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船政——清末自强运动的先驱与典范[2]
1866年12月，清廷在福州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该衙门的设立是闽浙总督左宗棠提出来的。当年6月，左宗棠上奏清廷《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提出“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观点，认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要“尽洋技之奇，尽驾驶之法”，在军事上有效地抵御外侮，在经济上“分洋商之利”，主张在闽台之间的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同年7月，同治皇帝准奏；10月，任命在家丁忧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为船政大臣；11月开设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12月，船政工程动工兴建并对外招生105名。福建船政就是指清末“总理船政事务衙门”所开展的政务事务活动及其历史沿革。
福建船政是清末自强运动的先驱与典范。鸦片战争后，在激烈的中西文化冲撞中，林则徐等先贤认识到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主张。随后，魏源受其委托编写了《海国图志》，诠释了他的主张，提出了置造船械等战略设想。闽浙总督左宗棠实践“师夷制夷”，创办了船政。福建船政造船制炮、培养人才、整顿水师，都围绕着海权做文章。
福建船政从1868年制造“万年清”号开始，到1907年止，共造船40艘，总吨位4735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2.5％。造船技术也不断更新，从木壳船到铁胁船，到铁甲船，建立了当时中国近代最大的船舶工业基地。1917年，还设立了飞机制造工程处。1919年8月造出了首架双桴双翼水上飞机，随后共生产飞机17架，开创了中国航空工业新纪元。
福建船政开创近代教育的先河，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船政学堂。它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建立了与工业化和海军建设相适应的教育模式和留学制度，成为各地纷纷效仿的样板，成为科技和海军人才的摇篮，被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船政学堂培养了一批精英，形成了具有爱国思想、能奋斗自强、眼光敏锐、思维方式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和学者。典型的代表有：启蒙思想家严复，“铁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家陈季同、罗丰禄，造船专家魏瀚、郑清濂，矿务专家林应升、林日章，轮机专家陈兆翱、杨廉臣，天文学家高鲁、王绶琯等。清史稿记载“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福建船政培养了海军军官和军事技术人才1100多名，占中国近代海军同类人员的60％。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多数海军高级将领，如萨镇冰、叶祖珪、蓝建枢、刘冠雄、李鼎新、程璧光、黄钟瑛等，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还有在中法马江海战英烈吕翰、许寿山，中日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林永升等一大批铸造出爱国魂的杰出精英。
1870年，福建船政第三艘兵轮“福星”号下水后，清廷批准沈葆桢的奏请，成立轮船水师，随后将建造的舰船调往各港口执行海防任务。1874年2月，日本政府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派兵侵台。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台湾办理台务。同年6月17日，沈葆桢率领自己的舰队赴台，一边备战，一边展开外交攻势，终于挫败了日本的侵略图谋。随后，沈葆桢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促使台湾开禁，实行开山抚番、开矿招垦、建祠办学、巡抚分巡等政策措施，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李鸿章在给他的信中说道：“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后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连横先生高度评价沈葆桢的巡台治台，说，“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在甲申马江海战、甲午黄海海战中，船政的学生正气凛然、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爱国自强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升华。孙中山先生赞誉船政“足为海军根基”。
福建船政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高起点嫁接，迅速地提高了造船、航海、飞机、枪炮、鱼雷、矿冶、机械、无线电、天文等科技和工艺水平。通过留学，还使出国留学的青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改变了思维，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审视中国，寻找救国良方。严复透视西学，翻译《天演论》等名著，影响了几代人，成为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王寿昌帮助林纾翻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震撼中国文坛。马建忠撰写《马氏文通》，开拓了近代汉语文法研究领域。陈季同则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现状的法文作品，在法国文坛上享有盛名。
福建船政在近代中国积弱求强的历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展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工业制造、海权建设、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爱国自强、开拓进取、勇于创新、重视科教的伟大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船政文化。
船政文化是船政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化成就和政治精神文明成果。船政文化的精神实质有爱国自强、改革创新、科教人本和海权意识几方面，其核心就是强烈的爱国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海权意识。这种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它是以其丰富的内涵来体现的。它有别于其他时期、其他地区形成的文化。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刻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船政文化已从专家学者的研究变成了社会的共识。过去是专家学者的研究内容，现在已经写入了国务院的正式文件。而且被列为海西建设的七大文化之一。船政文化已从历史的尘封中显露出来，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尤其是引起中央高层和海外及港、澳、台的重视，胡锦涛、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等先后视察了船政文化博物馆，曾荫权、连战、萧万长等港台政要也先后到船政文化博物馆参观。从2001年“福建船政遗址群”成为第五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到2005年定名为“福州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被中宣部评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都充分说明船政文化的品牌日益彰显，越来越深入人心。
福建船政是自强运动的产物，但其意义远远超过运动本身。福建船政吹响了向工业文明进军的号角，奏响了中国人觉醒图强的进行曲，翻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崭新一页，是维护海权的先行者，是民族自尊、爱国自强的典范。船政学堂以及由其引发的新式教育热潮，奠定了闽台乃至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船政精英的呐喊，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船政文化是船政历史人物创造的物化成就和政治精神文明成果。闪烁着船政精英思想的船政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它高标近代，也必将影响未来。
为了研究的方便，有必要将有关资料汇编成集，尤其是《船政奏议汇编》（54卷，1888年起陆续刊刻本）、《船政奏议续编》（一卷，1910年活字本）、《船政奏议别编》（不分卷，1966年誊清稿本）是福建船政当事人形成的重要档案资料，是研究福建船政不可或缺的主要史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满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需要，特将这三编蒐罗齐全，精选最完备的版本，汇为这部全编，以影印形式出版，可谓学界一盛事也，这必将为福建船政和船政文化的研究奠定更为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