新增长模式，如降低投资在支出中的份额，将能够加速环境目标的实现，并预期能在未来中国转变为发达国家时成功实现。
在第九章，Rod Tyers解释了全球金融危机如何迫使中国面对30年来快速发展遗留下来的经济不平衡问题。截至2005年，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27年，中国充足而便宜的劳动力让劳动力成本低下，这增加了高收入经济体内的消费者的选择权与福利。而在中国及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利益分配则偏好于资本所有者，在某些行业甚至对工人有不利后果。那么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对于高收入经济体会有何影响呢？
Tyers使用全球宏观经济模型来探讨这个问题，该模型能重新平衡国民资产组合与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内生性代表问题。模型结果表明，高收入国家可能遭遇轻微通胀，但相关的贸易回落可能帮助恢复就业水平。此外还说明，中国向更高消费、更低储蓄状况的转变，应该能够对高收入经济体产生逆反于旧增长模式下的作用。
在第三章，马国南论证了中国自2014年末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影响。该政策的国际环境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日、美、欧盟和英国各家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后果之一是让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形之下显得过于紧绷。马国南认为这是中国近年来增长较为缓慢的一个原因，否则，目前的经济状况就会刚好理想。这带来了风险，并提高了改革难度。
马国南围绕三个方面有力论证了货币改革的必要性：国内货币扩张的泰勒法则；中国货币面临四大经济体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情况下的紧张状况；在决定汇率时中国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马国南认为，货币宽松是短期稳定的重要工具，也提供了经济改革以实现新增长模式的有利环境。
在第四章，王美艳和蔡昉探讨了一个尚未打开的潜在消费领域：中国广大的农民工群体。户口登记制度的限制，让跨省以及跨城乡流动的工人难以获得社保、医疗和教育服务，预防性货币需求迫使他们保持远高于本地户籍人士的储蓄率。
王美艳和蔡昉使用中国城市劳工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六个城市的移民以及本地居民的消费模式。他们发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消费模式显著不同，并由此推断，如果移民和本地居民享有同样的社会福利和权利，将产生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该章的结论是，如果改革能够让中国的农民工移民进行与本地居民同样水平的消费，开发其庞大的消费潜力，将能够帮助中国的新经济策略得以实现。
在第五章，李冉、李想、雷雯和黄益平就加速改革和开放银行业的一些选择进行了讨论。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银行以年均20%的资产增速迅猛扩张它们的在华业务。但与早前的担忧不同，外资银行无法彻底排挤中资银行，在华运营中遭遇了很多困难。它们在总银行资产中的比例已经下降。而中资银行不但没有失去业务，而且似乎还获益于向外资银行学习及积极竞争的外部性。
作者试图量化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竞争的影响。他们研究了中国银行业中的一个小板块——省级非国资银行，发现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业的积极竞争效果相关。外资银行活跃的地方，净利差与非利息支出占总收入的比率都比较低。
改革正在没有明显破坏中国现有利益的基础上产生效率优势。
在第六章，Qing King Guo，Chi Keung Marco Lau，李坤望以及宋立刚通过关注跨地区价差的变化，探讨中国的煤炭、煤油和天然气市场的效率是否提高了。最近在现货价格数据收集方面的进展，让他们可以检验市场整合的“一价定律”是否实现。本文还估计了中国跨地区市场整合的进展。过去几十年中能源需求的大规模增长使其成为测试市场效率变化的有趣领域。
在所有被研究的年份和地区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能源价格变化支持“一价定律”，计算得到平均40%的收敛速度。柴油价格收敛最大，60%的柴油价格样本呈现跨地区和时间的收敛。电力价格一直保持最分散的状况。研究还显示，价格收敛的程度在不同类型组别中有区别，尤其是煤炭产品。这些结果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价格保护、地理壁垒以及其他政府政策。
在第七章，施训鹏和Hari Malamakkavu Padinjare Variam分析了10年前就开始自由化的中国天然气市场。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天然气交易中心和价格标杆，旨在增强天然气市场的基础设施和流动性。中国目前是天然气的纯进口国、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并且还计划增加天然气在其能源组合中的份额，因此，理解中国的天然气市场自由化状况对全球天然气行业来说有重要意义。本文第一部分描述和总结了这些趋势与变化以及中国三大国有天然气公司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后应用实证模型分析了中国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对天然气贸易流和价格的影响。一个亚洲天然气交易模型利用了2006年的数据集并预估到2035年。在东亚主要天然气进口国中，如果只有中国放松市场监管的话，中国将会遭受损失。一个针对中澳天然气纽带的独特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可能最好还是待在一个持续的长期合约体系之下。而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一种混合模式：长期合约和现价购买的混合体。
在第八章，Stephen Wilson，杨宇峰和Jane Kuang简要总结了中国电力生产者们面临的复杂挑战。在经受了20世纪80年代的长期经济封锁以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的电力部门却经历了一个“黄金年代”，电力需求和发电能力都不断上涨。中国目前有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世界上最大最快的核电厂建设项目，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在用风能和太阳能电站。要在综合考虑电力需求、环境忧虑、产业竞争以及最后的社会公平和民生等方面的情况下管理好这个部门，持续深化改革是必需的。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放松价格监管模型及其与中国的相关性。作者从主要电力消费大国的历史中为中国自己的电力改革汲取经验。21世纪初，中国的电力改革主要受英国影响，发电厂和电网分离，并设立电力监管委员会。然后继续参考各种国际经验。据预计，2020～2050年将会见证历史上中国能源、经济以及环境的许多里程碑式的重大建设，使中国电力市场的未来趋势成为世界电力市场的未来趋势。本文大部分数据止于2010年，因此这些看法是具有历史相关性的。
在第十章，张礼卿和苟琴列出了中国将来开放资本账户的一些选择方式。其中一个极端方式是猛然一下全部开放。这种方式可能在资本配置和风险分散化方面有效率，但也容易受大规模金融波动风险的影响。开放模式的选择需要与银行部门、金融自由化、国家货币浮动等各方面改革决策进行同步协调，因而很复杂。改革的效果也受国际商业周期的影响。
作者回顾了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的模式和次序问题。他们在文献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随机效果概率模型，利用50个国家的数据样本分析各种不同改革次序和开放模式的情形会如何影响改革在中国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结论证明，在任何一种情形下这种可能性都不会超过15%。如果中国逐步渐进地开放资本账户，同时采取更为广泛的金融改革，则金融风险出现的概率最低。
在第十一章，Will Nixon，Eden Hatzvi和Michelle Wright阐明和解释了中国为何在人民币国际化上采取谨慎的政策主导方式。他们描述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与更广泛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协同进行。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实现却能等待离岸人民币贸易的逐步兴起，因为它在增强中国货币的国际流通性。这个经验为试图理解进一步开放货币贸易有何作用的中国央行从业者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想法。
Nixon，Hatzvi和Wright解释了中国进行这些敏感的货币改革的动力，以及中国银行和香港银行对这一过程的重要意义。截至2015年初，中资银行在中国大陆以外的15个城市的分支机构已被正式授以人民币清算机构资质。已有大约28家中央银行与中国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约40家央行已经将其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人民币。越来越多的人民币股票投资项目可以被这些央行和投资者使用，他们的经历正在加深其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力的理解。
第十二章是对转变中的中国工业力量的比较研究，Kevin Zhang在其中思考的是工业产品制造以及产业竞争力的差异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提供的工业竞争力指标数据集为其提供了下一步分析的基础，其下一步分析目标是：中国在生产和出口附加值产品中的总国际竞争力和人均国际竞争力。
Zhang发现中国在工业产能和工业密度方面已经走了很远。现在中国的工业密度甚至超越了一些工业化经济体，但在质量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同样，因为工业产能和密集度方面的进展也大多是由外资公司和加工贸易驱动的，中国在实现强化本土工业力量的目标之前也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第十三章，王梅，齐震和张极井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中国对外投资活动的大规模增长上。中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包括1980～2000年这段时期内的中度增长。但是自2002年开始，官方统计显示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增长了45倍，在2014年达到1160亿美元。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年均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40亿美元。
虽然中国国内增长的“新常态”进展仍然缓滞，但对外投资的新常态估计到2020年能达到2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可能会有波动，但中国的投资规模令人惊讶。中国国企独特而复杂的制度结构给那些资本接收国带来了新的挑战。
陈春来在第十四章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来实证分析沿海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内陆省份的跨地区外部性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度参与加工贸易的北部和东部沿海省份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内陆省份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重度参与加工贸易的南部沿海省份的外国直接投资，则对内陆省份的经济增长有负面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加工贸易不会让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发展任何产业联系，因此不能对内陆地区公司企业产生任何向前或向后的知识扩散外溢效果。中国应重新设计加工贸易政策以增加本地外包业务机会，并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工业升级来加强产业联系纽带。
在第十五章，何帆和潘晓明探讨了日益分裂的世界贸易谈判中不断产生的复杂性。表面上看，为了对已经停滞多年无所进展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做出直接回应，部分国家组织已经启动了较为排外的大区（而非全球）贸易谈判。全球贸易的分散化以及地区性贸易的兴起弱化了旧有的贸易法则。中国也加入了这场竞赛以参与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本文揭示此次竞赛中缺乏透明机制。一些新提出的贸易协定，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显然旨在排挤中国。
在第十六章，Lauren Johnston回顾了中-非经济纽带的历史发展。Johnston解释了两者在贸易、投资以及援助方面的相互依赖趋势，并提到今天中国作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投资计划说明了这些经济纽带的发展方向。
由于中国新经济模式下的缓慢增长，中国进口的许多能源和金属商品价格骤降。对于非洲的商品出口者来说，这是痛苦的调整时期。相反，对于中国的商品净进口者来说，中国的新增长模式是个好消息。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是如何计划在非洲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和钢铁制造的。跨时间和地区的可持续增长先例说明，对中国增加对外投资以帮助非洲工业化的预期，对于正经历贸易条件改善的非洲沿海经济体（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来说尤为重要。
在第十七章，高祥和姜慧芹分析了中国在2013年9月开始生效的新外国投资法律框架。此次变化的核心是基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SPFTZ），部分地体现了中国进行金融板块现代化以及走向现代工业前沿的努力尝试。
这一新投资法律框架下的创新举措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后者涉及博彩业和一系列传统工艺产品如特种茶等，目前已引起广泛关注。外国投资商的注册登记制度也大为简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所接受的外资新体制，与早前中国应用的体制大为不同，显示了中国政府融入世界经济市场及接受已被广泛认可的国际准则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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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