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考察
南朝郊祀歌留存状况考论
摘要：南朝政权更迭频繁，各君主热衷郊祀天地。郊祀歌乃天子郊祀天地神灵所用乐歌，《乐府诗集》收录南朝郊祀乐歌七十六首。学人研究南朝郊祀乐歌集中于郊祀制度的探讨。文章旨在厘清宋、齐、梁、陈郊祀活动及郊祀乐歌留存状况，并从乐府学角度对此时期郊祀歌辞创作、表演等情况略作考察。
关键词：南朝 郊祀歌 留存状况
作者简介：闫运利，女，1987年1月生，河北邢台人。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及乐府学。
郊祀活动是一个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郊祀歌是天子郊祀天地神灵所用的乐歌。南朝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各朝君主出于维护政治威严的现实考虑，热衷于郊祀天地。祭天祀神逐渐成为维护政治权利的一种手段，大多与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无关。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南朝郊祀歌七十六首，宋十二首，齐四十四首，梁二十首，无陈郊祀歌。学人研究南朝郊祀乐歌主要集中于郊祀制度，如徐迎花《梁武帝时期郊祀制度问题研究》等。本文旨在厘清宋、齐、梁、陈郊祀活动及郊祀歌留存状况，并从乐府学角度对此时期郊祀歌辞创作、表演等情况略作考察。
一
刘宋王朝近六十年，郊祀告天约十八次。集中于文帝、孝武帝朝，以南郊祭天为主。武帝永初元年即位，柴燎告天。二年正月辛酉，亲祠南郊，大赦天下，所用郊祀乐不见文献记载。《宋书·乐志》仅载撰宗庙歌、改燕射乐及《正德》、《大豫》舞：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后舞》。
宋《前舞》、《后舞》改自西晋《正德》、《大豫》舞，使用场合及舞人服饰等应均依晋仪，通用于郊庙祭祀。
景平元年正月辛丑，少帝亲祠南郊。虽“善骑射，解音律”，但因嬉戏无度，两年即被废。至文帝，七次亲祀南郊。《宋书·文帝本纪》载六次：
（元嘉）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奉表归政，上始亲览。辛未，车驾祠南郊。
（元嘉）四年春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
（元嘉）六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祠南郊。
（元嘉）十二年春辛酉，大赦天下。辛未，车驾亲祠南郊。
（元嘉）十四年春正月辛卯，车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
（元嘉）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
《南朝宋会要》另载一次：
（元嘉）二十年正月辛亥。
大赦天下，赏赐文武、百姓，南郊祀天逐渐成为君主施行教化、凝聚民心的重要政治手段。这也是南朝郊祀活动的显著特征。
元嘉十八年，集众臣商议制郊祀歌。《宋书·乐志》载：
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
但因战事，此提议暂未实行。二十二年，开始设南郊登歌。《宋书·乐志》载：
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歌，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缺。
颜延之所造歌诗，《宋书·乐志》辑为《宋南郊雅乐登歌三篇》——《天地郊夕牲歌》《天地郊迎送神歌》《天地飨神歌》, 《乐府诗集》录为《宋南郊登歌》——《夕牲歌》《迎送神歌》《飨神歌》。《文选》选前两首《夕牲歌》《迎送神歌》，名为《宋郊祀歌二首》。现将第三首《飨神歌》完整歌辞录于下：
营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谋筮从。建表蕴，设郊宫。田烛置，权火通。历元旬，集首吉。饰阶坛，坎列室。中星兆，六宗秩。乾宇晏，地区谧。大孝昭，祭礼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陈器，备礼容。形舞缀，被歌钟。望帝阍，从神跸。灵之来，辰光溢。洁粢酌，娱太一。明辉夜，华皙日。祼既始，献又终。煙薌鬯，报清穹。飨宋德，祚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初学记·礼部上》载前十二句为晋郊祀歌：
晋郊祀歌曰：整泰坛，祀皇神。精气感，百灵宾。蕴朱火，燎芳薪。紫烟游，冠青云。又曰：营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谋筮从。建表蕴，设郊宫。田烛置，权火通。历元旬，集首吉。饰阶坛，坎列室。
逯钦立将之进一步归入傅玄名下，而《宋书·乐志》 《乐府诗集》均未作收录。从目前掌握材料看，颜延之确曾作《天郊飨神歌》，但其歌辞原貌今不可考。如谢超宗删改《天郊飨神歌》歌辞，作《文德宣烈之乐》：
营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谋筮从。此下除二句。田烛置，权火通。大孝昭，国礼融。此一句改，余皆颜辞，此下又除二十二句。
若依《宋书·乐志》所载颜辞，“田烛置，权火通”下还有“历元旬……地区谧”八句，《南齐书·乐志》并未注明“此下除八句”。可能萧子显所见《天郊飨神歌》歌辞与《宋书·乐志》载录的并不完全相同，暂以《宋书·乐志》为准。
《宋北郊雅乐登歌三篇》前两首与南郊同，第三首《地郊飨神歌》歌辞不见记载。但可通过谢超宗《地德凯容之乐》略观其歌辞内容：
缮方丘，端国阴。掩圭晷，仰灵心。诏源委，遍丘林。此下除八句。礼献物，乐荐音。此下除二十二句，余皆颜辞。
关于两组登歌的具体表演方式，《宋书·乐志》载：
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哥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仪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会，登哥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诏可。
故奏南郊、北郊登歌，也可能人在坛上，弦管在下。郑玄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汉高祖时，登歌独唱。《汉书·礼乐志》载：
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之《清庙》之歌也。
至宋齐，配以丝竹弦管。梁、北周时期，又加以钟磬、笙管，且“笙人立于阶下，间歌合乐”。可见登歌最初是祭祀、燕飨时，堂上所奏之歌。后专用于皇帝升明堂、登坛，如谢庄《宋明堂歌》，皇帝升明堂奏登歌。至梁、北周，皇帝初献及献配帝结束奏登歌，如沈约《梁南郊登歌二首》、庾信《周祀圜丘歌》。从目前所存郊祀歌辞看，登歌大致有两种乐歌形式：一种为整套祭祀乐歌的总称，如颜延之《宋南郊登歌》包括《夕牲歌》《迎送神歌》《飨神歌》；一种是作为其中一个仪式环节专用乐歌，如用于皇帝登坛、初献、升明堂等。
孝武帝即位，两年一祠南郊，始宗祀明堂。《宋书·孝武帝本纪》载：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车驾亲祠南郊，改元，大赦天下。
（孝建）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第十八皇第休范为顺阳王……辛丑，车驾亲祠南郊。
（大明）二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
（大明）四年春正月辛未，车驾祠南郊。
（大明）六年春正月辛卯，车驾亲祠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大赦天下。
《南朝宋会要》另载大明八年正月辛巳，亲祠南郊、明堂。孝武帝时，另制郊祀乐。《宋书·乐志》载：
孝建二年九月……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歌》。初献，奏《凯容》、 《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诏：“可。”
《肆夏》、《登歌》等乐歌不见文献记载。《凯容》、《宣烈》之舞同作于此时，《宋书·乐志》载：
孝建二年九月……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 《后》二舞，依据昔代，义舛事乖。今宜釐改权称，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
又因“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故《凯容》、《宣烈》之舞同用于郊祀。关于其舞容，《南齐书·乐志》载：
《宣烈》舞，执干戚。郊庙奏，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袜。
《凯容》舞，执羽籥。郊庙，冠委貌，服如前。
可见《宣烈》、 《凯容》舞的舞人服饰等，均沿用魏明帝《武始》、《咸熙》舞。
谢庄《宋明堂歌》作于孝武帝时期，《南齐书·乐志》载：
明堂歌辞，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
《宋书·乐志》辑谢庄《宋明堂歌》：
《迎神歌诗》，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
《登歌词》，旧四言。
《歌太祖文皇帝词》，依周颂体。
《歌青帝词》，三言，依木数。
《歌赤帝辞》，七言，依火数。
《歌黄帝辞》，五言，依土数。
《歌白帝辞》，九言，依金数。
《歌黑帝辞》，六言，依水数。
《送神歌辞》，汉郊祀送神，亦三言。
《天郊飨神歌》。
《天郊飨神歌》，《乐府诗集》未收录。《宋书·乐志》载入，但无歌辞，未详所用。
谢庄精通文学、音乐、礼学。“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所著文章四百余首，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载：
宋金紫光禄大夫谢庄集十九卷。
《旧唐书·经籍志》载：
谢庄集十五卷。
至宋代，仅余一卷。《宋书·艺文志》载：
谢庄集一卷。
明张溥辑为《谢庄集》，赋四篇、文三十篇、乐府十一首、诗及联句十五首。其山水、应制诗清雅流丽，锺嵘评曰：“气候清雅”、“兴属闲长”。所作《明堂歌》亦是如此，歌五帝之辞若四季风景小诗，清新、动人。如歌青帝“雁将向，桐始蕤。柔风舞，暄光迟”。歌白帝“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悬河”。歌黑帝“鹊将巢冰已解。气濡水风动泉”。此种写作风格在郊祀歌辞创作中并不常见。依五行数作明堂歌的方式，影响至谢朓《齐雩祭乐歌》、庾信《周祀五帝歌》。
自前废帝刘子业始，郊祀活动逐渐走向衰落。《宋书》 《南朝宋会要》载：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车驾亲郊，奉谒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飨。
（泰始）四年春正月己未，车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
（元徽）三年春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明堂。
明帝泰始六年制定“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可见并未付诸实施。
综上所述，刘宋频繁祭天，集中于文帝、孝武帝朝。郊祀乐歌有颜延之《宋南郊登歌》《宋北郊登歌》，谢庄《宋明堂歌》及孝武帝朝《肆夏》《登歌》等。今仅存《宋南郊登歌》《宋明堂歌》十二首。奏南、北郊登歌，可能人在坛上，弦管在下，配以《凯容》、《宣烈》舞。谢庄《宋明堂歌》，歌五帝之辞若四季风景小诗，清新、动人。以五行数作明堂乐歌的方式影响至谢朓、庾信。
二
南齐王朝二十四年，皇帝亲祠南郊十次，郊祀天地更加频繁。现存四十四首郊祀乐歌，歌辞多删改宋辞。
高帝建元元年夏，即位南郊，柴燎告天。二年春正月辛丑，亲祠南郊，用谢超宗辞作郊祀歌。《南齐书·乐志》载：
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庙雅乐歌辞旧使学士博士撰，搜简采用，请敕外，凡义学者普另制立。参议：太庙登歌宜用司徒褚渊，余悉用黄门郎谢超宗辞。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名。
谢超宗删改颜延之、谢庄辞作《齐南郊乐歌》十三首，但“以为新曲，备改乐名”，配乐和乐名均不同于宋。又《南齐书·乐志》载：
建元初，诏黄门郎谢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辞，并采用庄辞。
采谢庄辞作《齐明堂乐歌》十五首。事实上，谢超宗《齐明堂乐歌》同时采用宋殷淡辞。如荐豆呈毛血所奏《嘉荐乐二首》，歌辞全部用殷淡《宋章庙乐舞歌十五首》中的《嘉荐乐》，并将一首分为两首。再如皇帝初献所奏《凯容宣烈乐》，还东壁受福酒所奏《嘉胙乐》，歌辞分别采用《宋章庙乐舞歌十五首》中的《休成乐》《嘉胙乐》。
关于《齐北郊乐歌》，《隋书·音乐志》载：
齐氏承宋，咸用元徽旧式，宗祀朝飨，奏乐俱同，唯北郊之礼，颇有增益。皇帝入壝门，奏《永至》；饮福酒，奏《嘉胙》；太尉亚献，奏《凯容》；埋牲，奏《隶幽》；帝还便殿，奏《休成》；众官并出，奏《肃成》。此乃元徽所阙，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乐，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
可见《永至》《嘉胙》等六首乐歌乃永明六年所加，《昭夏》为永明中所改。另据《南齐书·谢超宗传》记载，自永明元年起，谢超宗“愈不得志”。并于流放途中，被赐自尽，因此谢超宗不可能于永明六年再增改《齐北郊乐歌》。因此现存《齐北郊乐歌》歌辞乃谢超宗作于建元初年，永明年间另有他人增改。
南齐郊祀乐歌多重奏，如《南齐书·乐志》载南郊乐：
群臣出入，奏《肃咸之乐》。牲出入，奏《引牲之乐》。荐豆呈毛血，奏《嘉荐之乐》。右《夕牲歌》，并重奏。迎神，奏《昭夏之乐》……皇帝还便殿，奏《休成之乐》，重奏。
北郊同南郊。明堂乐歌则无重奏，另制新辞，如《嘉荐乐》作两首。郊祀时配以宋《前》、《后》舞，舞人冠服如魏明帝《武始》、《咸熙》舞。如《南齐书·乐志》载：
魏明帝世尚书所奏定武始舞服，晋、宋承用，齐初仍旧，不改宋舞名。
齐用宋《前》、《后》舞，舞名、舞辞均未改。但新增《前舞阶步歌》《后舞阶步歌》，舞出入时所奏。
武帝永明元年正月辛亥大赦、改元，亲祠南郊。其后分别于永明三年、七年、九年亲祠南郊，《南齐书·武帝本纪》载：
三年春正月辛卯，车驾祠南郊，大赦。二月辛丑，车驾祠北郊。
七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大赦。
九年春正月，辛丑，车驾祠南郊，诏“京师见囚系，详量原遣”。
郊祀歌沿用高帝朝。永明四年闰正月辛亥，武帝亲耕籍田。大赦天下，赏赐孤老贫穷。《宋书·礼志》载元嘉籍田之仪：
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种稑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旌，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卫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耰，礼毕。
齐选“正月辛亥”籍田，可见遵宋仪“择上辛后吉亥日”。车驾、朝服、饰物等均尚青色，唯武将、卫士不改服章。太牢告祀先农等仪式众多，而江淹奉敕造《籍田歌》仅二首。《南齐书·乐志》载：
永明四年籍田，诏骁骑将军江淹造籍田歌。淹制二章，不依胡、传，世祖口敕付太乐歌之。
可见，齐籍田仪式及乐歌使用多有简化。《乐府诗集》收此二章为《迎送神升歌》《飨神歌》。逯钦立另收《牲出入歌》《荐豆呈毛血歌辞》《奏宣列之乐歌舞》于江淹名下，注曰“未详所用”。据此推测，江淹可能另创作一组郊祀乐歌，唯此三首流传下来。
明帝“简于出入，竟不南郊”。建武二年，天大旱，众臣商议雩祭求雨之事。此次雩祭谨依明堂之仪，先迎神、歌世祖武皇帝，接着遍歌青、赤、黄、白、黑帝，最后送神。谢朓依谢庄五行数，作《齐雩祭乐歌》八首。《南齐书·乐志》载：
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谢朓造辞，一依谢庄，唯世祖四言也。
雩祭求雨仪式在新建雩坛上举行，其形制如《南齐书·礼志》载：
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
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并且以世祖武皇帝配飨。又因女巫不习歌舞，故歌舞乐人皆用童子。《南齐书·礼志》载：
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仪，使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
表演盛况如歌辞所绘“张盛乐，奏《云舞》。集五精，延帝祖。”
谢朓诗清新流丽、情致萧散，在郊祀乐歌创作中多有流露。如形容雨来“族云蓊郁温风煽，兴雨祁祁黍苗遍”（《歌赤帝》），黍苗久逢甘霖的欢乐、尽享恩泽的畅快，让人想起陶潜笔下“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再如写秋景“嘉树离披榆关命宾鸟。夜月如霜秋风方嫋嫋”（《歌白帝》），秋风嫋嫋、夜月如霜、草木疏落、鸿雁飞过，俨然一幅边塞秋夜图。
明帝后，东昏侯萧宝卷坚持亲祠南郊两次。《南齐书·东昏侯本纪》载：
永元元年春正月，辛卯车驾祠南郊。
三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诏大赦天下，百官陈谠言。
和帝最后在位两年，虽于江陵立南、北郊，但并没有举行郊祀仪式。
综上而言，南齐郊祀天地更加频繁，各朝君主注重郊祀礼仪细节的探讨。谢超宗《齐南郊乐歌》《齐北郊乐歌》《齐明堂乐歌》作于建元初年，多删改或直接采用颜延之、谢庄、殷淡等人歌辞，永明年间另有他人增改《北郊乐歌》。江淹郊祀乐歌创作颇丰，歌辞多已不见，今存五首。《齐籍田乐歌》仅两首，齐籍田仪式及乐歌使用趋于简化。谢朓依谢庄五行数作《齐雩祭乐歌》八首，歌辞清新流丽、情致萧散。雩祭求雨仪式在新建雩坛上举行，歌舞乐人皆用童子。
三
萧梁王朝统治五十五年，南郊祀天十九次，集中于武帝时期。现存梁郊祀乐歌二十首，均为沈约作于天监七年至十年间。武帝“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崇尚质朴、简约，且致力于恢复古礼乐。多改郊祀礼仪，如去阶步之乐、增撤食之歌、三献改为一献、祀明堂不迎神等。
天监元年，武帝下诏访百僚，商量制定梁乐之事。但“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故梁初基本沿用宋、齐乐。七年，省去太尉亚献、光禄终献，只留皇帝初献。《隋书·礼仪志》载：
七年，帝以一献为质，三献则文，事天之道，理不应然，诏下详议……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始省太尉亚献，光禄终献。
天监十年，祭品省牲牢，始用蔬果之荐。《隋书·礼仪志》载：
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属，犹宜以荐，止用梨枣橘栗四种之果，菖蒲葵韭四种之葅，粳稻黍粱四种之米。
沈约所作郊祀乐歌，省去亚献、终献，只有皇帝初献所奏《登歌》。并且有《涤雅》《牷雅》，用于牲出入、荐豆呈毛血。可见沈约郊祀乐歌应该作于天监七年至十年间。
梁武帝“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所改乐器，“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又思弘古乐，以“雅”命名国乐。依天数，作十二雅乐，共三十曲，歌辞均为沈约所作。郊祀天地用六雅乐，十一曲，即沈约《梁雅乐歌》。皇帝出入奏《皇雅》三曲，牲出入奏《涤雅》，荐毛血奏《牷雅》，降神及迎送神奏《諴雅》三曲，皇帝饮福酒奏《献雅》，燎埋奏《禋雅》二曲。沈约另作《梁南郊登歌二首》《梁北郊登歌二首》《梁明堂登歌》，《隋书·音乐志》载：
南郊皇帝初献奏登歌，二曲，三言。
北郊皇帝初献奏登歌，二曲，四言。
明堂遍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至梁，登歌专用于皇帝初献。并配以《大壮》、《大观》舞。《隋书·音乐志》载：
大壮舞奏夷则，大观舞奏姑洗，取其月王也。二郊、明堂、太庙，三朝并同用。
《大壮》、《大观》舞分别为梁武舞、文舞，郊庙祭祀通用。此二舞表演情况，应与宋《凯容》、《宣烈》舞相似。如《隋书·音乐志》载：
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
“声韵曲折，理应常同”，可见南朝雅舞多郊庙通用，且相互因袭。从晋《正德》、《大豫》舞，宋《前》、《后》舞（后改名为《凯容》、《宣烈》），齐《前》、《后》舞，到梁《大壮》、《大观》舞，均依曹魏《武始》、《咸熙》舞，少有变化。
沈约之后，萧子云分别于普通中、大同年间两次修改沈约雅乐歌辞。《隋书·音乐志》载：
普通中，荐蔬之后，改诸雅歌，敕萧子云制词。既无牲牢，遂省《涤雅》、《牷雅》云。
天监十年，祭品省牲牢，始用蔬果之荐。故萧子云于普通中修改雅歌，并去掉《涤雅》《牷雅》（用于献牲）。关于此次修改，《梁书·萧子云传》载：
梁初，郊庙未革牲牷，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始建言宜改。启曰：“伏惟圣敬率由……臣比兼职斋官，见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尚言‘式备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云孔备’；清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尤咏‘朱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
萧子云此次修改约十曲，“臣前所易约十曲”。具体为哪十曲，不得而知。
关于萧子云改作《相和引》，《隋书·音乐志》载：
普通中，荐蔬之后，敕萧子云改诸歌辞为《相和引》，则依五音宫商角徵羽为第次，非随月次也。
从萧子云《相和引》歌辞内容看，多写春、夏、秋、冬四时与音乐五声。从乐歌功用看，《相和五引》是三朝元会仪式乐的第一章。均与献牲、荐疏关系不大，此段材料中“普通中，荐蔬之后”与萧子云改作《相和引》并无直接关系。且《隋书·音乐志》还有一处记载萧子云普通中修改雅乐歌辞之事：
普通中，荐蔬之后，改诸雅歌，敕萧子云制词。既无牲牢，遂省《涤雅》、《牷雅》云。
对比上条记载，此处信息较为可信。即《隋书·音乐志》可能将普通中、大同年间两次修改相互混淆。《梁书·萧子云传》载：
大同二年……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答敕曰：“殷荐朝飨，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教。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约之所撰，弥复浅杂。臣前所易约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辞，而犹承例，不嫌流俗乖体。既奉令旨，始得发矇。臣夙本庸滞，昭然忽朗，谨依成旨，悉改约制。”敕并施用。
对比沈约与萧子云《相和引》歌辞，可以发现沈约之辞韵律更加和谐。现举两例如下：
角引 沈约
萌生触发岁在春，咸池始奏德尚仁，惉懘以息和且均。
同前 萧子云
蛰虫始振音在斯，五声六律旋相为，韶继夏尽备咸池。
徵引 沈约
执衡司事宅离方，滔滔夏日火德昌，八音备举乐无疆。
同前 萧子云
朱明在离日长至，候气而动徵为事，六乐成文从之备。
“春、仁、均”、“方、昌、疆”，分别押文韵、阳韵。讲究四声、声韵和谐，这可能就是萧子云批评沈约辞所说的“流俗乖体”。关于萧子云修改沈约雅乐歌辞，《乐府诗集》只收录其《梁三朝雅乐歌》六曲十九首及《相和引》五首，所改郊庙歌辞不见记载。
陈郊祀歌，《乐府诗集》未收录。据《陈书》 《南朝陈会要》记载，陈南郊祀天九次、北郊祭地七次、宗祀明堂三次、亲耕籍田五次。同时有丰富的音乐表演参与，《隋书·音乐志》载：
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庙乐。都官尚书到仲举权奏：众官入出，皆奏《肃成》。牲入出，奏《引牺》。上毛血，奏《嘉荐》。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坛，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献及太尉亚献、光禄勋终献，并奏《宣烈》。皇帝饮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远》；还便殿，奏《休成》。
可见文帝时用南齐郊祀乐，宣帝则依梁“雅乐”作“韶乐”。《隋书·音乐志》载：
（太建）五年，诏尚书左丞刘平、仪曹郎张崖，定南北郊及明堂仪注。改天嘉中所用齐乐，尽以“韶”为名。工就位定，协律校尉举麾，太乐令跪赞云：“奏《懋韶》之乐。”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洁韶》；帝入坛及还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执干楯，曲终复缀。出就悬东，继舞《九序》，工执羽籥。献爵于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饮福酒，奏《嘉韶》；就望燎，奏《报韶》。
《七德》、《九序》舞具体表演情况不见文献记载。据现有材料推测，此二舞可能承梁《大壮》、《大观》舞。《七德舞》乃武舞，舞人手执干戚、盾牌类舞具；《九序舞》乃文舞，舞人手执羽籥类舞具。《七德》、《九序》舞同用于当时的三朝元会，《隋书·音乐志》载：
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书左仆射、建昌侯徐陵、仪曹郎中沈罕，奏来年元会仪注，称舍人蔡景历奉敕，先会一日，太乐展宫悬、高絙、五案于殿庭……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请进舞《七德》，继之《九序》。
可惜上述郊祀乐舞歌辞均未流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载：
陈郊庙歌辞三卷并录。徐陵撰。
此三卷郊庙歌辞仍传于隋朝。又《隋书·音乐志》载：
开皇九年，牛弘奏曰：“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
可见隋文帝得梁家雅曲、陈氏正乐，并在此基础上制本朝郊祀乐。但此三卷郊庙歌辞只见于《隋书》，且无歌辞。《旧唐书》《新唐书》等均不见记载，恐已亡佚。
综上所论，梁代郊祀活动集中于武帝时期，南郊祀天十九次。武帝崇尚质朴、简约，致力于恢复古礼乐。现存梁郊祀歌二十首，乃沈约作于天监七年至十年间。萧子云不满沈约辞“犹用未革牲前曲”“流俗乖体”等，分别于普通中、大同年间两次修改沈约雅乐歌辞。郊祀配以《大壮》、《大观》舞，表演情况类于曹魏《武始》、《咸熙》舞。《乐府诗集》未收录陈郊祀歌。但《隋书·经籍志》所载“陈代郊庙歌辞三卷”，足以说明陈郊祀乐歌的繁盛。陈文帝时用南齐郊祀乐，宣帝作“韶”乐。郊祀配以《七德》、《九序》舞，可惜这些乐舞歌辞均未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