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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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内涵

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的实质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放弃唯GDP论,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推动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低端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努力创造产品附加值高、发展质量好、能够支撑人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发展模式。

一 经济发展体制的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注重经济发展体制的转变。我国经济发展体制大体上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次转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正在开启经济发展体制的第三次转型: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也是难以推进的。为此,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经济发展体制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既各具优势,又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只有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才能实现经济升级。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更好的制度安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组织资源配置、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转向主要负责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在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为企业提供透明公正的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和高效的执法维权服务,为居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降低各种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进入门槛和交易成本。同时,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发现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功能,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还应充分利用市场集体学习的机制,为参与经济的所有角色提供一个通过试错方式不断学习、不断挖掘现有机会并开创新机会的平台。

经济发展体制转变的关键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表明,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新活力。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改革的方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推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比较完善的顶层设计密切相关。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仍有许多不完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经济发展体制转变要注重顶层设计,要减少事前审批和行业进入壁垒,以方便和鼓励企业进入市场和新兴领域;要加快完成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政府在经济上的行动范围,以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稳定;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逐步剥离户口所附着的福利功能,恢复户籍制度的原有功能,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市场,释放城镇化巨量内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从事后惩罚着手,惩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违规者,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

二 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形成促进发展的新动力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注重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是要立足于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动力,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开放的推力、区域的合力等因素叠加起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一是创造新的改革红利。通过深化改革创造类似于自由贸易区、“营改增”等制度优势,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并转化为促进经济内生发展的新动力。

二是释放内需的潜力。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制订科学有效的收入倍增计划,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城镇化蕴含的需求潜力,形成拉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是形成开放的推力。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积极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试点范围,加快推进向西开放和向北开放,积极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服务贸易协定等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加快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贸区(FTAAP),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以开放倒逼改革,形成促进经济升级的新动力。

四是发挥区域的合力。深度挖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潜力,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重点推进环渤海地区、长江中游流域、淮河流域、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积极打造京津冀、成渝等城市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三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创新驱动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注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要由改变经济发展对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培育世界知名的企业和品牌,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一是强化创新驱动。积极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为企业创新提供技术支撑。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应用。完善创新机制,着力完善创新项目激励机制、创新合作扶持机制、创新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鼓励组建多样化的战略技术联盟,实现企业创新优势互补,构建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股权投资体系,以金融创新支持技术创新。

二是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推动中国加快形成大批专业人才和高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在方式升级中“第一资源”的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提升。

三是向产业链高端环节转移。强化供给管理,在商品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创意市场,充分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构筑先发优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促进制造业向产业中高端环节延伸,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进而扩大消费需求。

四是培育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制定培育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的中长期规划,有选择地扶持一批享有一定知名度、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和潜质的本土骨干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鼓励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创新资源向优秀企业聚集。

四 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

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是要放弃唯GDP论,设定增长的上限和下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突出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就业、收入、公共服务共享、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一是扩大就业机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人力资源市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不断提高就业率和提升就业质量。

二是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三是建设友好的生态环境。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加强节能降耗,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现绿色发展,让人民群众呼吸洁净空气、喝干净水、吃安全食品。

四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抓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综合改革工作,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快缩小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差距。